胡适生命的最后时刻

胡适（1891.12.17~1962.2.24）

胡适生命的最后时刻

文/智效民

1961年2月24日，胡适与友人谈起长寿问题时说：

“如果一个人能够长命百岁，却必须依靠别人才能生活的话，那还不如自杀。不过到了那时意志已经不清明了，怕又不能自杀了。”（《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112页，新星出版社2006年出版）

从这话中，可以看出胡适对生命的基本态度。出人意料的是，就在第二天晚上，他居然因为心脏病突发而住进医院。更出人意料的是，整整一年以后，也就是1962年2月24日，他又因为呼吁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导致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

因此，考察一下胡适生命的最后时刻，可以进一步了解他的人格理想和精神追求。

一、 因病住院，笑口常开

1961年2月25日，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宴请美国密歇根大学校长韩奈，邀请胡适作陪。那天晚上7点左右，胡适从地处郊区南港的中央研究院动身时，已经十分疲倦。到达目的地以后，他觉得呼吸困难，脉搏跳动加快，额头出汗不止。于是，钱思亮立刻把他送到台湾大学医院。经过输氧、注射强心针等一系列抢救措施，病情才得到控制。

第二天，胡适脉搏跳动降到每分钟88次，开始恢复正常。上午8点半，秘书胡颂平进入病房，胡适若无其事地笑着说：“昨晚可能要出大乱子，把你们吓坏了吗？惊动了大家，我心里不安。”

根据医嘱，胡适的病情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因此在脱离危险之前，要尽量少说话。然而，当胡颂平请他听从医嘱、注意休息时，他却说：

“我对心脏是有经验的，我自己知道，你们不要怕。”（《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113页）

根据医嘱，胡适不但不能说话，而且也不能看书看报。为此，他半是玩笑、半是牢骚地说：“不看报，不是剥夺我的自由吗？”

值班大夫蔡锡琴查房时，胡适对他说：

“蔡先生，我是有看书习惯的人。现在不看书，不看报，我就要想别的问题。想得整身都出汗，我觉得这样更吃力。……请你跟高（天成）院长、宋（瑞楼）大夫商量商量，让我看些轻松的东西。”

蔡大夫一时无法回答，便退出病房。过一会儿，蔡大夫又进来说：“我们并不是不给先生看书，先生是可以看书的。不过看书看报时都要用手拿着，手一动，就会影响静养的身体；可否让护士小姐拿着给你看，或者念给你听？”蔡还说：“每天暂以一份报纸为限好吗？”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113-114页）

胡适一向不肯麻烦别人，他觉得让别人拿着给他看，于心不忍，也不方便，就没有再说什么。

2月27日，蒋经国以及台湾政要张群、王世杰、朱家骅和宗教界人士田耕莘、牛若望等人到医院探望胡适。为了有利于他的恢复，大家都劝他安心静养，没有给他更多的说话机会。

3月1日，杨亮功、陈雪屏、钱思亮等文化教育界的老朋友在王世杰家开会，讨论胡适的治病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再请几位心脏病专家做进一步会诊，以便确定治疗方案。

3月3日，医院组织医生会诊，大家一致认为胡适患有两种疾病：一是心脏急性衰弱，二是冠状动脉阻塞。如今病情虽然得到控制，但随时有复发的危险。

3月7日，胡适对特别护士徐秋皎开玩笑地说：“明天是3月8日，妇女节。这里的女监狱官可以释监了吧？”

第二天，胡适给大家讲起担任中国驻美大使的往事。他说：

“那次我到了纽约，心脏病发作了，就没有回到华盛顿去。大使馆是在华盛顿的，馆里每天主要的事情，是用电报或电话通知游建文，……由他记录下来通知华盛顿大使馆去办的。他每天到医院来半小时光景，事情办好了，全部时间去追寻一位张小姐，结果被追上了。所以有些朋友说笑话：‘胡适之的心脏病，医好了游建文的心病。’”说到这里，胡适大笑起来。他还说：“后来我出院了，还是我给他证婚的。”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116页）

