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悼念曲六乙先生

【音容宛在 傩魂长存】

沉痛悼念曲六乙先生

2024年3月3日上午11时，著名学者、戏剧理论家、中国傩戏学研究会创始会长曲六乙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94岁。曲老一生为中国傩戏学的创建和发展，耗费了无数的心血，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仙逝，是中国傩戏学界的重大损失！

“中国傩戏学”公众号创建伊始，推送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曲六乙老会长的《傩魂》。早在1987年，他就在贵州召开的傩戏学术讨论会上做了《建立傩戏学引言》的重要发言，并于次年创立了中国傩戏学研究会，展现了一位杰出学者的学术前瞻性和对于祖国传统文化遗产的使命担当。曲老治学严谨，待人宽和，学界同仁无不感念他的敦厚温暖、长者风范。在这个无比悲痛的时刻，让我们重温先生的文章，牢记前辈对中国傩戏学研究的殷殷嘱托和期待。斯人虽去，音容宛在；德高心慈，傩魂长存！

附：曲六乙先生小传

曲六乙 (1930.1.20～2024.3.3)，当代著名学者、戏剧理论家。辽宁瓦房店人，原籍山东蓬莱。先后就读于四川大学、河南开封中原大学、武汉中南文艺学院创研室研究生班。1954年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196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79年任中国戏剧出版社副总编辑；1980年起任中国戏剧家协会研究员、中国戏剧家协会研究室副主任、主任、《中国戏剧年鉴》主编、中国剧协艺委会副主任。中国傩戏学研究会创始会长、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会副会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现为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会顾问，中国傩戏学研究会名誉会长。曾受聘文化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多次担任文化部“文华奖”、中国剧协“梅花奖”、“山花奖”、“孔雀杯”奖、曹禺戏剧文学奖和评论奖评委。曾先后赴日本、韩国、印度、伊朗、奥地利和台湾进行学术访问、讲学或率团演出。

曲先生一生笔耕不辍，以心撰文，著述颇丰，先后出版有《中国少数民族戏剧》、《戏曲表演的十耍技巧》(合作)、《戏剧舞台奥秘与自由》、《西藏神舞、戏剧与面具艺术》、《傩戏·少数民族戏剧及其他》、《三块瓦》、《乙亥集——曲六乙戏剧论文集》、《中国傩文化通论》（合作）、《东方傩文化概论》（合作，2006年山花奖一等奖）、《曲六乙戏曲论集》、《中国少数民族戏剧通史》（三卷本）、《艺术——真善美的结晶》（获1984年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等著作。曲先生不仅在戏曲评论界敢于仗义执言，写有较多富有影响力的戏曲批评文章，而且开创了新中国的傩戏学领域，编著了第一部傩戏学概论性的学术著作。

主要著作有：

《中国少数民族戏剧》（知识丛书）

《中国戏曲的“十耍”技巧》（与董维贤合作）

《艺术，真善美的结晶》（1984年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

《戏剧舞台奥秘与自由》

《西藏神舞、戏剧与面具艺术》

《傩戏·少数民族戏剧及其它》

《“三块瓦”集》（新时期论文集）

《乙亥集-曲六乙戏剧论文集》（晚霞文库）

《中国傩文化通论》（与钱茀合作）

《东方傩文化概论》（与钱茀合作）（2006年山花奖一等奖）

《曲六乙戏曲论集》（戏曲研究丛书）

主要编选：

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戏剧丛书》贵州卷、四川卷、湖南卷、广西卷、吉林卷、新疆卷、云南卷

主编《西域戏剧与戏剧发生学》（与李肖冰合编）

主编《傩苑-中国梵净山国际傩戏傩文化学术研会议文集》（与陈依新合编）

傩魂

曲六乙 ∣ 文

（一）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傩学经历了从非自觉到自觉，从粗浅认识到较深理解，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漫长过程。这期间经常发生“瞎子摸象” “摸着石头过河”的情况。前者以偏概全，不识庐山真面目，后者缺乏理论的先导，易于走入理论误区。通过实践的考察和理论的争鸣，经历了较长的孕育期，在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理论逐渐走向成熟，并开始形成初步的架构。

