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有13位副总理，被邓公直接裁掉11位，他们作何反应？

1982年共有13位副总理，邓公直接裁掉11位，他们作何反应？

裁减之后，国务院只留下了两名副总理，分别是万里、姚依林同志，其他11名老资格的副总理，全部集体“下岗”。

此举遭到许多人反对，为何邓公要冒着质疑坚持裁减？减员之后又会引发何种问题？

点个关注，一起揭秘1982年副总理集体下岗之谜。

人员问题

1977年邓公复出后，面临着一大堆难题，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机构冗杂、人员繁多，光是国务院副总理，就高达13位。

且副总理任职都是终身制，只要任职者本人不提出离职，就可以在岗位上做到老。

由此引发的问题就是，干部老龄化严重，在100个单位里，明显能看到各大干部都是中老年人。

他们虽然工作经验丰富，办事认真负责，但随着年龄增加，或多或少会出现效率低下、力不从心的状况。

在这种时候就需要提拔另一批年轻人才，可年迈的老干部不能动，他们本身又不愿意辞职，这样一来，一些有才能的年轻人就只能被埋没。

另一方面，年迈干部常年工作，对他们的身体而言，也不是一件好事。

到了1982年，机构增设得越来越多，走进单位一看，放眼望去可谓是“老人办公”。

情况已经相当严重，亟待有人站出来改善，可谁有胆量去动这些老干部呢？谁又有能力去动？

问题就这样陷入焦灼中，这批老干部为何这么难动，这跟建国后的一项规定息息相关。

1954年，新中国刚成立5年，国内有许多事务需要打理，各大单位几乎都人手不足，为了补充人手，北京政务院改名为国务院，并对外招收办公人员，一两位副总理当然不够，随着时间增长，副总理的岗位一度扩大到了10个。

刚入职的干部们，面临的公务堆积如山，早期工作压力大，他们吃了不少苦，以表尊重，国家也给出了优待政策，那就是终身任职制度。

这本是国家对老干部的优待，可持续到80年代，却成了一大遗留问题。

1982年，各部委工作人员飙升至5万人，国务院副总理人数也增加到13人，工作部门高达100个，其中经济管理部门就有71个，每个部门之间的分工不够明确，多有重合，办起公来十分不便。

如果再不做出改变，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1975年，邓公回北京办公时，就看出了问题，但他只是简单提了一句，并不能真正去动这些部门以及老干部。

当时邓公还未复出，工作上的压力也不小，根本无暇处理。

1982年，邓公成功复出，他多次在会议上表示机构臃肿，但附和他的人少之又少。

原因很简单，谁要去主动提出裁减，谁就是罪人。

再者，苏联就有前车之鉴，苏联许多干部也奉行终身制度，发展到后期，人员也近乎老龄化，赫鲁晓夫提出要裁员时，就遭到了很多人反对，最后赫鲁晓夫只能被迫下台。

可以说，邓公这项决定是冒着很大风险的，但即便是当罪人，他也要大刀阔斧地搞改革，只有改才能走出一条新路来。

邓公不再犹豫，顶着压力坚决裁减，1982年3月，机构裁减正式开始。

这项大裁减涉及到了全国各地，减到最后，11位国务院副总理集体“下岗”，最后只剩下2名副总理，他们就是万里同志和姚依林同志。

为何13位副总理，只留下了他们两位呢？

邓公大裁减后，又遇到了哪些问题？

裁减11位

裁员之前，邓公深知任务艰难，在会见外宾时，他形容这简直是“拆庙搬菩萨”。

可再难，他也必须搬。

搬菩萨途中，邓公遇到的阻力也相当大。

首先是动哪些菩萨，哪些菩萨又能被保留下来，这是一个很难一碗水端平的难题。

其次，被裁减掉的老干部又该怎么安排，稍微安排不好，又将引发更大的问题。

好在有不少干部是清醒的，他们站在了邓公这边，即便是老资历的干部，例如汪东兴、陈锡联等人，他们主动辞去身上的职务，为邓公的改革做出了表率。

在这些干部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老干部主动请辞，这为裁减大大降低了难度。

对于老干部后续安排，邓公的处理是提高福利，可以由他们实行监管，监督新一批年轻干部的工作。

事实证明，邓公的决定无疑是英明的，1982年裁减之后，5万在编干部缩减到了3万人，国务院100个工作部门，也减少到了61个。

人员机构数量降低，工作效率却提升了上去，在此之前，部委级干部的平均年龄都在64岁左右，裁减之后，平均年龄变成了60岁。

对曾经任职的老干部而言，他们获得了休养时间，对于年轻干部而言，这也是一次宝贵的机会。

整个裁减中最明显的还是副总理岗位，1982年之前有13位副总理，最后只留下了万里和姚依林同志。

之所以会留下他们两位，邓公也有自己的考虑。

万里同志20岁入党，59岁担任铁道部部长，几十年来一直兢兢业业，对事业对人民极其忠诚。

尤其是在1977年，万里同志来到安徽农村，即使在小岗位上，万里同志也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他成功落实“包产到户”，让数万老百姓有自己的土地可耕种。

