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知青许乃玲：习惯了在张掖的生活，回到上海，反而不习惯了

1968年9月5日，是我小儿子出生的日子，也是我这辈子都刻骨铭心，难以忘记的日子。

王元生 许乃玲夫妇

9月3号，我怀里抱着一岁多的儿子，手里拉着六岁的大女儿，肚子里怀着将要出生的小儿子，从张掖挤上去上海的火车。那时候，从乌鲁木齐直通上海的火车，哐当哐当摇摇晃晃着要走整整三天四夜。这是来到张掖的第十二年，我从一个18岁的南方少女变成了拖家带口的北方妇女，挺着将要临盆的大肚子，带着两个孩子，还提了一只木头箱子和6个小包。那个木头箱子是当年我从上海来张掖的时候带来的，里面装的是我和孩子的衣服，6个小背包里面装了我和孩子这几天吃的。我这次回上海，是为了生孩子，我和丈夫王元生都是从上海到张掖支边支教的，在张掖成了家，但身边没有老人，生了孩子没有人照顾，只好回到上海去生。

那里有我的父母和婆婆，他们能帮着我照顾孩子。这一次我回上海生孩子，是准备生完这个孩子就做结扎手术。张掖的医疗条件不行，我怕结扎手术感染了。孩子那么小，家里经济条件有限，我们两个人的工资养活四个孩子非常拮据，我每个月都从单位的储金会借钱，再要添一张口， 生活就更困难了。再加上身边没有老人，没有人帮着带孩子，我们夫妻一边上班，一边带孩子，每天都像打仗一样紧张。就这样，上班还经常迟到，或者早退，单位评先进从来没有评上过。有时候看着孩子那么小就送到托儿所，心里真是很难过。这一次回上海生孩子，还得带上老大和老三，老二放在家里爸爸带。一岁多的老三有疝气，打算去到上海治疗。因为经济紧张，我和王元生结婚以后，再也没有一起回过上海，每次都是我一个人回上海生孩子，在上海娘家坐完月子，再带着孩子回张掖来上班。

车厢里到处都是人，乱糟糟的，就连过道里也挤满了人。大家看我一个女人家拖儿带女，又挺着大肚子，还带这么多东西，都尽量照顾我，有好心的人还帮着我哄孩子。好容易才找到座位安顿下来，我已经筋疲力尽，气喘吁吁了，我让6岁的大女儿坐在木头箱子上，困了就躺在箱子上睡觉，自己抱着一岁多的儿子挤在座位上， 就这样，整整三天三夜，我没有合眼睡觉，一直忙着照顾孩子们吃东西，喝水，上厕所。车厢里拥挤不堪，许多人就睡在过道里，头挨着头，我每一次去接水，带着孩子上厕所，都是一次艰难的跋涉，都得从人家头上跨过去，一步，一步，艰难地走过去，再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回来。

火车颠簸了三天三夜，9月5日那天，肚子疼了一夜。到了黎明，疼痛一阵比一阵紧，一次比一次厉害，头上身上不停地冒汗，我浑身无力，感觉自己快要坚持不住了，火车还在哐当哐当往前走，车厢外一片漆黑，离预产期还有好几天，难道孩子要提前到来？由于身边还带着两个孩子，我心里一遍遍给自己打气：坚持，坚持，一定要坚持回到上海。可是，事与愿违，火车快到苏州的时候，羊水破了，这可怎么办啊？孩子难道真的要在火车上出生吗？就在我万般焦急却又无可奈何的时候，车厢里的好心人找到了列车员，列车员紧急安排我在苏州站下车。在苏州火车站，他们把我们母子交给了一个拉客的三轮车师傅，三轮车师傅一看情况紧急，二话没说就拉上我们飞快地蹬车，把我送到了苏州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在二楼，我挣扎着上了楼，刚刚躺在产床上，孩子就迫不及待地出生了。

就这样，1968年9月5日凌晨，在一个从没有来过的，人生地不熟的城市，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孤身一人生下了第四个孩子。那时，天还没有大亮，上海的车站上，我的婆婆在焦急地等待，上车之前我们拍了电报的。情急之下，我委托医院里的护士给家里拍了电报。接到电报，父母立刻赶到苏州来，先把身边的两个孩子接上送回了上海。我做了结扎手术3天后，父母又来把我们母子二人接到了上海，在父母家的亭子间坐月子，56天的产假之后，坐火车回张掖，怀里又多了一个孩子，三个孩子，加上一个箱子，六七个小包，像个逃荒的。

这事儿听起来就像传奇电影里的故事，但确确实实发生在我的身上。到今天，小儿子已经46岁了，近 50 年的时光过去了，那一天的事情还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就像昨天刚刚经历过，每一个细节都是那么清晰，每一个场景都历历在目。

无论是回上海，还是从上海回张掖每次坐火车，都是这样拖儿带女，大包小包。而每一次坐在火车上，我都会想起第一次坐火车离开上海时的情景。那是1956年3月12日的下午，一个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日子。那时候正是青春年少，对生活和未来都充满了信心和憧憬，哪里知道，从那天下午坐上火车离开上海，我们的人生就此改变了。我和王元生都是初中刚刚毕业，在里弄的自学小组里帮街道搞活动不到半年，接到劳动局的通知，要分配到下面支边，当时特别高兴，一心想着，终于可以离开家到外面工作了。那一趟车上300多名支边青年就像生在南方的植物，被连根拔起移植到了北方。

