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洁 | 论解放战争时期大学的革命化与师生关系——基于北京大学若干案例的分析

论解放战争时期大学的革命化与师生关系

——基于北京大学若干案例的分析

文/刘洁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刘洁助理研究员

摘 要 ：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学生运动迅速发展。大学校园作为学生运动的主要场域而日益革命化。由此，校园的人际关系亦逐渐革命化，政见异同逐渐成为影响人际亲疏的主要因素。在校园的多重人际关系中，师生关系因内嵌着尊卑之序，受革命的影响尤为剧烈。北京大学是其中的代表性大学，向达、陈雪屏、周炳琳等三位政见不一的教授与同样政见不一的学生之间形成或聚合或疏离的种种关系，正反映出当日校园革命化程度之深及其对传统师生关系影响之大。师生关系的上述变化反过来也对大学校园的教学秩序和知识传承产生一定影响，同时促使师生之间发生若干权势易位。

关键词 ：第二条战线；解放战争；革命化；师生关系

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革命即将胜利之时，国共政争不仅体现在军事战场，也在国统区大学校园展开。中国共产党曾将知识界这一不见硝烟的战争称为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在该“战线”中，各人的态度立场不同，有的支持中共，有的主张中间路线，有的倾向于国民党。在这些不同意见的基础上，人群间聚合成合作、对抗等不同的关系。换言之，此时校园关系更多受革命与否等政治性因素的主导，而较少受到学缘、乡缘、兴趣等非政治性因素的影响。这种革命全方位地渗入校园日常，尤其是深入形塑着校园人际关系的现象，笔者暂且称之为大学的革命化。

目前学界对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革命之于校园日常关系的影响尚未充分重视，对其中师生关系的专题研究更是付之阙如。其实，在同学、师生、同事等诸重校园关系中，师生关系因内嵌着尊卑之序，受革命的冲击尤为剧烈。以往凭借学识和资历而在学生面前保持师尊的教授，随着政见成为主导师生关系的主要因素，逐渐变得只获得政见相近的学生的支持，而失去了政见相左的学生的尊重，师者尊严面临着严重危机。就这一问题而言，当日的北京大学格外具有典型性。这是因为：其一，北京大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师生历来关心国是；其二，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都将北京大学作为在北平重点布局的高校，从而使北大的左右之争尤为激烈。国民党一方于1945年秋派该党中央执行委员、西南联大三青团负责人陈雪屏先期抵达北平，为北大复员后的政争预作安排，目的是将北大打造为国民党在北平的“主力”大学；中共则一面指示北系党（抗战期间由中共晋察冀分局城工部领导的北平地下党组织）继续发展，一面安排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南系党（抗战期间由中共南方局领导的西南联大地下党组织）随北大复员北上，南北两股力量在北大汇合后很快使该校发展为“第二条战线”的重要阵地。因此，北大是受革命氛围影响甚剧的典型校园。

就北大的师生关系来说，尽管涉及的师生为数甚多，彼此政见又颇为驳杂，但概括起来，他们大致可分为左、右、中三类。以此，本文选取向达、陈雪屏、周炳琳三位或左、或右、或中右的代表性教授，围绕他们各自与学生的关系来展开讨论。其中，向达是著名的左派教授，虽未加入任何党派，但思想上倾向中共，且在抗暴运动中以行动向当局抗议，是最受左翼学生欢迎的教授。陈雪屏是华北地区三青团负责人，同时是北大训导长，负有代表国民党当局对北大学生进行思想训育之责，是典型的右派教授。周炳琳是一位对学生运动持压制态度的国民党员，与此同时又具有浓厚的自由主义思想，自抗战后期开始与国民党逐渐疏离，是一位中间偏右的教授。以这三位教授分别代表教授群体中的左、右、中右等几种思想类型，大致可以成立。基于此，本文即以上述教授与学生的关系为分析对象，聚焦于革命年代的“人”与人际关系，广泛运用档案、报刊、日记、回忆录等资料，探讨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中国革命参与形塑大学师生关系的过程及其影响，以深化中国革命史和大学史研究。

一、被侮辱的向达

1946年10月，北京大学在北平复校。此时正当国共政争激烈进行之时，以抗议北大学生沈崇被美兵强暴为契机（以下简称抗暴运动），北平学生运动开始高涨，校园师生之间的政治分化愈发显著，代表性事件就是向达被辱事件。12月30日早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学生正结队进城，准备与城内的北大学生一道进行“抗暴”游行。北大红楼操场上人头攒动，“罢课一天”的布告已预先被左派学生贴满了校门口。九点多钟，几位北大右派学生正在撕毁“罢课一天”的布告，恰好路过的史学系教授向达批评他们：你们不赞同罢课，也不该撕毁别人的壁报，任何人都有发表意见的自由！撕壁报的学生反问向达：你是什么人？有什么资格说话？同时捏起了拳头准备动手，被其他学生强行拉开。适逢姚卿详、吴章弼、罗荣渠、佘世光等几位史学系学生在场，他们一边高喊“保卫向达教授”，一边护送向达离开。临走时，那几位撕壁报者还推了向达几下。此之谓“向达被辱事件”。

