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智讨论：为什么雍正皇帝一直瞧不上浙江人？

在我国的野史与民间传说中，雍正的名声一直都不太好。比如他篡位登基、性格狡诈、残杀忠良、性格冷酷，甚至落下了身首异处的下场。

在野史中吗，雍正被吕留良之女吕四娘刺杀

不过话说回来，历史上的雍正，一直以业务能力强与知人善任著称。比如法国传教士杜赫德（1674—1743）在所著《中华帝国全志》中指出：

雍正皇帝为了天下百苍生的福乐安康，夜以继日地致力于改革政弊。如果您能向他提出一个能够提高民众福利、缓解百姓的生活压力的良策，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努力将这项计划尽快诉诸实践。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雍正对国家人才库的搭建问题十分上心，甚至会在候补官员的选拔环节做到“事必躬亲”。

不过话说回来，他似乎一直对浙江出身的官员与知识分子们抱有很大的偏见。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雍正皇帝看不上浙江人？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雍正画像

1）为什么雍正痛恨“浙江习气”？

实际上，早在雍正即位以前，就已经意识到朝廷“乏才之患”非常明显。因此在即位后，他不仅在官员的选拔环节做到“事必躬亲”，还会对各地推举来的候补官员出具评语。

值得注意的是，雍正很喜欢以行政区域的“民风”来评估候补官员。用今天的话说，雍正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地域黑”。其中，最令他深恶痛绝的，非“浙江习气”莫属（拓展阅读：一文概述：雍正皇帝的颜值歧视和地域偏见）。

故宫淘宝出版的“雍正行乐图”

1）打压“浙江习气”的底层逻辑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雍正如此痛恨“浙江习气”？坦诚说，原因并不复杂（拓展阅读：理智看待：“明亡清兴”，究竟是“人祸”还是“天命”？）。

清朝定鼎中原之初，两浙之地是“遗民情结深重、抗清复明活动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即便起义失败，也有相当数目的两浙士人们，纷纷以抛弃功名仕途、做遗民等方式，捍卫着自己的尊严（拓展阅读：理性讨论：为什么清朝要铁了心地推行“剃发令”？），

漫画作品中的夏完淳形象

康熙即位后，尽管清廷与江南士人阶层的关系有所缓和，但针对流露“异心”的士大夫，官方一直予以雷霆万钧式的打击。

资料显示，康熙朝合计有文字狱11起，尤以《明史》案和《南山集》案最为残酷。其中，《明史》案的主犯是浙江湖州籍富商庄廷鑨。

进入18世纪以后，基于巩固政权统治的需要，原本优容开明的文化政策变得愈发严苛。于是，以浙江士人为代表的士人群体的“统战价值”迅速下降。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关系变得更为微妙（拓展阅读：读书笔记：清朝的文字狱，到底有多狠？）。

欧洲人笔下的康熙皇帝

本来就对“成化最晚”的两浙士人抱有固执偏见的雍正即位后，给浙江带来了一场又一场的血雨腥风。

资料显示，在他在位的13年间，文字狱数量多达25起。其中比较知名的，有爆发于雍正三年（1725）的“汪景棋《西征随笔》案”，雍正四年（1726）的“査嗣庭试题案”以及雍正五年（1727）的“吕留良文选案”。值得一提的是，三大案的主犯均为浙江籍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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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嗣庭试题案”之后，雍正决计“严惩两浙之地”。雍正四年（1726），他以“浙江风俗浇漓败坏”为由，命令暂停该省士子的乡试与会试。

所谓“浇漓民风”，泛指流行于浙江绍兴、杭州、嘉兴、湖州四府的“不忠之风”，可以简单归纳为“不听话”、“热衷于拉帮结派”和“喜欢耍小聪明”。

由于文字狱肆虐打击面广且手段严酷，极大震慑了了两浙士人，以至于乾隆即位之初再开博学鸿词科时，“举者和应者皆寥寥”。

即位之初的乾隆

2）雍正的“浙江锐评”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无浙江习气”也一度成为了雍正夸赞浙江籍官员的“经典语录”。

• 在与生于浙江会稽的广州府同知马世枢交谈后，雍正夸赞对方“人甚老成明白，显露毫无浙江习气”；

• 在与生于浙江海盐的柳州知府钱元昌交谈后，雍正夸赞对方“人甚老成明白，将来可道员，不似浙江人，好相貌，须参白”；

• 在与生于浙江山阴的户部江南司主事朱叔权交谈后，雍正夸赞对方“着实明白，有良心，总不似浙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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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所谓“浙江风气”并非浙江籍官员专属。其中，很多让雍正感到不爽的候补官员，通常会被其批评为“有浙江风气”。

