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虎堂：日本江户时代儒士汉文白话小说述论

近些年来，主要针对日本、韩国和越南三国的东亚汉文小说整理与研究成为一个学术热点，较之韩国、越南方面而言，学界针对日本汉文小说的工作进展相对滞后，这让人们对此部分小说的数量、类别及创作水平等问题认识不够清楚。

有鉴于此，笔者近年来专赴日本实地调查，发现其作品文献收集还有较大可供发掘的空间，不少小说的创作质量也比较高，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这些小说分文言与白话两大类，白话作品数量较少，但创作水平相对较高，应作为我们关注的重点。

据笔者访书所得，白话作品现存二十种左右，其中十余种出自江户（今属东京）、京都儒士之手，其他则为长崎港的唐通事（汉语口语翻译）所作。在本文中，笔者将专门针对儒士汉文白话小说做一番考察。

一、儒士汉文白话小说的创作语境：唐话学与稗官学的流行

江户中后期的儒士汉文白话小说是在江户、京阪（京都和大阪，也即当时所谓的“上方地区”）等地儒学界盛行唐话学的文化语境中出现的，此类创作也是当时以译解和研究入日中国白话小说为中心的稗官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荻生徂徕与唐话学

唐话学兴起于长崎，德川幕府从统治初期便开始实行锁国政策，此地被确定为日本与中国、荷兰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几乎唯一之口岸。彼时，赴日通商的中国人主要来自南京、宁波、福州、漳州、泉州等地，他们所讲的汉语口语即被称作“唐话”。

除中国商人之外，在长崎会说唐话的还有唐通事和黄檗禅僧两个群体。唐通事是一群通晓唐话、日语两种语言且能处理各种贸易事务的专职人员，其由幕府出于中日贸易之需而培养使用，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为明末清初避乱赴日的福建、江浙人及其后裔，而黄檗禅僧则是十七世纪后半叶从福建、江浙来崎弘法的一批禅宗僧人。

前者口中的唐话以南京官话为主，兼有杭州、宁波、福州、漳州等地的方言，多商贸洽谈和日常生活用语，专用于职业交际；后者所讲唐话以南京官话为主，多佛教用语，主要用于诵经，兼及日常问答。

由于唐通事和黄檗禅僧在长崎社会生活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因此习唐话、诵唐音成为当地一种受人关注的文化活动，并吸引着来崎游学的以儒士为主的各类文化人士。儒士习唐话，与两个因素相关：

一方面，江户时代在日本流行的《近思录》《朱子语类》《六谕衍义》《明律》等朱子学著作、儒学普及书籍和法律书籍含有大量白话语汇，而《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三言”等文学书籍则直接由白话写成，因此儒士们如果没有白话这种书面语的语言素养则无法读解或欣赏它们；另一方面，中国宋元以降与口语基本一致的白话书面语的语汇基本上来自江淮方言及以其为基础的南京官话1，也即唐话的主体部分。

由此来看，儒士习唐话、诵唐音既出于文化心理上“追新”之需要，更重要的是为了助益治学和文学娱乐。

唐话学习和研究活动起初局限于长崎一地，后来随着众多游学的儒士回归江户、京阪以及长崎本地之僧俗唐话通们东上这三地，其影响渐次扩大，演变成后世所谓“唐话学”的文化风潮。

在此过程中，荻生徂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徂徕早年即嗜唐话，后来又在出仕期间受到了幕府上层人士热衷唐话之风的影响，进而主持开展了有组织的唐话学活动。

彼时，德川幕府五代将军纲吉的宠臣柳泽吉保好禅，因其与精通唐话的黄檗禅僧高泉性潡、千呆性安、悦山道宗、悦峰道峰等人频繁交往，故对唐话产生强烈的兴趣。在吉保的府邸之中，唐话作为一种富于时尚感的新知识而受到推崇，其门下儒臣多有习之者，仕于柳泽藩邸十余年的徂徕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正德元年（1711）二月，徂徕梳理自己早年设帐讲学的经验，编刊了《译文筌蹄初编》（包括卷首、卷一至卷六）一书，提出从唐话学习入手的“学问之法”，当年十月又组织门人服部南郭、太宰春台、山县周南、安藤东野等人结成了专门开展唐话学活动的“译社”，这无疑对江户等地的儒士学习唐话起到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徂徕作为儒学名家，其倡导唐话学的主要出发点是助益治学。彼时，大部分人因汉语程度不高而无法直接读解汉文典籍，而是使用“训读”法来阅读包括儒学书在内的各类汉籍。所谓“训读”，就是施训者保留古汉语书面语文本的书写形态，通过添加返点、送假名等训点符号，将原文加工成日语语言思维模式下的“書き下し文”，以此帮助人们在阅读过程中理解原文的大意。

换个角度言之，训读的实质是变直接阅读为“译读”。但是，由于汉语和日语之间在字音、词义、语法等层面差别很大，所以“書き下し文”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原文。

针对这个问题，徂徕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认为汉语、日语属于“体质”不同的语言，训读“配和语于华言”，“不可得而配焉”（荻生徂徕《译文筌蹄初编》）。

他提出“先为崎阳之学，教以俗语，诵以华音，译以此方俚语，绝不作和训回环之读”3的“学问之法”。“俗语”即指“唐话”，而“教以俗语，诵以华音”是说通过教授学生唐话，让他们掌握汉语发音，进而在保留文章书写形态、结合字词训诂的同时使用唐音直读原文，以达到全面遵循汉语语言思维模式的目的；“译以此方俚语”是指将原文译为当时通行的日语，理由是其词汇更为精细丰富，同时又“平易而近于人情”（荻生徂徕《译文筌蹄初编》）。

在此基础之上，徂徕甚至希望学习者能够越过“译”的环节，在唐音直读的同时“以目代耳”去看，以一个中国人的思维和心态去理解原文的深层意涵。然而实际上，徂徕的这一提倡颇具理想色彩，其所期望达到的目标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过高，因此实现、推行的可能性亦极小。

不过，尽管徂徕的“学问之法”最终未能推行开来，但他所组织的相关唐话学活动却在当时儒学界产生了相当的示范和辐射作用。

例如，在“译社”开展教学活动的十三年间，其“译士”（唐话讲师）冈岛冠山在日常教学积累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唐话纂要》、《唐话类纂》、《唐译便览》、《唐音雅俗语类》、《唐语便用》等唐话教本，这为普通儒士学习唐话提供了基本保障。

冠山晚年主要在京都、大阪讲学，其间与著名儒士冈田白驹、古义堂诸儒皆有交往4，他的活动为京阪唐话学的兴盛提供了一定的助力。如此一来，经过徂徕、冠山等人的鼓吹和实践，唐话在江户中期的江户、京阪儒学界流行起来。

