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有一群从上海提篮桥监狱走出来的人,他们不仅公开自己的身份,而且联合发起了一个异乎寻常的行动。
他们是一个个被特殊身份改写了命运的人,这些人就是来自台湾、身份神秘的间谍人员。
而他们出狱之后所做的,或许也是人生中的“最后一搏”。
70多岁的姜建国,年轻时跟着资本家父亲逃往海外。改革开放后,他来到香港接受父亲的遗产,一夜之间成为大富豪。
1987年,姜建国被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策反成为情报人员。1988年,姜建国因从事间谍活动被捕,被大陆法院判刑15年。
2001年8月,姜建国获得减刑提前出狱,他走出上海提篮桥监狱的大门后,便急匆匆地赶回香港。
然而到了香港,姜建国发现自己的家人,曾经的房子,甚至附近的街道都已经消失不见。
2002年,走投无路的姜建国来到台湾,他本以为会被当作英雄接待,至少要补发这十几年的工资。自己有了这笔钱,也可以去买个小房子住下来。
可是,台湾“军情局”只承认了他的身份,却不愿意给予任何补偿。姜建国往返了三四次,可每次“军情局”都用两三千美金把他打发走。
最终,年过七旬的姜建国,住在一间十五六平方米的公屋里,靠香港政府的救济金和自己拾荒勉强维持生活。
每天下午3点,姜建国都要拄着拐杖,步行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捡纸皮、废报纸,这些被人们丢弃的东西,如今成了他赖以生存的依靠。
一般都要等到晚上11点半超市关门,他才能把人家不要的垃圾捡回来,卖得几十块钱贴补生活。
为了在有生之年讨回公道,2007年1月,姜建国与其他七位在港“台谍”选择公开自己的身份,并成立“海峡两岸受难者协会”,集体向台湾当局讨要说法。
协会中的这些台湾老间谍们,大多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10年以上,最年轻的58岁,最年长的82岁,出狱后台湾当局对他们置之不理。
如果加上内地和海外的“受难台谍”,一共有60多人打算向台湾当局联合索赔。
姜建国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索赔,他们曾经为“台谍”这一身份付出了巨大的人生代价,他希望台湾方面至少有个表示。
想起自己走过的人生之路,姜建国总有些哭笑不得。如今的姜建国可以做的只有等待,等待一个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的结局……
每到休闲时光,姜建国会约上几个朋友,在他简陋的小屋里喝上几杯。而他这些朋友,都是和他一样被台湾当局弃置不管的滞港老间谍。
陈景圣也是这其中的一员,他比姜建国小12岁,是姜建国的上海同乡,担任“海峡两岸受难者协会”秘书长。
与姜建国不同的是,当年的陈景圣到香港打拼时,接受策反成为台湾特务。然而这个几小时内做出的决定,却改变了他的一生。
陈景圣于1981年至1993年间,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出狱后他回到香港,靠特区政府的援助金生活。
2004年8月,陈景圣到台湾“军情局”表明身份,要求赔偿。然而“军情局”只承认了他的身份,表示“既往不溯”,却闭口不谈赔偿事宜。
当初,陈景圣听到“蒋总统会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你们这些特工人员的”时,一度还非常感动。
现在,陈景圣心中只剩下了被抛弃、被欺骗的感觉。
生于上海长于台湾的阚中干,在举目无亲之际为了过上好日子,加入了台湾间谍组织。
1958年,阚中干回大陆潜伏5天后被捕,度过了22年的牢狱生活。1996年,他进入上海某纺织厂扫厕所,退休后靠每月900元退休金生活。
晚年的阚中干,把自己的精神生活都寄托在书报上面,他喜欢看文史方面的书籍,特别是是两岸之间的消息,还有当年情报系统的一些解密。
他觉得在那些大的历史当中,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只是这身影如此微不足道,如飞蛾扑火一样,成为时代的牺牲品。
上世纪90年代末,台海关系相对缓和,大批台商到大陆投资,阚中干萌发了向台湾当局要个说法的念头。
阚中干写了大量信件,通过各种渠道寄到台湾,但一切努力全都石沉大海。
近十年过去了,阚中干最终只收到了两封非常简单的回信,寥寥数语,便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作了了结。
如今,为了改善晚景凄凉的状况,他们成立了“海峡两岸受难者协会”,联名向台湾政府集体索偿。
然而六十年发生了太多事情,政治风云的如同过眼云烟,回顾他们的人生,除了“受难者”之外,实在是找不出其他更贴切的字眼了。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