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南宋三位皇帝接连禅位？皇位从香饽饽变成烫手山芋了吗？

1162年，宋高宗赵构禅位皇太子赵昚，也就是宋孝宗。彼时，这位南宋开国皇帝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此后的两位接班人竟然都效仿了他——1189年，孝宗禅位宋光宗赵惇；1194年，光宗禅位宁宗赵扩。

至此，南宋历史的进度条已过三分之一。

宋高宗赵构影视形象。来源/电视剧《清平乐》截图

接连三朝皇帝（以下简称“三朝”）都是内禅退位，这在整个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是极为特殊的。

在别的朝代被抢得头破血流的皇位，在南宋怎么就成了“烫手山芋”呢？

高宗、孝宗内禅背后的权力逻辑

从相关史料来看，高宗、孝宗内禅是有意识、有目的之举。

《宋史》记载“高宗久有禅位之意”，即早就想把皇位让出去了。

宋高宗像。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朝野遗事》也说孝宗“臣久欲尔，但孩儿尚小，未经历，故不能与之，不尔则自快活多时矣。”即早就想着退位了，只不过孩子年纪还小，得再等待一段时间才能过上快活的生活。

并且史书在记载高宗、孝宗退位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及“倦勤”二字，说他们当皇帝时过于勤劳以至于有些疲倦了。

实际上，高宗在位期间龙体安康，五十六岁退位后甚至还活了二十五年；孝宗享年六十八岁，在古人中可算高寿，一生中也未听说有什么大病。所以，我们只有从外部寻找二人“倦勤”的原因。

从外部来看，南宋初年所处的时局是艰难的。金人扶持的两个傀儡政权有元祐太后，削弱了原本就根基不稳的南宋政权的号召力。而宋室南渡后如何获取士大夫的支持，并集中、调动充足的财政和军事资源，也是很大的难题。特别是，频繁的军事战争不可避免地会赋予武将更大的权力，甚至威胁皇权。

1142年南宋时期全图。来源/《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主编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与棘手的政治问题，皇帝感到倦勤不足为奇。但是奇怪的地方在于，几位皇帝在位时倦勤，却又不约而同在退位后干涉朝政，这简直是自相矛盾。

高宗曾感叹“朕老矣，人不听我言”，这恰恰说明他希望发出指令、行使权力；他还说：“朕若不法仁宗，为天下计，何以慰在天之灵？”高宗对祖宗之法的肯定意味着他绝不会使基业在他有生之年被毁，否则就是对不起列祖列宗。

而孝宗在退位后明显也没有放弃他的权力：

寿皇在宫内，常携一漆拄杖，宦官宫妾莫得睨视。尝游后苑，偶忘携，特命小黄门取之。二人竭力曳以来，盖精铁也。上方有意中原，故阴自习劳苦如此。

这几则事例都可看出高宗、孝宗对大宋江山有浓烈的历史使命感。尽管高宗在后期主张和议而常被人诟病，但这毕竟也是他“打”下来的半壁江山；而尽管孝宗多年来活在高宗的阴影下，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将恢复之志寄托于光宗，以待宋室复兴。

宋孝宗像。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对于高宗、孝宗的禅位，历史学家刘子健认为，高宗表面上学习父亲徽宗禅让，“实际上是等于他用孝宗做宰相。”孝宗的权力就是如此被“架空”的——他想要复兴南宋一代，政治立场上主战，《宋史》记载说他“锐意图治，以唐太宗自比”，曾下手诏云“恢复当如栻所陈方是”，支持主战派张栻的主张。

但高宗主和，只想偏安一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绍兴年间高宗与秦桧的讨论，道：

“朕自始至今，惟以和好为念，盖兼爱南北之民，以柔道御也。”

到了孝宗淳熙中期，高宗仍然坚持和议，并且为了断绝孝宗“恢复”之念，公然告诉孝宗：

“俟老者百岁后，尔却议之。”

在高宗意志和自己意志的对抗中，作为儿皇帝的孝宗很明显只能选择继承高宗意志，而被迫暂时放下自己的“恢复”之志，听从高宗之言偏安江南。

《四景山水图》卷，南宋，刘松年作，此图立意于表现士绅官僚优裕闲适的生活，从侧面反映出南宋时期，一大批无心复国的官僚们，专注于享乐的生活态度。来源/故宫博物院

孝宗的禅位极有可能是受到了高宗的影响，在无意间重复着高宗禅位的历史，背后是权力逻辑在起作用。他即位后，实际上又重走高宗的老路，借光宗之手实现其政治部署，几乎不给光宗留下什么自主的权力空间。如前文所述，孝宗在后苑游玩，要执意携带一支精铁铸成的拄杖。该拄杖如此之重，以至于二黄门需要竭尽全力去拖曳。有人言这是孝宗“有意天下”的表现。也就是说，这支拄杖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孝宗的权力符号。