傩学，萌发于20世纪中叶，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研究热点从50年代的傩舞， 80年代的傩戏移到90年代的傩文化学和傩文化史。它是学术专业性很强而又涉及宗教、民俗、艺术、巫术、仪式和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等广泛领域的人文交叉（边缘）学科。

傩（nuo）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字，对许多人来说，相当陌生，然而它同人类生命与生存紧密相连。在古代它几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即使在今天，它仍渗透到人类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一些方面。

古代文人和现代学者对傩有种种诠释，最普遍的理解是“驱鬼逐疫”，即“驱傩”或“逐傩”。至今江西一些地方称为“跳傩”。的确，它是商周以降三、四千年来傩文化活动中最基本的形态。但作为多元宗教文化、民俗文化和艺术文化的复合形态，它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还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仅限于“驱鬼逐疫”的研究，无异于画地为牢，是很难建构一个新兴人文交叉学科的。

傩，大约源起于旧石器中晚期狩猎活动的驱逐术，在人神不分、人兽不分、神鬼不分“三不分”的蒙昧时期，在“万物有灵论”的思想支配下，原始人主观上企望获得超自然的威力，以抵御猛兽的袭击和气候的恶劣，法术和巫术便应运而生。在狩猎的生产实践中，原始人逐渐将法术、巫术与驱逐术融合起来，用于消除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包括驱逐瘟疫。这就是傩的萌生。这在今人看来实在是幼稚，愚昧，荒唐可笑，因为任何巫术手段都与科学背道而驰，是无济于事，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但原始人与应运而生的巫觋却是虔诚无欺，笃信无疑的。他们从氏族社会末期，以坚定的信仰和顽强的意志，把傩推向漫长的历史进程。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始，傩开始有了变化。所谓夏“裼”，就是夏代祭祀各种非正常死亡的“强死鬼”活动。殷商时代甲古文中的象形字，反映了人们手持工具将鬼（同“九”）赶出大门的情景，到了周代，理性思维占据上风，傩被纳入“礼”的范畴。先秦文献记载，傩的主要目的是调理阴阳二气，以求寒暑相宜、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平安、国富民生。这些傩祭仪式活动，是以萌芽的阴阳五行学说为其哲学基础的。这里有主观唯心论因素，也有唯物论因素。

中国历史上最早记载阴阳观念的是《国语·周语》。公元前780年，周幽王3年，三川发生地震，伯阳父的解释是“阴伏而不能出，阳迫而不能蒸” “今三川实震，乃阴失其所而镇阳也。” ①把阴、阳二气作为宇宙的基本物质，视为决定事物成败、荣枯的一对对立的本源。

中国最早的哲学著作《易经》（《周易》），以“奇”（—）、“偶”（— —）代表阳和阴，以阴阳的各种变化解释宇宙万物的盛衰和消长。

周代一年三季的大型傩祭活动，实际上是对阴阳五行学说的具体实践。

季春之月，国人傩，九门磔禳，以毕春气。

仲秋之月，天子乃傩，御佐疾，以通秋气。

季冬之月，命有司大傩，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②

季春“国傩”，是在国都范围内举行的傩礼。“九门磔禳”裂牲以除祸，唐·杜佑在《通典·礼》中说：“磔禳以犬祭，犬属金也，故磔之于九门，所以抑金扶木，毕成春功”，即以毕春气。《周礼注疏》：“凡祭祀，供犬牲，牲物，伏、瘗，亦如之。”即将犬牲埋于门前大道中，可阻止被傩逐出的疬气再也不能返回九门之中，侵害天子之国都。

季秋“天子傩”，在王室内城和寝庙进行，意在逐除阳暑之气，以达秋气，使人畜食物得以储藏，免遭饥荒，而“以狗御蛊”，一如季春磔狗，狗属“金畜” “阳畜”，用以消除疫疬热毒之气。

季冬“大傩”，是全民性的傩祭活动。冬天阴气极盛。高绣在《吕氏春秋·季冬纪》注中说：“大傩，逐尽阴气为阳导也。”关于“出土牛”语，陈皓注《月令》说，“出，犹作也。月建丑，丑为牛，故特做土牛以毕送寒气。” “建丑”，即农历十二月之代称。