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因病住院，胡适住在特一号病房，梅住在特二号病房。3月12日是个星期日，胡适让王志维自己的话把他对梅先生要说的话用录音机录下来，然后拿过去播放。

不久，胡适收到台北某中学数十位同学的慰问信，这让他十分感动。胡适在医院里经常开怀大笑，朋友劝他，他却用杜牧的诗句“人生难逢开口笑”来作答。

经过一个月的治疗，胡适的病情有所好转。到了3月25日，胡适已经能够在床上坐起来吃饭。4月3日，他开始下床，并能在轮椅上坐半小时。这说明疾病的危险期已经过去。

4月13日，胡适与身边的人谈起“惧内”问题。他说在美国的中国人有个“惧内俱乐部”，提倡男人对太太要奉行“三从”、“四得（德）”的原则。

所谓“三从”，是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错了要盲从。所谓“四德”，是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可见即便是在病中，他依然风趣幽默。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提倡怕老婆不仅仅是一种幽默。大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他就说过，全世界只有三个国家没有怕老婆的故事。这三个国家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俄国。因此他得出如下结论：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有自由民主的因素，反之则容易建立极权统治。

4月22日上午11时，胡适病愈出院，许多记者前来采访。院长高天成向记者表示：

胡博士在医院里曾做过20多次心电图，从最近的一系列检查可以看出，他的身体已经恢复正常，可以出院了。不过，出院以后还需要好好静养一两个月，不能多会见朋友，不能参加会议，更不能进行演讲。希望爱护胡博士的朋友和社会各界人士注意这个问题，为他创造一个良好的养病环境。

第二天，胡适在一份“启事”中感谢医院院长和医护人员对他的热情照顾。他说：“我盼望这回病好之后还可以有气力做几年有用的工作来报答各位朋友的好意。”

二、 出院以后，渴望工作

4月27日，胡适对人说：“我是不把病当作病看的。一个人到了要死的时候，就让他死去好了，就是我不当作有病看待，所以我能很快的恢复。我第一次心脏病好了的时候，我对医生说，我做的事太多了，我在上半世纪把下半世纪的事情都做好了，就是把下半世纪的精力都透支了。……如果还可以让我再透支的话，我还是要透支的。”说罢又哈哈大笑起来。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十册，转引自《胡适年谱》第938-939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出版；引者按：据《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49页记载，这段话是4月29日讲的）

离开医院以后，因为需要处理的事情太多，胡适不可能安心静养。尽管如此，当他5月31日到台大医院检查身体，结果还是比过去有所进步。为此，医生劝他再休息一个月。

6月10日，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胡适对值班秘书王志维说：

“我的遗嘱早已立好了。放在铁箱里的一个小皮箱内。这个小皮箱有一暗处，平时不大看得出来的。我就放在这个暗处里。我身后的事情都有交代，分交三个人负责。你现在不能去看它，我只告诉你我的遗嘱放在什么地方。”

听了这话，王志文感到非常惊骇。他说：

“先生的老师杜威博士不是早就立好遗嘱了吗。但他活到93岁。我希望先生也和先生的老师一样的长寿！”胡适回答说：“希望如此。”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174页）

6月16日，胡适为了感谢照顾自己的工作人员，他留下王志维、胡颂平和金承艺三人共进午餐。午餐开始后，胡适举起酒杯对他们说：

“希望明年今日，我已经是一个自由身。——希望能够多做一点工作。不像这四个月来一点事也没有做。”

6月19日晚，台大医院院长高天成和大夫宋瑞楼、顾文震来看胡适。宋大夫用听诊器听了胸部并测了脉搏之后，认为他的心脏还不稳定，劝他不要急于返回地处郊区南港的中央研究院，因为当地没有医院，看病很不方便。

