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被刺杀后很快在租界抓到凶手, 但真正主谋莫衷一是

时间回到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3月20日晚上10点左右，刚在国会选举中带领国民党取得第一大党地位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应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邀请，准备从上海到北京，商量组织责任内阁的相关问题，宋教仁最大可能会是内阁的总理人选。黄兴、廖仲恺等人在上海火车站欢送宋教仁北上，准备上车时，突然从背后传来枪声，宋教仁捂着腰部痛苦地说：“我中枪了，痛得很厉害，起不来了。”随后将宋教仁送往附近的沪宁铁路医院急救，在医院中留下1条遗嘱：“我通得很，恐怕活不下去了，现在有三件事奉托：（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和东京存的书，全部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家很穷，老母尚在，我死后请各位替我照料；（三）请各位继续奋斗救国，勿以我为念放弃责任。”随后医院给宋教仁做手术，而宋教仁大小便出血严重，二次手术后，至22日凌晨4：48不治身亡，年仅31岁。这就是宋教仁被刺杀案。

那么宋教仁是何方人士，为什么要刺杀他呢？宋教仁光绪八年二月十八（1882年4月5日）出生在湖南常德。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考中秀才。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宋教仁和黄兴相识，一见如故，并于第二年在湖南长沙成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的革命团体华兴会，黄兴任会长，宋教仁任副会长。后在日本和孙中山一起创立了同盟会，也属于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了，宋教仁在临时政府被任命为法制院院长。为了限制袁世凯，宋教仁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该约法主张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宋教仁一直主张建立政党内阁，实现政治民主，为此他重新组建了国民党，并被孙中山委任为代理理事长，成为国民党真正的领导人。

民国二年（1913年）3月初，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结束，国民党在宋教仁的带领下，一跃成为国会第一大党，他想组成责任内阁制，限制总统权力，引起了想搞独裁统治的袁世凯的强烈不满。那么袁世凯会是刺杀宋教仁的背后主谋吗？

民国二年（1913年）3月21日，袁世凯得知宋教仁遇刺的消息后，当即发来慰问电报，并且在发给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上海通商交涉使陈贻范、上海县知事吴馨、沪宁铁路总办钟文耀的电报中明确要求：“立悬重赏，限期破获，按法重惩。一面由该交涉使、县知事亲莅医院慰问宋君，切劝静心调治，以期速愈。”国民党籍的国务总理赵秉钧，也于当天致电北京《民立报》代转宋教仁：“闻公遇险，无任惊骇。默相吉人，幸加珍重。”宋教仁于3月22日凌晨去世后，袁世凯复电陈贻范说：“……责成江苏都督、民政长迅缉真凶，穷追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以维国纪而慰英魂。”

悬赏告示登出后不久，就有一名叫王阿法的倒卖古董的人前来报案。他声称，认识上海滩大名鼎鼎的黑帮人物应桂馨。有一天，他到应宅交易，中途应桂馨拿出一张相片，要他认仔细了，说与此人有仇，希望王阿法做掉他，作为酬金可以给一千元。王阿法说自己从没有做过犯法勾当，所以当时拒绝了应桂馨的要求。现在在报纸上看到宋教仁的相片，认出就是应桂馨给他看过的人物，因此报案。王阿法的言说虽然诸多漏洞，但是，巡警在逮捕应桂馨后，在他的家里却有意外发现。

首先抓获了一名不明身份的男子，这名男子叫武士英，被当时在刺杀现场的人认出就是凶手。其次在应宅发现大量秘密电报，竟是由当时担任袁世凯临时政府的总理赵秉钧及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发来。还有就是黄兴也与应桂馨有大量电报往来。洪述祖的电报内容，主要是以如何对付宋教仁为主，里面有“毁宋”的文字，提到在日本找到了宋、孙、黄等人的劣迹。而与黄兴的电文，则是帮黄兴打理钱财。由于武士英、应桂馨在租界被捕，所以两人被暂时关押在租界牢房。

武士英

民国二年（1913年）3月23日晚7点左右，上海军政府抓获指使枪手杀死宋教仁案的主使人应桂馨，随后在上海公共租界抓住了凶手武士英，接着警方在应桂馨家里搜出了与北京国务院秘书洪述祖及国务总理赵秉钧的往来电报和信件。据此得知宋教仁被刺杀案的主导者就是北洋政府。一时间舆论哗然，要求惩办凶手的呼吁高涨。袁世凯也陷入众口莫辩之中，为了消除社会各界的疑虑，将涉案的国务院内阁总理赵秉均被解职，一年后因中风昏迷后不治而亡。另外涉案的国务院秘书洪述祖弃职逃往青岛德租界躲藏，直到民国六年（1917年）被宋教仁之子认出并被抓获。民国七年（1918年）洪述祖在北京被执行绞刑。另外两名涉案人应桂馨和杀人凶手武士英，在民国二年（1913年）4月17日，由法租界引渡给中国上海军政府，关押在上海模范监狱。武士英在4月24日在监狱暴病身亡。应桂馨在转移军营关押中，因二次革命爆发，看管松懈之际，趁机越狱逃往青岛。后在北京被刺死。至此，牵涉宋教仁刺杀案的一并凶手都得到了应有的惩处。