汉·郑玄注《礼记·月令》说，季春国傩“难（即傩的原字，下同）阴气也，驱寒祛阴，寒退阴弱”，方能“毕春气”。季秋天子傩。“此难，难阳气也”，意在驱除过剩的阳气，才能阴阳调和， “以达秋气”。季冬大傩， “此难，难阴气也”，用大傩以祛强阴。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周代的傩礼，是以巫术为中心，以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哲学思想萌芽为行动依据，以“气”为宇宙万物之本源。《月令·孟春之月》：“天气下降，地气上升，天地合同，草木萌动。”四季的节令气象，使万物感时而生长繁衍。周天子在四季之初的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日，都要举行“迎气”仪式，否则“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礼记·乐记》）。

综上所述，周代三季之傩祭，意在运用阴阳五行学说，不使一年各季的阴气或阳气过剩到“物极必反”的程度；或抑阳扶阴，或抑阴扶阳，意在通过含有巫术意识的驱逐手段，以求阴阳二气在对立中达到调和，从而有利于农业的生产发展，也有利于人类生存条件的改善，促进社会的安定。这里有朴素辩证法。但先民毕竟智商很低，不懂得科学知识，不懂得宇宙间事物对立统一的自然规律和法则，相反热衷于巫术仪式，陷入主观唯心主义泥潭。

先民缺乏科学的医学知识，不知瘟疫之根源在细菌的肆虐。周代大傩只称“逐疫”，秦汉时则称“疫鬼”。误以为瘟疫恶疾是鬼在作祟，郑玄在解释“九门磔禳，以毕春气”时说：“阴寒至此不止，害将及人。所以及人者，阴气右行，此月之中，日行历昴，昴有大陵积尸之气，气佚则厉鬼出使而行”。故而安排下级军官方相氏率领百隶到宫内“索室殴疫”：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率百隶而时难（傩），以索室殴疫。大丧，先匶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殴方良。③疫即鬼，鬼即疫，合称为“鬼疫”或“疫鬼”。驱鬼即驱逐瘟疫恶疾。贵族死后下葬前也有一种仪式：戴着“黄金四目”面具（或头套）的方相氏先跳下墓穴，左戈右盾，从四隅驱走穴中鬼域，以使死者永远安宁。

东汉时期的宫廷大傩比起周代有了很大发展，方相氏率领十二神兽，还有120名侲子（儿童），逐室驱疫，然后由骑兵“传炬出宫”，弃于雒水之中。声势浩大，蔚为壮观，成为当时一年之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礼仪。这在张衡《东京赋》中有生动的叙述：“桃弧棘矢，所发无臬，飞砾雨散，刚瘴必毙。煌火驰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最终达到“阴阳交合，遮物时育”。从商周到隋唐历经两千年的时间里，以大傩为代表的傩祭仪式活动，显示了一种壮美的气势雄浑的“傩魂”：利用和调动熊图腾（包括虎图腾）威力，驱逐鬼疫，调和阴阳，以期达到人寿年丰、社会稳定的目的。

隋唐时期除了宫廷傩，官方傩、寺院傩、民间傩、军傩都获得发展。以丝绸之路的要衢沙州敦煌为例，各级官府组织的傩队、军傩队、民间傩队、寺院傩队甚至包括从西亚传入的袄教也组成傩队，于春节前夕组成浩浩荡荡的驱傩大军。驱傩活动在各级官府衙门、部队驻地和全城民宅、寺院全面开花。敦煌傩的驱傩词通称为“儿郎伟”，其中一首唱道：

所有旧岁鬼魃，逐出境内他川。已后家兴人旺，官高日进月迁。牛羊遍满山，谷麦如似太（泰）山。兄恭弟顺，姑嫂相爱相怜，男女敬重，世代父子团圆。④

从这段粗俗唱词并联系其它“儿郎伟”唱词得知，驱逐鬼疫已不占有重要位置，唱词中的“所有”鬼魃，包括了侵扰沙州的异国胡人，都驱逐出境，以期获得和平、安宁的环境，农牧丰收，五谷满仓，家庭和美的生活。这里的傩，其内涵已同保卫国家、保卫城市、创建美好家园和幸福家庭紧密联系在一起，傩魂有了更全面的内涵。

