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改革时期：明朝对于边疆民族思想，是如何对待的

隆庆和贡之后，明蒙关系趋于缓和，出现了“秋防无警”，“边防无警”的大好局面。隆庆六年（1572年），神宗即位之初，边疆仍宴然无忧，“北虏归诚而请贡，塞垣无烽燧之警，南走假息以就歼，岭南有耕桑之乐”，“华夷安靖，并无諠争。

一时边镇亿万军民共享升平之福，皆繇皇上天威远播，庙筭素定”，然即便如此，明廷仍没有对蒙古放松警惕，也没有改变对蒙古的军事防御部署。张居正分析当时的民族大势，认为：“承平日久，武备废弛，丑虏渐强，攀附者。

而当事者犹事虚谈，持文法，将帅之令不能行于偏裨，偏裨之令不能行于士卒，深可虑尔”。张居正指示，作为边臣不可以掉以轻心，要时刻保持警惕。当时的蒙古问题依然是明廷处理民族关系的焦点。在张居正改革时期当时的民族形势大致如下：

一是俺答诸部，贡市不绝。在隆庆和议以后，俺答“拘以礼仪”，向明称臣，“约束诸部无入犯”。在通贡方面，俺答诸部“称臣内属，岁岁入贡”。对于封贡一事，俺答诸部都十分珍惜这次机会，在受封典礼上，“有俺答等随从令头目打儿汉首领等四名对天叫誓。

说：中国人马八十万，北虏夷人四十万，你们都听着，听我传说法度，我虏地新生孩子长成大汉，马驹长成大马，永不犯中国，若有哪家台吉进边作歹者，将他兵马革去，不着他管事，散夷作歹者，将他老婆孩子、牛羊马匹尽数给赏别夷”。

总之，在“俺答封贡”后，北方蒙古诸部长期服从明廷的管制，基本上维持着和平贡市的关系；二是蒙古支部，频年侵扰。俺答封贡后，西部蒙古诸部多“臣服”明廷，岁来贡市，但是东部蒙古察哈部却屡犯明边。在俺答封贡后，惟“土蛮不随调度”。

于是王崇古建议明廷准其贡市，但是明廷没有允准，土蛮日益猖獗，与建州诸部相倚靠，“屯驻辽蓟、东北，余十万众，其控弦带甲者不满数万”，多次拥众入犯辽边。此外，俺答属部宾兔也不时侵犯明边。俺答封贡后，“各部颇遵约束，惟西海宾兔不服禁”。

同时辽东朵颜、福余、泰宁三卫与明朝关系也有所变化。总督刘应节道：“我朝定鼎燕山„„自大宁内徙，实藉三卫以为羽翼，年来阳顺阴逆，羽翼之资，翻为肩背之患”，到万历初年，情况更加严重，“朵颜长昂益强，挟赏不遂，数纠众入掠，截诸蕃贡道”。

三是南方诸族，或贡或反。在隆庆末年，明朝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管理思想基本未变，民族关系也维持之前传统的格局。西南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土司仍然定期进贡。但是其叛乱和反抗斗争也时常发生。影响较大的是发生在广西地区的瑶族起义。

四是女真族首领王杲，岁岁入掠。嘉靖后期开始，王杲开始入掠明边，打破了长期以来明廷与女真的和睦关系，王杲部自是犯边益甚，“深入辽阳”。至隆庆中，王杲部势力大增，致使辽东形势危急。到隆庆六年（1572年），准其入贡，关系有所缓和。

但对其安抚也是有限的。到了万历初年，王杲入犯之势更甚。综上，俺答封贡后，明朝的民族关系随着与蒙古族改善而稍显缓和，但是民族反抗斗争依然存在。当时对各民族的基本思想是西北主贡市，东北主攻占，对处于东西之间作为京师屏障的蓟镇主固守。

南方主剿杀。这些边疆民族思想虽然在隆庆时期没有显现出明显的效果，但是却为后来张居正改革时期的边疆民族思想奠定了基础。隆庆六年，张居正代高拱为内阁首辅。自此肇端，真正属于张居正改革时期的边疆民族思想开始真正显现威力。

对蒙古各部的实践

明朝建立之初，蒙古贵族仍然拥有很大的军事实力，不时袭扰明边。经过和明朝一系列的战争后，北元大汗主力消耗殆尽，不仅权威大为衰落，而且内部互相争权夺霸，形成封建割据，内乱不止。明太祖朱元璋对其发动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攻势。

虽然打击了蒙古势力，但也没能统一蒙古。因而在有明一代，明蒙战和交织其间，一直都未停歇。针对明朝当时国防的实际情况，张居正把“饬武备”的主要精力放在北方边境线上，要切实对付不时入侵的蒙古骑兵。

1. 饬修武备，加强防御

隆庆二年（1568年），张居正进入内阁，担负明朝国防的重任，以重整武备、解除边患为己任。张居正根据当下北部边防形势提出“外示羁縻，内修战守”的思想策略，作为加强北方边防防御能力的战略思想。

张居正分析形势，“当今之事，其可虑者，莫重于边防；庙堂之上，所当日夜图画者，亦莫急于边防，迩年以来，虏患日深，边事久废”。张居正提出要加强北边军事防御，并配合当时首辅高拱做了大量工作。