（二）冈岛冠山与稗官学

基于唐话和白话书面语之间的密切关系，江户时代的唐话学习和研究总离不开以小说为主的中国白话文学书籍。

唐通事在习唐话的进阶阶段主要通过阅读《今古奇观》《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白话小说来提高语学水准，他们在初级阶段所使用的《译家必备》《养儿子》《二才子》等家学教本中也有一些白话语汇来自小说作品，《琼浦佳话》甚至直接呈现出白话小说的面貌。

冈岛冠山在当时以超常的唐话素养而闻名，这与其大量阅读中国白话小说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此外他在编写唐话语学书籍时也参考了唐通事家学教本，其中就包括从白话小说书中选择语料这一方面，他甚至在《唐话纂要》中编排进了自己写的两篇白话短篇作品（下文详论）。简言之，白话小说书籍不仅是唐话学习的辅助教材，还是唐话语学书籍所用语料的一个重要来源。

进一步说，由于能够集语言学习和文学娱乐于一身，中国白话小说书被唐话学习者看作钟爱的文学读物。在当时，儒士若能操唐话且谙白话小说，则常常会被人们视为称羡的对象，京都古义堂学派的田中大观便是最典型的代表；换个角度说，唐话学习与白话小说阅读之间乃是一种联系紧密且双向促进的关系。

也正因如此，江户的荻生徂徕曾提出过将白话小说经典《水浒传》当做唐话学习教材的主张5。在此语境中，江户、京都儒士阅读、译解白话小说蔚然成风，时人称之为“稗官学”。

稗官学的重心在京都，这主要是因为京都距离黄檗宗总寺万福寺很近，赴日禅僧往来频繁，人们学习唐话的条件比较优越，阅读白话小说的风气较为浓厚。

以此为背景，冈岛冠山、冈田白驹及古义堂诸儒对《水浒传》的阅读、研究和译解活动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翻译方面，作为《水浒传》的首部译作，冠山的训译本《水浒传》于享保十三年（1728）刊行之后，似乎并没有引起普通读者的过多关注，但其二十余年后问世的《通俗忠义水浒传》（1757年刊）在儒士圈中影响较大，效仿之作《通俗醉菩提》《通俗赤绳奇缘》《通俗平妖传》等纷纷涌现6。

后来，读本小说大家曲亭马琴认为冠山的译文过于模仿汉文的调子，不易为普通读者所接受，于是和画家葛饰北斋合作编译了《新编水浒画传》，推动了普通读者中“水浒热”的兴起。

在研究方面，从冈田白驹《水浒传译解》（1727）开始，相继有陶山南涛《忠义水浒传解》（1757）、鸟山辅昌《忠义水浒传抄译》（1784）、清田儋叟《水浒传批评解》（1785年以前）等注解、语释著作问世7，这为儒士圈特别是唐话学习者提供了语言学习和小说读解的双重帮助。

除上述两点外，稗官学的存在和影响还表现在唐话学者对白话小说经典的日常研读之风上，名儒皆川淇园说，他幼时酷爱阅读《水浒传》，又曾与友人将“《西游》《西洋》《金瓶》《封神》《女仙》《禅真》等书，无不遍读”8；陶山南涛则为学生专门讲解《水浒传》三十年，“自白首纷如，尚未尝释手”9，又常与同门田中大观“相与切劘崎阳之学，学就精研《水浒》《西游》诸稗官，平日说话不假邦语，相得欢甚”10。

总的来说，在这样一种唐话学习和小说阅读的氛围里，一些儒士将通过模仿创作来提高唐话能力、显示自己的语学水准并体会小说创作的乐趣当成了一种时尚的文化行为，当然它也属于“稗官学”的范畴。

稗官学的开拓者冈岛冠山生于长崎，少习唐话，青年时期短暂做过唐通事，而立之后，辗转于江户、京阪以讲说儒家朱子学为业。前文已述，他曾和荻生徂徕等人组织唐话译社，编写出版过多部唐话语学书籍，在江户、京阪儒学界影响很大。

冠山的唐话素养超过当时一般的唐话学者，这主要表现为出色的口语表达能力和白话阅读、写作能力，与此相关联，冠山在汉籍阅读方面涉猎广泛，且尤其钟情于小说书，“于贯中二书通念晓析，无所不解，其余《西游记》《西厢记》《英烈传》等诸家演义小说亦皆搜抉无隐”11。

基于这样的汉学素养和语言功底，冠山开创性地进行了白话小说日译和模仿创作活动，并对之后儒士们的同类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冠山从事中国小说日译活动始于其闯荡上方地区的早期。他大约在近三十岁时来到京都，不久邂逅书肆文会堂主人林义端，两人“挟书讨论”（《太平记演义》之守山佑弘序文），宝永元年（1704）秋天商定译解《皇明英烈传》和《水浒传》二书，次年春天汉文训读体的《通俗皇明英烈传》登梓，而训点本《水浒传》则延至享保十三年（1728）才刊行于世，当时冠山刚刚去世不久。

选择这两部小说是二人“讨论”的结果，说明它们同时满足了译者和出版方两方面的需要。冠山一生嗜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故此二书自然应该成为他的首选，不过因元禄初年湖南文山所译《通俗三国志》已经刊行，冠山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了在叙事情节、人物形象上深受《三国演义》、《水浒传》影响的《皇明英烈传》12，而《水浒传》在当时则尚无人译解，正合其心愿。

就林义端而言，其主要出发点是刻书牟利，因此他关注的是出版热点问题。

当时的情况是，元禄至宝永初年《通俗三国志》、《通俗楚汉军谈》、《通俗吴越军谈》、《通俗武王军谈》等“军谈物”相继问世并流行起来，这无疑让林氏看到了借出版同类译作而获取利润的希望，《通俗皇明英烈传》刊行时又题为“通俗元明军谈”可以说明这一点；另一方面，《水浒传》自十七世纪初输入日本之后，长时间掌握在将军、大名等上层人士及僧侣、高级文人手中，普通读者基本无缘接触，而大部分人无法跨越白话书面汉语这个语言障碍也是该书未能广泛流布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又使林氏捕捉到了一个推出新出版热点的绝好机会。

简而言之，他们二人的合作既基于冠山的小说阅读志趣、过硬的唐话素养，又有赖于林义端的出版远见。

冠山在享保四年（1719）出版汉译长篇白话小说《太平记演义》（十回），该作译自日本南北朝时的军记物语《太平记》，如果将其与此前的日译小说《通俗皇明英烈传》联系起来看，它们都反映出译者在题材选择方面偏重历史类型的特点，这一点直接影响到了后来的唐通事之白话小说汉译活动。当然，从大的翻译语境来说，冠山的选择倾向明显是受了元禄以来中国小说“军谈物”日译之风的影响，不过，反过来汉译同类题材的日本小说则是他的创举。

