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在两京制度下，南京官场是如何塑造官员重要性的

正如夏尚朴所说：“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明成祖）后虽迁鼎于北，而以南京为留都，三代以下称治朝，曰汉、曰唐、曰宋而止耳，求其久安长治，未有若我朝者也。岂非祖宗立国之固，建官之善，而所以纲纪是道者。”

两京制度之下的南京既是曾经的首都，又是现实的陪都，二者都赋予南京官场赖以存在的重要价值。

一、塑造南京官场重要性的基础

作为故都，南京不仅与明王朝的合法性密切相关，而且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从而赋予了南京官场浓厚的正统色彩与文化氛围。

正如王樵谈及南京太庙存废时所说：“窃以太祖开基于此，首建社稷宗庙于此，岂忍因灾而废？”与故都遗存有关的南京中央机构的地位也因此得到强调。

如邵宝在给张元祯赴任南京太常寺卿的赠诗中写道：“南都今镐丰，陵庙故祗肃，百年礼与乐，旧典行可复。”任职南京的官员也因为故都的历史文化资源获得自我提升的机会。

如刘春曾对南京翰林侍读学士马廷用说：“（南京）国朝诸司创置咸存，故宦绩之当记载者不少，先生即所见闻者著述，固足以微显阐幽，权衡是非于万世。”

作为陪都，南京是江南乃至东南重镇，在军事、经济、社会与文化方面对于维护明王朝统治具有重要作用，从而赋予南京官场重要的现实价值。

这既体现在南京官场的宏观作用上，如陈循在王英任南京礼部尚书时说：“朝廷建两京，其设官之制，无间南北，盖根本之地，朝廷所倚托，以维持其大纲者，亦有在于此。”

陈子龙在张延登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时说：“夫留都设宫府、备百官，国家之所以并建两都者，不独以壮形势、示威仪，亦以防拥蔽而制轻重，彻幽遐而振声灵也。”

这也体现在任职南京官场的重要意义上，如薛瑄在郑泰任南京刑部侍郎时指出：“南京畿甸以及列郡刑狱之系，皆于其秋官是诘、是治、是理，庶狱清而民心乐，则和气应，而有以培固国家之根本。”

张弼在李昊任南京礼科给事中时说：“南京祖宗根本重地，志远（李昊）必有剀切之论，以副朝夕之注听乎？”

于是在明代官员有关南京官场重要性的描述中，南京的重要地位往往构成其中的背景。

如顾起元指出：“夫宫阙陵寝所在，六军城守之事，府库图籍之所储偫，东南财赋之所辐辏，虽设六卿以分理之，犹惧不给也，可以为冗员而轻议之！”

孙居相在万历三十年（1602）要求为南京补官时说：“我成祖再造区宇，定鼎燕京，至于设官置吏，南与北未尝不相埒。夫以成祖之睿圣，岂不知省官之为便？而必不省者，诚见夫祖宗之陵寝在焉，国家之咽喉系焉，非众建庶官，则不足以控制遐方，弹压重地耳。”

而在明代官员有关振兴南京官场的陈述中，南京的重要地位也时常得到体现。

如金鼒任南京工部营缮主事后叹曰：“留都重地，制度缺坏。司空剧曹，职务隳弛。吾曷为振起之，剔其宿蠧，以还旧观，亦足以少副委任。”

周子义任南京国子监司业时面对“窳惰不振”的局面奋然曰：“留都成均，夫非丰镐辟雍耶？圣域贤关，于是乎在，讵令陵夷若是！”

总之，南京因其故都与陪都的双重属性具备的重要地位，奠定了南京官场重要性的基础，为明代官员塑造南京官场重要性提供了场域。

二、塑造南京官场重要性的现实依据

“盖自永乐间鼎迁于兹，诸署在南京者，视国初并设如故，至官有多寡，则系于事之繁简，非以南北之分，有所轻重之也。”

作为南京官场的载体，南京中央机构职能也成为明代官员塑造南京官场重要性的依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描述南京中央机构的宏观职能。

虽然南京中央机构的宏观职能相当有限，但明代官员仍时常予以强调，如南京六科的进谏职能，南京国子监的教化职能，南京太仆寺为国育马的职能。

第二，描述南京中央机构治理南京乃至东南地区的微观职能。

南京中央机构所处理的日常事务范围主要是南京乃至东南地区，明代官员对这方面职能的强调，有助于体现南京官场对于明王朝守卫根本、稳定东南的重要性。

如南京户部在处理东南地区财政事务的职能，南京兵部在处理东南地区军事事务的职能，南京都察院监察南京文武百官的职能，南京太常寺处理南京祭祀事务的职能。

于此，甚至一些缺乏实权的南京中央机构的职能也得到了强调，如南京吏部几乎没有人事权力，但吴宽仍然强调其选拔人才的作用。

南京通政司也无公文可奏，但孙承恩仍强调其上情下达的作用。作为南京官场的成员，南京官员的素质与南京官场密切相关。

对南京官员高素质的描述也由此成为塑造南京官场重要性的途径，主要通过两种方式。

第一，描述南京官员卓越的政绩，如瞿景淳评价王用宾任南京吏部尚书的经历时说：“公凝重而有威，和厚而有容，士有一技，皆获进门墙，而奖拔不置。”

