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51年的一天，正在办公室里办公的叶剑英接到一通急电。
“叶帅，我有急事要跟你讲，人命关天的大事！”
这通电话是广东省统战部长古大存打来的，有参事室有个人叫莫雄，他要给这个人求情。
他原来是国军少将，履历上说他曾经帮解放军剿匪，被认定为统战对象。
没想到土改组和当地群众不清楚这段往事，认定他成分太坏，决定逮捕他执行枪决。
古大存说：“叶帅，我们可不能做过河拆桥的事啊！”
叶剑英了解完事由后，心中大惊，连忙通电命土改组的陶铸刀下留人。
在此之前，毛主席也曾说：“莫雄是我们的老朋友、老同志，不能委屈了他，一定要给他安排工作！”
这个莫雄是什么人，曾经作为国军少将的他，为何能得到毛主席、叶帅等人的关注？
这一切还得从蒋介石搞“围剿”那时说起。
潜伏于暗处的少将
“为什么你身边总是有共产党！”
莫雄刚在监狱里关了150天，蒋介石以策反两广之事将他召来谈话，刚踏进门，老蒋就劈头盖脸地质问他怎么回事。
被关了百来天的莫雄看起来精神不错，丝毫没有遭受虐待的痕迹，面容也没有憔悴不堪。
但实际上，他却异常地惴惴不安。
来蒋委员长的府邸之前，他被关在南京军法处。
老蒋及其部下没有苛待他，反而在囚室内设置了沙发、书桌、还有独立浴室，也没有给他戴上镣铐。
而看守员说，邓演达先生曾经也是住进了这般精致的单间囚室，随后便遇难身亡。
莫雄的内心此刻担心的不是死，而是未尽的事业，以及在他庇护之下，潜藏于机关内部的共产党同志。
此前他大开毕节城门，放红军进城，后来又有个部下被发现其共党的身份。
因此，委员长对他起了疑心，这次更是给自己冠上了“通共罪”。
面对老蒋的质问，莫雄并没表露出一丝慌乱。潜伏在委员长身边的杨永泰跟他说了，自己被放出来是因为要他去策反两广。
既然如此，为何现在是委员长在审问自己呢？蒋委绝不清楚“通共”一事的细节！
于是莫雄故作坦然道：“没有这回事。”
不出所料，蒋委员长更加咄咄逼人了：“怎么没有？你自己手底下那个黄什么（黄贶书），承认自己是共党了。是谁介绍给你的？”
莫雄就知道蒋介石是想吓唬他，死抓这一点，他继续回答：“他是我以前的同事陈炯明的主任参谋，自己主动投来我门下的。”
看莫雄脸不红心不跳，丝毫没有一点心虚的模样，蒋介石便放松些许。
随后，他开口教训道：“你根本不知道那群‘共匪’有多厉害！越是殷勤、越是有朝气、有能耐的，就越危险，这种人都不能用，明白了吗？”
“请委员长放心，我以后会多加留意，避免再次发生这种事！”莫雄赶忙认真回答。
蒋介石也骂够了，最后叮嘱了一句：“你现在跟着陈诚去两广搞策反，记住，你现在是戴罪立功，听到没？”
随后，蒋介石便委派莫雄作为中央军委会的特派员，前往两广办公。
靠着杨永泰给的情报，莫雄镇定自若，成功逃过了一劫。
要说莫雄是怎么被发现“通共”的，这就要回到1935年3月份蒋介石的一通命令上。
那个时候，莫雄已经和中共打配合有一段时间了，挽救红军于危难之中，而蒋介石这次发来的命令又是一次考验。
那时，蒋介石要他立马飞回贵阳，一落脚就告诉他在贵州毕节当地有7、8千名红军伤员。
莫雄要做的就是带兵去当地，将这群“残兵败将”一网打尽，同时，陈光中也跟着去，听从他的指挥。
陈光中这个人贪恋酒色，莫雄带着他去毕节以后，告诉他一切安排妥当，便用好酒好肉招待，以麻痹其神经。
而陈光中知道莫雄与蒋介石关系甚好，也就放心大胆的在毕节享乐，完全不管战事如何。
在这期间，他又抽空给贺龙他们写信。
这次，贺龙正式向莫雄发出邀约，让他参加了反对蒋的民主联盟，担任了贵州军队的统帅，统率全军作战。
不过这个头衔只是长得漂亮罢了，如果去了，手底下只有一个团的民兵，没办法施展拳脚。
于是，莫雄写信道，若是红军不走，他也很愿意当个排长。但是红军现在处境危险，必然是要走的。
与其把他也搭进去，不如从长计议，先让红军躲在城中休息一段时间，而他自己带着兵撤退到城外的山沟里。
这也是当时莫雄弃毕节而逃的真相，也是这一次，卢志英带着一部分同志悄悄参加了长征。
弃城一事很快就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老蒋正被“围剿”的事搞得心烦意乱。
一听莫雄搞出这种没有水准的差错，便起了疑心，一查便揪到了他的部下，这才有了后面的事。
这里值得一说的是，莫雄并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中共地下党安插的同志，他就是一名国军少将。
那么他为何要这样尽心竭力地帮助中共呢？这一点与莫雄、蒋介石两人的交往有关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