冠山之所以选择翻译《水浒传》，一方面是出于该作的经典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的个性特点。冠山之为人不同于一般正统儒者，其“好气任侠”，“有戴逵裂琴之风”（安藤东野《唐话纂要》序文）13，此种气质与水浒人物颇为相合；但另一方面，他也因这种个性而难以见容于世，故在有志不获骋的心境下，仿《三国》《水浒》，著书以浇胸中块垒。

也就是说，冠山的“英雄”情节也是左右其在翻译和模仿创作活动中选择题材类型的一个重要因素，《通俗皇明英烈传》和《太平记演义》写的是他眼中的历史英雄，而白话短篇作品《孙八救人得福》和《德容行善有报》写的则是他所称羡的市井英雄。

后两篇小说是作为冠山所编唐话语学书籍《唐话纂要》第二版之第六卷而面世的，它们可能是作者任萱园译社“译士”期间撰写的教学范文。首篇讲一个流落京师的长崎游侠因搭救富豪子弟而得善报、获大利的故事，次篇叙一个扬州商人因在长崎接济落魄武士一家而于回国途中得妈祖娘娘显神通、救性命的经历，其创作素材大约来自作者在江户或长崎听到的坊间传闻，故作品具有较强的纪实色彩。

进一步说，市井英雄素材和纪实色彩是后来江户、京都儒士创作短篇的汉文白话小说的两大特点，其源头都可追溯至冠山的创作。

概而言之，江户中期流行于江户、京阪等地的稗官学与唐话学相互依存，二者一同构建起了儒士汉文白话小说的创作语境，而此类小说所呈现的整体特征基本上都体现出了冈岛冠山小说创作的影响。

二、江户儒士的汉文白话小说

荻生徂徕所主持的萱园译社在江户存续了十余年，培养了一批出色的唐话学者，他们同时也成为当地稗官学的中坚力量，译社正是通过这些人对当时的江户儒学界产生了一定的辐射作用，因此创作汉文白话小说的江户儒士大多与萱园学派有着一定的学缘关系，如《白藤传》的作者井上兰台为昌平黉大学头林凤冈的弟子，而徂徕曾在他之前就学于凤冈，二人均出自林门，兰台的门人是《白藤传》的“阅者”井上金峨，而金峨恰为《贪花剧语》作者菊池南阳的老师；再如，《节妇实录》作者万光的养父为江户中期著名汉诗人服部南郭的弟子，而南郭则是荻生徂徕的得意门生。

因此说，考察江户儒士汉文白话小说的创作情况，需要从萱园学派的师承及学缘关系切入。

（一）《白藤传》、《贪花剧语》与《节妇实录》

《白藤传》，写本一册，笔者所收集的是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外封题“白藤传”，内封上横题“玩世教主撰”，中竖题“白藤传”，右、左分别写“休疑古蔓龙蛇走”、“犹带松杉十里阴”。首为“白藤传序”，末署“金峨道人书于白云深处”，次为正文，首页署“玩世教主撰／金峨道人阅”（“／”在本文中表示换行，前为右行，后为左行，以下皆同），半页七行，行十三字，卷末有一篇“金峨道人总评”文字14。

日本学者鹤冈节雄曾提到小池藤五郎藏本，据其提供的书影，该本与东京都立本笔迹不同，题名是“小说白藤传”，其应为另一写本15。

中村幸彦先生认为“金峨道人”为江户中期儒学者井上金峨，“玩世教主”则是井上金峨的老师井上兰台16。兰台（1705-1761），江户人，名通熙，字子叔，江户中期儒学者、戏作者（戏作是指日本18世纪后半期兴起的通俗小说读物的总称），后为冈山藩（今属冈山县）藩儒，有《左传异名考》、《周易古注》等17。

金峨（1732-1784），信浓（今属长野县）人，生于江户，名立元，字顺卿，别号金峨，先师事伊藤仁斋的门人川口熊峰，习古义学，后又入兰台门下，习徂徕学，终成儒学折衷学派一代大家，有《大学古义》、《易学折衷》等18。

《白藤传》写东总州夷潜郡金兴村（今属千叶县）的无赖汉子白藤源太撒泼行凶、被人毒死之事。源太是江户中期有名的力士，他死之后，其事流传于坊间，逐渐衍生为文艺题材，《白藤传》有可能是最早的叙事作品。从作者的角度来看，该小说明显是一篇戏谑之作，但同时它也传达出些许的劝惩旨趣，展示了作者的儒士身份特征。

《贪花剧语》亦为写本一册，其封面书签题“贪花剧语□全”（“□”在本文中表示隔一字，以下皆同），版心有“盍盖山房藏”五字，无序、跋等文字。正文半页七行，行二十一字，首页首行上题“贪花剧语”，次行下题“东都□烦耍庵／菊老仙□戏撰”（“菊老仙”当是作者戏号），第三行有上下两联“懦光棍奸淫赌坊妇／石臼女打赶十七金”，相当于章回小说的回目，篇尾有“未听下回分解”的程式语，末页末行又有“贪花剧语□终”的字样，也即此作仅有一回；此写本乃长泽规矩也先生旧藏，据中村幸彦推断，该本可能写于安永（1772-1781）时期19。

日本学者中野三敏见过另一写本，内题“室街接脚夫传／烦耍庵□集撰”，行款与《贪花剧语》不同，但内容基本相同，笔迹相似，篇末题“宝历甲戌季秋上浣日把笔于钱塘芙蓉楼／菊池武慎伯修父编”，中野氏判断宝历四年（1754）的这个写本是《贪花剧语》的初稿本，而前述长泽氏旧藏乃是定稿本20。

长泽先生在其藏本衬页上写有几句说明，说作者菊池南阳，名“武慎”，字“伯修”，号“盍盖山房”，著有《韩客唱和集》、《南阳四部论》。另据其他材料可知，作者又号“南阳”、“多罗福山人”，江户（今东京境内）人，江户后期著名儒者，生卒年不详，还撰有《盍盖山房杂集》、《风俗醉茶夜谈》等著述21。

此篇叙某国某乙街市井无赖之妻石臼女替夫出头、施威制服赌坊主夫妇的市井趣事。这个作品的素材应来源于当时的市井传闻，菊池南阳将其演绎为小说的创作行为反映了当时儒士、文人搜奇记异的文化风尚，此外他还是儒学折衷派大家井上金峨的门人，其写汉文白话小说应该也是受了门派中人热衷学习唐话的影响。

《白藤传》和《贪花剧语》均作于宝历年间（1751-1764），它们有两点相同：其一，在人物和故事情节上均突出个“奇”字，一个讲大力士被人所害的悲剧，一个叙市井女惩治奸人的喜剧，一冷一热，可谓相映成趣；其二，创作旨趣上的自娱倾向明显，兰台署“玩世教主”，南阳题“戏撰”均可证明这一点。

天明年间（1781-1788）又有万光所作《节妇实录》问世。此书为写本一册，笔者未见，据中野三敏先生所述，其卷末署“天明五年岁次乙巳秋八月二十有八日万光译”，此外又有两段文字，一段云“予尝读仙台人大槻祯所著《阿辰传》，伟之，后会过一书估，见此书，比之彼传，颇详细矣，乃购还以藏于筐中。明治十八年六月卅日东海狂史”，另一段云“本书风月书估旧藏”22。