叶向高记述耿定力任南京右佥都御史的经历时说：“先生所为讨军实、饬戎备，为谋甚周，而为御甚固。”

第二，描述南京官员高尚的节操，如王维桢回忆周延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的经历时，称赞他具有“老成之远图，国士之极虑，非沾沾之智所能窥也”。

在这种情况下，南京中央机构职能成为反对以南京官场为闲曹的理由。

面对他人对任南京祠祭司主事乃“投之闲局”的评价，彭韶批驳道：“祠部，掌国之大祀，礼乐之司也，曾谓闲散而减于吏责乎？”

张鹗翼升任南京通政司通政后，何良俊指出：“通政为天子喉舌，则谓之散职，可乎？”

南京官员的高素质成为批判南京官场废弛怠惰的依据，如杨士奇在记述邵玘任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期间的表现时说：“时南京诸司缓弛，御史尤纵。公奉敕简择，奏黜其不肖及庸懦者殆半，继奉敕偕六部长贰，简黜诸司之不肖庸懦者，纲纪复振。”

郭朴在记述卫道任职南京的经历时也说：“公不以闲散，自诿矢心，举职惟谨。”而对南京中央机构职能与南京官员高素质的描述，也成为某些南京官员请辞的借口。

如谭太初辞任南京通政司左通政时说：“留都重地，通政职纳言，为王喉舌。余度不能事，事祗滋累耳。”

沈一贯辞起南京礼部尚书时说：“我国家稽古建官，六卿为之长，名位甚峻。而两京并设，虽有剧易之异，系于瞻望则同。”

有些官员甚至以此排斥低素质官员进入南京官场，如礼科都给事中张国彦奏请南京兵部侍郎姜廷颐致仕的理由是：“留都重地，非养老之区。军政大权，无备员之理。”

总之，南京中央机构职能体现出南京官场维护明王朝统治的重要作用，南京官员高素质体现南京官场的高门槛与良性运行，均成为南京官场重要性的现实依据。

三、塑造南京官场重要性的历史资源

作为故都与陪都，南京是见证本朝历史的重要场域，这也为明代官员塑造南京官场重要性提供了重要资源。第一，体现在明太祖、明成祖与南京官场的关系。

正如程敏政所说：“我高庙定鼎于南，文皇徙都于北，皆据形胜，临四方，为万世计，势均体敌，不可以重轻。”

南京官场的出现，既是明太祖定都南京的结果，也是明成祖建立两京制的产物，其重要性极易借助二位祖宗的“神圣性”体现出来。

在南京官场重要性的塑造中，明太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建立南京中央机构，并确立其运作规范。

如刘春在李逊学升任南京礼部尚书时说：“南京祖宗肇基之地也，百司庶府犹存。若礼部者，古秩宗之任，有教化之道焉。我圣祖于礼之制，皆酌一时名儒，如陶主敬、宋景濂辈所议，而参定之，其典籍固尚在也。”

郭正域要求整肃南京国子监风气时说：“今南京国子监中，凡堂宇之制度、师生之廪馔、岁月之课程、士子之巾服，一一经画，出自圣（明太祖）心。”

明成祖的作用则主要体现在对两京制度下南京官场规模的确定，保证其比前代陪都官场更高的地位。

如汪应轸指出：“汉之西京，唐之东都，皆与世代迁，不相关辖。我太宗皇帝驻跸燕京，控制北虏，为万世虑，而漕运则取给于江南，故两都若表里然。”

蒋臣也曾提道：“宋及汉唐虽皆两都并建，号为陪京，不过一司封留守耳，张官置吏无闻焉。我国家初治北平，犹称行在，列圣相承，有那其居。而留都百度，率无改于高皇之旧，前代体国致治，未有若斯之隆也。”