此外，孝宗在禅位后常常对光宗“责善”，即劝勉从善，展现了孝、光父子的皇权冲突。袁说友《又奏乞过宫状》记载了孝宗责善的场面：

“设或寿皇圣帝，义方加笃，威颜过严，陛下执礼恐违，小心多畏。”

一个疾言厉色，一个小心翼翼。光宗简直可以说视孝宗为仇敌了。大臣陈傅良曾经对光宗说：

“道路之言，不以为责善，则以为犹吝权。以臣计之，二者皆误也。”

外廷甚至社会上的一般看法认为，不仅是“责善”，还有“吝权”，都导致了孝宗、光宗的冲突——而这两个原因都体现了孝宗的主动权。

三彩武士俑，南宋。来源/故宫博物院

表面上，孝宗和高宗一样以“倦勤”退位，但这种退位后看似不掌权，实际上通过代理人（皇帝）来干预朝政的模式，实则比做一位普通皇帝更能掌握专断性权力——他们可以享受太上皇无“恋轩之意”的清名，同时又借皇帝之手行事。

太上皇权力的局部失灵与光宗内禅

高宗、孝宗接连禅位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下一任接班人光宗也禅位了。

事实上，孝宗对接班人光宗并无甚浓厚的感情，就连将光宗立为皇储一事也是高宗在幕后支持。而光宗即位后还精神失常，在位五年后便在种种势力的干预下让位给宁宗。

但光宗也并不甘心退位致权。据《宋人轶事汇编》记载，光宗退位后，还经常追忆往事，有时忽而痛骂，有时便痛哭流涕。有一次宁宗刚刚去祭拜天地回来，车驾的声音传到光宗宫内。光宗问人发生了什么事，对方回答说是市井之声。光宗一下子就发怒了，觉得这简直是欺人太甚。自这以后，光宗便生了某种疾病。

权且不论光宗疾病发作的准确时间，这则轶事向我们透露了光宗与高宗、孝宗相同的政治心理——即便退位，他们也不能将自己从政事与皇权中完全抽离出来。

这必然带来另一个连锁反应：皇帝摇身变作太上皇，却作为国君之父仍保留专断性的权力，太上皇的权力与皇帝的权力必然互相挤压。

如此，只能导致皇权生出裂缝，给其他势力留出权力空间。

皇权生出裂隙，主要表现为太上皇的权力局部失灵，难以对实际政治施加影响。此过程从高宗内禅开始，一直延续到光宗时期。

清拓《安素轩石刻》宋高宗临兰亭序，木面。来源/故宫博物院

虽然孝宗听从高宗之言，但是政治符号的失灵在高宗内禅后已经有了行迹。高宗常以汉光武帝自比，推崇光武“中兴”；而孝宗“锐意图治，以唐太宗自比”。二者政治志向的背离早已埋下叛逆之根。

而孝宗在高宗百岁之后，不顾大臣反对，执意行三年之丧。孝宗此时此刻之孝与高宗在世时二人的貌合神离颇有些出入。历史学家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一书中，借助弗洛伊德显意识－潜意识二分法，指出孝宗之所以强调他行三年之丧合乎古礼，发出“朕正欲救千余载之弊”，事实上就是潜意识中对高宗行短丧的批评。而当孝宗重蹈高宗覆辙之时，皇权终于经不起任何施压，逐渐走向崩溃的边缘。

光宗时期，太上皇权力的局部失灵开始常态化。这主要体现在光宗拒绝朝见重华宫。前文已略有提及，光宗的确有病在身，但 “不豫”往往只是一个借口。《宋人轶事汇编》有记载说：

光宗很久没有朝见重华宫了，孝宗经常为此感到不愉快。一天孝宗去看潮，听到小孩子在那里玩闹，还直呼皇帝（光宗）姓名。孝宗为此感慨，说孝宗想让光宗来见他，他都不来，真是白喊了。孝宗自此以后都有些孤单寂寞，闷闷不乐。

官窑粉青釉多棱直颈瓶，南宋。来源/甘肃省博物馆

光宗与孝宗之间的矛盾与光宗的皇后李后也有关。据史料记载，光宗身体不适，孝宗寻得一丸良药想赐给光宗。但孝宗特别担心药被李后拦下，准备当面把药授予光宗。李后得知消息后，抱着宁宗在光宗处哭诉。自此以后，光宗坚持不肯拜见孝宗。