这些文字说明两个问题：其一，此书为大槻祯《节妇阿辰传》的白话演绎本，作者是万光，成书时间是天明五年（1785）；其二，此书原为泽田一斋家的风月堂书肆旧藏，后落入明治文人东海狂史手中（其人的具体情况不明）。

“万光”是江户中期著名儒者、医家工藤平助（1734-1801）的号，他乃仙台人，曾为纪伊藩（今属和歌山县）藩臣，后移居江户，天明年间曾著《赤虾夷风说》二卷名世。

小说写仙台藩铃木八五郎的长女阿辰不忍弃夫、顾全父母之两难境地中杀子、自杀的悲剧。这是一个妇女为全“贞洁”、“孝义”之分而赴死的故事，作者在演绎奇人奇事的同时传达了非常明确的儒家伦理观念，教训的意味更浓。

由此可见，自娱娱人之外，再加一层劝惩旨趣，这是江户儒士创作汉文小说的一个特色。此外，万光的养父曾是服部南郭的学生，如此来看，从荻生徂徕、服部南郭、万光养父再至万光本人，江户中期因唐话学的流行而兴盛的白话汉文小说创作情形，于此可窥一斑。

（二）《仙台萩演义》与《樱精传奇》

《仙台萩演义》的一小部分文字，收录于大田南亩所编随笔集《一话一言》（1820），文末题“白藤庵主戏撰”23。

江户末期随笔家蜂屋茂橘的随笔集《椎の实笔》第二十五卷曾记录了《仙台萩演义》十回的目次，又题“水浒传表题／白藤翁戏作”，这显示蜂屋氏当日可能看到了有十回篇幅的本子，而且是一部“水浒”式英雄传奇小说风格的作品。

另据日本学者森润三郎、森铣三的研究，白藤庵主即江户后期儒士、藏书家铃木白藤24。白藤（1767-1851），名成恭，字士敬，是大儒古贺侗庵的岳父，著名文人大田南亩的好友。

这部小说译自实录体物语作品《仙台萩》。《仙台萩》写的是1660至1671年间仙台藩藩主伊达氏内部的政治骚乱，重点叙忠臣伊达安芸和原田甲斐、伊达宗盛二奸的斗争。

历史上的“伊达骚动”事件曾在当时引起轰动，事后问世了多部实录体物语，成书于宽保元年（1741）的《仙台萩》是集大成的一部，《仙台萩演义》或是其部分内容的白话演义本。从《一话一言》收录的这段文字来看，《仙台萩演义》在整体风格、语汇使用等方面，和中国明清英雄传奇小说如《水浒传》等具有极相似的特征，模仿痕迹明显。

另一部演义体小说《樱精传奇》，刻本一册，二卷四回，署“是亦道人著”，文政十三年（1830）年刊行，群仙堂藏版，书林江户和泉屋庄治郎等刊25。据第一回中作者说“亦又我恐以兹话为空言虚语，故证之以九回演义，看官愿莫以荒诞无稽视之，则幸甚”的话，可知小说实有九回的篇幅，上梓的可能只有四回。此外，是亦道人的生平情况不能确考。

小说前四回写樱姬与清水侯清春在清水寺偶遇，互生情愫，题诗传情，不料却遭清玄法师等人搅了好事。

在江户时代，关于清水清玄和樱姬的故事流传很广，而且它还是比较流行的戏曲题材，其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如延宝二年（1674）初演的净瑠璃剧《一心二河白道》、同五年（1677）初演的歌舞伎剧目《清玄七年の亡魂》，而据中村幸彦先生的看法，《樱精传奇》有可能是近松德三的歌舞伎剧目《清水清玄庵室曙》（1808）的汉译26。

从书面语形态上来看，该作半文半白，语言稍欠流利，笔者疑其作者是个唐话水平欠佳的儒士，但其人物对话和情节叙事却特别出色，这说明作者具有较高的小说创作才能。

上述两部作品的相同点有二:其一，译者选择的原作皆为本土文学名作；其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都表现出对中国同类小说的模仿借鉴意识，《仙台萩演义》的全本外封题“水浒传”，说明译者是以《水浒传》为范本撰译该作的，《樱精传奇》的译者也是特意选择章回体的文体形式来演绎这个本土故事的，可见其小说文体观念也是中国化的。很显然，这两个做法都是冈岛冠山在撰译《太平记演义》时所开创的。

总的来说，江户儒士所作的汉文白话小说作品，独立演绎市井题材的多半寄寓劝惩主旨，翻译本土物语、戏曲名作的基本上忠实于原著，反映出江户町人文学猎奇的世俗趣味。实际上，从创作者的层面来说，这两种现象恰恰映射出儒士、文人的双重身份特征在他们身上的统一。

三、京都儒士的汉文白话小说

京都儒学界的古义堂派是唐话学的另一重镇，而且其稗官学的氛围更加浓厚，其第二代主持人伊藤东涯的门人陶山南涛、松室松峡和朝枝玖珂皆为当时公认的稗官学名家；此外，古义堂成员的白话小说译解成绩也颇可观，如清田儋叟译过《照世杯》，穗积以贯撰有《忠义水浒传语解》，陶山南涛翻译过《肉蒲团》、《春灯闹》，又著有《忠义水浒传抄译》、《水浒传译解》等，而松室松峡的《平安花柳录》与安原贞平的《东武曲巷角抵纪事》则代表了古义堂诸儒的白话小说创作成就。

除此之外，流寓京都的长崎文人刘图南、冈田白驹的门人泽田一斋和西田维则的作品也是京都儒士白话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平安花柳录》与《东武曲巷角抵纪事》

写本《平安花柳录》一册，笔者并未目验，此处所据乃是《洒落本大成·第一卷》所载野间光辰氏藏本之覆印本，其外无题签，内题“平安花柳录”，“耍窝先生选／快活道人纂定”，半页九行，行二十字，据调查该书还有长泽规矩也藏本、京都大学颍原文库藏本等27。

日本学者宗政五十绪先生认为“耍窝先生”乃是伊藤东涯的门人、被誉为“稗官五大家”之一的松室松峡（1692-1747）28，中村幸彦先生又认为“耍窝先生”、“快活道人”可能是两个人29，笔者认为不能排除松峡一人有两个号的可能性。

如果认定作者为松室松峡的话，我们就可以推定成书时间。松峡入古义堂时二十一岁，也即正德二年（1712），他系统地学习唐话很可能就是从这一时间开始的，如此来看，《平安花柳录》成书时间的上限即正德二年，中村幸彦先生又曾根据小说内容，认定其时间下限是享保六年（1721），也即它成书于正德末、享保初年。