民国二年（1913年）3月31日下午，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第一次开庭预审，由会审谳员关炯之、英国副领事翰垒德、上海地方审判厅厅长黄涵之共同主持。由于相关方面的准备不够充分，这次开庭没有进行实质性审信。

据杞忧子在《宋渔父》一书中提供的庭审记录，4月4日下午公审公堂第二次开庭预审时，先由代表公共租界巡捕房出庭的刑事检查员侃克律师介绍此前在法租界的会审公廨初步审讯武士英的情况：武士英已承认民国二年（1913年）2月来到上海，认识陈玉生后，于3月19日在陈玉生带领下来到应桂馨家里。3月20日，他与陈玉生再次来到应家看了宋教仁的照片，然后带着手枪前往火车站。刺杀成功后，他乘坐人力车逃到应家与陈玉生见面，并得到应桂馨夸奖。应桂馨的代理律师沃沛辩护道，行凶之人说是某人主使，而没有第三人可以证明，这样的证据是不能够成立的。沃沛虽然没有点出第三人的名字，他所说的第三人显然是指已经于3月27日被抓获归案的陈玉生。令人奇怪的是，已经被抓获归案的陈玉生，一次也没有出现在连续七次的法庭预审当中，而且从此再也没有音讯。

4月11日下午，公审公堂第六次开庭预审，应桂馨当庭说，3月1日或2日，王阿发带着吴乃文的推荐信到他家里求职。他送走王阿发后，当即吩咐手下人，以后王阿发再来就不要通报接见了。案发之后，王阿发留在应桂馨家里的吴乃文推荐信被搜查出来保存在巡捕房里。

在宋教仁案的涉案帮凶中，吴乃文是最为关键也最为神秘的一个人。吴乃文既是王阿发与应桂馨认识的介绍人，也是在现场指挥武士英刺杀宋教仁的犯罪嫌疑人之一。而在宣统三年九月十九日（1911年11月9日）上海《申报》刊登的《沪军都督府各部职员表》中，谍报科科长应桂馨手下的三名一等科员中，恰好也有吴乃文的名字。无独有偶，曾经委托王阿发到应桂馨家里登门卖画的拓鲁生，又恰好是为宋教仁送行的国民党要员。这一系列的事情，开始让人们怀疑，所有这一切与其说是偶然与巧合，不如说是前沪军都督陈其美及其参谋长黄郛等国民党人士里应外合的精心安排。

宋教仁

宋教仁案经过会审公廨连续七次的依法预审，遗留下来的最大疑点和盲点，就在于原、被告双方配合默契地避免了武士英与应桂馨的当庭对质。这样也使得一桩并不复杂的暗杀凶案，只要把已经抓捕归案的武士英、应桂馨、陈玉生，以及参与或见证暗杀活动的吴乃文、拓鲁生、王阿发等人拉到一起当庭对质，便可以真相大白。但是，国民党方面所需要的显然不是宋教仁案的事实真相，反而是通过真假难辨的舆论宣传，来针对袁世凯、赵秉钧及中央政府实施道德上的妖魔化，进而挑起发动号称“二次革命”的国内战争。

宋教仁被刺杀后，孙中山等革命党发起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海外。没了宋教仁设想的责任内阁制的阻挡，袁世凯如愿以偿当上了独裁大总统，并在民国四年（1915年）12月12日推翻共和，正式宣布恢复帝制，自称“中华帝国皇帝”，准备在民国五年（1916年）元旦举行“登极”大典，改民国纪元为洪宪元年。在全国人民和护国军的讨伐下，只短暂的83天，袁世凯被迫退位，于民国五年（1916年）6月6日去世，正式退出了中华民国的历史舞台。

宋教仁被刺杀案，袁世凯到底是主谋吗？各方各执一词，都说各的理。从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上，谁得益最大，谁就是主谋的可能性也最大。当然是袁世凯了，没了宋教仁在国会横加阻挡，自己就可以为所欲为。袁世凯是耍两面三刀的政治高手，有时候发点牢骚，手下人心领神会，就知道该怎么办了。搞砸了，让他们当替罪羊，就可以应付过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