比如在与生于河南的太苍直隶州知州王溯维交谈后，雍正批评他“过于聪明，像浙江、汉军人、神气不真诚，未看透，人贼苍”。

一言概之，在雍正看来，“浙江风气”代表着“不忠诚”和“不诚实”。有学者曾做出统计，在雍正评价候补官员“不诚信”的案例中，江浙地区尤其是两浙地区的官员占据了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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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打压朋党，巩固皇帝权威

对于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康熙将之归咎于“朋党之争”。在他看来，“汉人虽有师生之名，仍好互相结仇，若不日稍有不合，必寻求其过失而陷之，如或不能，即做文章，极论其非，以抒其愤而后快。此汉人陋习至今尚未改也。”

因此，雍正即位以后，也一直对朝廷中潜在的朋党之争，保持着高度警惕（拓展阅读：理性讨论：为什么康熙如此看重《明史》？）。

康熙与《明史》

1） 雍正的“朋党观”

雍正二年（1724），清廷发布《御制朋党论》一文，明确要求各级官员“洗心涤虑，详玩熟体。如自信素不预朋党者，则当益加勤勉，如或不能自保，则当痛改前非”。

宝玺印存《雍正宝薮》篆刻精品

首先，文章认为，“臣子要惟知有君，乃有心怀二三，不能与君同好恶，以至于上下之情暌、而尊卑之分逆，则皆朋党之习为之害也。”简言之，雍正要求“臣子要忠心不二，守住上下、尊卑之分，警惕朋党之害。”

其次，文章认为，“夫罔上行私，安得谓道！修之所谓道，亦小人之道耳！自有此论，而小人之为朋者，皆得假同道之名，以济其同利之实。朕以为，君子无朋，惟小人则有之。” 简言之，雍正认为“君子无朋，为朋党只是为了博取私利”。

故宫博物院

第三，文章认为，“夫朋友亦五伦之一，朋党不可有而朋友之道不可无。然惟草茅伏处之时，恒资其讲习以相佽助。今即登朝莅官，则君臣为公义，而朋友为私情，人臣当以公灭私，岂得稍顾私情而违公义。”简言之，雍正认为“忠君的君臣之义为公，而朋友之情为私，臣子应当以公灭私。”

第四，雍正本人还对“朋党之行”做出了措辞极为严厉的警告，甚至要以诛绝罪之，“今之好为朋党者，不过冀其攀援扶植、缓急可恃，而不知其无益也，徒自逆天悖义，以陷于诛绝之罪，亦甚可悯矣”。

故宫博物院

2）“查嗣庭诗题案”

发生于雍正四年（1726）的“查嗣庭科场试题案”，是继《明史》案、《南山集》案与汪景祺《西征随笔》案之后的又一个文字狱。

需要指出的是，在大多数文字狱中，主犯基本上都是以诗文获罪，但以科场试题招惹祸端的可谓绝无仅有。另外，受到查处的还是当朝二品大臣、内阁学士兼礼部左侍郎、江西正主考官查嗣庭。

查嗣庭，字润木，浙江海宁袁花人

查嗣庭，字润木，浙江海宁袁花人，康熙四十七年（1708）中进士。在隆科多的举荐下，他在雍正元年（1723）担任内阁学士，又由蔡珽荐举为礼部左侍郎，加经筵讲官。

不过话说回来，雍正不仅对他没有一丝好感，还认为他“兼有狼顾之相，料其心术必不端正”。

雍正四年（1726），查嗣庭受命为江西乡试正主考，但随即为人告发试题存在问题，引起了雍正的高度注意。最终，雍正给查嗣庭定下了三条罪状。

古代科举的考场

第一，攀附科隆多，“查嗣庭向来趋附隆科多，隆科多在肤前曾经荐举，是以肤命其在内廷行走，授为内阁学士。”

第二，江西乡试出题悖逆，查嗣庭以“君子不以言举人”命题，显然与“国家取士之道大相悖谬”；《易经》次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中的“正”字，与《诗经》四题中“百室盈止，妇子宁止”的“止”字，将雍正年号拆为“一止”，“意欲将前后联络，显然与汪景棋悖逆之语相同”。

第三是讪谤康熙，“观查嗣庭日记，于雍正年间之事，无甚低毁，且有感恩戴德之语，而极意谤仙者，皆圣祖仁皇帝已行之事也。而妄肆悖逆猖狂之言，谁无君父，能不痛心能不切齿”。