宋代傩在继承隋唐傩的基础上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受到“三教合一”的影响，傩吸收了佛、道二教的神灵，此外还有历史人物神和民间传说神。在宫廷大傩仪式中，任职长达两千年的驱鬼英雄方相氏这个角色，被钟馗、五道将军、金刚力士、六丁六甲等所代替，亦即图腾神被人物神所代替。

宋代以降，北方几个强有力的少数民族，先后入主中原。他们信仰萨满教，元蒙则改为信仰藏传佛教———喇嘛教，大都对中原傩祭采取排斥政策。除了明代稍有遗绪外，大傩已消失在历史烟尘之中。但在广袤的农村社会里，则分化成社傩、族傩、教傩和军傩，此外还有游傩，它们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与发展了从周代开始的“乡人傩”的歌舞仪式活动，在实行降神、酬神、送神三段模式的同时，仍不同程度地保留了驱傩活动的遗风。如江西的“跳傩”“跳魈”，山西的“扇鼓神谱”“斩旱魃”，河北的“捉黄鬼”“撵虚耗”，四川的梓潼阳戏，贵州的地戏；少数民族里彝族的“跳豹子”“跳哑巴”，土族的“跳於菟”等等，都保持了驱邪避灾、祈福纳吉的原始内涵。

值得注意的是，驱逐的仪式在融入各种民俗活动之后，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局面，这在第四章傩与民俗中将予以介绍，而被驱逐的对象早已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

如山西雁北地区的《斩旱魃》，铲除的对象是造成大地干旱的旱魃。四川傩戏《二郎降魔》则是为了降伏造成水患的孽龙。鬼的形象也在逐渐社会化、人格化成邪恶的代表，如山西的《斩黄痨鬼》，这黄痨鬼是疫鬼向恶人转化的过渡形象。《斩赵万牛》则完成了向恶人的过渡。河北武安的《打黄鬼》 《捉黄鬼》中的黄鬼，已衍变成忤逆不孝、无恶不作的人间败类。近百名村民挥舞柳棍驱赶被押解的黄鬼游街示众，经过判官、阎王的两轮审判，押上开膛破肚的刑台，再现了汉代大傩中十二神兽和上百名侲子（儿童）高喊“抽你的筋，剥你的皮，破肚开肠”惊心动魄的场面，在传统的傩魂中又增添了道德力量的威力。

（二）

在农耕社会里，人们总是希望农业丰收，六畜兴旺，家庭幸福，国富民安，生活在没有天灾人祸的太平盛世。傩与佛教、道教、基督教等“人为宗教”，都无不关心人类生命、命运和生存这类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在有神论占据着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各种社会制度里，原始自然宗教和“人为宗教”，正是适应了古人的信仰观念和宗教心理而产生，并在不断斗争中寻求发展。

这些宗教从主导的哲学思想倾向上看，都属于主观唯心主义而较少唯物主义，甚至敌视科学的唯物主义，无视或反对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它们进行的旨在拯救人类命运，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各种宗教信仰的活动，尽管是荒唐无稽，却是那样的虔诚和认真，仿佛是童叟无欺，在效果上却是徒劳无益的。信徒们只是在虚幻中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和精神上的慰藉。这是它们的共同特征。但它们之间也有明显的区别。

“人为宗教”大都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和庞大的组织机构，它们以劝善弃恶，广积阴德，普渡众生等为其宗旨，引导信徒与世无争，对神灵（佛祖、上帝等）顶礼膜拜，忏悔罪过，净化灵魂，以求神灵的垂怜和恩赐，脱离苦海，最终获得未来极乐世界或天堂的永恒福祉。

