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台湾的一场残酷政治斗争，比《甄嬛传》还精彩的宫廷派系大战

清末时期台湾外患已是不断，内忧更甚。1884年，一场比电视剧《甄嬛传》还精彩的宫廷派系大斗争——“二刘之争”在台轰动上演。

湘淮两派在台湾打的是代理人之战，刘铭传代表李鸿章，刘璈代表左宗棠。原本左宗棠与李鸿章，因新疆议题早结下梁子，如今湘淮延长赛在台湾开打，英、美、法等人现场观赛，甚至英商陶德以日记做实况报道。此案最终株连多位优秀湘军官吏。

刘铭传

清末湘淮之争是人尽皆知之事，此事千错万错，错在慈禧太后，不该让湘军刘璈驻台在前，还派淮军刘铭传去台担任巡抚于后，明知两人性格有矛盾，湘淮素有嫌隙，却硬要让“二刘”凑在一起，让“湘淮之争”活生生在台上演，殃及无辜。

刘铭传属淮军，安徽人，曾是绿林盗匪，他率领的铭军，是李鸿章淮军的一支强悍势力。

刘璈属湘军，湖南人，秀才出身，曾为私塾教师、左宗棠幕僚。

从两人背景就可知两人相处不易。二刘之争造成二人在台湾施政上彼此针锋相对，让台湾政局不稳，影响不可谓不深。

连横在《台湾通史》中，对刘铭传与刘璈都颇有好的评价，但两者不和，互不相容，就令人感到惋惜了！

刘璈

《台湾通史·刘璈列传》载：

连横曰：法人之役，刘铭传治军台北，而刘璈驻南，皆有经国之才。使璈不以罪去，辅佐巡抚，以经理台疆，南北俱举，必有可观。而铭传竟不能容之。非才之难，而所以用之者实难，有以哉！

刘璈于1881年受左宗棠及沈葆桢荐举，来台任台湾兵备道。刘璈积极部署军队、招募湘勇、组织台勇、加强海防、补强军备、修复大炮及城垣等军事设施。台湾海岸线长，兵力部署须兼顾东南西北各区，任何一区都不能有缺口。

1884年刘璈奏请将台防分为五路，派五军统领如下：

南路（南部）：恒春至曾文溪，统军5000名。

中路（中部）：曾文溪至彰化大甲溪，统军3000名。

此两路临近首郡（台南府），为全台根本，归台湾镇、道分统。

北路（北部）：大甲溪至新竹、淡水、宜兰、苏澳，统军4000名，由提督曹志忠领之。

后路（东部）：后山至花莲港、水尾、埤南、凤山界，统军1500名，归副将张兆连领之。

前路：澎湖，统军3000名，归澎湖水师协将苏吉良领之。

刘璈在全台兵力部署、炮台设置、防御设施等应属合理，并无重北轻南之情形。一切在1884年中法战争前都已就绪，但不幸的事发生了，朝廷派一位湘军死对头淮军刘铭传来以巡抚衔督办台湾事务（因为湘军老将杨岳斌不愿来）。

清军火炮+

1884年6月26日刘铭传被任命，7月16日搭船到台湾北部的基隆，20日进驻台北府。对于台湾防务的部署，刘铭传曾召集各路统领在台北召开会议，刘璈与会；刘铭传下令将台湾部署分南北两部，北部直属刘铭传指挥，包含基隆曹志忠部湘军6营、章高元淮军2营；淡水孙开华擢胜营3营、祥左营4营、李志高土勇1营等，大营则设于台北，以基隆、沪尾为据点；其余防务交由刘负责调度。对刘墩原本的部署和防务策略，并未做重大的改变。事实上，等于还是依据刘的部署，只是北路改成由刘铭传直辖。换言之，他完全认同刘墩的布局。

不知何故，刘铭传最后还是选择自己坐镇台北，并未去台南，刘璈身为部属也无权干涉。

事实上，刘铭传理应选择坐镇台湾府台南，派刘璈到台北，为何不呢？是否当时认为台北比较安全？不过最后没想到法军竟避开台南，直取基隆！刘铭传事后为卸基隆撤守之责，上折参劾刘璈军队布局不当，重南轻北以致失守基隆，此说法显与事实不合，有欠公允！刘铭传自己选择驻守台北，最后基隆失守也是他自己决定撤退所致，却将责任推给自己部属，实非君子之风。

在北部兵力部署上，驻守基隆有8营，曹志忠统领恪靖军（湘军）6营，章高元统领武毅军（淮军）2营，共约2000人；淡水有孙开华率领3营（湘军）守南、刘朝佑祥左营4营（淮军）守中、张李成1营（台勇）守北，共约2000人。加上刘璈要求林维源招募的2500名台勇驻防在基隆，台湾北部共有6500名士兵，已远超台南，而且还有杨金龙的机动策应部队，可见刘璈并无重南轻北。