光宗时期太上皇权力的失灵还可以体现为权相的诞生。《宋史》记载了权相韩侂胄“威行宫省，权震宇内”的高光时刻。他借助太后势力，与大臣赵汝愚一道劝光宗内禅，立宁宗为帝。后又驱逐赵汝愚，扶植朋党，壮大自己的羽翼。在《宋史·韩侂胄传》中，通篇很少提及光、宁二宗，似乎皇帝只不过是韩侂胄的点缀。

关于光宗内禅，高宗的皇后，即后来的宪圣太后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光宗精神状态尚佳时，得益于前朝内禅之例，他希望孝宗能早日退位，自己能早做皇帝。光宗通过宪圣，旁敲侧击地劝孝宗内禅。宪圣对孝宗说“官家也好早取乐，放下与儿曹”，就是请孝宗内禅的暗示。而当光宗精神失常、难以主持朝政时，最后又是太后出面宣布光宗内禅，传位于宁宗。《四朝闻见录》有这样一段有趣的描写，记载宁宗固辞不受时，太后与韩侂胄的反应：

宪圣叱王立侍，因责王以：“我见你公公，又见你大爹爹，见你爷，今又却见你”。言讫，泣数行下。侂胄从旁力以天命为劝。王知宪圣圣意坚且怒，遂衣黄袍，亟拜不知数，口中犹微道“做不得”。

宪圣太后向宁宗回顾前朝往事，细数自己历经了多少朝代，见过高宗、孝宗，也经历了光宗时期，如今又是宁宗要做皇帝的时候了。说着便眼泪一滴滴落下。韩侂胄可是十分精明，知道宪圣太后心底十分坚决，就是要让宁宗登基，于是从旁边劝宁宗接过皇袍准备做皇帝，但嘴上还说着“做不得”。

青白釉带温碗瓷酒注，南宋。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事实上，仅仅凭借宪圣太后的资历，就足以使宁宗不得不受。她的“叱”“责”“泣”因其太皇太后的身份而更显威仪。无论太后宣布光宗内禅是出于怎样的动机，宁宗即位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韩侂胄那口口声声的“做不得”，不过是演出来的谦逊。

三朝皇帝禅位埋下的祸根

随着皇权裂缝的加深，皇权的整体力量逐渐变得薄弱。特别是光宗在精神疾病持续发作后想要再度操持国柄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官僚集团、皇后、太后等势力开始走向政治舞台中央，希望填补皇权虚弱后留下来的大量空间。

在宁宗时期，皇权甚至被边缘化、被工具化。《丁巳岁右史直前札子》如此描绘宁宗临朝：

“未尝有所咨访，有所质问，多唯唯默默而容受之。进言者不得极其谏，秉笔者无所载其美。已事而退，皆若有不自得之意。”

这是一个唯唯诺诺，毫无“存在感”的皇帝。正是在宁宗时代，权相韩侂胄当道，开启了权臣当道而皇帝“无为”的政治模式。韩侂胄力主“恢复”，还“自输二十万家财助军”。然而南宋末期的“恢复”已是强弩之末，除劳民伤财外，再无甚用。最后，韩侂胄因“金人求函侂胄首”而亡。宁宗在最后登场，感叹“恢复岂非美事，但不量力尔。”但宁宗从一开始就不能压制韩侂胄，连偏安一隅、休养生息都做不到。

杨万里在孝宗命“太子参决”时，曾经痛述南宋朝“父子帝王”的悲剧：

民无二主，国无二君，今陛下在上，而又置参决，是国有二君也。自古以来未有国二而不危者，盖国有二，则天下向背之心生；向背之心生，则彼此党立，则谗间之言路；谗间之言启，则父子之隙开。开者不可复合，隙者不可复全。

杨万里点明了孝宗在位而命光宗参与政事，恰恰是国有二君的表现。如此一来，人心向背，党争频繁，谗言进入皇廷，父子二人隔阂愈来愈深。

《枫鹰锦鸡图》轴，李迪作，作于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来源。故宫博物院

此后的皇帝理宗、度宗的治理模式几乎是宁宗时代的复制品——权相执国柄，皇权式微。皇帝偶尔一时兴起，重理朝政，企图恢复中兴。然而已不过是强弩之末。不久，皇帝又弃政事于不顾，沉湎于他自己的世界中去了。而南宋的丧钟也开始鸣响……

参考资料

（元）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

柳立言：南宋政治初探－高宗阴影下的孝宗[J].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986

[美]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 年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2004 年

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