▲抗议美军暴行大游行

堂堂教授何以在校园被学生公然侮辱？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回溯复员初期北大的基本情形。1946年秋，中共北大南系党按照南方局的指示随北大复员北上，与抗战期间即埋伏在北平的北系党一道开展反对北平当局的学生运动。在此之前，国民党当局也在为复员后的北大进行紧锣密鼓的布局。1945年秋，西南联大尚未结束，该校三青团负责人陈雪屏即先期抵达北平，接收日伪在北平所办的八所大学，合组成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以下简称补习班），负责对沦陷区学生进行补习甄审。在1945年秋至1946年秋北大正式复员的一年时间里，陈雪屏“有计划地发展了许多三青团员，布置了一个特务网他们把主力集中在北大......孤立清华与燕大”。为此，在补习班即将结束时，陈雪屏将补习班的左翼学生尽多分到清华，使之孤悬于城外，将具有三青团背景的学生大量分到北大。此外，陈雪屏还从昆明调来原西南联大三青团骨干裴笑衡、程陶等人，又从三青团中央团部调来多人充实训导处，一心要将北大打造为国民党在北平的“主力”学校。但这些具有三青团背景的训导人员惯于争权夺利，时任补习班第二分班主任的郑天挺在日记中写道：“补习班中训导人员之不称职，只知自己享受，不顾班中困难，事事自己，均有优越感，不胜忧。此次训导人员大半由中央团部调来，年少新进，不意如此不知振作。”由此可见，复员初期的三青团自忖力量雄厚，在校内颇为张扬。中共方面则因南系党组织初到北平，不悉地情，故暂时保持埋伏状态。整体而言，复员初期北大的氛围偏于保守，向达被辱即在此背景下发生。

大环境虽如此，但就向达个人而言，选择挺身而出制止撕壁报，着实让人意外。此前在同事和学生眼中，他是一位埋首学问、不问政治的学者。同事郑天挺曾评价他：“诚笃质直，君子人也。”

1900年，向达生于湖南溆浦，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期间受五四运动影响，埋下忧国忧民的意识。毕业后，向达先后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和北平图书馆编纂，1935年被北平图书馆派到英国考察流散国外的敦煌石室藏书。随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身处海外的向达报国无门，只能发奋抄写被斯坦因盗去的敦煌莫高窟文书，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来实行“文化报国”。他还和杨宪益等留英学生办报宣传抗日，积极投身海外救亡运动。随着国难日深，向达的纯学术道路愈发难以维持，忧国之心也愈多地展露出来。这一点被他在英期间的好友钱钟书所觉察，作《戏赠向觉明达》诗，形容向达“读书埋首李唐代，论政醉心罗宋人”。前句指向达的学术专长是唐代中西交通史，后句指向达的政治理想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盖“罗宋”为Russia之音译。然而，虽则思想上忧国忧民，甚而左倾，实践层面的向达却仍是纯学术而超政治，除上述几件爱国事迹之外，并无更多政治行动，也从未加入任何政党。

▲ 向达（1900—1966）

1938年，向达回国，先到浙江大学任教，后来到昆明西南联大任教。这一时期他游历西南数省，对连年战争下的民间疾苦有了更深体会，于是更加关注现实政治，也更加左倾。数年后，当见到老友王伯祥时，向达仍忍不住说起西南民生见闻：“但感民生凄苦贪污纵横而已。”然而，由于天生低调的个性——“学问很好，口才不十分强”，向达没能像闻一多那样成为抗战后期时事座谈会上的明星人物。他选择用笔名“方回”在报纸上抒发意见，偶尔在学生壁报下面写上一段“同感”。

这样一个书生气的向达，谁能想到他见到学生撕壁报，会毫不犹豫上前制止？不只撕壁报者讶异对方何人斯，即便目睹事件经过的史学系学生，起初也感错愕。但他们很快便视向达为他们最尊敬的先生。被辱事件发生后，向达向学校递交辞呈，史学系全体学生表示挽留，并为此给校长胡适写信，信中称：

向先生的道德学问，最受我们尊敬，我们把向先生当作光荣，学校当局更应该把向达先生当作光荣，绝对不应让向先生遭受到任何不幸，而现在向先生受侮辱要求辞职了，这真是北大最不幸的损失。这种事件，是对胡校长保证了的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最大的践踏。

学生进而对校方提出以下要求：一、坚决挽留向达教授，如不获结果，全系学生将退学；二、向训导长陈雪屏提抗议，要求其对向达道歉并严办肇事者，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三、请胡适校长挽留向达，保证全校师生校内之言论自由及身体安全，及对此次事件表明态度。

12月31日，史学系学生集体赴胡适家请愿，胡适不在，由文学院院长汤用彤接待，后者答允将转告胡适，学生才离开。事后，胡适贴出布告，指出向达被辱“殊属玷辱校风，特此告诫，切望本校学生，务各严守校纪，尊敬师长”。向达在胡适、汤用彤、郑天挺的轮番恳劝下，打消辞意。1947年1月3日，胡适举办新年茶话会宴请各院系教授，向达出席。至此，尽管“行凶”学生一直未受惩处，训导长陈雪屏也未道歉，事件却已告一段落。此事从此确立了向达在北大学生心中“敢说话、说真话”的形象，成为“最受青年欢迎的一位”教授。一学生曾如是剖白自己敬佩向达的原因：