8月28日，刘铭传电李鸿章，自述“……不得基煤，万难用兵中国……”所以刘铭传非常清楚，守住基隆至关重要。

经过8月5—6日对战，双方势均力敌，清军实无须惧怕法军，此时刘铭传理应重兵防守基隆，保护基隆煤矿才对！

10月1日，在法军第二次进攻基隆时，刘铭传却弃守基隆，传言非为保护淡水，而是想撤退到新竹，因被万华乡民拦阻，被迫留守台北府内。

在中法战争前后，刘铭传为卸责及保护自己的亲信，将基隆战役之过失全推给刘璈、孙开华等湘军官员，先指控刘璈部署重南轻北、不愿支援北部战事等十几项罪名，刘璈被斗倒后又指控孙开华根本没有建树等等，这些有违事实的指控，让左宗棠、刘璈、孙开华等义愤填膺，使二刘斗争恶化。

刘铭传守卫基隆（剧照）

刘铭传对湘军素有畛域之见，从1867年湖北尹隆河之役，刘铭传就对湘军不满，当然不会信任驻守台湾的湘军，刚到任不久即上折参劾刘璈，请朝廷撤换刘璈，这也导致左宗棠、刘璈等也反击上折参劾刘铭传、李彤恩等在基隆之役撤守及煤矿处置失当、意图逃跑新竹等责任，湘淮之间进入撕毁战。

中法战后纷争本应结束，刘铭传却又借机参劾孙开华，只因孙不愿配合做伪证为自己的亲信李彤恩卸责，此作为亦非光明磊落之举；孙开华为自保，上折反制，由于孙开华沪尾之役的卓越战功中外皆知，因此还能全身而退，否则下场应与刘璈一样悲惨！

左宗棠病逝福州后，湘军诸将顿失靠山，而朝中李鸿章等淮军大权在握，湘军将领多被整肃、调职、贬官、入狱、斩首、抄家等，刘墩甚至被判斩监候，最后病逝异乡黑龙江，一代名将落得如此结局，让人不胜唏嘘，也让人领教清末政治斗争的可怕及可悲！

孙开华的战功有目共睹，还好清光绪帝没有那么昏庸，并未尽信刘铭传的诬陷之词，反而擢升孙开华为仅次于刘铭传的台湾兵备道。对刘铭传，孙开华最终也忍无可忍，进行了反击，上奏朝廷刘铭传在中法之役时失职、弃逃等等实情，朝中大臣对刘铭传的行事诸多批评，以致台湾湘淮之争一时还无法落幕。

然而，中法战争的胜利，湘军刘璈、孙开华，淮军高章元等在其中确实扮演了关键性角色，其功劳早有定论，刘铭传对刘璈、孙开华等之批评、指控，显系出于珍域之见。所幸最后的结果还算差强人意，刘璈的冤情，虽未于当时立即平反，但台湾鹿港著名诗人朱启南、洪弃生等都以诗词赞扬刘璈及湘军保卫台湾的义行，如洪弃生在《湘军行》《楚军行》等诗中对刘璈等湘军多所称赞，而对淮军却颇有批评。

刘铭传守卫基隆（剧照）

当时朝廷派员至台湾调查，在刘璈无左宗棠为靠山，朝廷有李鸿章等淮军当道情形下，刘铭传告发的十八条罪状也仅有两条被认定属实。

而刘璈遭革职，抄家没收家产时，大臣发现刘璈家贫如洗，都为刘璈叫屈。后刑部尚书锡珍、江苏巡抚卫荣光到台查办，奏请“斩监候”。发监途中，锡珍知刘璈受诬陷，乘机救援刘璈，上奏为其减刑，皇上下旨减刑一等，免去死罪，最后改流放黑龙江效力赎罪，刘璈被将军穆图善延揽为幕客，忧郁寡欢，1889年不幸命丧异乡，幸由旧属苏有彪运回湖南故里安葬。

台湾“中研院”台湾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也是台大历史系主任许雪姬教授的研究认为，即使以当时情形，钦差大人认定刘璈的两条罪也不应构成重罪，清朝廷显然有受制于淮军势力，并为安抚刘铭传等淮军势力，将刘璈诬陷入罪之嫌。

刘铭传因想消灭在台湘军势力，一再借机参劾刘璈、孙开华等湘军官员，对一位有功且有救命之恩的部属孙开华，只因门户之见及私人恩怨，竟能如此颠倒是非、恩将仇报地诬陷。当时朝中许多重臣都看不下去，大臣周德润、锡钧、汪鉴等人纷纷上表弹劾刘铭传轻易弃守基隆，且没真正军援淡水，是出于畛域之争，借机公报私仇，修理刘璈、孙开华等湘军。光绪皇帝虽然没有处分刘铭传，但已在批文中责备他“督师不力，谤书盈箧”，可见光绪帝对刘铭传所言并不认同，刘铭传最终觉得无法诬陷孙开华，这才停止对孙开华等湘军的追杀。

刘铭传

刘铭传铲除刘璈后，虽大权在握，但热衷于权斗，以致台湾政务推展缓慢，官员贪腐，引得民怨四起，最后导致民变。相较刘璈主政时期，吏治清明，政通人和，不可同日而语。刘铭传在统御上还存有湘淮情结，最终因弊案被革职留任，情面尽失。他只好主动请辞，黯然下台，狼狈离台。

“二刘之争”结局是两败俱伤。诚如连横所言，若当时刘铭传能与刘璈共同合作，将是台湾及人民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