火车整整走了七天七夜才到兰州，兰州再往西走到张掖，在这个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方扎下了根，历经几十年风雨，长成了大西北茫茫戈壁上抗风沙耐严寒的白杨树。我和王元生虽然家境都不太好，不是娇生惯养长大的。但初到张掖，看到到处光秃秃的一片荒凉，街道都是土路，一脚下去尘土飞扬，心里还是觉得无比凄凉。住的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土炕，房子窗户没有玻璃，是用报纸糊的。记得到张掖的第一个晚上，我们住在张掖中学的一个大宿舍里,不知道是谁小声地哭了，惹得一屋子人都跟着大哭，隔壁住的男生后来讥讽我们是“气势恢宏的大合唱”。

条件虽然艰苦,但组织上对我们非常照顾，使我们的心里觉得很温暖，考虑到我们的饮食习惯，专门给我们供应大米。三个多月师速班培训后，我被分配到干部业务学校，主要是给成人上课，后来又先后到小满乡古浪、城区西关、青西学校当了6年老师，1961年下半年，我转行到了百货公司，王元生当时分到了新墩完小，后来也转行到了银行。1958年,我们俩经人介绍认识、恋爱，1961年回上海结婚。结婚以后，我们俩再也没有一起回过上海，直到1998年， 退休以后两个人才一起回家，这已经是37年以后了。

虽然我们到张掖来，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上都得到了组织的照顾，工资相对来说还高于张掖本地的老师，但成家以后，很快就接二连三有了孩子，两个人的工资养活一大家人，经济很紧张。四个孩子都没有找过保姆，都是送到银行的托儿所带大的。那时候托儿所每个月收5块钱，两个孩子就是10块钱。吃粮食都是有限量的,每月的粮食都称好了，分成包写上日期，不能超标，连窝头都是锁在柜子里的，不能让孩子随便吃。孩子的衣服鞋子都是我自己学着做的。

上班期间，开会的时候，我手里都拿着毛衣织。就连下乡的时候也带着孩子。那时候各个单位都有自己的农场，单位职工要轮流下农场干活，一去就是几个月，每次下农场，我们夫妻俩都得带着孩子，老大和老三跟着妈妈，老二和老四跟着爸爸。白天劳动的时候，就让孩子待在宿舍里，大的带着小的，晚上，我还要在煤油灯下给洗衣服，做鞋子，织毛衣。单位上的人都说我上班干私活，还经常迟到、早退，但我也实在没有办法啊，每天早上，我手里抱一个，身边带着两个，高一脚低一脚地赶到托儿所、幼儿园，送完了孩子再赶去单位。孩子生病，还得请假。“文化大革命”期间，王元生带着老二和老三去下乡，白天劳动，晚上还要开会学习，天大的事情也得放下。

有一天晚上他去开会，孩子不愿意在宿舍里，就偷偷跟在爸爸身后，路过一条沟，孩子跳不过去，就在沟边等着爸爸回来，等着等着就睡着了，等爸爸回来的时候，跳过沟，一脚踩在了孩子身上。类似这样的事情，还很多，现在想起来，我们那时候的日子，可真是艰难啊。记得生完老三，56天产假刚满就去上班。一个院子里的邻居来找我，说老二被摩托车撞了，拖出去十米以外，我一听，吓得腿都软了，赶到医院，孩子满脸是血，我当时真是心如刀绞啊，幸亏只是伤了皮肉，没有什么大问题。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县府街大楼上班，晚上六点到八点的班，四个孩子放在家里。我下班回来，院子里的人说老四丢了。整个院子里的人都帮忙到处找，几个小时后还找不到，有人建议到派出所报案，结果到了派出所，孩子被人捡到送到了派出所。算是有惊无险。就这样，再苦再难的日子，我们咬着牙挺过来了。

刚开始那些年，孩子小，我因为一个人带孩子经常迟到，请假， 但工作上从来都是兢兢业业，认认真真，不论是当老师，还是在百货公司当会计、营业员，几十年如一日，从来没有干过投机耍滑的事。王元生更是爱岗敬业，1956年19岁离开上海来到张掖，1961年结婚时回去了一次上海，过了14年，1975年回去了一次，1984年他母亲去世回去了一次，1988年银行里派他去广州疗养顺路回去了一次，一直到1998年退休，42年，只回去了四次！

王元生在单位上工作非常尽心，尽职尽责，没有一点儿私心杂念，刚分配到学校半年就当上了教导主任。老师和领导都信任他，后来又管学校教职工的伙食。1962年到了银行营业室，先跟人学联行（汇款），后来管理仓库，白天在营业室上班，晚上就睡在仓库里，在单位有很好的人缘和威信。“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年轻人言行过分，搞批斗，我们都没有被斗过。

每次从张掖回上海，都说是回家，后来从上海到张掖来，也说是回家。几十年的岁月过去，我们已经习惯了在张掖的生活，回到上海，反而不习惯了。觉得冬天冷，夏天热，都受不了。有一次我在娘家的亭子间坐月子，听见外面有响动，原来是小偷进来了，吓得我大喊：贼娃子，贼娃子……我弟弟听见我惊恐的叫声，却听不懂我说的话，上海话里，我们叫小偷是“贼骨头”，不知不觉间，我们的口音也发生了变化,刚开始一句也听不懂的张掖话，已经悄悄地渗入到我们的话语中了。

（许乃玲口述 缪丽霞整理 选自公共号：张掖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