那时，众多学子深受鲁迅先生文章的影响......鲁迅虽师事章太炎，而评论章太炎时，首先重视的是这位大师早年反清反袁的正直行动，因此我对向师既佩服他的博学多闻和学术造诣，又因他的爱国民主的思想和反蒋的言行而更加崇拜，认为他是言行合一的人。不但我如此想，当年在文学院内提起向先生来，大家都深怀敬意。

由上述可知，向达受到学生尊敬，不仅因为学问造诣深厚，更是因为他政治态度的分明和表里如一。面对学生为他发声请愿，向达隐隐感到不安，对学生说，不要再继续扩大了，毕竟抗暴运动由史学系学生发动，被侮辱的又是史学系教授，彼此之间是直线关系，很容易被人造谣误会，“至于我自己的事情你们还是不管的好，免得别人说我向达又鼓动学生”。这段话道出了事情的要害，即他虽不齿右派学生所为，也不愿配合左派学生扮演“进步教授”的人设。后来在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他曾提到当时的情况：

在解放前的几年，当时的斗争极其激烈，一些有为的青年，有的毅然参加革命的队伍，有的彷徨歧路，很想得到先生们的启发。我在当时北大的教师中，是比较被学生尊重的一个，而我没有挺身出来指示他们正确的道路，只教他们搞学问，树立了一个错误的榜样。

这些自是后话，当时他确实不愿放弃超政治的观念，不愿加入革命化的潮流。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这一点直到1949年初新中国即将成立时，仍困扰着向达，那时他既为自己满心期待的新社会即将变成现实而快慰，对学生说“光明要到来了”，又对多年的书斋生活恋恋不舍，集杜甫诗句“已知出郭少尘事”自况。无论他的主观意愿为何，自从被辱事件发生后，他的“进步教授”人设已然树立，左派学生尊敬他，认为他“最诚恳，尤富正义感”；右派学生则时常与他为难。1947年5月12日，他在北大校务会议上提议取消陈雪屏领导的北大训导处，改为由教授组成的训导委员会处理训导事务。这一提议虽未通过，但右派学生很快发起了针对向达的舆论战，在壁报墙上写道“拥护向达教授作我们的训导长”，个中意味十分明了。向达的事例说明，在非左即右的革命氛围中，教授即便没有党派背景，也很难自外于大环境，与学生的关系易陷入非敌即友的模式中。

二、被“驱逐”的陈雪屏

如果说向达因在抗暴运动中挺身而出而受到左派学生的推崇，那么北京大学训导长、教育系主任陈雪屏则因压制该运动而成为众矢之的，陷入了“倒陈运动”的旋涡。

陈雪屏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回顾过去，学者出身的他自1932年起即任教北京大学，七七事变后随校南迁，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先后任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主任、北京大学训导长。一位西南联大学生曾评价作为教授的陈雪屏：“他教书明晰而有条理。陈先生的口才文章都为人赞赏，私人生活也很谨严。”另一位由西南联大复员到北大的学生认为，联大时期陈雪屏“和同学间的关系并不像在北大这一年的尖锐对立”，“那时大家不但没有恶感，而且还觉得他像个学者”。可见，在学生看来，陈雪屏是称职的“教师”和“学者”。直至1947年，尽管他的政治身份已严重影响他和学生的关系，他的课程仍很受欢迎，一位北大学生说：“系主任陈雪屏先生是这系的台柱。他教教育心理学颇博声誉，上课即告‘客满’并非过言，外系来听讲者更是大有人在。”这样一位“讲堂明星”何以变成众矢之的，甚而遭到学生的驱逐？

如前所述，陈雪屏是北大训导长，也是华北地区三青团负责人，将北大打造成国民党在北平的“主力”学校是他的目标，也是造成他与学生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为将北大建成“主力”学校，陈雪屏不但安插许多右派学生和职员到北大，还力图控制学生言论。壁报墙俗称“民主墙”，是北大学生自由发言的场所，各种定期或不定期、署名或不署名的壁报均张贴在墙上。负有统领全校学生思想工作的陈雪屏，把壁报墙作为他的重点管控对象，为此领导训导处制定了《国立北京大学学生壁报登记及管理办法》，规定：各壁报须将办报宗旨、刊期及负责人姓名向训导处登记，取得登记号方为合法，否则学校可随时撤去；每期出刊时，壁报必须在封面注明登记号数及主编人之真实姓名；登记号的有效期为一年，期满后另行申请登记。该办法用意显明，就是用“实名”的方法来限制学生言论，被学生讽刺道“严格得像新闻检查法一样”。向来奉行言论自由的北大学生对此进行了坚决抵制，最终只交出壁报负责人的姓名（一般是挂名的负责人，非真实负责人），至于宗旨，大都填上“砥砺学业”或“补习功课”。