在这部书中，作者使用说书人讲故事的方式叙述京都花街的七种妓女，即倾城、白人、山众、契短、桑下、比丘尼、钓媱妇与嫖客交往的场景。实际上，此书在内容上兼具风俗读物和地理志的双重著述特点，但在叙述方式上却借鉴了中国白话小说的文体，呈现出一种特别的文本面貌。

写本《东武曲巷角抵纪事》一册，笔者亦未目验，这里完全依据中村幸彦先生的介绍和判断30。该书藏天理大学图书馆古义堂文库，文末署“岁辛酉春三月譔”，中村先生推测“辛酉”为宽保元年（1741），作者是伊藤东涯的高足安原贞平（1698-1780），他是近江（今属滋贺县）人，曾为上田藩（今属长野县）藩儒，著有《舆窗随笔》等。此篇作品写的是东武（今属东京都）曲町相扑比赛之事。作者使用白话文纪事，虽为纪实文章，但表达方式是小说式的。

简单来说，上述二作在本质上还是纪事的文章，故事性的叙事部分多半作为片段呈现，但总体上不妨也视为小说，相比而言，前述江户儒士所作《白藤传》、《贪花剧语》、《节妇实录》也有纪实色彩，但其素材经作者敷衍、点染，故事性之外又迭加了虚构性，创作出了文体意义上的真正的小说。

（二）《烈妇匕首》

该书为刻本一册，笔者所收集到的乃是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中山文库藏本。封面题“烈妇匕首□全”，卷首为“烈妇匕首序”，文末署“宽延庚午立秋之日／伏水龙元亮子明书”，次为正文，首页题“烈妇匕首／崎阳刘图南著／皇甫萃女凤娘复夫仇”，半页八行，行十六字，卷末是“烈妇匕首跋”，文末署“平安都华智跋”。版权页内容为“宽延三庚午岁初秋吉日／衣棚通姉小路上町／皇都书肆□□万屋作右卫门寿梓”31。

跋者都华智的生平不能确考，但序者龙元亮（1714-1792）的情况比较清楚。元亮字子明，号草庐，京都人，江户后期儒学者、汉诗人，著有《草庐文集》、《草庐诗集》等。江户后期以龙草庐为中心的诗派有一部诗集《友诗》，其中《诗人姓名爵里》记载了刘图南的情况：

刘鹏，字图南，号钟南，肥前长崎人。自祖素轩，世为译官。鹏为人豪放不羁，能诗爱酒，夙抱大志，不甘其职，致仕而去，适江户而求仕，遂不得志，怅然而还，隐于京师，怏怏不乐，呕血而死，年三十五，实宝历丙子五月也，无嗣胤绝。32

龙草庐在序文里又称“图南名鹏，彭城刘氏之裔，东阁先生之孙、素轩先生之子，盖琼浦之名家也”。据此可知，刘图南出自长崎的彭城氏唐通事家族，其初祖是中国人刘一水，这样来看，图南熟谙唐话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龙草庐又谈到该书的缘起，说作者昔日在长崎时周旋于“清人航者”中间，常听到一些雅俗琐谈，凤娘复仇之事即为其一，众友人遂鼓励他写下这个故事，让烈女的事迹流传下去。该作于宽延三年（1750）刊行时，龙草庐为其起了“烈妇匕首”的题名。

《烈妇匕首》写康熙七年福建女子皇甫凤娘为夫董云生报仇之事。在这篇中国题材的小说中，作者塑造贞节烈女形象、展示节烈观念的主旨是很明确的，除此之外，小说显然还着意渲染一种英雄趣味。

皇甫凤娘出阁时自请祖传宝剑，个性与众不同，之后董生被害，她从容镇定，谋划周全，新婚当夜果断杀仇人方春、田媒婆，又为了逃离险境去祭拜董生，斩方春幼子及婢女，在整个过程中展现出一派侠女风范。她的聪慧和隐忍，让人联想到唐传奇《谢小娥传》中的谢小娥，她杀人时的样子和采取的方式，又让人想到了《水浒传》中血溅鸳鸯楼时的武松。

《烈妇匕首》的这两个特点，显然跟作者的儒士身份及其稗官趣味有关，刘图南出自唐通事家族，唐通事通过阅读白话小说来辅助唐话学习的风气，不可能不影响到他。

《烈妇匕首》虽然也具有纪实色彩，但其小说的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例如小说用“宝剑”作为勾连故事情节的道具这一手法即是非常“小说式”的。

类似这样的巧思，应该不是完全为原始故事素材所具备的，这和前述《白藤传》等作品一样，作者敷衍故事的能力、细节点染的功夫，都在作品从纪实素材到虚构小说的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

（三）《日本左卫门传》、《演义侠妓传》与《白话文集》

京都儒士中撰写汉文白话小说的，除了前述松室松峡、安原贞平、刘图南外，还有冈田白驹的门人泽田一斋与西田维则。

白驹（1692-1767）早年曾业医，又曾问学于江户、长崎，后往来于江户与京阪之间讲授儒学，文献记载说他“初在摄之西宫邑，以医为业。一旦投刀圭而来于京师，专以儒行，是时京师已有悦传奇小说者，千里兼唱其说，都下群然传之，其名噪于一时”33。

白驹作为稗官学大家而闻名于京阪文坛，主要是因为《小说精言》（1743）、《小说奇言》（1753）、《小说粹言》（1758）也即“和刻三言”的刊行，这三部书是中国短篇白话小说集“三言”、“二拍”及《西湖佳话》部分篇目的训译本，《小说精言》、《小说奇言》为白驹所译，《小说粹言》的译者则是京都书肆风月堂的主人泽田一斋，而“和刻三言”正是风月堂所刻。

一斋（1701-1782）是京都人，名重渊，字文拱，号奚疑斋，通称风月庄左卫门，冈田白驹的门人，他博览广识，淹通世务，喜唐话，嗜书法，不类一般俗儒，其著述除《小说粹言》外，还有训译本《连城璧》，及《东海奇谈》、《侠妓可淑传》小说二种34。

一斋的好友、白驹的另一门人西田维则也是一位热衷稗官学的儒士，其为近江（今滋贺县境内）人，号近江赘世子，生平不详，殁于明和二年（1765），撰有《巷谈奇丛》（汉文笑话集）一册、《通俗赤绳奇缘》（《卖油郎独占花魁》的译本）四册等35。

受冈田白驹的影响，泽田一斋与西田维则投身于白话小说译解和创作，其作品则常常混编在一起。大约在宝历（1751-1764）及其前后，他们集中撰写了两组短篇作品。第一组包括《日本左卫门传》与《演义侠妓传》，此二作皆据当时真实社会事件而撰，纪实色彩很浓，第二组是《白话文集》中的六篇小说，据市井噂话（街谈巷议）和民话（民间传说）而作，显示出较强的传奇性。