万里同志所做的贡献，大家有目共睹，1982年，万里同志已经66岁高龄，他凭借出色的领导才华，成功赢得邓公赏识，将他留在副总理的位置上，没有任何人有异议。

再来看姚依林同志，姚依林同志是经济方面的专家，毕业于清华大学，在河北省委当过秘书长，在华北地区当过工商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姚依林同志一直在商贸部深耕。

1959年新中国经济陷入困难，姚依林同志排除万难，从外贸到国内贸易，方方面面都洒下了姚依林的汗水，正因为有姚依林同志坐镇，新中国经济才能迅速回归平稳。

因此，即使是在1982年的大裁减中，姚依林同志也能岿然不动。

当然，邓公在裁减期间，自己也首当其冲，邓公身兼多职，他曾主动让出副总理、政协主席之位，以此来培养更多年轻干部。

至于那些被裁减下来的老干部，每一位都得到了妥善的安排，有的人负责协助新干部，有的人则被调到其他领域，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自己的作用。

邓公的举措精简了人员，又减少了机构，许多干部处理起公务来，反而更加轻松。

但这并不代表着邓公的裁减已经结束，1985年，邓公在军委任职时，又发现了更大的问题，紧接着，他又大胆地做出决定：

裁军百万！

1985年，我国军队人员可达400多万，如果裁掉100万，就只剩下300万。

军队是捍卫国家的利刃，一下子裁减100万军人，消息一出，直接吓坏了一众领导。

参谋部更是连夜赶来劝谏，阻止邓公的百万裁军计划，裁减30万可以，裁减50万也可以，但裁减100万，这个数字过于庞大，工作很难开展，由此引发的问题也会更复杂。

面对劝告，邓公没有犹豫，而是下定决心，一定要裁掉100万大军。

就算当罪人，他也要裁。

为何邓公要坚持裁军？军队中又存在着何种问题？

百万裁军

1984年，邓公刚参加完国庆阅兵，在对部队表演大为赞同的同时，他也注意到了几个致命问题。

一是部队机构冗杂，人员太多，我国服役人数高达400多万，而美国只有200万。

在人数是美国两倍之多的情况下，我国战备却有些落后，很明显，部队光顾着招收新兵，忽视了最为重要的装备建设。

现代战争和以往不一样，不能靠步兵去堵子弹，也不能靠人数取胜，制胜关键往往在科技上。

一味追求军队人数是不现实的，如此庞大的军队，往往还会给管理带来不少压力。

其次，军费开支过大。

早在70年代，我国每年军费就要耗费191亿巨款，占国家总开支的15%，如此巨额的花销，大部分却是花在战士们的衣食住行上，对于战机、枪炮的投入，却是少之又少。

如果部队再不控制人数，军费将进一步增加，带来的后果就是国家负担不起。

苏联之前就只关注军队数量，到了后期，苏联根本承担不起天价军费，解体之后仍然面对很多债务。

最后，军队人数过大，影响干部换届任职。

部队任职到了一定年限，必定会换人换岗，可一些老干部在岗位待的时间太久，将他们换下去，改成年轻的战士，就显得有些不合适。

要想提拔新的人才，这些老干部就必须调动，裁军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在种种问题之下，邓公做出决定：

裁军百万，这个罪人让他来当。

裁员之初，邓公就意识到了会有不少阻力，果不其然，消息刚传出去，就有一些领导反对。

有的老军官打了一辈子仗，年纪轻轻就进入部队，几乎将毕生心血都贡献给了国家，部队对他们而言，不仅是工作的地方，更像是一个大家庭。

如今要将他们从大家庭里剥离出去，老军官甚至产生了无路可去的想法。

如果将他们安排到其他领域，这些战士根本不熟知相关知识，相当于从头做起，这是不公平的做法。

其次，人员缩减之后，军区也面临着合并的问题，将哪个军区合并到另一个军区里，也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难题。

更要命的是，谁都不能保证裁军之后一定会往好的方向发展，人员减少，装备更不上去，会不会降低我国军事实力？这都是一个未知数。

摆在邓公面前的难题简直是一个接一个，邓公没有后退，反而更加坚定。

有领导反对，邓公就拿领导举例，谁要是不同意减员，那就先动他，就算要得罪人，他也不怕。

邓公还表示：

军队是人民的军队，而不是个人的军队，离开某一个人，军队照样是军队。

邓公一边坚定裁军，另一边也在为被裁战士安排后路。

昆明军区被并入成都军区，各大军区的合并，以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来排序，一切以国家安全为重。

那些被调走的战士，被安排到教育、经济、交通部门，并安排了专门的人去培训，这些战士享有不少福利，即便是在新行业，他们也能继续发光发热。

在邓公的安排下，战士们在各行各业过得风生水起，其中还涌现不少知名商人，他们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裁军带来的成效是什么呢？

80多万战士离开部队，400万大军骤降至300多万，11大军区保留为7大军区。

尽管人数减少，但兵种划分却更加明确，从最初的陆军发展出了海陆空三大军队。

与此同时，腾出来的军费也得到了极大利用，对外进口战机再改造，就连航母也实现了国产化。

不得不说，邓公不管是才裁减副总理，还是在裁军上，都是高瞻远瞩的，这期间他面对的阻力是很大的，但邓公有勇有谋，牺牲自己甘当罪人，最终为我们换来的是更加强大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