▲ 北京大学壁报 墙（1948年）

然而，训导处与学生之间围绕“言论自由”的斗争并未因此停止。训导处因无法阻止左翼学生出壁报，便鼓励右派学生多办壁报，以压倒左翼壁报。北大三青团主办的《学生报》就是在此情形下出现的。该报创立于1946年12月中旬，发刊辞谓：“在求学时代，最好是减除外部的事情，埋头书本，肆力研求。”这段劝大家埋头读书的“正统”言论遭到包括《大众》壁报在内的一众左翼壁报的嘲讽。《学生报》恼羞成怒，将《大众》壁报撕毁。嗣后，双方请训导处仲裁，陈雪屏表示：“批评是极好的态度，但应避免过火，撕毁壁报事件希望不再在北大发生”，此外再无惩罚措施，被左翼学生认为偏袒不公。另一方面，《学生报》经此事件后很快停刊，其他的右派壁报亦多不景气。一位立场保守的学生回忆道：“民主墙有关现实或政治的言论，几乎全是左派的天下。

愈是在正面交锋中败阵，就愈要撕毁对方的壁报。仅1947年三四月间，右派学生撕毁左翼壁报就达20余次。训导处作为管理学生思想和生活事务的专职机构，是全校观瞻所系，曾有学生就此事访问训导长陈雪屏，陈称：“对于未署名攻击私人的不负责言论，应该制止。对于已经署名的负责言论，自应加以保障。但学校所能做的也不过就是出一张禁止撕毁有人负责壁报的布告，和命令校警注意此事。”意即校方只保护署名言论，实际上仍要通过言论“实名化”来实现言论控制。由于壁报作者为安全起见，大多不署实名，故而只能“认撕”。陈雪屏对撕壁报的放任，既反映了北大右派在“言论战”中的无力与无奈，也加深了他本人与多数学生之间的裂痕。

《学生报》事件发生一周后，1946年12月24日夜又发生北大学生沈崇被美兵强暴一事，引发抗暴运动。12月27日，校内张贴了大大小小20余种声讨美军暴行的壁报。同日，学生前去访问陈雪屏对此事的看法，陈表示“该女生不一定是北大学生，同学何必如此铺张”，引起普遍不满。盖按这一逻辑，只要不是本校同学遭到强暴，大家便可袖手旁观。自12月28日开始，壁报墙的矛头在继续指向美军的同时，也开始指向陈雪屏。有的壁报写道：“质陈雪屏，假使是你的姐妹？”有的壁报写道：“陈先生能说不一定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可以不管。假如被奸的确是我们的同学，他也能说不是我的女儿可以不管！假如被奸的是他的女儿，他也能说反正美军不会强奸到我的身上！

▲ 抗暴运动集会

面对滔滔舆情，陈雪屏领导下的北大三青团迅速采取反制措施，一份名为《情报网》的壁报于12月28日早晨被贴在壁报墙上。《情报网》称：“据知延安新华社的消息，最近延安曾派若干女工作人员赴各地，专门以各种技术诱惑美军，造成事件。”配合《情报网》进行宣传的，是遍贴校内的诸如“滚吧，强奸八路女人的美兵”、“闹吧，有色彩斗士们”等标语。《情报网》很快被撕。一位亲历者晚年回忆认为，《情报网》炮制的这些谣言不仅拙劣，“对北大受害的女同学，更是再次的侮辱与伤害，许多原来采取观望态度的同学也被激怒，投入到‘抗议美军暴行’的行列中来”。事实正是如此，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翌年，沈崇事件的发生无异于再次揭开民族伤疤，此时中伤沈崇，就是中伤作为侵略战争受害者的全体中国人，令多数人深感义愤。

12月29日夜，左翼学生领导下的抗暴筹备会拟开会选出抗暴联合会。会议开始前，一些自称“各校代表”的右派学生和三青团员来到会场。筹备会见势不妙，当即宣布取消会议，工作人员迅速离场。随后，右派学生捣毁会场，宣布成立“平市各校正义联合会”，并宣称“决不采取罢课游行手段，荒废学业”。另一方面，离场的筹备会工作人员向陈雪屏寻求保护，陈却表示自己毫不知情，并称已问过北平当局，对方也毫不知情。12月30日晨，罢课布告贴满了北大，紧接着就发生了向达被辱事件。在学生看来，从“该女生不一定是北大学生，同学何必如此铺张”的不当发言、《情报网》散布的关于受害人的谣言，到抗暴会场被捣毁、向达被辱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都是陈雪屏领导下的三青团破坏校园安全的结果，学生对他的怒火不断升级。

自知触犯众怒的陈雪屏自12月30日开始称病不出，直至1947年1月3日才“病痊”出席校长胡适举办的新年茶话会。当被问及对向达被辱的看法时，陈答“只能交给学校处理”，此后也一直没有如学生所愿的那样向向达道歉。其实，学生要求陈雪屏道歉，本就是前后一系列不满累积起来的借题发挥，由于陈雪屏拒绝道歉，学生的诉求便步步升级，从要求道歉迅速发展为要他辞职，壁报墙上开始出现《雪屏先生颂》等讽刺文章。校方眼见攻击陈雪屏的壁报愈来愈多，不便继续坐视不管，便贴出布告要求各壁报实名发言，凡未经登记之壁报不得张贴，否则即派人撕去。随后，墙上的攻击性言论大为减少，但也促使“倒陈运动”从匿名走向实名。