《日本左卫门传》，写本一册，笔者所收集的是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其封面题“小说日本左卫门传□完”，正文半页十行，行二十字，共分两回，首页首行题“日本左卫门传”，次行署“天花堂呆山人□撰”。首页又有二印，一枚为“蜂屋藏”，一枚为“冠窠家藏”，“蜂屋”表明该写本是江户后期随笔家蜂屋茂橘（1795-1873）的旧藏，“冠窠”则不知为谁。

文末署两行文字，一行为“宝历十一年辛巳年秋九月六日临写于龟户别墅知化堂□田泰玄”，一行是“天明元年辛丑年八月自冈氏借写し置也”，其后有印“松沼主人”，“田泰玄”、“松沼主人”来历均不详，但后者（1781年）临写自前者（1761年）的事实则是明确的36。

关于作者“天花堂呆山人”，中村幸彦先生曾推测他是西田维则。他指出，明和五年（1768）所刊汉文笑话集《巷谈奇丛》署“龙洲冈先生阅／淡海口木子缉”，泽田一斋的跋文云“友人姓西田名维则，字子考，淡海之人，‘口木子’其鬼名”，因“呆”字可拆分为“口”、“木”二字，故“口木子”、“呆山人”都是西田维则的戏号37。

《日本左卫门传》具有鲜明的实录特征，作者用了两回的篇幅写延享年间（1744-1748）横行于东海道（本州岛沿太平洋一侧中部地区）的强盗首领浜岛庄兵卫的违法事件。该事件在当时颇具轰动效应，事后很快成为历史、文艺领域的热门题材，考虑到西田维则与日本左卫门（1719-1747）属于同一时代的人，笔者推测小说《日本左卫门传》属于比较早的叙事作品，大约撰于延享末或宽延（1748-1751）初年。

小说分两回，第一回叙日本左卫门的出身及劫掠、杀人的经历，第二回写日本左卫门及其团伙伏法的过程。这篇作品的纪实性较强，作者并没有在作品中贯之以当时流行的劝惩旨趣，也不给人物、事件做倾向性的评价，而是偏重故事如何讲述，可能也正因如此，作者创作的技术性较弱，像小说后半部分中岩渊弥七的入伙、中村顺助的被俘等情节设计，都显得比较突兀。

然从形式层面来看，作者套用了中国话本小说的叙述方式，程式语、过场诗都用得比较地道，显示出他对中国同类小说的熟悉程度及有意模仿的创作态度。

另一篇类似题材的小说《演义侠妓传》，刻本一册，笔者所收集的是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本。该作品的作者署“乌有道人”，跋者为“天花堂呆山人”西田维则。中村幸彦先生推断“乌有道人”即泽田一斋，其书系泽田氏自家刻印，约刊行于宝历年间（1751-1764）38。

此篇的创作素材来自宽延年间（1748-1751）名妓可淑杀兄事件，故其与《日本左卫门传》一样，纪实性较强，也没有显示出多少劝惩旨趣；该作虽亦分两回，但作者在叙事中表现出模仿清代李渔拟话本小说的浓重痕迹④。

简言之，从创作素材选择、小说文体模仿两方面来看，《日本左卫门传》与《演义侠妓传》的创作很有可能是一斋和维则有计划的、步调一致的一次文学合作，其旨趣多半在于自娱娱人，所以这两篇作品才少了一些劝惩的意味而相对多了一些猎奇的町人文学趣味。基于这一推测，我们发现另一组作品也可视为他们的另一次合作。

写本《白话文集》乃是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先生的旧藏，原书无题，“白话文集”是暂定的书名39。该书共收文七篇，《廿娘冤死纪事》署“痴道人譔”，《茶式》文末题“明和戊子季夏都下烟水道人记于伏水邀月亭中”，《记净藏事》署“都下呆山人譔”，《记千束邑事》、《祈福汉吃骗话》、《记藤原秀乡事》三篇未署名，只于第六篇文末题“泽田重渊稿”字样，第七篇《周道传奇》署“快活痴道人譔”。联系前文所论，“都下呆山人”应是西田维则的戏号，而“痴道人”、“烟水道人”、“快活痴道人”则皆为泽田一斋之戏号；换个角度说，六篇小说中除“记净藏事”为维则所作外，其余五篇可能均是一斋的作品。

关于这些作品的创作时间，中村先生推测为明和年间（1764-1772），笔者认同这一判断，“茶式”一篇的写作时间署“明和戊子”（1768）就是证明。

这六篇小说的素材都来自市井传闻和民间传说。《廿娘冤死纪事》写平安城岛原花街的妓女廿卷遇人不淑、绝食冤死之事。此篇的题材可能来自当时的一则噂话（街谈巷议），小说意味十足，特别是描摹人物语言，形神逼肖。

《记净藏事》写僧人净藏与一女子的姻缘故事，作者在作品中使用地道的白话小说语言，心理描写简洁精到。此篇与室町时期的佛教说话集《三国传记》（释玄栋著，成书于15世纪初）卷六“净藏贵所事”所载故事相同，两者也许有一定的联系，而且这则小说极有可能是唐代李复言《续玄怪录》中“订婚店”一则的翻案作品。

《记千束邑事》写丹州一个伐薪庄客因诚信而使其护身短刀显示灵异的故事。此篇可能是译自当时某则关于千束邑地名来源的民话，作者在文中使用汉文白话描摹细节相当到位。

《祈福汉吃骗话》写洛东浮荡汉子为祈富禄而中骗子圈套之事。此篇的题材来自当时流传较广的一则噂话，其与上田秋成《诸道听耳世间猿》（1766）卷五之第一则、《世间妾形气》（1767）卷一之第四则所载故事相近，即是一证。此篇刻画人物声口极逼真，显示了作者细腻的文心。

《记藤原秀乡事》写平安时代的名将藤原秀乡射蜈蚣的故事。江户时期有关秀乡射蜈蚣的传说流传很广，《俵藤太物语》（江户初期）《前太平记》（1681）等书中皆有记载，泽田一斋的小说基于何作，难以确定，但它应该是关于这则传说比较早的汉文叙事作品40。此篇透出的是典型的话本小说风，显示了作者有意模仿中国白话小说的意识。

《周道传奇》又名“记辰霂侯赐老迁封事”，写中国五代某个侯爷沉湎荒淫、乐极生悲之事。作者在此篇中使用韵文描摹情状、人物方面，模仿中国白话小说的痕迹最为突出。

概而言之，泽田、西田二氏的汉文白话小说作品，一部分是对具有传奇色彩的时事的记录，另一部分是对噂话、民话的演绎，前者的纪实色彩较浓，后者的创作意味更深。

从小说叙事来看，纪实作品因受事件本身发生过程的限制，情节创新有限，例如《日本左卫门传》第二回中的有些情节交待不清，情节之间衔接不畅，叙述欠圆融，而在《廿娘冤死纪事》后半部分里，女主人公自残的理由并不充分，男主人公也再没有出现，缺憾还是比较明显的，而演绎民话的作品，因不受事实因素的限制，艺术创作的空间更大，所以可以结构离奇、怪异的情节，小说味更足。

