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北攻南：病急乱投医的鲁莽之举，断送了太平天国的最后一线生机

小舟向南疾驶，逼仄的船舱之内，李秀成无比痛苦地回望着北岸战场，硝烟、炮火、混乱和死亡，正将黑夜定格成一幅幅如同炼狱般狰狞的画面。

而对于那些还在泥泞滩涂中亡命奔逃的太平军战士而言，此时此刻发生的一切，则更像一场无法摆脱，又漫长到难以结束的梦魇。

身后是蜂拥而来的追兵，眼前是汹涌翻滚的江水，箭矢、炮弹呼啸着从暗沉的穹顶倾泻而下，周遭随时有人如同稗草一般抛飞、倒伏，而更多人则继续涌向岸边所剩无几的渡船，那里，将是他们在今晚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而不远处的江面上，湘军舰船仍在疯狂开炮，剧烈的爆炸激起数米高的水花，尚未逃远的船只被击中，瞬间碎裂解体或是倒扣倾覆，无数落水的战士在波涛中挣扎、撕喊、窒息，直至沉没……

溺毙的尸首、殷红的鲜血，在浑浊的波浪中翻滚——深夜的火光如此耀眼，灼痛了李秀成凝视的双眼，此起彼伏的惨叫与哀嚎声中，这位四十岁的太平军统帅，正经历着人生中最狼狈的溃败。

1863年6月，忠王李秀成率众反旆天京，经江北九洑州南渡之际，遭遇湘军衔尾追击。适逢连日暴雨、江水陡涨，以致道路冲毁崩塌，渡船又十分缺乏，最终在水陆强敌的围追堵截之下，数万太平军精锐“就戮者半，自沉者半”，能够侥幸逃回南岸的士兵，几乎十不存一。

进北攻南：盛怒下的鲁莽之举

1862年9月，因曾国荃吉字营兵临天京南郊雨花台，忠王李秀成奉命督率三十万人马由苏州回援天京，然而在兵力、装备占尽优势的情况下，历经44天鏖战，太平军最终却是铩羽而归。

雨花台解围失败，湘军得以继续在城下立足，天京严密的防御体系至此被打开缺口。天王闻讯勃然大怒，对战役总指挥李秀成当殿严责，并褫夺其忠王爵位，而为解决城外虎视眈眈的心腹大患，洪秀全严诏忠王立即引军渡江北进，然后向西攻击皖北、湖北等地，执行“进北攻南”战略。

此计划目的有三：第一，迫使长江南岸湘军回救北岸腹地，从而缓解天京的军事压力；第二，重占皖北、淮南等产粮区，以应对日渐显露的天京粮食供应危机；第三，联系纵横豫皖的扶王陈得才和捻军张洛行部，重振皖北军势，进取鄂省，恢复天京上游之屏障。

从理论上讲，“进北攻南”计划的实施是具备可行条件的：随着湘军战略重心东移，兵力也在逐步向天京一线集结，导致其后方防守相对薄弱。从上游和州到武昌，除皖北庐州和安庆有兵力驻守外，沿线基本上是千里空虚，如果处置得当，长途奔袭也不是没有一击制胜的可能。

然而，战争不能只着眼于有利条件，更要充分考虑自身存在的问题和执行层面所要面临的实际困难：

首先，曾国荃部虽然兵临城下，但毕竟只有两万余人，对天京尚不构成实质性的威胁。而反观太平军，刚刚在雨花台受挫，军心不稳、士气低迷，何况师老兵疲之际，将士也亟待休整。在这样的情况下，急切地进行第二次大规模远征，从发动战争的时机上来说是有欠妥当的。

其次，以天京之兵突袭湘军后方，将卧榻之侧的内线危机巧妙地转移到外线战场——“进北攻南”的战略，看似暗合三十六计中“围魏救赵”的精妙着法，然而细究之下，却不过是洪秀全的一厢情愿而已。

彼时“进北攻南”的计划，与1860年“虚攻湖杭”后反击江南大营，以及次年“合取湖北”谋解安庆之围，从战术手段上来说几乎是如出一辙，即通过突袭敌人后方空虚地带，迫使对方主力回援，从而达到为己方重要军事目标解围的战略目的。

用兵之道讲究出其不意，再精妙绝伦的计谋，在短时间内反复使用，也极易让对手察觉到真正的作战意图，从而使最终的结果大打折扣，更何况太平军此时的对手，还是老谋深算、在战场上不动如山的曾国藩。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在整体形势日渐严峻的情况下，太平天国两位最高决策者，即洪、李之间长期存在的战略分歧不仅未能消弭反而在持续加深——洪秀全对保卫天京有种不惜代价、近乎偏执的狂热，而自1860年攻克苏州之后，李秀成却醉心于经略江浙地盘，对于解救京师一直抱着消极、敷衍甚至抵触的心理。