1月11日左右，北大学生马复高、廖昭立实名张贴名为《向陈训导长贡献一点意见》和《给胡校长和各院院长书》的“倒陈”布告，历举陈雪屏任训导长以来的种种措置，希望学校驱逐党团势力，维持良好的读书环境。因担心壁报被撕，马廖二人守在壁报旁边，现场发动同学签名支持。同日，马复高面谒陈雪屏促其辞职，陈表示已辞职三次，无奈校长胡适不批准。1月13日，马复高向胡适当面陈述要陈辞职的意见，胡适答复如下：1.抗暴游行当天陈雪屏不是装病，而是真病，至今未愈；2.向达经胡适等人劝慰，已打消辞意；3.校方认为陈雪屏是训导长的合适人选；4.陈氏与党国有关，易引起学生对他的误解。这些话很快见诸报端。但1月14日胡适在接受北平《益世报》记者采访时，却否认自己说过“陈氏与党国有关”的话。

▲《 游行后的北大》（《益世报》1947年1月6日第4版）

“倒陈”运动的发生，其实是陈雪屏的训导工作与教师身份之间尖锐冲突的结果。在多数学生看来，陈任训导长是“利用职务以为升官发财的脚踏石”，偏离了教书育人的立场。中间派学生罗荣渠在日记中以陈雪屏对比西南联大训导长查良钊：“说做官，查先生不是也做过教育厅长吗？但是，事实就在于你是不是把办教育真正当作‘官’在做。”登于《燕京新闻》的一篇文章进一步阐述了学生理想中的训导长定位：

大学训导处的设立，主要任务在协助学生，使他们在学业与生活各方面都能够有正常的发展，所以训导处的一切措施原则上必须公平合理，不离教育立场。如果有人以为训导处主要是在统制学生思想，限制学生行动，甚至站在党派立场，与多数学生采取对立态度，这都是大谬而特谬的。至于训导长，他是学校中与学生最接近的人，不但学识要渊博，而且品德尤需清高，自己不沾染任何政治色彩，更能够了解青年人的心理，然后以父兄对子弟的态度来与学生共同生活。反过来说，参加党派的人，或者在政治上活动的人，今天是不宜于担任这一职务。

由此可见，陈雪屏与学生的希望相差甚远。学生希望训导长“不沾染政治色彩”，“不离教育立场”，“主要任务在协助学生”。但就陈个人而言，担任党团职务既是为了个人仕途，也是一种政治选择，却从来不是为了教育。若说为了教育，他完全可以安于教授本职，不必涉足政治。但他早在1941年即已决定踏入政界。这年年初，西南联大三青团创始人姚从吾辞去三青团职务，推荐陈雪屏为继任人选。陈最初颇感犹豫，曾于1941年3月9日和10日连续两天就商于郑天挺。3月10日，两人更是做登山长谈。陈雪屏告诉郑天挺，他打算提两点要求：一是可以随时辞职；二是全权不受干涉。郑天挺却提醒他慎重选择：“如作，即将生活完全改变，终身以之，不必提条件；如不作，则早辞之。”“意未决”的陈雪屏决定先婉拒，“而后再定”。尽管陈此时对从政一事仍感踌躇，随后却很快参与到了西南联大学生管理事务中。这年春季西南联大训导长查良钊赴重庆出差，行前即将训导处工作交陈雪屏代理。1942年，陈雪屏正式接任三青团西南联大分团部主任。

▲右一为陈雪屏（1902—1999）

在陈雪屏的打造下，抗战期间西南联大三青团规模不断扩大，陈本人亦得节节高升：1945年夏当选为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执行委员，同年秋任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主任；1946年秋任北大训导长、北大先修班主任、北大教育系主任，成为北大声势煊赫的人物和国民党在北平教育界的得力干将。身处这样的位置，他的身份早已从学者、教师转变成官员，职责也从教书育人转变成为效力当局，这就决定了他与学生心中“不沾染政治色彩”的理想的训导长形象愈来愈远，注定了师生间难以调和的矛盾。

尽管左派学生在“倒陈”问题上的意见不尽一致——以马复高为代表的“除夕社”立场激进，主张“倒陈”；相对稳健的中共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第一支部则反对此时“倒陈”；但“倒陈”运动仍获得了四百多名学生的实名支持。数目虽未达到全校学生之半数，毕竟是“实名”，须冒风险，故也很能反映相当一些人的态度。在几个月后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中，左派学生在感谢教授们帮助避免了流血事件时，还有意括上“陈雪屏除外”，“给他的打击还是不稍放松的”。

尽管如此，“倒陈运动”仍告失败。在国民党最高层的支持下，陈雪屏继续担任北大的各种职务，直至1947年9月升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部长才离开了北大。陈雪屏对自己在学生心中的印象，对从事政治与从事教育之间的矛盾，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当受命接收北平沦陷区的八所大学时，他感慨道：“奉派办理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但短期训练最难收效，况党派问题，无从避免，纠纷必多”，似预见到困难。离开北大就任青年部长时，他对胡适说：“我的政治色彩更明显了，兼训导长的职务实在不相宜。”如果说平常年代兼顾两种身份或有可能，在一个革命化的时代，个体则被迫进行选择——要么做一个自外于政治的纯粹教师，实际上这非常困难，向达的经历就说明了这一点；要么成为政治的主动或被动的介入者。陈雪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也因此失去了学生的支持。