《雍正王朝》中的雍正与隆科多

因为此案，“查嗣庭本人死而戮尸，子查沄斩监候（死缓），诸幼子流放，其二兄查嗣瑮父子免死流三千里，长兄查慎行免罪释放，久惊悸而死。”

用发展的眼光看，雍正之所以对该案的处置如此严苛，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朋党问题”。

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雍正认为，全天下的所有人都应该只忠于自己。因此，“查嗣庭依附”权臣科隆多的行为，是对惟知有君、忠心不二的政治理念的挑战，是不可饶恕的。

对于结党营私的行为，应该扼杀在摇篮里，哪怕赶尽杀绝也在所不惜。其结果就是，一直以善于“结党营私”著称的浙江知识分子集团，一下子成为了重点打击的对象。

《雍正王朝》中的雍正形象

3）“压制浙江”的“经济学考量”

雍正即位后，第一时间就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摊丁入亩”政策。对于这一改革举措，我国学界普遍给出了较大评价。

首先，结束了地、户、丁等赋役混乱的现象，完成了人头税并入财产税的历史进程。由于征税的对象是土地，使得政府放松了对户籍的控制，增加了大量可以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对活跃商品经济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其次，无地少地的农民们摆脱了丁役负担，不再被强制束缚在土地上，进一步松弛了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

《雍正王朝》中的雍正形象

1）雍正即位之初的“浙江局势”

对于地方的治理工作，雍正一直有着清晰的认识。在他看来，“地方之害，莫大于贪官蠹役之朘削，强绅劣衿之欺凌，地棍土豪之横暴，巨盗积贼之劫夺，此等之人，不能化导惩戒，则百姓不获安生。”

浙江地处东南，物产丰饶，经济发达，是重要的赋税来源地之一。众所周知，雍正即位之初，恰逢西北罗卜藏丹津之乱，用度日增（拓展阅读：一文概述：什么是罗卜藏丹津之乱？）。这就意味着，稳定这一财源地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清朝的浙江地图

作为对比，浙江的士绅阶层不仅一直极力反对“摊丁入亩”，而且“动则钱粮诖误”，光是在雍正三至五年的积欠就多达七十七万两。

因此，雍正之所以极力压制江浙地区的士人阶层，也有一定的“经济学考量”。

雍正三年（1725）十月，一直深受雍正信任的李卫就任浙江巡抚一职。不久，他在奏疏中指出，浙江地区“民俗刁悍，命案参黜”，以致“大吏屡易其人，守令席不暇暖”。

于是，雍正坚定地认为，“浙江士习浇漓，甚于他地”，当地的缙绅“好尚议论，敝俗颇喜争讼；刁风未革，积习日深”，“狼子野心聚于一方的浙江人众，皆为恩德所不能感化者”。

《雍正王朝》中的李卫

2）雍正的“浙江对策”

为了改变这一不利局面，清廷在雍正四年（1726）在浙江设置“观风整俗使”。其中，首任“观风整俗使”由汉军镶红旗出身，时任光禄寺卿与河南学政的王国栋担任。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一官职在名义上负责的是“巡察地方与劝谕化导风俗”等工作。

但根据《朱批谕旨》中收录的其在“观风整俗使”任上的18道奏折，涉及钱粮的奏折合计有5道，反倒是最多的。由此可见，“清查浙江钱粮积欠”才是其最主要职责之一。

《雍正王朝》中的雍正形象

因此，当浙江地区“完纳逋赋”后，清廷不仅“将雍正七年（1729）额徵地丁屯饷钱粮。蠲免十分之二，共计六十万两”，就连雍正本人也欣慰地表示，“朕实为浙省之士民风俗称庆，非重此数十万之国帑也。浙省向善之速，甚属可嘉。”

由此可见，雍正之所以在经济富庶、士人云集的浙江设置“观风整俗使”，既表明了自己与当地士人阶层斗争到底的态度，也为了保证中央能够进一步掌控当地经济，还能对全国的士绅阶层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可谓“一箭三雕”。

《雍正王朝》中的雍正形象

4）尾声

坦诚说，一些清朝文字狱的主犯身上，固然存在着“主动找事”的嫌疑。但正所谓“祸不及家人”，对其家人及其门徒们在肉体与精神上的摧残和迫害，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拓展阅读：清军入关后，朝鲜人是如何评价中国的？）。

它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文化发展史上的刀光血影、统治者的权力意志、人世间的尔虞我诈和人性中的阴暗凄凉，造就了近代中国万马齐喑的惨淡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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