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妻子安娜，丈夫无奈不辞而别，她备受排挤不改儿子中国国籍

1939年，一本名为《我的丈夫郭沫若》的书籍在武汉出版，作者的署名为郭安娜，也就是郭沫若在日本的夫人佐藤富子。

图｜晚年郭沫若

此书一出，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也满足了不少人窥探名人隐私的心理。多年后，这本书也成了诸多关于郭沫若谣言的起点，直至今日依旧被许多人当做抨击郭老的有力证据。

一直到1984年4月，研究郭沫若的知名专家唐明中先生专程访问了郭安娜，向这位慈祥可敬的夫人提起了埋藏在心中多年的疑问："请问《我的丈夫郭沫若》这本书，是您写的吗？"

郭安娜回答："我没有写过，不是我写的。"

这是郭安娜第一次面对媒体否定了这本书，澄清了多年来的各种讹传。

"别妇抛雏"的郭沫若，究竟和郭安娜的感情如何？是否真如传闻之中的背信弃义？也许，只有郭安娜自己才说得清楚。

佐藤富子生于1895年，成长在行侠仗义的武士家族。佐藤家代代都是女孩，一直保留着以女儿招养子的传统。佐藤富子出生的次年，佐藤家的第一个男孩出生。富子和妹妹从此极少得到父母的宠爱，也因此萌生了反抗权威的精神。

图｜在日本第六高等学校念书的郭沫若和年轻的郭安娜

富子很具有同情心，对于那些交不起学费被勒令退学的，或者和老师发生冲突的同学，她总是给予帮助。因此在学校，喜欢她的老师是真心喜欢，不喜欢她的老师，她也能感觉到冷遇。

毕业典礼上，老师要求她念毕业贺辞，她偏不按照老师安排的方式去念，而是用一种反常的语调，赢得了同学们的欢呼和喝彩。

1914年，富子从女子学校毕业，她回到家，面对的是母亲安排的婚事。她打心眼里觉得厌恶。于是她不告而别，前往东京的圣德玛丽医院应募看护。从此以后，富子再也没有回过家。

富子和传统的日本姑娘不一样，她有着自己的主见，叛逆勇敢，落落大方，且从不畏惧强权。可笑的是，在诸多抨击郭老的文章之中，总将她描绘为逆来顺受的弱者，一个没有自我的可怜女人。

1916年8月，郭沫若前往圣德玛丽医院照顾一位重病的同学。富子听说很多同学陪同一名高校学生来看病，就站在窗户外面往里看，也就是这一看，她记住了白净斯文的郭沫若。

富子在走廊上和郭沫若相遇，她和郭沫若打招呼："他的病可不轻呢！"

富子突然一句关切让郭沫若吓得不轻，脸"刷"的一红，慌慌张张走开。富子却在他身边，热情地说道："你们如果有什么困难，一定要跟我说。"

郭沫若没有回应，也许他当时满脑子只有同窗好友的病情。

图｜徐诵明与郭沫若等人在日本

当天晚上，这位同学不治病逝，医院里挤挤挨挨都是这位同学的同乡和同学。

安娜流下了同情的泪水，她对郭沫若说了些安慰的话，郭沫若在悲恸之下并未多作回应。而在他的日记之中，他记录下了当时的心情："上帝可怜我，见我死了一个契己的良友，便又送来了一位贤淑的腻友来，补我的缺陷。"

也许缘分就应该在此时掐断了。而过了几天，富子突然又看到了郭沫若。郭沫若专程找了富子，希望能拿回同学的X光底片。

富子给他了，但她觉得很奇怪，人都已经不在了，要底片还有什么用呢？

几天后，富子收到了郭沫若写给她的英文情书：当我在医院第一次见到你，你就像圣母玛利亚来到我面前。

郭沫若的情书热情洋溢，富子一点都不觉得郭沫若是唐突的，她极为认真地给郭沫若写了信。

也许在窗外看到郭沫若的那一瞬间，富子就已经爱上了郭沫若。此后两人虽然分隔两地，但从未停止过书信，一周能够收到对方三四封来信。

在信中，郭沫若亲昵地喊富子"安娜"，此后"郭安娜"就是佐藤富子心中代表着爱的称呼

1916年12月，郭沫若将郭安娜接到了冈山定居。

日清战争之后，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蔑视日益加深，特别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女子流行和欧美人结婚，和中国人结婚的姑娘会被视为异类。

