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松年：解放后搬砖维持生活，晚年说：三个儿子上大学多亏30块钱

1990年，陈独秀的儿子陈松年去世，时年80岁。

陈松年1910年出生于安庆老家，是陈独秀和发妻最小的儿子。发妻高大众给陈独秀生育了三子两女，有四个子女成人，陈延年，陈乔年，陈松年和女儿陈玉莹。陈松年则是年龄最小的那一个，他从小跟着母亲祖母一起在老家长大。也许是年纪小的缘故，他的一生没有两个哥哥那么幸运可以去北京上海读书，出国留学，也是如此得以安稳度过一生。

图｜陈延年与陈乔年

陈松年比陈延年小了12岁，比陈乔年也小了8岁，陈延年和陈乔年十几岁的时候便出去读书求学，所以兄弟三人在一起的时光也不过短短几年。

后来陈独秀去日本留学，学成归来以后便在北京积极地参加革命事业，几乎没有回过家，所以父爱在陈松年的童年是缺失的，没有父亲的陪伴，没有兄长的陪伴，他一直是在孤独中长大的，他最大的愿望可能就是一家人可以团聚，只是造化弄人，一家人团聚的愿望也随着两个哥哥的惨死逐渐破灭，而后整个家庭逐渐分崩离析。

延年乔年的英勇就义，姐姐悲伤过度的去世，母亲的病逝，父亲久未归家，诺大的陈家几乎家破人亡，所以在以后的时间里，陈松年只好老老实实的呆在家里。兄长和父亲肩负了国家的责任，自己便承担这个小家，所以现实的处境使得他的性格和两个兄长，和父亲截然不同。

可是，作为陈独秀的儿子，便注定了自己从小有不安稳的生活。

他三岁的时候，那时候是1913年，陈独秀追随柏文蔚参加反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作为反袁大军的一员，袁世凯自然不会放过陈独秀和他的家人。

1913年，他的祖父陈昔凡去世，灵柩还停在家中，倪嗣冲派来的一批打手突然来到家中，扬言要抓住陈独秀的三个儿子，没有抓到人，便抄了他的家，抢走了陈家很多的字画。

此时的陈延年和陈乔年听到要抓人，便翻墙逃走，而年仅三岁的陈松年因爬墙体力不支，掉到了邻居家的盆里，邻居闻声赶来，谎称是自己的孩子，陈松年才逃过此劫，但官兵却抓走了陈独秀哥哥陈孟吉的儿子，遭了四年的牢狱之灾。

图｜陈独秀

1915年，陈独秀将陈延年和陈乔年接到上海求学，一来让他们见见世面，二来培养一下二人独立生活的能力。

此时的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本可以让他们兄弟二人帮助自己工作，这样他们兄弟二人也不会受太多苦难，在父亲身边也安全，生活不成问题。

但陈家父子的关系并不是很好，延年乔年倔强的性格使得他们二人即使再苦再难也不会求助于别人，加上陈独秀想要严格要求他们，所以陈延年和陈乔年在上海的生活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安逸。他们晚上会睡在图书馆的地板上，白天外出打工赚钱养活自己，有空余的时间便读书学习。

继母高君曼看到他们兄弟二人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曾多次向陈独秀求情，让他们回家吃住，陈独秀却抱怨妻子：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发生恶果，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

事实也确是如此，他们兄弟二人的成绩，和他们是陈独秀的儿子没有任何关系，无论是考大学还是出国留学，有了自己的信仰，都是靠自己努力而来的。

来沪两年后，陈延年和陈乔年考上了震旦大学，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传播，他们在吴稚晖的介绍下，于1919年12月去法国留学，在法国留学的经历中，他们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后来便成为他们一生的信仰。

对于两个哥哥的经历，陈松年也许是羡慕的，他没有去上海学习的机会，更没有出国留学的条件，他的命运，也随着陈家的命运一步步发生改变。

图｜陈松年大哥二哥与同学合影

从1927年开始，陈家的厄运一个接一个。

1927年6月26日，陈延年没有逃过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在上海被逮捕。敌人为了得到上海党组织的秘密情报，对陈延年用尽了酷刑。国民党看他宁死不屈，7月4日晚，将陈延年押赴刑场。

刽子手喝令他跪下，他却高声回应：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绝不跪下。最后陈延年还是被刽子手按在地上，用乱刀砍死。

第二天，国民党的报纸便在头版头条上刊登了陈延年遇害的消息。

陈松年晚年回忆，知道噩耗的时候，全家如五雷轰顶，痛不欲生。只能由自己和姐姐陈玉莹去上海给哥哥处理后事，但是去了之后，国民党不仅不让收尸，连看也不让看，他们姐弟两个只能在哥哥遇难的刑场简单地悼念和祭奠。

陈延年牺牲一年后，噩耗再次传来，1928年6月，陈乔年被杀害。

1928年，陈乔年在英租界参加组织部长会议，因叛徒告密被逮捕，被捕后，陈乔年知道，既然入虎口就再难生还。在关押期间，陈乔年和哥哥一样，遭遇敌人的各种酷刑，敌人见从他们嘴里得不到任何信息，就准备灭口，陈乔年狱友知道后，很是难过，他还鼓励大家：为了革命要保重身体，好好学习，将来继续为党工作，就让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难友们问他有何遗言，他从容地说：

