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人为何爱无能，又性饥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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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郑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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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儿童早期发展阶段的情感联系缺失，那么日后造成的后果是，人们只有性冲动感而没有爱，伴侣成为纯粹的性客体”。

爱与性为何会出现比较尴尬的分离？

德国著名心理学家弗里茨·里曼在其代表作《爱的能力：为什么我们既渴望爱，又害怕走进爱》一书中，给出了一个解释：

很多人在原生家庭成长中，因为缺失爱，不懂得如何（恰当地）表达和接受爱，从而在其成年后，就成为只对异性或者同性，只有欲望，但没有爱。

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无论在西方社会，还是东方文化体系中，性都曾长期神秘化，肉体本身被贬低，性欲既是人们私下津津乐道悄然讨论的，又是公开场合被公然贬低的，被描述为兽欲。

这种观念经由宗教机构，以及世俗化的学校机构传递，内化到家庭中，使得许许多多的人们在性觉醒后感受到强烈的羞耻、罪恶。这也是书作者所说的“社会在性生理成熟和性欲的释放之间给年轻人设置了一道时间上的障碍”。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越是阻碍人们接触、谈论和体验性，就越可能刺激越轨行为。打破性禁忌，被认为是彰显自由的方式，虽然在很多历史、文化、社会场景中，这种做法招致的惩罚后果相当严重，但越可能使得部分人愿意承担严重后果来体验性。即便是有些胆小的人不敢为之，但也仍然保留着很强的好奇心、窥私心。

1. 性的祛魅过程，及其反噬

进入现代社会，性被祛魅。很多专家鼓吹在中学和大学进行性启蒙，甚至要在小学教材和课堂中进行展现完整性过程的教育。性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过程，性经历也不再动辄与道德相关（虽然公众人物、公职人员的婚外性经历或与多人同时期保持的性关系仍不能赢得社会、政治原谅）。

弗里茨·里曼指出，这种转向是必要的，但是有点过度，也就是说，性在祛魅过程中，逐渐变得无关紧要，“现代教育的危险在于，将性变得完全不再有吸引力，变得平庸乏味、毫无秘密可言”，使其成为一种纯粹的技巧、方式、姿态的生理过程。

也就是说，性在被祛魅过程中，剥离了与宗教、世俗道德相关的部分，因此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的神秘感、罪恶感，但也因此让打破禁忌、产生愉悦不再存在；而且，这种剥离甚至还走在反面，那就是性被允许与爱分离。

这种情况下，当代人在小型家庭结构中培养成长的模式，就导致产生了相当意义上的“爱无能”，以及纯粹意义上生理层面上的性渴求并存的局面。

2.妈宝男、巨婴，就是极致化的爱无能“成果”

当代人，尤其是城市居民，大多成长在小型家庭结构，也就是父母与孩子同住，而很少有其他亲人的结构。这也使得孩子对于母亲有着漫长而无助的依赖。

母爱是无私的，但很多家庭中，母爱呈现出巨大的自我牺牲，但未必能够关照到孩子的内心需求。这就使得孩子虽然获得了很好的物质生活照料，但缺乏情感上的依托。

还有同样广泛的情况，那就是母亲（一些个案中会出现父亲的共同参与）过度、持续给予了照料、干预，无微不至，事无巨细。孩子哪怕长到了青春期，家庭中，母爱展现的方式也完全是覆盖型的，孩子没有机会来发展自己的节奏和意志。

这就是书作者所说的“母爱也会想要将所爱的对象据为己有，把所爱的人与自己捆绑在一起，不仅仅期待对方爱的回报，而且要求得到对方的爱，不愿意放手让对方迈出自己成长的脚步。”

这类母亲往往会以保护孩子避免受到伤害为由，自己扮演孩子与外部世界、外部的人的缓冲器的角色。

甚至而言，有些父母尤其是母亲会发展到最后，怀着恐惧、狭隘的心态，用不合理的限制，唯恐失去对孩子的控制。这就使得孩子在成为生理上的成年人时，仍然带有婴孩状态的心理认知，一概服从于母亲的控制，没有任何主动意识、负责意识。这样的孩子，完全信赖母亲的爱，“在母亲面前就像一个彬彬有礼的绅士、安慰者，或伴侣的替身”。

在控制型、干预型母亲、家庭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会因为生理冲动，也因为获得爱情的向往而寻求伴侣，但这其实不过是想复制一个能像母亲那样爱他的环境，重新建立一种可以从原始母爱中获得庇佑的安全。在这样的所谓伴侣关系中，只有性关系才是真实的，但没有爱。

书作者指出，真正无私的母亲，要做的是“能让孩子克服一切困难和压力去热爱生活”，让孩子摆脱家庭的负累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赞赏孩子的独立自主并且不让他有负罪感，教孩子发自内心地去爱别人”。只有这样，长大成人的孩子才能毫无阻碍地爱人爱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