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域 | 重读现代：芮塔·菲尔斯基的女性主义美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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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塔·菲尔斯基（Rita Felski）是当代美国文学批评领域的重要理论家。她希望“透过女性主义理论的棱镜来重读现代”，她关于女性与现代性之间关系的重要阐释之一即对“女性主义美学”的反思。

原文：《重读现代：芮塔·菲尔斯基的女性主义美学观》

作者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罗立桂/副教授 武婷婷

图片 |网络

亦此亦彼：“女性主义”与“美学”之间的张力

在西方美学传统中，男性美与女性美是相对立的，男性美被认为优于女性美。早在古希腊时期，在界定性别之美时，男女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就占据着主导地位。“女性”与“艺术”（尤其是伟大的艺术）通常也被视为对立的存在，女性及女性艺术品一直处于从属地位，未曾受到重视，而以阳刚、理性、英勇为代表的男性艺术永远是人们讨论研究的焦点。时至今日，人们仍存有极大误解：女性缺乏创新意识与创造天赋，只会一味模仿复制。

到了19世纪，男女二分的美学传统遭到女性主义运动的重创，当代女性运动的主要政治目标之一便是扭转基于性别的统治，改变女性从属的社会地位。在此背景下，人们打破了以理性、秩序、整体为中心的美学传统，同时也打破了艺术观念中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在后现代语境中，传统美学朝着“反美学”的方向发展，女性主义美学家们正试图寻求一种新的美学，旨在完成新审美范式的建构。

芮塔·菲尔斯基主张从辩证角度出发，强调“文学”与“女性主义政治”之间存在一种张力：彼此交织，共同作用。她认为，艺术需要在生产和接受层面上重新政治化，而不是仅仅将其看作一种政治工具。她在《女性主义美学辩证法》中说：“这种审美领域的再政治化并不意味着审美范畴可以被阐释为政治意识形态利益的直接反映，也不意味着文学的意义仅限于其在当前妇女运动中的政治实用价值，其假设已经明显地遭到了反映论的指控。相反，正如当前美国和法国女性主义者之间的争论所证明的那样，在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中存在着一种症候性的张力。这种张力存在于实用主义立场之间，通过将文学文本重新政治化，并将其重新纳入日常交际实践的范围，同时意识到纯功能主义美学的潜在局限性。”

在菲尔斯基看来，关于“女性主义美学”的倾向无非有两种，一种强调“美学”，另一种则强调“女性主义”。但无论哪一种观点，都不是对“女性主义美学”的准确理解。”菲尔斯基认为，卡罗尔的“超美学”概念恰好为解决“女性主义”如何与“美学”结合这一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超美学，即一种与自身相悖或超越自身的美学，一种有缺陷的、不规则的、无序的、不恰当的美学。“超美学”受到了后结构主义的影响，追求矛盾性和不确定性，而艺术之旨也正指向了这种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从“超美学”立场来看，性别与美学是以一种不同于传统女性主义美学的方式交织在一起的，女性气质呈现出非同一性的特征。以往那种单一的、共同的女性形象，是由男性中心文化产生的一种形而上学的幻觉。

多元化：现代女性主义美学的共同诉求

女性并不是完全由父权意识形态决定的，女性主体性是复杂的，充满着不确定性，不存在“预先给定”的女性主体。“女性主义美学”不仅有着复杂的理论体系，更与社会变革运动紧密相关，菲尔斯基追求的是 “女性主义美学”的多元表达，而非一种独白型的叙述，因为女性主义美学的多维属性使其无法被简化为某种统一的意识形态，因此，她提出要超越“女性主义美学”，让其回归到社会现实生活和大众审美经验中去，重建审美艺术与女性日常生活的关联。菲尔斯基认为，艺术的“何种形式”与“是何内容”在任何特定时间和地点都是具体的、有效的，都不能被预先理论化。

在复杂的现实境遇中，人们无法仅仅通过一句话将女性主义与美学联系起来。对“女性主义”与“美学”的强加联系只会让人们迷失在错误方向中，女性主义者应该多元地对待艺术，随着女性主义艺术实践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现代主义意识形态，将阅读“视为一种具体化的实践，将文学视为一种创造性的自我塑造的手段”。菲尔斯基坚信，女性主义和美学之间的紧张关系，“只有通过将文学实践与妇女运动的目标和利益联系起来，才能得到解决，而不仅仅是依赖于对审美现代主义的抽象迷恋作为颠覆的来源”。

当代女性主义写作强调对身份的探索，女性身份是女性意识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女性意识并非源于妇女的从属地位，而是由社会经济条件与意识形态以及文化进程之间历史特定的相互关系所塑造的。女性主义艺术家必须从她的社会阶层和历史地位出发，选择一种最适合她的读者诉求和利益的艺术形式，并终生捍卫它，进而推进所有女性的诉求和利益。

