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务》：美国需要“2.0版的缓和政策”应对中国

作者：吾楼

2024年大选年开年以来，拜登政府在中美关系中注重稳定和中国的竞争关系，避免对抗加剧而导致冲突。但西方学界对美国应该如何和中国打交道，仍然存在争论。中美之间，旧冷战时期的策略是否有用？或者说，美国是否应该以冷战策略应对中国挑战？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发表于《外交事务》杂志3-4月刊的文章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这篇题为《基辛格与缓和政策的真内涵》（Kissinger and the True Meaning of Détente）的文章探讨了基辛格的缓和政策在当前中美关系中的相关性和适用性。作者弗格森认识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苏关系中缓和政策的成功，认为它在减少美国与苏联之间的紧张关系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使美国得以重整国内资源，发展经济，稳定冷战策略，并最终取得胜利。随着中美竞争的加剧和对抗的升级，他建议美国汲取冷战时期“缓和1.0”政策的经验，推出2.0版的缓和政策，和中国在军控、贸易、人工智能和气变等领域开展谈判，并在对华遏制和缓解关系之间找到平衡。以下为文章的主要内容。

“缓和”（détente）一词与已故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联系紧密。这一术语最早是在20世纪初被外交圈使用，时任法国驻德大使试图改善正在恶化的法德关系（不过这一尝试失败了）；在1912年，英国外交官也曾试图做同样的事情。然而，直到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后期，“缓和”一词才变得全球知名，当时的基辛格先后担任白宫国安顾问和美国国务卿，开创了他标志性的政策：缓和苏联与美国的紧张关系。

▲1972年5月，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同尼克松在莫斯科签署《反弹道导弹条约》。

“缓和”不应与另一法语词“友谊”（amitié）混淆。这并不是与莫斯科建立友谊，而是减少冷战升级为热战的风险。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解释到，“美国与苏联是意识形态的对手，缓和不能改变这一点。核时代迫使我们共存。言辞上的挞伐同样不能改变这一点。”对于基辛格来说，“缓和”是一种折中办法，一种介于导致一战的“侵略行为”（当时的欧洲尽管存在军事平衡，但仍然滑向了没人愿意看到的战争）和导致二战的“绥靖主义”（当时的西方民主国家未能看透一个极权侵略者的意图）之间的路径。

在寻求对苏“缓和”的过程中，基辛格试图在诸如军控和贸易等问题上与苏联开展接触（engagement）。他努力建立各种“联结”（linkage，冷战时期另一个关键词），将苏联似乎想要的东西（例如，更好地获取美国技术）和美国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例如，协助美国从越南摆脱战争困境）联系起来。同时，基辛格只要察觉出苏联从中东到南非等地努力扩大其势力范围，就会对其采取斗争的态度。换句话说，正如基辛格自己所说，“缓和意味着既威慑又共存，既遏制又努力缓解紧张关系。”

五十年后的今天，如果这种务实的感知依然能够引起共鸣，那是因为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似乎已经对中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美国总统拜登和他的国家安全团队似乎正尝试实施自己版本的“缓和”。去年11月加州元首会晤期间，拜登对中方说：“我们必须确保竞争不会导致两国之间的冲突。当认为这样做符合我们的利益时，我们也有责任为我们的人民和世界共同做出努力。” 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去年在《外交事务》杂志的文章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提到，“这场竞争真正具有全球性，但并非零和游戏。双方面临的共同挑战是前所未有的。”用基辛格的话解释，就是中美是主要对手，但核威胁和气候变化，更不用说人工智能，迫使两国共存。

但这一政策在美国政坛也曾引发批评。基辛格于2023年11月去世后，左派批评基辛格对第三世界国家人权问题上的漠视态度，是一种冷血的现实政治的代言人。这是美国总统卡特所反对的“缓和”政策的一个方面。保守派则批评基辛格的政策等同于绥靖（appeasement）。1970年代，里根担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时曾猛烈抨击“缓和”政策是“苏联用来追求其目标的单行道”。

▲1973年2月，毛主席会见基辛格。

然而，1970年代的“缓和”与1930年代的绥靖政策不同，无论其运作方式还是产生的结果。与英法试图通过领土让步来收买希特勒的尝试不同，基辛格和他服务的总统们则在遏制对手的扩张。与绥靖政策不同，“缓和”成功地避免了世界大战。基辛格任期时期（1969年至1977年）基于国家间的冲突比之前和之后的年份发生的冲突更少。

半个世纪后，当华盛顿开始适应“新冷战”的现实时，鹰派可能再次站出来破坏“缓和”。共和党政客喜欢将他们的国内政治对手描述成对华软弱，正如他们在1970年代将国内对手描绘为对苏联软弱一样。例如，阿肯色州联邦参议员柯顿（Tom Cotton）声称拜登“拥抱并绥靖共产主义者”。前总统特朗普的竞选团队指责拜登的“软弱”才让台湾处境艰难。