郭安娜的父亲是日本北海道大学土木系毕业的工程师，对战争极度憎恶的他不愿参加对华战争，转向了基督教，当上了牧师。因为受到父亲的影响，郭安娜笃信基督教，也因和郭沫若的自由恋爱，受到了"破门"的处分。

图｜在日本的郭沫若

人们的偏见、封建社会的规矩和宗教的教条，都不能阻止郭安娜和郭沫若相爱。而郭沫若和郭安娜同居之后，也被父母强烈反对，有一段时期甚至不愿和儿子联系。一直到郭沫若和安娜有了孩子之后，郭家的长辈才接受了这个儿媳。

郭沫若在给父母的信件之中描述过在日本那段平稳的生活。他每天读书，和好友交谈切磋，所有的家务，都是安娜在收拾。

在和安娜刚刚相识之时，郭沫若对国外的文化了解并不是很多。安娜建议郭沫若多阅读国外名著，她将自己热爱的西方文学作品推荐给他。郭沫若在这段时期的作品都是首先给妻子看，在安娜的建议之下再进行修改。

1923年，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取得学士学位。安娜第一次跟随丈夫来到了中国大陆，在上海，她认识了很多中国的朋友。

那时候，周恩来常常来郭沫若家中做客。

在晚年接受唐明中先生采访的时候，安娜笑着回忆："那时候的周恩来还没有结婚，很年轻，很漂亮。"

意识到自己可能用错了词，她又补充道："我说的漂亮，是指外表上的，精神上也是很干净！他人很漂亮，心灵也漂亮。"

她还记得，周恩来时常会说"慕宗悫之长风"，刚开始安娜并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她询问郭沫若，郭沫若道出了他们这一群人投笔从戎、乘风破浪的志向。安娜心生敬意，并且牢牢记住了周恩来的这句话。

正是由于这短暂的相处，安娜对中国的朋友们，对上海产生了特别的感情。后来安娜提前带着3个孩子回到日本，郭沫若留在国内，一直到1924年春天前往日本。

安娜为了郭沫若的生活和学业耗尽了心血，最可贵的是，她因为丈夫更加同情中国人的命运。她理解在北伐之后已经近乎绝望的郭沫若，他看似心无旁骛地学习、创作，却时时刻刻等待着报国的机会。

图｜郭沫若和妻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郭沫若的心，就再也无法平静下来。

而当他想到国家面临着空前的国难，多少同胞已经战死在沙场之上，他无时无刻不在煎熬着。

而安娜，她清楚地知道丈夫如果留在日本，要不做汉奸生不如死，要不被日本人整死；如若回到中国，他的一支笔，必然会成为战斗的利剑，对准的，就是她的祖国……

这对两个人会是怎样的精神折磨？

郭沫若睡不好觉，吃不好饭，在家中走来走去，焦躁不安。安娜已经感受到了丈夫心中的选择，也知道自己和儿女们让郭沫若两难。

郭沫若曾经委婉得向安娜提出想要离开的想法。安娜想了想，说："走是可以的，只是你的性格不定，最是让人担心。只要你能认真做人，我就是有点麻烦，也能忍受。"

在当天的日记之中，郭沫若留下了他对安娜的感激：

女人哟！你这话是我下定了最后决心的。你，苦难的圣母！

两国的敌对，注定让这个家庭没有没有办法保全。

郭沫若是一位丈夫、一位父亲，更是一个中国人，一名矢志不渝的共产党员。他来到日本，并非是求安稳，而是被蒋介石的血腥追杀逼得走投无路，才流亡至此。如今，他的政治意识和爱国情怀被唤醒，对小家的眷恋无法阻拦他。