作为原始自然宗教信仰的产物———傩，没有自己的教主（创始人），没有组织机构，没有自己的宗教哲学思想系统。它信仰“万物有灵”的泛神论，崇拜图腾、神鬼和祖灵，在祭祀活动中实践着阴阳五行学说。东汉道教兴起之初，张道陵等人几乎吸收了傩与巫的全部衣钵，如以占卜、符篆、驱鬼逐疫、请神禳邪等手段，组织与调动信徒。反之，傩又吸收了道教、佛教的神谱和祭祀仪式。随着历史的推移，它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许多变化。两宋的“三教合一”之后，这种变化更加明显。傩还把许多历史人物神、民间传说神以及各地区的地方保护神，拉到自己的神坛或神图里，不断壮大自己的神灵谱系，显示自己比佛教、道教更具有无比的神威，借以招徕更多的群众。但它的本质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人为宗教”宣扬神灵主宰人类及其命运。由僧侣、神父主持大醮、斋戒、祈祷、忏悔等宗教仪式活动。信徒的命运只能消极、被动地祈求神灵的恩赐和安排。傩则相反，它要人类主宰自己的命运。傩祭仪式由装扮图腾神灵的方相氏主持，调动上自天子、百官，下及巫觋、士兵、农民、儿童、民间艺人和黎民百姓，几乎是动员全民与恶劣气候、鬼疫、邪恶等进行积极的抗争，以求获得风调雨顺、寒暑相宜、人寿年丰、六畜兴旺，国泰民安和社会稳定。

归纳说来：1、“人为宗教”对现实是悲观的，寄望于未来的彼岸世界；傩对现实世界是乐观的，不寄望于彼岸世界。2、“人为宗教”引导信徒匍伏在神灵脚下，消极地、被动地等待神灵的恩赐；傩则发挥人类的本体精神力量，调动神灵（神兽与神将）驱邪扶正，除凶纳吉，积极地、主动地争取改变自然生存条件。3、“人为宗教”宣扬神灵主宰世界，主宰人类命运；傩则热衷于人类以巫术精神主宰自己的命运。这便是傩魂的核心思想。

（三）

傩在自己的漫长历史里，与巫结下不解之缘。一部傩文化的发展史，也是傩与巫时而紧密结合，时而分道扬镳的历史。如周代将傩纳入“礼”，傩与巫基本上是“井水不犯河水”。但后人常把傩笼统地称为“巫傩”，傩文化称为巫傩文化，虽不无道理，但不全面也不够科学。

在氏族社会，先民在狩猎活动中发明了法术、巫术后，出现了巫。首先出现的是女巫，这与母系制有关，反映了女性的权威。到了父系制，出现了“觋———男巫”。后人合称为“巫觋”，即“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后来统称为巫。北方萨满教的萨满也是巫。巫在各地区分别称为端公、道公、师公、土老师、僮子等等。最早的巫常由酋长兼任，反映了氏族、部族或部落对行政、军事和宗教三者集中统一的领导。巫是信仰“万物有灵”的原始自然宗教的代表，是原始精神文化的主要创造者，也是原始意识形态的体现者。巫与官结合，谓之官巫；与医结合，谓之医巫；与史结合，谓之史巫；与占卜结合，谓之卜巫。巫掌握了天文，谓之星占家；掌握了地理，谓之堪舆家；掌握了炼金术、炼丹术，成为游方术士。掌握了象形文字，使殷商甲骨文成为观察与占卜天文、地理变化和各种“国之大事”的忠实记录。巫还善于表演，后衍变为优，成为最早的歌唱家、舞蹈家和神话传说的传承者。总之，在人类早期发展史上，巫是推动社会进步，建立原始文化的功臣。

巫最常用的手段是巫术。在盛行巫术崇拜的远古社会，先民笃信巫术具有神奇的超自然威力，把掌握这种威力的巫，视为神的使者，传达神的旨意，是沟通神与人的桥梁。巫与巫术，就其本质来说，是科学、文明的冤家对头。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说得好：“巫术是一种假定的自然规律的体系，一种不合格的行为指导，一种伪科学。” ⑤许多基于巫术“法则”的巫事活动，包括专门嫁祸于人的“黑巫术”（又叫“凶巫术”）等，本质上都是宣扬迷信，制造愚昧，毒害黎民的。古往今来，从人祭（包括“人头祭”）、童祭、贞女祭（如河伯娶妇）到神判、降神医病、预言灾祸等，被蒙骗和受残害的善男信女，难以计数。以巫为主体，以巫术为核心的巫文化，在上古时期有进步的一面，但又是一种与科学文明相背拗的文化，中世纪以后巫文化的逐渐衰败，是文明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