由于渴望早日能够正常工作，胡适并没有完全听从医嘱。6月25日上午，胡适由护士徐秋皎陪同，从福州街临时住所返回中央研究院。回到中央研究院之后，他立刻给老熟人、台湾驻纽约“总领事”游建文发了一个电报，请对方转告自己的妻子江冬秀，他已经回到南港家中。

需要说明的是，自从胡适1958年返回台湾之后，江冬秀和儿子胡祖望一直住在美国。

7月8日，胡适以院长身份主持了“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这是他生病半年多以后第一次履行自己的职责。9日凌晨1时许，他突然患急性肠炎。几位医生经过6个多小时抢救，才把病情控制住。

天亮之后，钱思亮夫妇闻讯赶来，劝他再住医院，他没有答应。7月22日，台湾《联合报》记者于衡等人来访。那一天他兴致很高，还打开酒瓶为客人添酒。这让在场的人都感到有些意外。于记者问他是否参加第二次“国是会议”时，他表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和他谈到这件事。

7月26日，胡适给“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去信，要请假一个月。请假的原因，是他计划在8月底飞往美国，处理三件事情。

其一，参加9月7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32次年会。其二，夫人江冬秀要从美国回来，他需要前去整理那里的书籍和文件。其三，他第一次发病时病历还在美国，这次去，是想作一次详细的检查。

8月3日下午，台大医院的几位医生上门为他检查身体，没有发现异常。8月19日上午，胡适到台大医院检查，情况也基本正常。第二天，他给远在美国的好朋友赵元任去信说，在医生和朋友们的劝说下，他已取消飞往美国的打算。第三天，“副总统”陈诚前来看望，劝他保重身体，最好不要到美国去。

8月25日，胡适以顾问身份出席讨论由蒋介石主持的阳明山“国是会议”。这一天正好是他住院6个月的纪念日。为此，他写信给自己的护士徐秋皎女士说：

“这六个月里，多蒙你化了五个月的光阴来看护我，‘警卫’我！我在这个纪念日里，特别想念你，感谢你。”

这说明胡适是个非常细心和乐意感恩的人。

8月30日，蒋介石、宋美龄夫妇设宴招待出席阳明山会议的人士，胡适被安排在宋美龄左侧，其地位可见一斑。

9月28日，蒋介石再次宴请胡适，并请他讲话。他笑着说：“医生不许我说话。”（《胡适年谱》第953页）胡适对蒋介石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江冬秀将要从美国回来，胡适于10月17日下午专门到台大医院检查身体，检查结果未见异常。第二天中午，胡适专程到台北松山机场迎接夫人。

12时25分，江乘坐的西北航空公司的班机飞抵台北，二人见面后，胡适因为另有应酬，遂安排夫人到钱思亮家吃午饭。

10月30日，“中央研究院”全体同人的家属举行“欢迎胡夫人茶会”。在会上，胡适致答词说：

“我是奉命，奉太太之命说话的。太太来了之后，我的家确实温暖了，不像过去那样的寂寞了。太太来了后，我的生活好像有了拘束；但有了一个拘束，就少了一份自由。好在太太每个星期要到城里住一二天，她不住在此地的一二天，我又完全自由了。”

此外，他还介绍了自己当年相亲而碰壁的事，并且说这就是他主张“怕太太” 的真正含义。理由是：“宁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218页）

三、 因为工作，再次住院

11月6日，胡适应美国国际开发总署邀请，在“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开幕式上作主题演讲，演讲的题目是《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其中提到，必须承认东方文明中缺少一种真正的理想主义和真正的“精神”。这次演讲也成为他突然去世的一个因素。

