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意外不断的闹剧式起义,竟然终结了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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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95年10月到1911年4月,革命党人进行了十次武装起义。

无一例外,全部失败。



一开始,大家认为起义失败,是因为慈禧还活着。

但慈禧死后,孙中山、黄兴精心筹划,集中了同盟会精英发动的黄花岗起义,仍旧以失败收场。

这场起义失败导致的影响,用孙中山的原话说:“吾党精华,付之一炬”。

他由此认为,革命党要想推翻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估计还要进行一场二十年的持久战。

然而,令孙中山没有想到的是,就在黄花岗起义几个月后,武昌的两个小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组织的一起起义,却阴差阳错地推倒了多米诺骨牌,最终令清王朝土崩瓦解。

1911年,蒋翊武等人在武昌黄鹤楼举行会议,将之前的振武学社改组为文学社,蒋翊武任社长。

文学社成立后,积极开展活动,在湖北新军中发展会员。

蒋翊武为了发展会员,还参加了新军,他的公开身份是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四十一标三营左队正目(班长)。

当时,湖北新军编练有一镇、一混成协,官兵合计16104人。

这其中,文学社成员占比约五分之一。

文学社在新军中积极扩大组织的同时,同盟会的外围团体共进会也把目标转向湖北,准备在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发动一次新的武装起义。

不过,即便按照这个趋势发展,武昌起义的成功性也不大。

毕竟革命力量还是太弱了。



但就在这时,清政府送上了一份大礼。

1911年5月,清政府公布了筹备多年的责任内阁名单。

看到这份名单后,举国哗然。

十三人的内阁,旗人竟然占到九席,其中皇族七人,而汉官却只占四席。

如此扯蛋的权力分配,瞬间让立宪派对清政府彻底寒心。

清末政治格局,无论是保皇派还是革命派,力量都不强,真正强大的是立宪派。

当时,真正的保皇派就是八旗少壮派的那一小戳子。

革命派主要是留学生和会党(帮会),数量也很少。

立宪派是些什么人呢?

广大的地主、绅商,大部分汉人督抚,各省新军,包括袁世凯的北洋军,乃至一些中下层旗人,都属于立宪派。

这是非常强大的一个群体。

强大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同盟会都不得不极力拉拢。



然而,清政府中的顽固派,却不在乎这群人的感受。

什么责任内阁,什么参政议政。想分我的蛋糕?想都别想!

立宪派苦等多年,却发现自己被耍了。

一时间,许多人认清现实,转身投入革命。

而就在此时,清政府又下了一步臭棋。

“皇族内阁”成立后,为了偿还列强的借款,取得外国的支持,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将广东、四川、湖北、湖南等地的商办铁路收为国有,然后再卖给外国银行。

朝廷言而无信,四川民众立即掀起罢市、罢课风潮。

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下令镇压,打死三十余人,但形势并未因此好转,反而激起了更强烈的反抗运动。



1911年9月,四川的立宪派、同盟会、哥老会,联手闹事,围攻省府成都。

面对形势即将失控的局面,清廷急调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湖北新军六千人入川镇压。

端方带来的这六千新军,倾向革命的官兵不多。

而留在武昌的一万余新军,支持革命的约四千人左右,另外还有许多摇摆派。

如此一来,革命力量在武昌新军中,就占了上风。

1911年9月24日,见发动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文学社和共进会召开联席会议,确立由蒋翊武任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公任总理的领导班子,并决定于10月6日发动武昌起义。

会后,蒋翊武派人通知湖南共进会领导人焦达峰,约定湘鄂两省同时在10月6日发难。

起义时间之所以要定在10月6日,是因为这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

而民间一直有传言“农历八月十五杀鞑子”。

可是,就在两个革命团体开会的当晚,武昌城外却发生了“南湖炮队事件”。



9月24日夜,驻扎在南湖的新军炮队,有几名即将退伍的士兵喝酒喝嗨了。

常言道,酒不醉人人自醉。

人一旦喝高了,情绪到位,天王老子来了都得当面扇几个耳刮子。

这几人在酒精的刺激下,想起自己平时被排长欺负的委屈事,顿时愤慨不已,便抄起家伙找排长打了一架。

打完架后,酒蒙子们还不解气,又从军械库中推出三门大炮,准备开炮轰了军营。

只不过,大炮和炮弹平时是分开存放,这几个人当时又是醉醺醺的,没找着炮弹。

等到酒意散去,几人发现闯下大祸,一哄而散,这场闹剧才收场。

事后,虽然湖广总督瑞澂和湖北新军第八镇统制张彪选择冷处理,只是将闹事士兵开除军籍,草草了事。

但这件事的影响还是很明显的,就是打草惊蛇。

瑞澂为了避免再发生此类事件,下了三道命令:

一是收缴士兵子弹(值勤士兵除外),实行械弹分离。收缴的弹药锁放到楚望台军火库集中保管。

二是加强管理,严禁士兵以会餐等名义搞私人团建。宣布农历八月十五不放假,军队提前过中秋。

三是宣布换防,将武昌新军一部分营队与驻防宜昌、襄阳、岳阳等地的新军互换防区。

这一变故,影响太大了。



因为蒋翊武所在的四十一标三营要被调防到岳阳。

与之同时,湖南那边也发来密电,说准备不足,恳请延期十天举行。

不得已下,起义指挥部只好将起义时间推后,延至10月16日。

推迟起义,也不一定是坏事,至少准备工作可以做得更充分一些。

然而革命党人在准备期间,却又出了意外。

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时,一不小心引起爆炸。

关于爆炸的原因,史学界有两种说法。

一是说刘公带着弟弟刘同跑去凑热闹,刘同当时正在抽烟,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看到满屋子的炸弹,竟然随手弹烟灰,结果把烟头弹入炸药中,引发剧烈爆炸。

二是说孙武当时喝了酒,精神格外兴奋。他看着满屋子的炸弹,一时兴起,抓起一颗炸弹往案桌上一顿,不料用力过重,导致了爆炸。

不管爆炸是因何引起的吧,反正结果就是一屋子炸弹爆炸了。

出了这么大的事,租界的巡捕肯定要来查明情况。

在场人员来不及收拾,只得仓促转移,将受伤的孙武紧急送到城外。

等到巡捕来了后,在废墟中搜出了革命党的名册。这下闹大了。

瑞澂闻讯,立马派人交涉,拿到名册,然后放出狠话:第二天照单抓人,把军中的革命党全部抓出来毙了!



其实,瑞澂只是在作秀。他的实际打算是杀几个革命党头头就罢手。

四千多革命党,如果都杀了,湖北新军也散架了。

但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瑞澂的虚张声势,反倒帮了革命党一个大忙。

众所周知,造反或起义,都需要做战前动员。

动员力度越大,成功把握才越大。

而最好的动员方式,莫过于制造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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