受到巫文化深刻影响的傩，与巫若即若离，但却接受了交感巫术（交感律）及其顺势或模拟巫术（相似律）和接触巫术（接触律）。仿佛如虎添翼。傩被认为具有神奇的超自然威力———一种神秘的征服自然，完善人类生存与生活环境的力量。季冬的大傩便是利用驱逐巫术，赶走鬼疫和灾难。巫文化是以巫为主体进行的巫事活动。傩的活动从整体来说，并不以巫为主体，而是全民性的祭礼活动。查诸古文献资料，周代大傩驱鬼逐疫的英雄是下级军官、狂夫方相氏。在丧葬仪式活动中，为死者创造不受鬼蜮骚扰的宁静环境的也是方相氏，却没有巫觋参予的记载。巫参予的是雩祭等活动。在汉代大傩活动中的主角是方相氏和十二神兽。张衡《东京赋》中说，“方相秉铖，巫觋操茢”。巫不过是手操扫帚在一旁助威的配角。到了隋唐时期的大傩，文献在介绍驱傩各种成员时，只在结尾提到“各监所部巫师二人”。巫的作为更小，其地位远不如太祝。所谓“傩者将出，祝布神席”。⑥即方相氏等傩者逐疫，太祝只是等候在“皇城中门外之右”以备神席。两宋的大傩，在文献中已经没有了巫的记载。

巫在大傩中地位与作用的不断下降，反映了巫在社会政治和古人心目中的不断下降。“人为宗教”的兴起，汉宫巫蛊事件的败露等，都给巫以沉重打击。道教在继承了巫的衣钵之后，获得迅猛的发展。而巫在政治上进一步遭到社会的鄙弃，只能躲在阴暗的角落，扶乩、算命、相面、堪舆、降神医病，招摇撞骗、蛊惑人心，妄测吉凶祸福，干些蒙骗、坑害黎众的勾当，走上穷途末路。另一些巫则打着道教的某些教派旗号，以傩坛班的组织形式，在为黎众进行请神———酬神———送神的还愿仪式中，演出傩舞、傩戏。在娱神活动中娱乐黎众，在一定程度上收到积极的艺术效果。这说明在现实社会里，巫只有依附于傩才能获得生存条件。今天的群众期待他们抛弃赖以生存的降神医病和神判等迷信活动，走上民间艺术家的光明之路。

自有文字以来，傩经历了三千多年的衍变与发展，从整体考量，傩活动的主体不是巫觋而是傩人或傩者，即直接参予驱傩的人。周代大傩活动中的方相氏和他率领的百隶就是傩人。巫觋主持或参予的是另一些活动，如男巫“掌望祀望衍，旁招以茅”和“堂赠”，从大堂（大殿）中“请出不详”。比起傩来，对象不具体，且温和得多。女巫“掌岁时以祓除衅浴”；在雩祭中以哭感动神灵，这是利用感情因素。古文献并不把巫觋这些活动与“傩”字联在一起。

最早出现“傩人”二字的是《后汉书·礼仪志》：“百官府以木面兽能为傩人师讫。”傩人的内涵是清楚的。又如《后汉书·礼仪志》在记述北齐禁中逐疫时说：“傩者鼓譟入殿门，偏于禁内，分出二上阁，作方相与十二兽儛戏，喧呼周遍，前后鼓譟，出殿南门，分为六道，出于郊外。”

仔细推敲从周代到隋唐的有关记述，参予大傩活动的分为两类。一类是参观者和仪式主持者，如皇帝、各级官僚和发号施令的黄门官。一类是直接参加驱鬼逐疫活动的傩人或傩者。如方相氏，百隶，扮演十二神兽（十二执事）、钟馗、金刚力士、判官、五道将军、六丁六甲等神将神兵的百隶。还有鼓吹令、唱师和众多的侲子、士兵以及梨园伶人和民间艺人。