也许是因为没有听从医嘱吧，胡适在第二天下午到台大医院检查时，医生发现他的心电图与脉搏与2月份发病前完全相似。这是一个不良的信号。为此医生要求他做到以下几点：

一、要请特别护士进行护理，不要会见任何客人。二、饮食要淡，说话要少。三、在最近五天内完全休息，每天至少在床上躺12小时以上。

11月26日凌晨三点多，胡适突然觉得胸部憋闷，呼吸紧促，且痰在带血。他起来喝了一杯白兰地，服了一颗应急的特效药，感觉稍好一些。随后他又住进台大医院。

入院后，医院给他做了紧急处理后又进行会诊，大家认为他的病情在一两个星期可能发生变化。三天后，医生前来检查，看到病情有所好转，各项指标都有进步。

12月9日，胡适写信给远在美国的好友赵元任夫妇，说自己住医院已经两个星期，这次的病只是心力衰竭。如今已经可以坐起来写信，不久就可以回家了。12月12日，胡适对前来看望的考古学家李济说：

“我本来要退休了。我提出辞职，先要召开评议会，多麻烦！我想出一个折衷的办法，就是请病假一年，由你代理。”（《胡适年谱》第960-961页）

12月中旬对于胡适个人来说，有许多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年12月15日，是夫人江冬秀阴历生日。为此，胡适准备了一付珍珠耳环和一只手镯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太太，太太特别高兴。

12月17日，是胡适70岁生日。因此蒋经国提前一天就代表蒋介石到医院看望胡适，并说蒋介石要给他好好庆祝一下。蒋经国还说：“等先生出院后再定吃饭的时日。”（《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236页）

17日上午，前来祝寿的人络绎不绝。病房门前摆满花篮，其中陈诚派人送来一个玫瑰大花篮尤其醒目。此外，北大校友会送来一只蟠龙瓷瓶，张群送来一本相册……

江冬秀除了亲手准备寿桃寿面外，还送给他一只镌刻着“寿”字的金戒指。为了答谢大家，江冬秀在福州街临时住所摆了几桌酒菜，有胡门弟子毛子水、杨亮功等40余人出席了老师的家宴。

两天后，胡适开始下床活动，这说明他的病情有所好转。12月29日，陈雪屏、杨亮功、钱思亮、蒋复璁等人到医院与胡适商定，出院以后暂时在福州街26号住一段时间。这一天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生日，胡适亲自到特二号病房向这位老朋友祝寿。

12月30日是胡适和江冬秀结婚44周年纪念。秘书王志维、胡颂平和护士徐秋皎送来一盒蛋糕。蛋糕上堆了两颗心，周围是几朵花。胡适本想切下来尝尝，但又于心不忍。为此，他将蛋糕送回家中，并给夫人写了一封信：

“这是王志维、胡颂平和徐秋皎三位‘警卫’今天送你和我的贺礼。请你们先尝尝，留一块给我罢。”（《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245页）

1962年元旦，前来探望和拜年的人络绎不绝，但只有极少数人获准进入病房。1月10日，胡适再次出院。临出院时，医生给他提出七项要求，我把它们概括为“约法三章”：

1、每天上午做事不超过一个半小时，其中包括会客时间，且每人不超过15分钟。2、每天午休2小时，晚上9点半必须上床休息。3、饮食、用药、体检均按照住院惯例，不得随意改变。

四、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胡适出院后，暂住福州街台湾大学的学人宿舍。1月21日，陈雪屏夫妇、毛子水、杨亮功等人前来看望，大家都劝他住到春节以后再回南港“中央研究院”。

这一年2月6日，是旧历正月初二，蒋经国前来拜年，并代表蒋介石邀请胡适夫妇于两天后到士林官邸吃饭。2月8日中午，胡适夫妇来到台北士林官邸，与蒋介石夫妇共进午餐。饭后，宋美龄还送给江冬秀年糕和咸肉。这显然是江冬秀爱吃的食物。

2月14日，胡适接到吴健雄女士来信，信中说：

“‘中央研究院’每年开会一次，做院士的应该尽可能参加出席。……这一次回去最大的理由是探望你，其次是与在台学术界见面，能有余暇，乘机看看台湾风景产，大概做五六天的耽搁。”（《胡适年谱》第967页）