便是郭安娜自己，她心中的侠义仁慈，对战争的憎恶，都不会让她做出阻拦郭沫若回国的事情。

郭沫若逃离日本的时候，他最大的儿子已经20岁，他最小的女儿才6岁。他没有和郭安娜还有5个子女提到这件事。

一天拖延一天，逃离的机会只会越来越少。

图｜郭沫若、郭安娜的全家福

在走的前一晚，他安静地剪了指甲，像往常一样出门散步。

1937年7月25日，凌晨4点，郭沫若轻声起来，穿好衣服。他怜爱地看了每一个孩子，他们都在甜美的睡梦之中。安娜听到声响，也醒了过来，却没有往深处想，继续躺下安睡。

郭沫若给安娜留下了一封信，他走进卧室，在妻子的额头上印了一吻，这就是诀别了。

郭沫若从家门口轻手轻脚地走出来，房子附近有不少警察，他选择了一条警察不知道的小路，走出去就是稻田。夏日的凌晨，田间的露水打湿了郭沫若的木屐和和服，他什么都没有带。

他万般不舍地回过头，远远地看了一眼家的方向，擦了眼泪，头也不回地朝前走去。

安娜是遗憾的，她遗憾的不是丈夫不告而别，而是自己没有机会和丈夫好好告别，没有亲手帮丈夫准备好所需的衣物和干粮，没有告诉他，她期待着与他再次见面，等到战争真正结束的时候。

郭沫若在《家祭文》之中写下了这句话：

于时，残月在天，泠露在田，热泪在贞之颜面，贞非木石，能不伤心？（郭沫若原名原名郭开贞）

郭沫若说自己是"别妇抛雏"，因为他始终对这件事情心怀愧疚。

其实，早在抗战爆发之前，郭沫若的父母就在催促他赶紧带着妻儿回国。而他在日本之时时时被监控，特别是在他逃走的前几天，每天千叶县的警察都会闯进他们家中查看

平常，就算是安娜出门购买日常用品都会被盘问，郭沫若绝对不可能带着全家在众目睽睽之下逃脱。另外，郭沫若也生怕如果告诉了妻儿，妻儿的哭泣和挽留会让他意志动摇，无法果断地离开。

图｜在抗战期间积极奔走呐喊的郭沫若

郭沫若走了之后，日本的特务马上就找到了安娜，安娜在日本人的盘问之下一直给予错误的信息，以此拖延时间，希望丈夫能够安全逃脱。

等到郭沫若到达上海，登报宣布回国。千叶县警察遭到了训斥，在愤怒之下将安娜逮捕。他们彻底搜查了郭沫若的家，撬开了地板，扒开了天花板，找寻一切有关郭沫若的"罪证"。

安娜在酷热难耐的监狱之中被严刑拷打，日本当局一边限制安娜的人生自由，一边在广播、电台、报纸上大肆播报"中国文化领袖郭沫若的夫人投进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谣言。

即便如此，安娜还在想方设法写信给郭沫若，让郭沫若不要回来，一旦被抓住，是没有办法活命的。

安娜被释放这天，她专程去了朋友家洗了澡，换了身干净的衣服，就是不希望孩子看到她身上的伤痕。

她开始努力前往中国，她坚持只有郭沫若在的地方，才是她的家。她向宪兵队提出了前往中国的申请，而宪兵队的官员指了指她的儿子，轻蔑地笑道："他不是和日本的孩子一模一样吗？"

安娜的申请被驳回，她没有被击垮，而是开始计划将来如何生存，如何将幼小的孩子们拉扯大。

图｜1938年4月8日，汉口，陈诚、郭沫若等在抗日游行活动上

12月13日，南京沦陷。

在日本人的心中，首都南京没了，中国已经面临灭亡，他们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所有的日本媒体都在大肆报道这则"捷报"，安娜的家中涌入了数不清的记者，他们抢着采访安娜，让她谈一谈此时的心情。