时至今日，江西“跳傩”、安徽贵池傩戏、山西“扇鼓神谱”、河北武安“捉黄鬼”、井泾“扯虚耗”、贵州地戏、云南关索戏等都是由农民、民间艺人除疫纳吉、禳灾呈祥。西藏的“羌姆”、青海的“跳欠”、蒙古的“差玛”、北京雍和宫的“跳鬼”则由喇嘛完成驱邪祝福和净化心灵的任务。

傩人与巫觋的最大区别在于：1、广泛的群体性；2、驱傩的集体行动。以傩人为主体的傩文化与以巫觋为主体的巫文化，互有联系和交叉，呈现出“重叠”活动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当巫觋参予傩活动时，施用的巫术几乎全都属于“吉巫术”（或叫“善巫术”），而当巫离开傩，单独进行活动时，“凶巫术”（或叫“恶巫术”）便借着神判、请神医病、消灾、占卜、算命等，直接间接地蒙骗危害黎民百姓。巫文化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理性思维日臻完善的时代，已经日落西山，奄奄一息。而傩文化由于长期坚持关心人类的生命意识、生存意识，并与民俗文化、艺术文化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到了当代，虽然也属“失落的文明”，却仍能继续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

（四）

傩，有跨越人类多种社会制度的漫长历史，有处于各种时间、空间的表现形式，有丰富、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至今尚未完全破解的历史文化信息。把傩作为一种复合的文化形态进行考察研究，学者们称之为傩学或傩文化学。

傩文化从原始的蛮荒时代到现今的信息时代，伴随着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它不断地舍弃、吸收、演变和积累，逐渐形成了独特而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如果说，儒家思想体系与佛教、道教思想文化，是中国古代的三大精神支柱，那么以生命意识和生存意识为原动力，以巫术意识和民俗意识为粘着力，杂糅着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和佛、道神谱系列的傩文化，则是一种多元宗教文化、民俗文化和艺术文化的综合体。在漫长的岁月里，它通过宫廷、官府、军队、民间、寺庙的傩祭仪式以及各种岁时节令的民俗活动，利用傩歌、傩舞、傩艺、傩技、傩戏和傩俗等形式，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

傩文化所蕴含的生命意识、民俗意识和巫术意识，适应了古人祈求过着除旧迎新、消灾纳吉、安宁康泰生活的心态，这是它得以延续千年，有着顽强生命力的重要原因。古代许多文化现象、民俗事象、原始宗教祭祀歌舞仪式，通过傩得以奇迹般地传承下来而免于消失。因此，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民俗学、民间文艺学以及戏剧发生学等学科，都可以从它那里获得相应的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的宝贵资料。而这正是吸引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学者以及海外不少国家学者，前来大陆考察、研究具有原生形态或衍生形态的各种傩祭、傩俗、傩技、傩艺、傩舞和傩戏的原因。近年来多次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省际研讨会以及国际性的考察活动，使傩文化和傩戏的研究，形成了令人瞩目的热点，并建立起傩文化学和傩戏学。这些学术活动对宣传中国傩文化为世界古代传统文化的珍贵财富，都将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以扶正抑邪、调和阴阳、避灾呈祥、驱鬼逐疫为宗旨的傩，在人类宗教史、文明史上是一种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文化现象。在不同地域，不同的氏族、部族或民族里，傩的表现形态则是多种多样的。

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历史悠久，人口最多，居住和生活的地域也最广阔。在56个民族中，她最早进入农耕社会。最早发明文字，也最早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因之汉族的傩文化也最为丰富、绵长和系统，并且体现出傩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国的傩文化史，就其内容来说，实际是或主要是汉族傩文化史。

中国许多少数民族的傩文化，也相当丰富多彩，但因缺乏文字或文字产生较晚，没有文献记载或记载甚少，难以探索其全貌，却有其极为珍贵之处。如果说，今天仍活跃于民间的汉族傩，由于经历了诸多变化，多数已成为再生形态，甚至原始面貌已不复存在，而有些少数民族的傩，则更接近原生形态或衍生形态。如四川白马藏人祭山神仪式和“跳曹盖” （“咒乌”），青海土族的“跳於菟”，云南彝族的“跳虎节”、“跳豹子”、贵州彝族的“撮泰吉”，湖南土家族的“毛谷斯”，苗族的芒篙、瓦族的“人头祭”，西藏藏族的“羌姆”等，考察这些“活”的傩形态，仿佛是超越时空的隧道，回到几千年前的历史里，或者说是遥远历史的生动再现。这对傩文化史、文化人类学、宗教史、民俗史、艺术史等领域的研究，都具有极其珍贵的资料价值。遗憾的是，对少数民族傩的考察与研究，严重滞后于对汉族傩的研究。云南一些少数民族傩，至今仍属未开发的处女地。