同一天，胡适致信张群。他告诉对方：

“本月八日士林官邸午餐时，我曾口头报告总统，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定于二月二十四日举行，此次会议之主要任务为选举院士，除在台院士十四人外 ，海外院士能回国出席者，为物理学者吴大猷、吴健雄（女士）、袁家骝，有经济学者刘大中，共有四位。”

对于这次会议，蒋介石比较重视，蒋夫人对于女院士吴健雄尤感兴趣。为此，胡适希望蒋介石能够出席这次会议，并会见参加会议的全体院士。

(《胡适书信集》下册，第1735-173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2月17日，胡适致信刚刚从医院出来的“副总统”陈诚，报告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即将召开，希望他能参加并接见与会院士。

2月19日，胡适接受《中央日报》和《新生报》记者的采访，披露了这次会议的准备情况。他说这次会议不举行开幕仪式，但当天下午将举行酒会来招待记者和院士们。随后，他着重介绍了吴健雄和其他几位海外院士的成就，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吴健雄是我在中国公学的学生，她的成绩特别好，在我班上得了一百分。……在二次大战期间，她参加了曼汉顿计划的原子弹制造工作。她还是打破普林斯顿研究院两百多年历史的第一位女性。普林斯顿一向不请女先生，不收女学生，可是在大战时期，竟破例请她去教授物理学。……”

此外，胡适还介绍了吴健雄在实验物理学上的主要贡献，其中包括在实验室里验证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的“宇称不守恒”定律。因此她被誉为“全世界最前列的女性物理学家”。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271-272页）

2月22日，吴大猷和吴健雄、袁家骝夫妇先后飞抵台北后，立刻前来拜访胡适。胡适在家里身着长袍欢迎他们。袁家骝是袁世凯的嫡孙，也是卓有成就的物理学家。吴健雄恭敬地问候老师之后，便风趣地对吴大猷说：

“你是饶毓泰先生的学生，饶毓泰和我都是胡先生的学生，在辈份上说，你应该喊我‘师叔’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273-274页）

说罢大家哈哈大笑。

1962年2月24日上午，中央研究院在蔡元培纪念馆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早上8点半的时候，胡适从福州街乘车前往南港。上午9点至12点，在胡适的主持下，大家选举出新一届院士。

那天中午，胡适与大家共进午餐后已经是两点半了。随后胡适睡到四点多钟，处理了一些事务，便前往蔡元培馆主持下午的酒会。酒会从下午5点开始。胡适首先致辞。他说：

“各位朋友,今天是‘中央研究院’迁台十二年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院士会议。令人高兴的是海外四位院士也回国参加这次会议。‘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是在大陆上选出来的，当时被提名的一五0人，选出了八十一位；现在一部分是过去了，有的沦陷在大陆，只有廿多位在自由地区。‘中央研究院’在此恢复时，只有十九位活着在台湾。”

紧接着，他回顾了当年的困难情况，并兴致勃勃地说：

“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277-278页）

随后，他请李济和吴大猷讲话。二人讲完后，胡适接着说：

“我去年在‘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讲了二十五分钟的话，引起某些人的不满,对我进行文字“围剿”。我对这件事的看法是：‘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说到这里，他似乎有些激动。因为有几位海外归来的学者在场，所以他接着说：

“海外回国的各位：自由中国，的确有言论和思想自由。各位可以参观立法院、监察院、省议会。立法院新建了一座会场，在那儿，委员们发表意见，批评政府，充分的表现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监察院在那个破房子里，一群老先生老小姐聚在一起讨论批评，非常自由。还省议会，还有台湾二百多种杂志，大家也可以看看。从这些杂志上表示了我们言论的自由。”（《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281页）

正当胡适大声疾呼言论自由的时候，他突然把话煞住，急忙说：

“好了，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吧，谢谢大家。”

酒会在6点半钟结束，与会人士在欢笑中陆续离去。胡适慢慢走到袁家骝跟前，和他闲聊起来。正在这时，“胡博士突然面色大变，他的头曾在放着茶点的方桌上撞了一下，然后平躺在地上，这一突变，震惊了尚未离场的人，连已经跨上汽车的人也都匆匆地赶进来。”