“对家庭毫无牵挂，对党的尽力营救表示衷心感谢。”

6月6日，敌人在上海枫林桥畔将陈乔年杀害，此时的他只有26岁。

图｜电视剧《觉醒年代》中的陈延年与陈乔年

经历了长子牺牲的陈家，已经沉浸在悲伤中不能自已，当他们再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母亲高大众的身体已经承受不住，自己四个孩子已经走了两个了，他们都是母亲的心头肉啊。

去上海处理后事的仍旧是陈松年和陈玉莹，和陈延年一样，敌人仍旧不让见陈乔年的遗体，他们姐弟二人只能在枫林桥畔祭奠哥哥。

家中连遭变故，陈玉莹因为两个兄长牺牲，受到了严重的刺激，得了血崩症，一病不起，28岁的时候吐血身亡。

就这样，家中的担子一下子落到了陈松年身上，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子汉，他必须撑起这个家，必须保护好母亲和祖母。

只是因为家里孩子接连去世，陈松年的母亲也一病不起，在女儿去世后不久，高大众也撒手人寰，陈独秀也到了人生的低谷时期。

同时，陈独秀只身来到上海，在熙华德路石库门租下了一间房子，过着隐姓埋名，低调且狼狈的生活，随着年纪大了，也患上了各种病症，在上海低调生活了两年之后，陈独秀遭到了叛徒出卖，第五次被捕。

陈松年去探监的时候是1933年，这是他第一次看到父亲，看到父亲一身破布衣服，胡子拉碴，他们父子二人一时间竟然没有认出彼此。国民党怕招人口实，对陈独秀比较松懈的监禁，看到父亲如此狼狈，在监狱的生活尚且如此，那当初两个哥哥在监狱里肯定遭受了非人的待遇，想到这里，陈松年瞬间泣不成声。

图｜陈松年长子陈长琦与小女陈长璞

陈独秀看儿子哭，怒斥道：男儿有泪不轻弹，流泪是一种没有出息的表现，男子汉要经得起挫折啊！

如今的陈家只有陈松年一个男子汉了，他要肩负家庭的重担，帮父亲尽孝，守住家业，不能轻易流眼泪。

1937年，随着日本全面侵华，国共合作，国民党将监禁五年的陈独秀释放，陈独秀也在五年的监禁中重获自由，陈松年也靠自己，赡养祖母，挑起了整个家。

身在乱世，想要独善其身又谈何容易，随着安徽失守，为了保住家业，28岁的陈松年弄了几条小船，将家里的财产全部转移到了乡下祠堂，结果日本人将祠堂洗劫一空，以后的生活也愈发困难。

彼时的陈独秀和妻子到了重庆，当时的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在这里陈独秀几乎没有自由，身边全是特务，加上重庆湿热，他的身体也逐渐受不了。在重庆待了一个月，在好友邓仲纯的建议下，离开了重庆，来到了江津县。

陈松年夫妇也带着年幼的女儿和年长的祖母从安庆来到江津和陈独秀团聚。

从来没有感受过父爱的陈松年也在这几年的时间里，和父亲零距离接触，替哥哥姐姐尽孝道，自己也可以感受到来自父亲的温暖，家庭的幸福。可能来江津前，他便已经做好了给父亲养老送终的准备，这也是他唯一的“全家”可以团聚的机会。

虽然生活得不到保障，但是陈松年一家的到来，也给陈独秀增添了不少安慰，在陈独秀最后的日子里，陈松年是唯一一个陪伴他的孩子。

来到江津后，陈松年夫妻可以靠教书赚点钱补贴家用，陈独秀则努力赚点稿费，虽说日子过得清苦，可一家人团聚终归还是心理上是满足的。后来，陈独秀的妻子在自己家院子里开垦了一小块荒地，种点蔬菜。陈独秀担心妻子太累，有时候也自己挎着个小篮子，去外面捡点牛粪，给自己家的小菜园施肥。

陈独秀和家人相处的时间太少了，来到江津，陈独秀也可以尽孝道，来弥补之前离家的日子对母亲的忽视，只是陈独秀和继母相处的日子也不过两年的时间，1939年3月22日，他的继母便在亲人的悲痛中离去，继母去世之后，陈独秀的病情逐渐严重，高血压，胃病，心脏病也随气温的升高接踵而来，在妻子的细心照料和朋友的贴心帮助下，陈独秀的身体才有所好转。

1942年，陈独秀旧病复发，无力回天，5月27日在亲人的痛哭中停止了心跳。陈松年从16岁起，似乎已经经历了无数生离死别，他的经历好像是《活着》里的福贵，他亲眼看着自己的亲人离他而去，却无可奈何，自己只能一次又一次经历失去亲人的痛苦。

