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女童却不予立案，青少年恶魔凭什么被保护？

邯郸少年杀人案的风波尚未平息，广东清远阳山县又发生一起少年性侵案件。13岁的陈某在公园性侵了一名8岁女童；女童的家人报警后，由于陈某未满14周岁，警方无法立案。

2020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事责任年龄由原来的14岁一刀切，修正为个别下调。已满12周岁未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负刑事责任。

根据这一条修正案，邯郸杀人的小恶魔，大概率会被惩罚，会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一定代价。然而发生在阳山的这起案件，却不在此例。因为刑事责任年龄的下调，主要针对的是故意杀人。

陈某不会受到任何惩罚，他甚至可以继续大摇大摆地回学校上学。因为是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和老师不能够拒绝他回校。即使据老师反映，这名学生日常抽烟、喝酒、逃课，欺凌同学，正是典型的害群之马。

受害女童和家人将长期承受痛苦和阴影，他们无法追究侵害者责任，只能自认倒霉。而一同上学的孩子又该多么胆战心惊，而他们事实上也时刻处于极大的风险之中。犯了罪却可以逍遥法外，等于在鼓舞这些恶魔可以继续去犯罪，没人能拿你怎么样。

考虑到青少年在认知和身心各方面都还不成熟，世界各国的法律对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往往网开一面，给予格外的宽恕。但这种善意和慎重未必能酝酿出什么善果，往往只是在鼓励罪恶，庇护恶魔。

1997年，日本神户发生一连串匪夷所思的青少年伤人案件。凶手是一名14岁的少年，他无缘无故地用凶器先后袭击了另外5名孩子，导致两死三伤。他砍下其中一名11岁男童的脑袋，把它悬挂在学校里。

案件震惊了全日本，但因为这名恶魔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无法被判刑追究，只能够进行教养和纠正。

凶手会因为这些宽大而悔罪感激吗？并没有，数年后，他人模狗样地出版图书《绝歌》，讲述他杀人的过程，大发其财。他冷静得近乎得意地写道：“当我杀人或导致他人身体遭伤害时，我觉得自己从持续的憎恨中获得自由。我能够从中得到和平。减轻我的痛苦的唯一方法——就是增加其他人的痛苦。”

这一部分心理表述，很可能是真实的。这个世界上，的确有一部分人是天生恶魔，他们作恶有时候看起来是没有理由和动机的，仅仅是本能驱动。

2013年，重庆一名10岁的女童在电梯里偶然遇到一名1岁的婴儿，婴儿的奶奶一时不慎，把婴儿车推进来后，自己被卡在外面。电梯门关了，往楼上走。女童抱起这名素昧平生的婴儿，踢他，摔打他。她把他抱回家里继续殴打，打够了之后把他从25楼的阳台扔下去。

做完这一切后，她假装热心地帮老奶奶找孩子，拍拍她肩膀，告诉她不用急，慢慢找。即使在她的罪行被揭穿之后，她仍然没有任何情绪波动或忐忑，而是平静地就像一个乖孩子一样正常地读书写字。

这样的人，就是出于本能作恶的天生恶魔。法律保护他们，等同于是在毁灭正常人的生存空间。

法律应该保护的，是那些善良守法的人，而不是在保护恶魔，鼓励他们尽情去犯罪。难道只有罪犯的权益才是权益，普通人的反而不是？凭什么普通人就应该白白被伤害？

同态复仇，对等惩罚合乎天道，是公序良俗。

惩罚犯罪，才能够抑减犯罪的发生。也唯有如此，才是对受害者应有的告慰。

犯罪成本的高低，直接左右着犯罪发生的可能性。不论是成年人还是小孩，作恶之前无疑会暗自掂量，考虑一下可能要支付的代价。对惩罚的畏惧，足以吓阻相当一部分不轨之徒，把恶行消弭于无形。实际上这不仅保护了潜在的受害者，潜在的施害者本人也因此得救。

对于极端邪恶的犯罪，年龄根本就不应该是保护线。相信相关法律能够根据现实的情况，不断修正和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