就小说文体和语言来说，上述八篇作品都属于话本体，因为每篇小说里都有一位“说书人”存在，各种程式语、诗词韵文和特殊俗语词汇的使用也比较地道，这显示出他们对中国话本小说的喜爱和刻意模仿的创作心理。泽田、西田二氏之汉文白话小说创作的意义是和唐话学中心的转移联系在一起的。

冈岛冠山晚年移居京阪，他的小说出版活动及其与冈田白驹、古义堂诸儒之交往所产生的聚合效应让稗官学的发展达到了高潮，这其中也包括汉文白话小说创作的盛行。

综上，京都诸儒的汉文白话小说创作是以该地之唐话学和稗官学风潮为依托的，他们的作品多半显示出町人文艺的审美趣味，相对江户儒士小说创作而言，作者们的文人身份特征对于作品的影响更强了。此外，其小说作品在纪实性质和本土特色方面更加突出，偏于冈岛冠山短篇白话小说创作的路数。

四、儒士汉文白话小说创作的特点

综合考察江户中后期的儒士汉文白话小说创作，笔者认为其有三个层面的特点值得探讨。

第一，从创作素材的层面来看，江户、京都诸儒表现出凸显本土文学的倾向。

较之前一历史时期，江户社会在各个层面上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作为当时主流思想学派的成员，儒家学者需要密切观察社会并运用本派思想学说来解释各种新的现象，他们在小说创作中表现出关注现实的倾向，便是这种惯性思维的自然延伸。

同时，古今文人普遍具有的嗜奇心理，也让他们把目光聚焦时事热点，因此他们所选取的小说素材有一大部分是“当代”的、“本土”的。另一部分《太平记演义》《仙台萩演义》等小说以翻译改写的方式创作，其原作基本上都是日本本土文学名著，这种选择也表现出了作者有意凸显本土文学的意识。

第二，从创作方式层面来看，小说作者采用了实录和翻译改写两种方式。

所谓“实录”，指的是作者取材社会热点事件，套用白话小说文体、使用白话小说语言演绎事件经过，并让人物形象与细节叙述呈现出一定的虚构特征。

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作者塑造人物形象和构建故事情节的自由度，使得作品在文本形式上“像小说”，于文体内涵上却存在一些缺憾，例如在《日本左卫门传》中，作者对主人公、故事情节未做过多改造，只是原生态的呈现，乃至其形象单薄，后半部情节也显得比较突兀。

所谓“翻译改写”，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作章节进行一定程度的剪裁和整合，并在细节改动中进一步丰满人物形象。

例如冈岛冠山在《太平记演义》中就把原著较为松散的“章”整合成了线索明晰的“回”，如第十四回“主上迁幸隐歧”便是由原作第四卷第三章“一宫并妙法院二品亲王御事”、第四章“俊明极参内事”整合而成的，同时在对细节内容幅度不一的改动中展示出对故事性的强调和人物形象塑造的重视，具体如以下二例41：

「去バ此僧达ヲ嗷问セヨ」トテ侍所ニ渡シテ、水火ノ责ヲゾ致シケル。（“那和尚咆哮，甚是无礼！”遂交付有司，施以水刑。——笔者直译）

“那秃驴安敢咒我！”遂教行水刑，拷问三僧。于是先拖文观到刑场，缚倒在地，一人用手板开其口，一人把一漏斗插下其口中，一人将几多桶冷水，瀑布也似只顾灌将入去，约三个时辰，不肯住手。只见文观从七窍里滚出血水，昏了又苏，苏了又昏，何止五七遍，见者掩面叫苦，低头含泪。（第五回）

城中ノ者共是ヲ见テ是ゾトコソ阪东武者ノ风情トハ。只是熊谷·平山ガ一谷ノ先悬ヲ伝闻テ、羡敷思ヘル者共也。迹ヲ见ルニ続ク武者モナシ。（昔日阪东武士熊谷、平山登谷而建功，人人艳羡，现城中人所见二人，亦属此辈。——笔者直译）

城中人见之，皆曰：“昔日熊谷、平山先登一谷而建了奇功者，还靠赖后队大军，今此二人又不托后队军，又不从一小卒，其志虽切，着实没主张的狂夫了。若与彼相并，万一有疏失，岂不做与他一般见识的人，莫若且由他发狂。”遂闭门不出。（第二十回）通过对比不难看出，这种方式使译作再创作的色彩相当浓厚，而译自歌舞伎剧本的《樱精传奇》因为涉及到叙述方式、文本形态转换的问题，再创作的成分就更多了。

通过对比不难看出，这种方式使译作再创作的色彩相当浓厚，而译自歌舞伎剧本的《樱精传奇》因为涉及到叙述方式、文本形态转换的问题，再创作的成分就更多了。

第三，从小说文体和语言、故事构思和情节等层面来看，儒士所作小说与中国白话小说经典之间存在诸多关联。

他们的作品在文体上分话本体和章回体两类，在对中小学说模仿借鉴的同时又有一些变化，比如《白藤传》《日本左卫门传》《演义侠妓传》篇幅较短，各分两回，但无回目，《贪花剧语》只有一回，却有回目，篇末仍说“未听下回分解”，而《烈妇匕首》和《白话文集》中的各篇作品形式上可以看做话本体，但实际上小说中作为叙述者的“说书人”存在感比较模糊。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小说作者对中小学说的文体形式没有生硬套用，而是根据叙事的需要做了灵活处理。

不过，他们对中国白话小说语言的借鉴却比较到位，以《日本左卫门传》为例，作者不仅袭用了“话说”、“话休絮”、“下回即见”、“好事先生有诗为证”、“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屋上霜”等程式语、过场诗，而且直接搬用“噇”、“葫芦提”、“行院”、“干隔浪汉”等小说俗语词汇。

另一个方面，他们在故事构思与情节方面亦有借鉴。故事构思方面，如《白话文集》中的“记净藏事”的主要情节极有可能辗转借鉴自唐代李复言《续玄怪录》中的“订婚店”。故事情节方面，如下例42：

我近蒙父亲的命，待往东都干事，早晚要启程，多是八、九个月，少是三、四个月便回来。我去之后，有二件事，你依得么？可淑道：“你且说二件事。”生道：“第一件是你好吃酒，自今之后，勿要把盏；第二件，是家里大小的事务，一依着母兄的主张。”……生再对着母兄，千叮万嘱，谆谆反复，遂卜个吉日，登程去了。（《演义侠妓传》第二回）

今日武二蒙知县相公差往东京干事，明日便要启程，多是两个月，少是四、五十日便回。有句话，特来和你说知：“……不要和人吃酒。……”武松再筛第二杯酒，对那妇人说道：“嫂嫂是个精明的人，不必用武松多说。我哥哥为人质朴，全靠嫂嫂做主看觑他。……”（《忠义水浒传》第二十三回）