三、被攻击的周炳琳

不同于陈雪屏，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在政治上支持国民党，同时也不放弃自由主义立场，是一位中间偏右的教授。然而，当革命即将见出最后分晓、不同立场之间没有任何调和余地之时，周炳琳难免受到左派学生的攻击。就此层而言，他与陈雪屏又殊途同归。

学生时代的周炳琳是五四运动参加者，直接参与了火烧赵家楼的行动，被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选为民族企业家穆藕初的资助对象，于1920年赴美留学。1925年，周炳琳自美回国，旋即加入国民党，投身国民革命。1927年至1931年，他供职于南京国民政府，参与国民党党务整理工作及制定“二五减租”，1931年辞职，随后任教于北大经济系。抗战爆发后，他再度从政，先后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和中央政治学校教务长，不久又再度回到西南联大任法学院院长。抗战胜利后，周炳琳担任北大法学院院长。对周炳琳的几度腾挪于国民政府与北京大学之间，北大哲学系教授郑昕认为：“当枚荪（周炳琳，字枚荪）出去做官，做什么厅长、次长的时候，北大法学院院长这个位置还空着等他，不让别人来做，为什么？是什么东西造成他在北大的地位呢？说穿了，他是‘挟国民党以见重于北大’的。”可见周与国民党渊源颇深，或直接参政为其服务，或在教育界间接为其效力。

▲周炳琳（1892—1963）

由于这些原因，周炳琳对北大学生运动基本持压制态度。1947年春，中共北大地下党精心策划一场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八周年的活动，其中包括5月3日晚举行的历史晚会。当晚，北大社会学教授许德珩和法学院长周炳琳俱以五四运动亲历者的身份演讲。据现场听众记载，许德珩的演讲侧重于五四运动的未完成性，鼓励青年一代接力完成，“激动得很，感情差不多快要沸腾了”。紧接着发言的周炳琳却一反其道，声明自己“不讲太感情用事的话”，暗讽许德珩“煽动”青年，并谓五四以来的学生运动俱是“中年人利用青年人”，被适在台下的学生罗荣渠认为是“同学们不大爱听的话”。果然，左翼社团“风雨社”很快撰文批评周炳琳：“中年人对青年人的不了解，恐怕又将是今日的一种悲剧——不是青年们的悲剧，而是中年人的悲剧......对于周先生的不健康的悲观思想，若是原因在他身体的不健康，我们希望他好好休养；若是并不是如此，我们希望他多与年青人接近，多多读书。”其实，这并非周炳琳首次发表这类言论，早在1944年5月4日西南联大的精神动员月会上，他也对学生说：“勿为中年人所利用，亦勿如中年人之销沉。”同事郑天挺听后颇为担忧，“意甚佳，吾恐有心者又不免断章取义也”。

▲ 周炳琳（左侧立者）“五四”期间在北京街头演讲

尽管有上述一系列不赞成学生运动的表示，周炳琳却并未像陈雪屏那样彻底入仕，原因即如胡适所说：周虽是国民党员，但始终不能放弃批判精神，“不脱自由主义的意味”。因此，在目睹抗战后期国民党的加速腐败后，身为国民党员的周炳琳开始公开批评时政。1944年9月，他在国民参政会上抨击三青团：

我“在昆明天天看到路上倒尸，无人料理。以前死了人有人施舍，在义冢埋葬，现在连这一点也没有。还有，新运会、励社、青年馆都是注意青年工作的，青年馆新盖大楼，富丽堂皇，究竟对青年有什么用？沙坪坝一万多学生赶考，有死的，有病的，苦不堪言，却没有听说做青年工作的人去替他们设法的。不要以为‘在我里面的便是青年，在外面的便不是’”。

周的发言赢得现场听众满堂喝彩，却深为蒋介石不满。蒋认为三青团“纵有可批评之处，应来面谈，不应在大会发表”。受此影响，翌年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时，周炳琳落选。他本人对此并不以为意，就像他后来所说的那样，抗战后期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对国民党当局“完全失望”，从而“日益疏远”。此言容或有夸大成分，但亦道出某种意义上的事实。因此，当1946年11月北京大学校长胡适预备去南京参加国民大会时，周炳琳写信劝胡适勿去南京：

此时赴会，是否为贤智之举动，琳以为尚值得考虑一番。撇开此举之政治关系不谈——先生对于现实政治之看法，琳绝对尊重，——单讲校务，此时可以说尚未正式上课，事甚繁乱，局面未趋稳定。我们希望校长在此坐镇，事来重心有托。先生能否考虑迟两周，俟会真能开成再去？

信中虽谓“撇开此举之政治关系不谈”，实际上政治很难撇清。所谓“单讲校务”也很难做到“单讲”，毕竟“校务”处处受政治影响。换言之，周炳琳此时以“校务”为由劝胡适勿去南京，内心深处的原因是他本人与国民党当局日益离心，希望胡适亦勿卷入太深。