葬礼，对于陈松年来说，好似一场场噩梦，他永远忘不了自己第一次为办后事犯愁的时候，那时自己17岁，为两个哥哥处理后事的时候，被国民党阻挠的情景，后来又亲眼看到姐姐吐血身亡，似乎每次陈松年亲人去世，他都在经历不同的“难”。

陈独秀去世后，他们家并没有太多的钱可以给陈独秀置办一场体面的葬礼。

图｜陈独秀客死之地石墙院大门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在江津，陈独秀昔日的好友和学生，给他捐款添置了一口楠木棺材，帮他家办理丧事，陈独秀的遗体一直到1947年才被陈松年迁回老家，虽然已经抗战胜利，但是为了保护父亲的遗体，下葬的时候，一向小心谨慎的陈松年在墓碑上改了名，用了父亲科举时期的名字——陈乾生。

解放以后，陈松年没有接受安庆中学的聘书，而是去了窑厂当了普通的搬砖工人，为了让儿女接受教育，支付子女的学费，陈松年在窑厂搬砖，妻子便在窑厂抬土，修铁路，糊火柴盒。夫妻二人拼死拼活，一个月也只有20块钱，既要养活一家五口人，又要供四个孩子读书。

现在看来，松年的日子确实苦了一些，可新中国刚成立，大家过得都很辛苦。

1953年，毛泽东乘坐军舰“洛阳号”巡视长江沿岸。

2月20日晚上九点多，一艘军舰突然停在了安庆江面，此时正是夜深人静，谁也不知道这艘军舰为何突然停下来。

工作人员立即派人上岸，找到了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傅大章来到安庆码头，见到毛主席，在一番寒暄之后，毛主席想到，在安庆，有个风云人物——陈独秀。

毛主席和傅大章说道，自己曾经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的时候，陈独秀在北大任文学院院长，主编《新青年》杂志，期间还发生过一个小插曲。

图｜《新青年》与陈独秀题字

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的时候，毛泽东曾经给这份杂志投稿，陈独秀认真读完，并连夜修改。第二天毛泽东来取稿子，看到自己的文章被修改，心里很不痛快，几天之后，陈独秀发现，刊印在《每周评论》上的这篇文章，竟原封不动赫然在列，陈独秀看到后，转身就要去找毛泽东，幸好李大钊把他拉住了。

想到这个，毛主席便开始向傅大章了解陈独秀家庭现状，得知陈松年日子过得并不轻松时，便想要给陈家一些补贴，后来的安庆政府每个月给陈松年家庭补贴30元。

陈松年被通知去领补贴的时候，是震惊的，为什么突然会给补贴呢？他做梦也没想到，毛主席和地方领导没有忘记陈独秀。

陈松年也瞬间热泪盈眶，签字的时候，他的手是颤抖的，签完字，看到办公室的毛主席画像，深深鞠了一躬。

到了晚年的时候，他还常对别人说：

“当时真的从内心感谢毛主席和地方上的领导，全家人激动，幸福。这不仅仅是钱，而主要是在政治上给了他和全家应有的地位......那时物价低，30元很值钱，帮我解决了很大的困难，4个孩子中，有三个上了大学，也多亏了这30元钱的接济”。

因陈松年出生于书香世家，虽然大学肄业，但是仍旧自学成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松年被安排为市文史馆员，后成为省文史馆员。

图｜陈松年妻子窦珩光与子女合影，依次为陈长玮（左上）、长玙（右上）、长 琦（左下）和长璞（右下）

当年费尽心力供养的四个孩子，基本上也都成了才，长子陈长琦为合肥工业大学教授，长女陈长玮在钢铁设计院工作，次女陈长玙则成为了高级工程师，幼女陈长璞曾担任安庆文物管理局副局长，安庆侨联副主席等职位，

1981年，陈长璞申请陈独秀墓作为文物保护单位，请安徽省考虑拨款重修，安徽省再次拨款，第二次修葺陈独秀墓，碑也再次推到重立。在陈独秀后人的努力推动下，他的墓地得到进一步保护，碑文也从“乾生”到“仲甫”、再到“独秀”。

图｜1979年的陈松年（左二）

1990年，80岁的陈松年去世，过完了他平凡的一生。

相比于父亲和两个哥哥，他没有远大的抱负，没有宏远的志向。虽然他的人生很平凡，但却不平庸，兄长的牺牲，让他逐渐成熟，父亲的被捕，让他挑起了家庭的重担，虽然生活很苦，但是为了家庭，他可以承受所有苦难。

正如陈松年长女陈长璞所说，陈家的历史，是一部悲壮史。

在安庆，如今的三线城市，曾经的安徽省府，孕育出了一代革命者。在陈家这个普通的家庭，诞生了三个不凡且伟大的革命家，他们有自己的信仰，有愿意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有舍身赴死的决心，有为全国人民可以过上幸福生活的愿望。

而松年，因为时代的原因，家庭的原因，没有父兄那样的宏图壮志，但是他却经历了我们一般人难以承受的生离死别，经受了我们难以忍受的苦难，他的一生都是为了家庭活着，为了承担起这个家庭的责任。

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不是为了自己而活，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目标，自己的家庭都是需要我们甚至付出一生去守护的东西，这就是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