安娜始终不发一言，长子郭和夫保护着母亲，将记者一个个劝走。

郭沫若和郭安娜在一起的时候，并没有料到两国会交战。安娜更没有想到，自己的同胞，竟会如此幸灾乐祸。将这个支离破碎的小家当作一个笑料，当作安娜"不自量力"的恶果，以博取那些侵略者们好感，让日本群众陷入自以为是的"正义谴责"和狂欢之中。

图｜郭沫若长子郭和夫，和父亲长得很像

安娜身边曾有无数友好而亲切好友乡邻，她亲眼看着他们疏远，他们的房东指着安娜的孩子们说"中国人低人一等"、"畜生"。

安娜从刚开始的愤怒到最后的低头不语。她身后是5个孩子，如果她倒下了，5个流着中国血液的孩子，必然会被这个病态的社会逼到绝路。

郭沫若料到他逃离之后，妻子会受到责难，但没有想到会逼迫妻儿到如此境地。他心疼得无以复加，恳求驻日大使能够设法营救，帮助他的妻儿们来中国。然而，事情进展并不顺利。

日本政府开始胁迫安娜将家里的孩子全部改成日本国籍，无论他们运用何种手段，安娜始终不松口。她清楚日本当局心中的龌龊想法，一旦他们的儿子入了日本国籍，就要服兵役参军去打中国，去打他们的爸爸。

只要想象儿子们和郭沫若站在敌对面，会成为日本舆论抨击中国的工具，安娜的心就在颤抖着，愤怒着。

安娜死活保住儿子们的中国国籍，但郭沫若儿子参军来到中国的谣言还是不胫而走，安娜只希望身在中国的郭沫若能够清醒、理智，能够相信她。

图｜郭沫若与周恩来、阳翰笙在文化工作委员会同人为其举行归国4周年纪念会上

安娜租了一块地，从早到晚不停地干活。有了一些钱之后，安娜又从同情他们的友人那里借到了一笔钱，建造房屋出售。

孩子们越是受身边的人鄙视，安娜越是要给他们最好的物质生活，并且让他们受到比一般人更高的教育。

郭和夫从东京大学毕业之后进入了大学院学习，开始准备攻读博士。安娜预感将来孩子们找工作会比较困难，她从没指望最大的儿子在最难的时候赚钱帮家里一把，她要孩子们争口气。

所以她和郭沫若的孩子们，心中都有一个不变的信念，无论身处何种情况之下，都不能丧失活下去的勇气。

1940年，因为长期战争消耗，日本的经济已经支撑不住，建筑材料开始实行管制。安娜的房屋生意眼看着就做不下去了，她开始转变思路，从批发商那里批发货物，挨家挨户售卖。安娜是有经商头脑的，这让他们一家在备受排挤的情况之下还能生存下来。

安娜从来没有依附过任何人，没有想过给孩子找另一个爸爸，没有在孩子面前说过一句怨言，流过一滴眼泪。

图｜郭沫若书斋中的书架是用弹药箱垒放的

安娜的家人因为安娜的婚姻而受到牵连，就连妹妹的在学校受到的荣誉奖章都被剥夺。

另一边，考虑到家中父母生怕郭家无后，郭沫若在快要50岁的是时候娶了妻子于立群，生儿育女，以慰双亲。

1947年，因为和郭沫若的婚姻，安娜失去了日本的国籍。她听闻中国已经开始内战，郭沫若的安危她时刻牵挂着，迫不及待地收拾行装，带着孩子前往中国。

而就在此刻，有人找到了她，想要以一笔大价钱购买郭沫若的全部手稿。安娜觉得这是对她的侮辱，气愤得将那人赶了出去。

1948年，阔别了11年的夫妻终于在香港见面。站在安娜对面的不仅仅是她等待多年的丈夫，还有于立群和他们的5个孩子。

安娜这些年受到的苦，怎能用一两句话述说出来。郭沫若说："都是日本军阀就弄得我们到这种地步。"