但他与当局的关系毕竟非一日之功，虽不愿与之多来往，仍“经常告诫自己要做到朋友绝交不出恶言”。由于这些原因，在面对40年代后期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时，他仍毫不犹豫地采取遏制措施。这集中体现在北楼事件中。

1948年1月，北平各校开始放寒假，中共北平学委鉴于“在中学的工作，远落于形势之后”，决定发动北平各校的大学生在寒假期间举办面向中学生的补习班，藉此引导中学生参加革命。补习班分为北大沙滩区、北大四院、北大工学院、北平师范学院、中法大学等五区进行。最初，中学生报名踊跃，共有1500多人报名。城外的清华、燕京的大学生们也纷纷进城当补习班“教师”。他们有的投宿于北大同学的宿舍中，例如罗荣渠就留宿了几位清华同乡；也有的干脆在北楼教室打地铺。北大学生作为“东道主”，提前向校秘书处借了北楼作为补习班教室。

1月23日是沙滩区补习班开始上课的第二天，法学院院长周炳琳来到北楼，命人取去上下课所用的铃并锁上教室，下令补习班即刻停止，理由有二：一是节省冬煤；二是避免吵闹。此时正值北方隆冬时节，失去室内场地的补习班立即陷入停顿。

其实，国民党北平当局早在1947年12月就得知地下党要办寒假补习班，为此多管齐下加以遏制。首先由北平市教育局下令各中学，严禁中学生参加补习班：“北大学生组织之补习班系反对政府分子负责，显然有政治作用，仰各校长对高中学生之参加该班者应予严加制止”，“倘有不听劝告不服禁止之学生，其情形特为严重者，可即勒令退学以儆效尤”。为加强警示效果，各中学不仅将禁止参加补习班的告示张贴于学校，还印在期末成绩单上，以便家长周知。其次，由各中学设立20余处“官办”补习班，导致中学教师们普遍不满，因为这“只是使他们增加负担，在假期中不得休息，而同学又都不感兴趣，造成一种上课敷衍的情形”。再次，由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向北大校方施压，严禁北大学生开办寒假补习班。

面对当局的施压，北大校方如何阻止学生开办补习班呢？这就不能不交待当时北楼在北大学生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北楼是北大文学院上课的地方，由于文学院学生一向走在学运前列，北楼也就成为学生运动的主要场所。1952年，一位西语系学生曾点出北楼与北大学生运动的关联：

自一九四六年北大由昆明回到北京以后，在革命形势影响下，学生运动发展到新的高潮，进步同学组织了许多社团，来团结教育广大的同学以反对美蒋的反动统治，当时的社团如风雨社、黄河社、实学社、奔流社、南北社等，都是党的地下组织领导的。在解放以前的历次学生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各社团的社址分在红楼和北楼的地下室。开会、讲演、讨论、以及练歌、练舞等多在北楼。于是北楼就成了学生活动的中心。

正是由于北楼是学运的主要“场所”，北大文学院院长朱光潜和法学院院长周炳琳才在校务会议上提议封闭北楼，以阻止学生开办补习班。学生方面自然不轻易放弃，他们一方面向负责借还教室的校秘书处争取，但被秘书处告知：要开放北楼就要取得周炳琳和朱光潜的同意，暗示这是他二人之意。学生心知周炳琳不好对付，决定争取新任训导长贺麟的支持，489人联名致信贺麟：

我们希望校方了解另一个事实：即在今天北楼已不是文学院教室意义所能包括，它是沙滩区一切课外活动的地方。换一句话说：北楼是我们集体学习与玩的地方，一年来各系级壁报社所主办的演讲会或各种读书会的讨论会也都是在那里开会......封锁北楼的实际效果是使我们失去课外活动的场所，所以我们表示不赞同。

这封信毫无结果，北楼仍旧大门紧锁。争取校方失败，学生们决定发动群众，启动壁报墙的宣传机器。1月底，40多个学生社团和系级在壁报墙上批评周炳琳“越权干涉学校行政，压制学生课外活动”，指出北楼是文学院的教学楼，法学院院长周炳琳无权干涉北楼事务。还有的壁报指出，周炳琳“向来”喜欢干涉他院行政和校舍支配。少数壁报提出：“我们准备欢送周炳琳！”火力之大，令许多来校参观的记者大感惊愕：“这怎么能发表呢？”

