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里玉见｜从马蒂斯的“野兽派”看刘海粟

文｜郑人刚

《郑人刚谈：中西艺术比较之我见（二）》

刘海粟

中国近现代中国画家、书法家、

美术教育家、美术史论家、社会活动家等

我总是试图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读前人的作品。刘海粟（1896-1994）的作品给我的第一感觉便是画面中所散发出来的强烈的“企图心”。

这种“企图心”是叛逆的，具有颠覆性的，并同时表现在他艺术事业的方方面面。

这种“企图心”的叛逆与颠覆性，可视为对传统的“革命性”。如果从中西方画家的比较研究来看，我聚焦在刘海粟与马蒂斯上。

01

刘海粟革新美术教育，冲破封建伦理

刘海粟的革命性，我们可以将日历翻到民国元年（1912）的冬天。那年，刘海粟16岁，成立上海图画美术院，三年后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长。尤其是首创的大专院校男女同校，打破了封建陋习，引起了社会的极大震撼。

首创的裸体女模特人体写生，更是冲决了中华几千年来的封建伦理，石破天惊。创立初期，“无时不在颠沛困难中，冷静寂寥，如与世隔。外界的同情和助力渺无所得，有如逆水行舟，艰苦奋力前进”。

当年，刘海粟和编纂《性史》的张竞生、谱写“靡靡之音”《毛毛雨》的黎锦晖并称为旧上海的“三大文妖”。这好比“野兽派”的初始，同样遭到了社会舆论的猛烈打击。

裸体模特的风波前前后后持续了近10年，最终在法国领馆的庇护下以上海美专使用真人模特教学合法化而告终。

02

马蒂斯与野兽派：色彩革命的先驱

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1869-1954）出生在法国北部，是一位富裕粮食商人的长子。法国象征主义画家古斯塔夫·莫罗（Gustave Moreau，1826-1898）是抽象表现主义的先驱，他对色彩的主观见解深深地影响了马蒂斯。

而马蒂斯则是野兽派的创始人，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具革命性的画家之一。

野兽主义撼动了分色主义的专制。在1905年巴黎秋季沙龙上，以马蒂斯为首的画家群体展出了一批作品，他们的作品用色大胆、异于传统风格，因此被人戏谑地称作“野兽”。

野兽派是20世纪西方出现的第一个重要的流派，是一场色彩的革命。它把色彩从自然主义和记录功能中释放出来，着重体现色彩的象征性。

以马蒂斯为首的野兽主义画家在继承传统绘画的基础上从主观情感出发，运用单纯的线条、强烈的纯色对比和平面的表现方式来作画，吸收了非洲、波利尼西亚、中南美洲原始艺术的呈现方式，确立了全新的绘画准则。

03

刘海粟与马蒂斯之间的同与异

在20世纪的东方，刘海粟的泼墨作品在泼墨技法上传承和发展了古而有之的唐人技法。

中国传统青绿山水的颜色与野兽派同样具有象征性。“青”代表权力，“绿”代表自然之色，色彩整体偏中性。

刘海粟把这种象征性从受皇家审美寓意和儒学审美内涵形成的色彩关系中解放出来，使之转化成具有野兽派风格的浓烈的具有自我象征的色彩表达关系。

在线条表达上，远观大气而蓬勃，近看笨而不拙，又好似炭笔速写，概括而生动。

刘海粟14岁便游走在中西文化之间，然而却始终以中国传统绘画为根基，不失中国画的气韵。

他追寻一种有别于传统的全新的表达方式，试图用自己的眼界和世界观告诉人们：国画其实可以是这样的，也可以是那样的。这或许就是他在绘画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企图心”。