中国傩在很早以前就辐射、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越南。汉唐大傩仪式被遗唐使带至日本列岛。奈良时代流传下来的驱傩图，反映了对中国汉唐大傩仪式活动的继承。至今活跃在民间的民俗祭祀中就有已经日本民族化了的“追傩”活动。日本有学者认为，日本最早的古典戏剧“能”，曾经受到中国傩的影响。

朝鲜古代宫廷承袭了中国汉唐大傩的活动模式，并在嬗变中逐渐朝鲜化。方相氏引领丧葬仪式的傩俗，甚至延续到20世纪初叶。至今在韩国汉城的昌德宫里，收藏着大约200年前的方相氏四目木制面具。贵族丧葬时，这个高100公分左右的大型四目面具，立在灵柩前的车上开道。

越南在相当于中国汉末时，已有宫廷傩礼，最迟到陈朝（相当于中国元朝时期）的驱傩仪式活动已经寺院化，由和尚、道士实施。中国汉末大傩中的“十二神兽舞”已衍变为“十二神歌舞”。由于中国古代百越地区与越南接壤，国界的两边居住着同一个民族，便形成了某些相同或相似的傩俗。

包括傩祭、傩舞、傩艺、傩俗等在内的傩文化，是中国对上述周边国家进行文化交流的组成部分。它是沟通中国人民与上述国家人民相互之间宗教、民俗、艺术活动的一种传统文化桥梁。在古代逐渐形成汉字文化圈的同时，它凝聚着共通的宗教心态、民俗心态和艺术审美心态。

除了东亚汉字文化圈之外，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古老民族是否流行过傩?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这些国家和民族不知中国傩、傩文化的概念，甚至不知“傩”字为何物。但他们同样经历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神鬼崇拜的历史阶段。在他们的古老土地上同样出现过巫（包括后来的祭司）和巫术活动。而且大都有过驱鬼逐疫、禳邪纳吉、免灾祈福一类的宗教祭祀仪式活动，如萨满教祭祀活动就曾流行在许多国家。这是人类文化史中的共同现象。这类文化现象在科学发达的西方国家已基本上消失，但在某些民俗节日活动中仍有某种变异的遗存，如美国的万圣节，德国的“魔鬼大游行”。法国学者斑文干（Jacques Pimpaneau）教授在对西方狂欢节和傩戏进行比较后说：“两者在现代世界里的演变有许多相通之外”，尽管“形式上有所不同，但表现的人类对自然的忧虑却是共同的，基本功能是避邪”。⑦德国布兰德尔（Rudolf Brandel）教授在多次考察中国安徽贵池傩戏活动之后认为，西方的“宗教的舞蹈，如‘波其顿‘、‘托钵舞’，就类似中国的傩戏”，它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点，因之得出结论：傩，是世界古老民族的共生现象。⑧

注释

①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第26页。

② 《礼记·月令》，转引自《中国傩戏傩文化资料汇编》， 28页。杨启孝编。台北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1993年12月初版。

③以上引文皆见《中国傩戏傩文化资料汇编》， 28页到29页。

④黄征：《敦煌愿文〈儿郎伟〉辑考·驱傩词》，《九州学刊》第五卷四期《敦煌学专刊》， 1993年6月15日出版。

⑤ 《金枝》上卷19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7年6月初版。

⑥ 《新磨书》卷16《礼乐志》 392页。

⑦ 《中国的傩戏与欧洲的狂欢节》，载《中华戏曲》第12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出版。

⑧ 《傩———人类早期文化的共生现象吗?》，载《中华戏曲》第12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出版。

本文原载《四川戏剧》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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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审：李志远

编辑：江棘

来源：中国傩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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