这些指控并不令人惊讶；共和党人总是喜欢唤起里根的精神，引用他对“缓和”政策的批评。但是，两党都可能误解了1970年代的教训，这是危险的。在主张对中国进行无妥协的遏制时，共和党人可能高估了美国在对抗中取胜的能力。在避免对抗升级的同时，拜登政府可能低估了遏制作为“缓和”的一部分的重要性。基辛格战略的本质是，他将接触（engagement）和遏制（containment）相结合。考虑到1970年代美国经济和美国公众舆论的状态，或者苏联常说的“对敌实力对比”（correlation of forces），这是明智的。今天需要类似的政策结合，尤其是当实力对比对北京比对莫斯科更有利时。

鉴于1969年初美国面临的困境，基辛格所设想的“缓和”政策是有道理的。美国无法击败北越，国内亦受到滞胀的困扰，而且在从种族关系到女权等一切问题上都陷入深度分裂。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能与苏联硬碰硬。另外，美国70年代经济状况根本无法承受国防开支的增加。在基辛格看来，缓和政策也是出于财政上的合理性。然而，“缓和”并不像基辛格的批评者那样所说的，是拥抱、信任或绥靖苏联，也不是让苏联获得核优势，永久控制东欧，或在第三世界建立帝国。“缓和”的真正内涵是承认美国力量的局限性，并通过运用萝卜大棒策略来减少热核战争的风险，为美国重振自我争取时间。

它起作用了。诚然，在美国从南越撤军和北越征服南越之间，基辛格没有获得足够长的“体面时间”（decent interval），他原本希望这种时间间隔能够长到足以限制美国撤军对自己信誉和声誉造成的损害。但是，“缓和”使美国能够重整国内，并稳定它的冷战战略。美国的经济很快就以苏联无法比拟的方式进行了创新，创造了使得美国赢得冷战的经济和技术资产。“缓和”也给了苏联自我束缚的绳索。苏联在东南亚和南非取得成功后，他们在不发达世界开展了一系列的错误和代价高昂的干预行动，并最终入侵阿富汗。

▲2023年11月15日，中美元首在美国旧金山附近的费罗丽庄园(Filoli Estate)举行会晤。

鉴于“缓和”政策在这些方面鲜为人知的成功，我们不禁要问，今天的美国是否可以从中学到与中国竞争的相关经验教训。基辛格肯定相信这一点。他2019年在北京表示，中美已经处于“冷战的山脚”。2020年疫情期间，他将其升级为“冷战的山道”。在他去世前的一年，他警告说，由于技术的进步，如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使武器不但更快、更准确，而且可能更自主化，新的冷战将比第一次冷战更危险。他呼吁两个超级大国在可能的情况下共同合作，以限制这场新冷战带来的生存危险，尤其避免在围绕台湾的地位争议上引发灾难性的对峙。

和70年代一样，很多专家在当前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中批评“缓和”政策。保守派新一代战略家科尔比（Elbridge Colby）敦促拜登政府采取一种“拒止战略”（strategy of denial）来遏阻中国大陆对台动武。拜登政府有时似乎质疑“战略模糊”政策。而且，两党跨党派舆论认为，和中国接触的政策基于错误的假设，对华经济贸易增加并不能改变中国。然而，没有任何充分的理由认为，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的超级大国，如同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超级大国一样，也应该在其冷战的缓和阶段之前经历20年的危险边缘政策。相比台海版本的“古巴导弹危机”，“缓和2.0更可取”，只不过是角色颠倒了。美国是冲破封锁的一方，而且附带有各种风险。这肯定是基辛格在他漫长的一生的最后一年所笃信的。这也是他在他100岁生日后不久访华、也是最后一次访华的主要动机。

和“缓和1.0”一样，“缓和2.0”并不意味着绥靖中国，更不用说期待改变中国。“缓和2.0”将意味着中美在军控、贸易、技术转让、气变、人工智能、太空等议题上再次开展无数的谈判。和美苏谈判一样，这些谈判将会是长期的、乏味的，甚至可能没有结果。但正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所说，宁可口舌之争，也不要大动干戈。对于台湾，超级大国最好还是重拾基辛格经过长期谈判敲定的旧承诺，求同存异。

当然，“缓和”不能创造奇迹。它在70年代被过于抬高，而且被过度应用。这项政策无疑为美国提供了时间，但其中的策略是在棋盘上牺牲过多“小棋子”。正如一个苏联分析家对美国反对他的国家干涉安哥拉感到的困惑，“你们美国人像推销洗涤剂一样宣扬缓和政策，并宣称它能做洗涤剂可以做的一切。”

批评者最终成功地毒化了“缓和”这个词。1976年3月，时任总统福特在他的连任竞选活动中禁止使用它。但从来没有一个可行的替代词。在被问到他是否有替代词的时候，基辛格诙谐地回答说：“我一直在自我寻找，”他说，“缓和紧张关系（Easing of tensions），缓解紧张局势(relaxation of tensions)。我们最终可能还是会用旧词。”

今天，拜登政府确定了自己的词：“去风险”（de-risking）。它不是法语，但它几乎也不是英语。尽管这次冷战的起点因当今超级大国之间高度依赖的经济关系而不同，但最佳的策略可能基本上还是和以前一样。如果“缓和2.0”要被批评的话，那么批评者就不应像基辛格的许多敌人那样经常歪曲它——以免他们发现当自己像里根那样，当身在白宫战情室时也采取了基本相同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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