刘海粟的油画作品从野兽派中汲取营养，用强烈的色彩来表达主观感受，并运用到国画创作中去。

马蒂斯则对中国文化尤感兴趣，他的后期作品简练而单纯，尤其是其剪纸作品。他从中国历史服饰中汲取的灵感，转化为他为斯特拉文斯基《夜莺之歌》创作的服装；在他的床上方挂着一块刻有中国书法的匾额。马蒂斯也用中国式的笔墨创作肖像。

马蒂斯在生命的最后写道：“为了获得良好的训练，年轻画家应该坐上飞机，去探索中国，那将是美妙的。”人类艺术是一个整体，无论东西方，没有谁更先进，只有不断地相互学习才能产生灵感并得以向前发展。

然而，与野兽派画家不同，我们在刘海粟身上看到了中国文人特有的士大夫精神。风波10年中，他几乎是孤军作战。

1925年，他写了一篇题为《艺术叛徒》的文章，号召人们在“现在这样丑恶的社会”做一个“艺术叛徒”，并号召艺术家们一起与旧社会对抗作战。

他用他的坚韧和担当披荆斩棘，竭尽全力地去弥合中西文化的鸿沟，捍卫了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体现了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然而即使是现在，裸模也未必能被全然接受。

川美院长彭茂坤的人体示范课仍被众多网友辱骂为“下流”。吴冠中先生说：“今天中国的文盲不多了，但美盲很多。”看来中国美术的教育、艺术的科普和推广仍然任重而道远。

04

刘海粟：推动中国画走向世界，艺术救国的先驱

刘海粟这种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还表现在他为中国画走向世界而付出的努力。1919年起，刘海粟曾多次出国访问。

1929年，在蔡元培先生的帮助下，刘海粟以驻欧特约著作员的身份到欧洲考察美术。其间最让他尴尬的是，他经常被误认为是日本人。这让他很是不服，决心要在国外举办中国画展，弘扬中国文化。

回国后，刘海粟即与郑午昌，贺天健共同商议，终于于1934年1月20日在普鲁士美术院举行了“中国绘画艺术展”。

德国教育部长、外交部长、各国驻德使节以及各界人士有3000余人出席。之后他们的作品又开始了欧洲巡展之路，陆续在汉堡，杜塞尔多夫、荷兰海牙、阿姆斯特丹、瑞士日内瓦、伯尔尼等文化名城巡回展出。

次年2月20日，应英国政府邀请，画展又在伦敦百灵顿画院举行。4月则移展捷克布拉格博物馆。5月方回国。之后出版的展览图录《中国现代名画》一册，内收录郑午昌、吴湖帆、高奇峰、潘天寿等十四位近代名家画二十三幅。

《国画月刊》第一卷第六期还刊有《伦敦通讯》，这是刘海粟写给贺天健、郑午昌的通讯，在深表感谢的同时介绍了欧洲巡回画展的盛况。此次展览颇为成功，大长民族志气，对改变欧洲“只知有中国古代不知有中国现代”的中国美术史的认知起到了积极作用。

抗战期间，刘海粟是艺术救国公益活动的活跃分子。1940年，刘海粟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举办了中国现代名画筹赈展览会。

参加画展的有侨胞各界领袖，荷印经济部长夫妇，内政部长夫人，巴城府尹夫妇，以及美国、法国、瑞士等国家的领事，欧籍画家、记者等，极一时之盛。

一年之后，新加坡星华筹赈会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主办举行的筹赈画展，展出郑午昌、刘海粟、姜丹书等人的二百余件作品。海外筹赈画展，激发了华侨极大的爱国热情，并在南洋美术界掀起了一股中国画的热潮。

从巴城（雅加达）开始，到万隆、泗水、玛浪、新加坡等地，一共为国家筹得赈款达数百万元，支援国内抗战。后期，刘海粟更是不惜家庭破裂，悉数捐赠，一分不留。

何谓大师？笔墨再好，画技再高，最多也只能称作“大师傅”。能推动历史发展的人，才是真正的大师。

马蒂斯做到了，刘海粟也做到了。他们不仅是做到了，更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