“积钱谷，增险隘，强士马，整器械，及复屯田、盐法诸事，屡经申饬”。到万历初，张居正又进一步提出“修武备，谨边防，来则御之，去不穷追，则无夷狄之虞渊”。更加体现出在北方建立军事防御体系的思想倾向。

整修军屯，加固墙墩当时的北方边镇的屯田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至万历初，“额设屯田，所在无几”，以大同镇为例，万历二年（1574年）十一月户部言：“大同一镇，原额屯粮七十余万石，军粮全赖供给，今实征地粮，仅六分之一。

虽先年抛弃塞外，及虏患频仍，渐至荒废，而所当开垦，清查者亦多。”屯田事业每况愈下，粮饷也越来越紧缺。为了当下增加粮饷的情形，加强守备，张居正改革集团开始大力整饬北部边境的屯田。张居正指出“足食乃足兵之本，如欲足食，则舍屯种莫由焉。

诚使边政之地，万亩皆兴，三时不害，但令野无旷土，毋与小民争利，则远方失业之人，皆极负而至，家自为战，人自为首，不求兵而兵自足矣”。在改革期间，基于此，明朝积极推动屯田政策。首先是完善丈地条例。

北边屯田以军屯为主，明廷按照“军数明则田数明”的思路，先清查军额，再清丈军屯。万历八年（1580年），户部还专门出台了“清丈条例”，以此来保证屯田清丈工作的顺利有效的进行。总的来看，万历初年，明朝对边屯田的清丈效果较为明显。

对于屯田事业，改善财政状况，加强军备提供了物资保证，产生了积极作用。为解决日益增长的粮饷问题，在清丈军屯的同时，也加大了开垦新田的力度。万历初，开始注重在边防地区开垦新田。自俺答封贡后。

因为大同、宣大等地社会环境比较安定，为明廷开垦新田提供了好时机和合适的地方。如宣府屯田，从隆庆五年（1571年）到万历二年（1574年）仅仅三年时间，便开垦荒地三千四百六十二顷三十一亩，起征粮三千五百七十六石。

银九千八百七十八两，这些粮饷主要是用于军费开支。为了鼓励开垦屯田，明廷采取减免征纳的措施，尤其对于荒芜之地，“听民开垦，酌量起科”。对于屯田的开垦，除了由农民（包括流民）开垦外，责令军队开垦。

万历三年（1575年），依照甘肃巡抚杨锦建议，在甘肃垦屯，“如无人承种者，于城操军内拨给开垦，每军二十五亩。令其春夏耕种，秋冬差操，每年秋收，责令纳粟十二石，所垦田地给予执照，永为己业”，但是开垦屯田虽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明朝粮饷的燃眉之急。

但是不是长久之计，且随意开垦屯田造成了生态破坏，使得土地沙漠化，反而逐渐的缩小了屯田的面积。如在宁夏镇，“缘皆沙碛山冈，开垦徒费人工，收获全无花利”，这一点在明末的粮饷危急中显露尤为明显。

综上，伴随着屯田的清丈和开垦，对屯田的管理也要及时跟进。首先，要任命专官负责屯田事务，“事必专任，乃可以图成，工必立程，而后能责效”。从中央到地方都认识设立专门官员的重要性，认为欲兴屯田，“必专官责成，方可垂久”。

如万历元年（1573年）四月，甘肃巡按暴孟奇条陈地方利弊凡十事，其中“专责成以兴屯田”一项列在首位。其次，“专设宪臣”，勉强对屯田事务的监督。监察官员有临时巡视也有长期驻设的。

其监察的内容一般是屯田的清丈开垦、屯粮的征收、屯田的侵占、屯田官的政绩等。事实证明，张居正改革集团的努力效果显著，总督宣大侍郎方逢时道：“屯政修复，大有成效”，增加了财政收入，解决了粮饷问题，也巩固了边防。

至张居正改革期间，由于明蒙之间的长期斗争，边墙等防御的设施破坏严重，所以修筑塞垣也是加强边备的重要工作，继续在绵长的北边防线上筑城立墩，加强守备，巩固边防。在具体修筑的时候，按情况缓急分不同的等级。

按照督抚侍郎吴兑所言，一般为“临边取冲，虏所必至者为一等”，应该“预先修筑”；“稍近边界，虏所不至者为一等”，则次之，“附近腹里，去边稍近者为一等”，则最后修筑。对不同类型的防御设施。

修筑的顺序也有先后，大体上是“城堡为急，墩台次之，边垣又次之”。但是在具体修建过程中，也会根据情况不同进行适时调整。自隆庆六年（1572年）至万历十年（1582年），这十年间又达到了明朝边墙修筑的一个高峰时期。

在此期间，边墙的修缮新筑工作一直未间断，而且规模较大。万历元年（1573年）一年，大小修筑的工事便有十余次。至万历十四年（1586年），阅视官员奏报：“在延绥创修过的城楼门洞二十五座，边墙三千八百九十余丈。

在宁夏创修过边墙、城濠、夷厂、大城共三百余里，关隘十四道，墩台、铺院、门楼、天棚、水洞、壕堑一千一百余处；在甘肃创修过边垣、大墙九里五百六十六丈，边墩、壕堑、栏马、营盘共七十七道，墩塞、旗台、营院、宿房、吊桥共一千九百一十座，间又增修过土石墙垣、水洞共一万四千二百丈”，凡此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