借鉴的痕迹还是相当明显的，这种借鉴不但是指叙事或对话的内容部分，更重要的是指情节要素。

综上所论，笔者认为江户时期儒士汉文白话小说属于唐话学与稗官学背景下的小范围文学创作。

以冈岛冠山为例，其《太平记演义》出版时，正文采用了和汉文合刊的方式，即上栏为汉文演义本，并加训点，下栏为和文通俗语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照顾大众读者的接受能力和阅读习惯。

除此之外，封面又题云“今虽未得全终，辱承诸君子之征，先梓三十回以献之，余回必当不久而续梓焉”，表达了要推出续编的意愿，然续编终未问世，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受众面小而导致作品发售不利，后来江户、京都诸儒所作小说大半为写本形式，大约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而且，在笔者看来，儒士创作汉文白话小说，一方面是源自阅读之后自然生发的模仿创作冲动，另一方面是基于展示自身唐话语学水平和文学写作能力的炫才心理，因此其在性质上属于自娱娱人的小众文学，像西田维则、泽田一斋之间的“唱和”式作品，显然只限于小范围传阅，并不甚关乎大众读者的小说阅读。

但是，儒士汉文白话小说创作是江户时代叙事文学创作链条上的不可或缺的一环，例如《白藤传》是关于白藤源太题材之文学作品中最早的一篇，它的出现为后来同一题材的叙事作品及歌舞伎等其他文艺作品的创作奠定了基础，而《日本左卫门传》亦属同类情况，因此从这个层面上看，此类创作的意义不可小觑。

另外，在中日文学交流的层面上，这些小说作品也是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在日本传播和影响的一个表现，其意义同样不可忽视。

本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亚古代汉文学史”（19ZDA260）阶段性成果。经作者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注释：

1.张升余《从日文唐音看明清时期的南京官话和江南方言音》，《外语教学》1997年第4期，页71-77；岩田宪幸《从日本江户时期的材料看“南京”、“南京话”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2期，页155-159。

2.荻生徂徕（1666-1728），名双松，字茂卿，号徂徕，江户中期的儒学名家，萱园学派创始人。

3.荻生徂徕《译文筌蹄初编•题言十则》，正德五年（1715）泽田吉左卫门刊本。

4.古义堂为江户中期儒学大家伊藤仁斋（1627-1705）所开设的儒家私塾，仁斋主张摒弃朱子学说，恢复儒家经典的古义，故其所开创的学派又称“古义学派”。

5.李树果《日本读本小说与明清小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200-201。

6.关于冈岛冠山训译本《水浒传》的情况，参见冯雅《<水浒传>在日本的传播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17年博士学位论文）；关于《通俗忠义水浒传》的作者问题，参见植田渥雄《冈岛冠山编译<通俗忠义水浒传>考》，《外国问题研究》1995年第3、4期。

7.关于江户时代《水浒传》的注解、语释著作情况，参见长泽规矩也所编《唐话辞书类集》，汲古书院，1966-1976年间出版。

8.本城维芳《通俗平妖传》之皆川淇园序文，享和二年（1802）田中庄兵卫刊本。

9.陶山南涛《忠义水浒传解•自叙》，宝历七年（1757）浅野弥兵卫刊本。

10.陶山南涛《忠义水浒传解》之芥川丹丘序文，宝历七年（1757）浅野弥兵卫刊本。

11.冈岛冠山《太平记演义》之守山弘序文，享保四年（1719）松柏堂刊本。

12.关于《皇明英烈传》的情况，参见川浩二《天一阁博物馆藏<国朝英烈传>与历史小说<皇明英烈传>》，《中国文学研究》总第十八辑，2011年。

13.安藤东野《东野遗稿》，宽延二年（1749）嵩山房刊本。

14.笔者对《白藤传》的版本描述及相关引用文字，均据笔者收集的东京都立图书馆藏本。

15.鹤冈节雄校注《山东京伝の房总の力士白藤源太談》，千秋社，1979年，页76。

16.中村幸彦《中村幸彦著述集》第七卷，中央公论社，1982年，页68。此外，宝历九年（1759）刊行的汉文笑话集《唐诗笑》署“玩世教主辑／洛水真逸订”，序者也是金峨道人，中野三敏先生也认为“金峨道人”、“玩世教主”分别是井上金峨、井上兰台，关于这一点，参见中野三敏校注（《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82•唐诗笑》，岩波书店，1998年，页47。

17.小柳司气太监修、小川贯道编纂《汉学者传记及著述集览》，名著刊行会，1970年，页64-65。

18.竹林贯一《汉学者传记集成》，关书院，1928年，页431-440。

19.笔者对《贪花剧语》版本的描述及相关引用文字，均据《中村幸彦著述集》第七卷所载该作影印件。

20.中野三敏《〈节妇实录〉与〈室街接脚夫传〉》，载《中村幸彦著述集月报》第12回，中央公论社，1984年，页4-5。

21.《汉学者传记及著述集览》，页181-182；森铣三《森铣三著作集》第11卷，中央公论社，1971年，页108-119。

22.《中村幸彦著述集月报》第12回，页4-5。

23.此据笔者收集的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本《一话一言》。

24.《中村幸彦著述集》第七卷，页97。

25.此据笔者收集的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本《樱精传奇》。

26.《中村幸彦著述集》第七卷，页98。

27.《洒落本大成》第一卷，中央公论社，1978年，页121-135、371-378。

28.宗政五十绪《近世文苑の研究》，未来社，1977年，页88-122。

29.《中村幸彦著述集》第七卷，页58。

30.《中村幸彦著述集》第七卷，页60-62。相关引文亦转引自该著。

31.笔者对《烈妇匕首》版本的描述及相关引用文字，均据笔者收集的东京都立图书馆藏本。

32.《中村幸彦著述集》第七卷，页62。

33.江村北海《日本诗史》卷三，池田四郎编《日本诗话丛书》第一卷，文会堂书店，1920年，页247。

34.森铣三《森铣三著作集续编》第二卷，中央公论社，1990年，页99-101。

35.石崎又造《近世に于ける日本支那俗语文学史》，清水弘文堂书房，1967年，页152。

36.笔者对《日本左卫门传》版本的描述及相关引用文字，均据笔者收集的东京都立图书馆藏本。

37.《中村幸彦著述集》第七卷，页72。

38.同上。

39.笔者对《白话文集》版本的描述及相关引用文字，均据《中村幸彦著述集》第七卷所载之影印件。

40.长崎唐通事东海嘉十郎（？-1803）从《前太平记》中抽译了《秀乡射蜈蚣》一文，收入汉文白话小说集《象胥译文》。

41.此处引文据享保四年松柏堂板《太平记演义》。

42.此处引文据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本《演义侠妓传》、容与堂本《忠义水浒传》（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