综上所述，在种种不利因素面前，“进北攻南”计划能否顺利实施并达到既定的战略目标，实际上是存在很大疑问的。然而，雨花台解围失利，天王正在盛怒之中，而李秀成此时是待罪之身，根本不敢违旨抗命，只能迫不得已的接受命令。

但决策阶段过于轻率鲁莽，加之北进主帅李秀成又并非心甘情愿，这些都让整个“进北攻南”的前景，在发兵之初便蒙上了一层不祥的阴霾。

从趁虚而入到强行攻坚

1862年12月1日，距雨花台之战结束刚刚一个多月，在没有任何战前动员、缺乏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数万人的先头部队由章王林绍璋、对王洪春元统率，自天京下关冒雪渡江，仓促动身北上。

于此同时，天王又命驻防皖南各地的李世贤、杨辅清、黄文金所部太平军即时西入江赣省，牵制当地湘军，以配合、策应江北李秀成兵团作战。

8日，先锋军于江北九洑州登岸之后，其势锐不可当，先突破由清军李世忠镇守的两浦防线，南下和州后斜趋而西。其时，北岸郡县处处空虚，当地湘军又毫无准备，旬月之间，和州、含山、巢县三城，相继被太平军攻克。

先锋军旗开得胜，此时如果忠王率主力及时跟进，则很有可能在湘军布防之前，将整个皖北防线凿穿，继而挥师长驱入鄂，而曾国藩在措手不及之下，势必方寸大乱，到时“进北攻南”计划也许真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效果。

然而1863年1月，因常熟守将骆国忠变节投敌，本应启程北上的忠王，牵挂苏福省安危，在行将渡江的关键时刻，又急忙前往苏州部署平叛事宜。

只是常熟久攻不下，西线江北战场又频频告急，李秀成只得忍痛搁置苏南战事重返天京，同时调集江南护王陈坤书、顾王吴如孝、爱王黄崇发等三十万大军，于2月27日亲自引军自天京下关、中关渡江北上。

而安徽境内，太平军先头部队兵力有限，暂时只能与湘军相持在巢、含一带，同时还要应付身后李世忠由两浦地区发起的反扑，因此无法再行进兵。

曾国藩则趁此良机，从各地抽调兵力向无为、庐州一线增援，在阻遏太平军继续西进的同时，也构筑起了屏蔽长江上游的第一道防线。

战场形势瞬息万化，有利局面更是稍纵即逝，而忠王因分身东援以致总攻时间被迫延宕长达两月有余，此时上游湘军防线已布置妥当，原本的“乘虚而入”被迫变为了强行攻坚。

更为糟糕的是，太平军的情报保密工作出现致命疏忽，李秀成与干王洪仁玕的往来书信被湘军意外截获，并从中洞悉了太平军的整个作战计划。

如此一来，不仅“进北攻南”的战略意图暴露无遗，连同太平军的兵力部署、进攻路线都尽为湘军所掌握。

而曾国藩在“得窥天机”之后，自然是胸有成竹而指挥若定，其愈发笃定“贼之行动无非掣我下游之兵而援上，以解金陵之围”，此后无论江北战局如何发展，湘军主帅皆以不变应万变，风雨不动，死围天京。

西进：艰难辗转皖北战场

主力渡江之后，随即兵分两路：由护王陈坤书、爱王黄崇发等部在江北牵制李世忠敌军，并夺占江、浦一带，掩护李秀成兵团之后路；而忠王则亲率20余万大军，迅速向西挺进，拟经皖北直入鄂省。

从4月初开始，护王所部连日进攻江北湘军营盘，并顺利拿下两浦地区，李世忠不敌溃退至大胜关。

4月下旬，忠王大军经和、含、巢一线兵临无为州，猛攻西北之石涧埠，湘军记名按察使刘连捷饬令士卒凭垒死拒，坚守待援。太平军于城外树营垒愈百，昼夜环攻，双方相持不下之际，李秀成又分兵往攻庐江县城。

5月初时，李秀成率部合围石涧埠已半月有余，气温逐渐升高，又逢连日大雨不息，以致军中疾疫繁兴，各营病患甚众，而湘军援兵陆续赶到，为免陷于内外夹击之势，6日，忠王下令撤兵，同时北上庐江，而先头部队中的对王洪春元、爱王黄崇发等军亦自江浦增援，三路大军汇合，对庐江县城发起围攻。

眼见庐江岌岌可危，曾国藩忙飞檄麾下第一悍将鲍超，领霆军自皖南渡江赴援，而李秀成西进所求并非攻城略地，只图打开缺口速入上游鄂省，眼见庐江强攻不下，遂于8日解围再攻舒城西南，失败之后又转趋西北，直取六安州。