菲尔斯基详细考察了两种女性主义书写模式——忏悔小说和自我发现小说。有关忏悔的写作往往是一场女性自我发现的斗争，在此过程中，她们拒绝历史的宏大叙事和程式化的表达，转向了碎片化和非线性的写作。忏悔行为无法将女性主体完整地呈现出来。在分析自我发现小说时，菲尔斯基揭示了其独特的文本特征与女性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她肯定当代女性写作的主题、结构与女性主义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自我发现小说的写作并不意味着女性写作已经彻底从父权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了，而是“它本身就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场所，一个积极的意义生产过程”。

菲尔斯基并非要将文学和政治之间的差异进行瓦解，而是想要揭示两者所依赖的共同文化语境和话语框架。菲尔斯基真正渴求的是一个描述性的理论框架来评价女性主义艺术，而不是抽象的、还原论的，所以她呼吁重塑女性艺术的创作和接受的实际条件。美学理论不应该仅仅是批评的工具，而是能够对新理想建构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能够提供通往未来愿景的路径。

“女性主义美学”并不仅仅是一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范式，它更指向一种多元性，囊括一切女性主义运动的形式。在这里，理论就类似于“权力轴心”，而各种艺术实践、女性运动等可以与特定的权力轴心发生关系，没有等级，没有优劣，甚至可以对立。因此，单一的“女性主义美学”是不可能成为解决途径的。“女性主义美学”最终必然指向多元性，政治与美学、内容和反映之间的紧张关系，决定了不可能构建统一的女性主义美学，对于女性主义美学的定义必然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

超越文本：女性主义反公共领域美学的建构

为了使“女性主义”与“美学”的关系充分理论化，菲尔斯基认为，“女性主义美学”不能局限于象牙塔里的理论分析，而要将文本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复杂的社会变革联系起来。美学研究范围应超越艺术领域，应该探讨和涵盖审美现象全部领域，研究者必须超越文本分析的界限，才能深刻认识到妇女运动在公共领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而把握好性别与美学之间动态且复杂的关系。

基于哈贝马斯“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的概念，菲尔斯基提出了“女性主义反公共领域”概念，试图建立一个新的文学实践模式。哈贝马斯认为，在19世纪的欧洲存在着一个公共舞台，它可以让普通公民自由地聚集于此，讨论公众关注的问题。能够进入公共领域的多为拥有一定资产、受过教育且开明的男性公民。彼时，不少女性主义者们对此深感不满，而哈贝马斯也曾于上世纪90年代予以回应：“公共领域本身就带有父权特征。”如此一来，构建女性公共领域就成为了女性解放的重要标志之一。

菲尔斯基指出，通过将女性主义运动定义为“女性主义反公共领域”，可以建立起文学实践模型，使理论家更好地阐明文本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她说：“无论如何，女性主义阅读或写作的政治问题并不是一个仅在美学层面上就能解决的问题；它与整个妇女运动的命运密不可分……女性主义最重要的优势之一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不仅仅构成一种学术话语，而是继续激发社会和文化运动，这个问题必须成为讨论女性主义文学意义的中心。因此，只有在对妇女、文学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更普遍的理论思考的背景下，才能对特定形式的政治价值和局限性进行有意义的评估。我并不是说文学的功能是被动地反映女性观众已经形成的需求；相反，文学和艺术可以帮助创造新的观念和新的需求。”

菲尔斯基提出的这种模型包含着理想与现实两个层面，它既是一种乌托邦意识形态，又是一场由特定政治和经济条件支配的文化实践，可以用来推进作为共同体的妇女的政治目标。女性主义反公共领域并不能被视为一个由单一的规范和价值观统摄而成的群体，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女性不仅是女性主义者，受国籍、种族、阶级等因素的影响，她们还有很多其他身份，这将导致妇女运动中女性受益程度的不同。

女性主义反公共领域所提供的理论模型，使得当代社会基于性别政治的对立话语空间的存在成为理论，使人们有可能重新审视构成这个集体的机制、政治影响以及潜在的局限性。一方面，这种女性主义的公共领域对美学和政治之间关系的观念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它本身又受到所产生的更广泛的意识形态关系和社会结构网络的制约与依赖。简而言之，哈贝马斯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带有一种普遍性，而女性主义反公共领域却具有十分鲜明的特殊性，因为它从女性作为社会边缘群体的角度出发，批判了主流文化价值观。

总而言之，菲尔斯基并非要否定“女性主义美学”，而是在现代性视野中通过对其重新描述，指出了“女性主义美学”的多元特征。菲尔斯基始终将“女性主义美学”视为一种动态、多元、历史的表达，而非“女性主义”与“美学”的简单相加。“女性主义美学”的概念应如星丛一般，人们需要摒弃一维、固化的思维模式，将其深置于历史背景中，使其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连，从而深刻把握其特殊性，在打破同一性的基础上去探寻“女性主义美学”的多种可能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审美建构研究”（21BZW178）阶段性成果]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93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王立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