那段时间，安娜带着四儿子志鸿和郭沫若、于立群一家住在一栋房子里，后来，她选择了退出，带着儿子回到了台湾。

周恩来听闻安娜和孩子们来到了中国，安排他们定居在大连。安娜让留守在日本的二儿子带来父亲的所有手稿，全部交给了国家。

这11年，郭沫若的手稿是她唯一的念想，她是舍不得的，送出的那夜，极少流泪的她痛哭不止。然而她也知道，郭沫若不仅仅是她曾经的丈夫，也是当时中国的文化旗帜。

在爱情和大义面前，她总是做出牺牲自己的那个选择，去成全郭沫若的理想和未来。

在中国安娜和孩子们过着平淡的生活，60年代，小儿子辞别了母亲回到日本。安娜整夜睡不着觉，她想念着小儿子，不愿他就此放弃自己的祖国。

她提笔给儿子写了一封信：

中国南朝时有一个少年叫宗悫，他叔父曾经问起他的志向，他说"愿乘长风破万里浪"。孩子，你敬爱的周恩来叔叔，年轻时就最喜爱说"慕宗悫之长风"。

图｜周恩来和郭沫若（左一）、李维汉在周公馆门前合影。现收藏于周公馆

解放后，郭沫若并没有不认妻儿，他们曾数次见面。70年代初在北京，他们再次相见，安娜和郭沫若平和地叙旧，安娜还和郭沫若提起大庆原油是国宝，希望他向中央转达，千万不要出口。

在郭沫若病重的时候，安娜焦急地带着女儿去见他，还见到了周恩来总理。除见面之外，他们依旧保持着通信，信件都是由老友夏衍收转的。

1981年10月21日，乐山和市川结为友好城市，乐川是郭沫若的家乡，而市川是郭沫若和安娜一同生活过的地方，日本友人常说，市川是郭沫若的第二故乡。1983年，安娜获得了亚非和平奖，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此事。日本首相曾经赞扬安娜为中日友好做出的巨大贡献。

有人的安娜："你恨郭沫若吗？"安娜摇摇头："不恨，他也很可怜。"

在记者面前，安娜总是说着郭沫若的睿智和爱国，儿子郭博抱怨郭沫若："作为一个父亲，他是该受到批评的。"安娜对着儿子意味深长地说："历史过去了，过去了就过去了。"

安娜始终将乐山当作自己的家乡，她说："那边的甜柑很好，我只要吃上一瓣，就等于回到了家乡。"她也很喜欢中国："我是日本人，跑到中国来，喜欢中国，爱中国，像野生动物一样……"

安娜对中国的爱，又何尝不是对郭沫若感情的延续呢？安娜的一身正气和舍己精神，又何尝不是受到郭沫若的影响呢？

因为一个出色的人，爱上生他养他的土地，因为他的温柔，而觉得这个国家的人民都是善良而友善的，千方百计扎根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之上。

图｜郭安娜的大连居所

晚年的安娜，依旧喜欢穿她20岁那年穿的旧和服，她仍然记得年轻时和郭沫若生活在一起的很多很多美好的事情，也会和孩子们笑着回忆。

那是一个寂静的夜晚，安娜等到丈夫和孩子都睡着了，她蹑手蹑脚地爬起来，在灯光下面浆洗白天从别人家抱来的衣物。

洗着洗着，安娜困了，她每次困的时候，都会用手敲一敲自己的头。

洗到一半，她听到孩子的哭声，她赶紧去房间将孩子哄睡。当她再次爬起来准备洗衣时，郭沫若拉住了她的衣服。

他轻声说："歇歇吧，你看星星和月亮都在劝你呢！"

她笑着对郭沫若说："我听到星星和月亮对我说，你姓郭之后，就是一个中国人啦！"

郭沫若激动地抱紧了她，眼中流下了眼泪。

如果没有战争，没有冲突，没有怨恨，没有别离，那该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