第二，体现在明初历史与南京官场的关系。南京作为明王朝的故都，与其所在的南直隶不可避免地成为“国都记忆”的重要载体，这也成为塑造南京官场重要性的历史资源。

如杨起元在为南京户部尚书陈蕖贺寿时，以明代开国史中重要的狮子山之战为例，从保障军需的重要性入手，强调南京户部的重要性。

瞿景淳则在赵任南京太仆寺少卿时强调南京太仆寺所在的滁州与明太祖的开国历史密切联系，从而体现其重要地位。

第三，体现在本朝名臣与南京官场的关系。无论作为首都还是陪都，南京官场都曾涌现出一批政绩突出、节操高尚的官员，他们也成为塑造南京官场重要性的历史依据。

有些官员以本朝名臣作为南京中央机构职能的体现，如李东阳以宋讷、李时勉、陈敬宗为例，体现南京国子监在培养人才方面的职能。

赵志皋以“顾文康之简绌不肖，王忠肃之禁绝苞苴，耿文清之力纠强横，张简肃之严抑奔兢”体现南京都察院“允执宪法，以弼朝政”的职能。

有些官员以本朝名臣作为南京官员高素质的例证，如费宏曾以“老成忠直”的黄福为例，论述南京参赞机务“非其人不肯轻畀”的特点。

林希元也曾以“前辈道德如薛文清、章枫山，功业如马端肃，气节文章如胡公润、邹公瑾、黄公巩”作为南京大理寺官员的杰出代表。

故此有些官员以本朝名臣作为南京官员效仿的典范，如丘濬以宋濂为榜样，鼓励即将掌南京翰林院的徐琼“继大贤君子之后，扬厉伟绩，绪前人之志，成一王之制”。

何良俊以宋讷、李时勉、王与为榜样，鼓励南京国子监司业朱大韶对学生严格教育，得到后者的实践。

总之，明太祖、明成祖作为南京官场的奠基者赋予其崇高的政治地位，明初历史作为南京官场的重要记忆赋予其重要的政治影响。

本朝名臣作为南京官场的重要主体赋予其良好的政治形象，共同构成塑造南京官场重要性的本朝历史资源。

陪都在中国古代是一种经常性、连续性的设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陪都现象，由此形成的文化积淀也成为塑造南京官场重要性的历史资源，突出体现在对前朝陪都及其名臣描述上。

有些官员以前朝陪都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作为南京官场重要性的历史依据。

如程敏政在何乔新任南京刑部尚书时写道：“兴王地切思皇祖，弼教功多简世臣。西汉谁当经律选，东都原重保厘人。”

刘春在黄珂任南京右都御史时写道：“盖留都乃祖宗肇迹之地，自古不轻，而于峻秩大任，必慎择其人，故在唐如裴晋公之勋望，如李贞公之巨德，皆守东都。在宋如赵韩王之勋旧，如向文简之重德，如张文定之气节，皆守西京。今之南京，犹唐东都、宋西京也。”

有些官员则以前朝陪都名臣作为南京官员的象征，如周代曾任职宗周与成周的周公、召公、毕公、君陈、郑桓公、郑武公，唐代曾任洛阳留守的裴度、曾任洛阳河南尹的李绅等。

其中尤以曾任职西京洛阳的司马光为典型，他在洛阳期间修书治学，后起为宰相，因此成为对南京官员美好期许的依据。

如陆简以此勉励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张悦“成就大贤君子之几”，林大辂也以此期待南京礼部侍郎康太和大展宏图。

南京虽是陪都，但南京官场仍具有中央的级别，故而前朝中央机构及其名臣被用来塑造南京官场重要性。

有些官员通过叙述这些中央机构的历史渊源，体现南京中央机构的重要地位，如何良俊将通政司的渊源追溯到唐宋的门下省，体现南京通政司的重要地位。

蒋臣将兵部的渊源追溯到宋元的枢密院，体现南京兵部的重要地位。有些官员借前代中央机构名臣烘托南京官员治国理政的重要作用。

如吕楠评价南京刑部尚书周伦：“昔成周盛时，苏公为司寇，能列用中罚，故能长此王国刑措四十余年，功及成王之世。公虽为苏公，不可乎？”

瞿景淳评价南京监察御史刘凤：“昔汲黯伉直，而天子改容。张纲埋轮，而贵戚震悚。桓典乘骢，而宦竖屏息。范滂揽辔，而贪墨解去。前史著为美谈，后世相闻风采，是在刘子，古今人岂其相远哉？”

有些官员则以前朝中央机构官员的良好政治前途鼓励南京官员认真执政。

如王直曾如此勉励南京国子监助教吴：“昔昌黎韩子尝为助教博士矣，其后为京尹，为侍郎，其文章德业，赫然为斯文之光，伯昂（吴）尚将有遇哉？”

陈子龙曾如此勉励南京右都御史张延登：“夫汉制，丞相缺，则每自御史大夫以次拜，如张苍、申屠嘉、魏相、丙吉、于定国之流，皆以材能勋德，炳然丹青，然位任有相类者，天子行且相公，以期三五之隆矣。”

由于南京官场长期处于安逸状态，故而安逸后得到重用的前朝名臣成为南京官场重要性的历史资源。

如杨守陈以陶侃勉励徐天锡：“盖古之君子，未尝处逸而忘劳也。以天锡之贤，非可久于逸者，将有不任其劳之日，盍图所以待之哉？”

王鏊以谢安勉励南京鸿胪寺卿毛圣：“公素负济时之略，缩手傍观，郁而不得施者久矣。当今急才之际，用人者安能遗之？公亦安能晏然终坚卧不起耶？”

也正因为南京官员有机会发挥作用，故而建功立业的前朝名臣也可被用来塑造南京官场重要性。

如何良俊曾以“一时矫情镇物，有费祎、谢安之风”评价南京兵部尚书乔宇在应对宁王之乱时镇定自若的态度。

李春芳以周勃安定北军、铲除诸吕的事迹类比南京兵部侍郎李遂在平定南京戍卒之乱中策略与功绩。

总之，前朝陪都与前朝中央机构的历史渊源赋予南京官场以治国理政的重要性。

前朝中央机构名臣、安逸后得到重用的前朝名臣及建功立业的前朝名臣则赋予南京官员出众能力与光明前途，从而成为塑造南京官场重要性的前朝历史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