（《纪念胡适之先生专集》第7页，台北丰稔出版社1962年出版）

五、 巨星殒落，天地同悲

这一意想不到的变故让周围的人手足无措。所幸医生们很快赶到，给胡适注射了三支强心针，并进行人工呼吸。经过一段沉闷的等待，所有的人都希望能够出现奇迹。

7点25分，一辆出租车送来台大医院的主治医生，他在胡适的胸部听了一下，随即宣布胡适在十几分钟以前已经逝世。这一判断，让“所有的人潸然泪下，中央研究院的职员们都痛哭流涕……”（《纪念胡适之先生专集》第7页）

胡适的遗体于2月25日一早移入台北极乐殡仪馆的灵堂。随后，王云五、张群、王世杰、罗家伦、莫，德惠等政界要人或生前好友前往殡仪馆吊唁。

26日，胡适长子胡祖望从美国赶回台北，蒋经国代表蒋介石到殡仪馆瞻仰胡适遗容之后，还到福州街慰问胡夫人江冬秀女士，劝她节哀保重。

随后，“数以千计的大学、中学的在校男女学生，冒着大雨跑到台北市极乐殡仪馆瞻仰一代学人胡先生的遗容并鞠躬致敬，他们大部分成群结队前往，并在灵堂外签名薄上写下‘台大学生’，‘师大学生’或‘北二女初二学生’……等然后离去。”（《纪念胡适之先生专集》第8-9页）

下面是关于胡适后事的一些报道，从这些报道中可以看出，台北那些天一直在下雨。真可谓巨星殒落，天地同悲：

廿七日是故胡先生移灵极乐殡仪馆，设灵供人吊唁的第三天。台北市一直落雨的天气显然没有阻碍了国人对胡先生的崇敬。

廿八日，胡先生前友好和从未晤见过的民众，仍自朝到晚络绎不绝地到灵堂，吊唁这位一代哲人。

三月一日，广大民众的人潮冒雨涌进台北市南京东路的极乐殡仪馆，瞻仰一代学人胡先生的遗容。

这个广大的人群，包括各阶层的人士，以及少数的外国友人。估计人数超过三万人。

一日虽然整天阴雨，并没有影响这些人对胡适之先生的敬爱与瞻仰他遗容的热诚。尤其是傍晚时，瞻仰遗容的人们拥塞在灵堂前的竹棚里，一分钟进入灵堂的达七十人以上。（《纪念胡适之先生专集》第8页）

按照治丧委员会的安排，胡适的遗体于3月1日移入殡仪馆的极乐大厅，供世人瞻仰。大家看到，大厅中央悬挂着胡适69岁生日的巨幅照片。遗像上方是蒋介石亲笔书写的“智德兼隆”挽额，两旁挂着陈诚的挽联。

上联是“开风气而为之师，由博涉融合新知，由实验探求真理”；下联是“瘁心力以致于学，其节慨永传寰宇，其行谊足式人群”。胡适躺在布满鲜花的灵台上，和蔼、慈祥……与外面的天气形成显明对照。

直到3月2日举行公祭的时候，天气才由阴转睛。公祭从上午8点开始，美国、日本、越南、韩国、菲律宾、泰国、土耳其、约旦、秘鲁、哥斯达黎加等国都派代表参加。公祭时，许多人悲痛欲绝，泣不成声。

公祭结束后，胡适的灵柩上覆盖着北京大学的校旗，向南港缓缓驶去，并下葬在“中央研究院”对面的小山坡上。

六、胡适精神，与世长存

2009年，我去台北参加“胡适与近代中国的追寻——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时，曾拜谒了胡适墓。我看到在墓碑上镌刻着这样的文字：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面对这样的墓志铭，我特别感动，不禁潸然泪下。今年是胡适诞辰120周年，明年是胡适逝世50周年。我相信，这几句话表达了两岸人民的共同心声和共同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