事实上，在“干涉校舍分配”的问题上，不仅学生对周不满，讲师助教等青年教师群体也相当不满。北大文理法三院讲师助教联合会（以下简称“讲助会”）成立于1947年12月1日，是受中共北大地下党领导的群众组织，成员大多为西南联大时期的左翼学生或地下党员。北大复员后，这些人毕业留校工作，成为教师群体中最激进的一群。1948年1月，讲助会申请办公用房，由于周炳琳是法学院院长，而红楼又是法学院和文学院共用的教学楼，讲助会便向周炳琳申请红楼405号房。周深知讲助会的政治性质，以“红楼房间由文法学院收回公用，凡有室空出，概行封锁，俟物事统筹分配”为由拒绝，并马上令西语系教师傅汉斯搬进405号房。不久，红楼又空出467号和419号房，周炳琳又分别拨给农学院教员和法学院教授叶方恬，却一直对讲助会的请求“毫不理睬，不予处置”。1月23日，讲助会写信质问周炳琳“厚此薄彼，轻重不均”、“既受学校付托之重，而言行不符。”1月27日，讲助会再次质问周炳琳：“敝会借用405号房既备函请命于先，而无只字见覆于后，其无视敝会、待遇之苛，几近侮蔑，此更难免敝会会员之愤慨。”可见，周炳琳对付讲助会的手法与遏制学生运动的手法一致，俱是通过限制场地来限制活动，自然为学生和青年讲助群体所不满。

▲ 北京大学红楼旧照

就像“倒陈”运动没能成功一样，在校方不支持的情形下，“欢送周炳琳”也没有成功。只是在临近北平解放的1948年11月，北大法律系学生以周炳琳“外行又专制”为由向胡适请愿，要求免去周的法律系主任一职。“外行”是就业务方面而言，指周的学科专长是经济学，却兼任法律系主任2年之久，导致法律系教学事务缺乏规划，《刑总》《刑分》等课无人执教。“专制”是就政治立场而言，指他强力压制学生运动。二者相较之下，或许“专制”才是学生对周不满的根本原因。最终，周炳琳辞去法律系主任一职，但仍担任法学院院长，直到新中国成立。

结语

194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正处于国共政争的最后关头，革命成为超越一切的时代主题。大学校园非但不能自外于革命，其自身亦逐渐革命化。作为革命化校园中的个体，大学师生被迫做出支持或者反对革命的种种选择。不闻窗外也是一种不选之选。以本文论述的三位教授而言，向达原本是一位纯粹学者，虽倾向中共但未参与实际政治，抗暴运动中因制止右派学生撕壁报而遭其“侮辱”，从此成为左派学生所拥护的进步教授。陈雪屏主动投入右的阵营，成为国民党开展青年工作的得力干将，也因此遭到多数学生的反感、“驱逐”。周炳琳早年虽加入国民党，中年以后渐与之疏离，但由于历史原因仍对学生运动采取压制态度，从而饱受学生的“攻击”。由此可见，三位教授均以不同形式卷入革命，又均未获得学生的普遍尊重与谅解，被侮辱、被驱逐、被攻击者，皆而有之。

相较于教授的政治分化，学生的分化更加显著，有的学生投身中共领导的“第二条战线”，有的学生支持中间路线，有的加入了三青团。随着校园的革命化，个体间的政见分歧变得愈发无从回避，区分人群的标准不再是性格、学识、籍贯、爱好等，而是政见。这就意味着教师无论持何种政见，都只能获得意见相似的学生的支持，同时遭到意见相左的学生的为难。向达、陈雪屏、周炳琳所代表的教授们面临的困境即在于此。

在此情形下，以往建立在知识传承基础上的师生关系开始动摇，一种新型的以政见一致为基础的师生关系逐渐产生。由此，校园日益分化为左右两大阵营——进步学生拥护进步教授，保守学生支持保守教授，彼此间围绕校园这一特定场域展开博弈。博弈的方式亦是本文着力考察的对象。博弈主要围绕言论权和场地权而展开。就言论权来说，校园言论的主要载体是壁报墙，持各种政见者均在壁报墙上传播声音，发动舆论。陈雪屏等右的一方由于在言论权势上处于下风，便极力推动壁报的实名化。向达作为左翼学运的同情者，则极力捍卫言论权。此外，学生要运动起来就必须集会，要集会则须有场地，故场地亦是双方博弈的焦点。学生方面拼命争取场地，校方则力图藉限制场地来限制学运，周炳琳封闭北楼及拒分房屋给讲助会就属这类手法。学生争夺场地失败后，又转而在壁报墙上发起针对周炳琳的言论战，是为“以言论争场地”。归根到底，这些博弈方式俱是为了寻求对整个校园场域的主导权，是校园政治分化的表现。

那么，被革命形塑的师生关系将对大学产生何种影响？其一，学校的教学秩序和知识传承受到一定影响。既然师生间的亲疏远近主要取决于政见异同，左派教授的课程自然受到左派学生的欢迎，例如向达“口才不十分强”，所开课程仍很受欢迎。与此相应，右派教授的课程则受到左派学生的排斥。汪子嵩自述在西南联大求学时不喜听冯友兰的课，原因是冯接近国民党。学习本为纯粹之事，一旦掺杂政治，则既影响学生的“学”，也影响教师的“教”，最终影响的是学问的代际传承。其二，在这种以政见一致为基础的师生关系中，尽管左派教授和左派学生均受时风感染而倾向革命，但学生的政见往往比教授更激烈，革命化程度也更深。其结果是，学生终将走到教授前面，在校内外一系列变革中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当比学生有学问的教授却不如学生革命时，孰为师、孰为生就成为一个有待解释的问题，师生之间势必发生一定程度的权势易位。凡此，在在预示着校园权力格局即将发生的深刻变化。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大学与近代中国”

责任编辑： 赵洪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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