5月中旬，李秀成亲自督师于六安城下鏖战十日，因湘军婴城固守，太平军伤亡惨重，又听闻鲍超由庐江、刘连捷由无为发兵往援，忠王无奈再次撤兵。

由此可见，太平军主力北渡后，湘军已有充分准备，各处城池均是固守不出，以逸待劳。李秀成所部艰难转战于皖北州县之间，不仅损兵折将，还逐渐陷于“攻又不下，战又不成”的尴尬境地。

此前忠王原计划在六安与捻军张乐行和扶王陈得才两部会合，随后挥师入鄂，以解京围。但屋漏偏逢连夜雨，六安攻坚失败之余，又获悉陈得才已率部西入陕南，张乐行更是早在4月时便已兵败遇害。

而更为严峻的问题是，皖北正处于青黄不接之时，太平军部众兵乏粮匮，李秀成逼不得已改变西进的既定路线，转而率部北上寿州就食。

只是寿州饱经战乱兵燹，也是千里荒凉、民穷财尽，加上清军在皖北实施“坚壁清野”之法，使太平军“路无可休之舍，野无可征之粮”，病饿死者与日俱增，疾疫伤病更形蔓延。在湘军围追堵截、步步紧逼之下，李秀成只能彻底放弃“进北攻南”计划，于6月初折师反旆。

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北上之时数十万人浩浩荡荡，东返之际损兵折将还两手空空，这样的结果对于主帅李秀成实在难以接受。于是在归途之中，忠王又生一计，打算“倒击扬州、六合，然后袭通（南通）、泰（泰州）以连苏（苏州）、杭（杭州）”。

从扬州到南通、泰州一带，即俗称的里下河地区，该区域盛产海盐，漕运发达。李秀成预计若成功进占里下河，一者可以就地筹集粮草，二者与扬州隔江相望的镇江清军慑于太平军声威，也很有可能将不击自退。

而镇江既下，便可通过天京北郊的燕子矶，将粮饷源源不断地从上游经水路运入京畿，只要供给不绝，曾国荃城下之兵又何足惧哉？

在“进北攻南”战略难以奏效的前提下下，“倒击扬州”应该算是比较有效的补救方法——虽然不能在上游鄂、皖地区有所作为，但以下游扬、镇作为突破口，另辟粮源输供通道，也不失为破解天京困局的一种思路。

只是当曾国藩发现李秀成兵团并未按照巢、含、和一线原路返回，再经由早已被太平军控制的两浦地区南渡返京，而是挥师向东直奔与扬州毗邻的天长，这样颇为异常的行军路线，顿时引起了湘军主帅的警觉。

曾国藩也决定效法太平军，采用“围魏救赵”之计，在天京城下发起新一轮进攻，以迫使李秀成放弃继续东向行军。

6月13日夜间，曾国荃命吉字营悍将李臣典趁夜对雨花台石城发起偷袭，而自天京会战结束之后，攻守双方已休战数月，石城守军明显懈怠，猝不及防之下，石城及聚宝门（中华门）外九座石垒全部为湘军攻破，城内太平军闻讯大队出战，试图重新夺回失地，亦均被击败。

雨花台要塞，是太平军最坚固的营垒，雄峙天京南线，临对曾国荃湘军营垒，作为屏蔽京畿的最后防线，其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获悉坚守十一载的坚垒尽为敌军所破，天王深感形势危在旦夕，急诏江北李秀成统军回援。而忠王也十分担忧天京战局会继续恶化，在6月10日方才兵抵天长的情况下，当月16日便又匆匆率部撤离。

“进北攻南”计划仓促而始又匆匆而终，李秀成兵团三十万之众，历经数月艰苦转战皖北各处，不仅未获一城一池之地，沿途更是兵力折损，而就在回师的路上，还有一场更大的灾难，正在等着这支饱经磨难的队伍……

南渡：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1863年6月初，就在李秀成挥师东趋天长之际，皖北湘军趁机发起反扑，大举收复失地，而太平军因进攻屡屡受挫，军心涣散、意志消沉，在湘军围攻之下，巢县、含山、和州等新得三城，很快又相继失陷。

湘军在巢、含、和取得系列胜利之后，开始集中兵力大举向两浦地区压缩，而这片区域，不仅是忠王返回天京的必经之路，也是保证太平军南渡安全的最后屏障。

忠王撤天长之围后，由仪征、六合，直趋江浦、浦口，从6月20日开始，李秀成兵团开始分批由九洑州渡江，然而连日暴雨，导致江岸淤塞、道路坍塌，加上渡船又非常缺乏，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队伍的撤离速度。而湘军萧庆衍、刘连捷、鲍超各部追兵正从后方纷至沓来，彭玉麟、杨载福亦率水师舰船列江助阵，意在截击太平军南渡之师。

6月25日，眼见湘军汹涌袭来，浦口守军慌忙弃城撤走，同日，江浦守军亦不战而逃。随后两城士兵也纷纷涌向九洑州，加入到了争渡南逃的行列之中。此时李秀成兵团身后已完全空虚，而湘军轻取两浦后迅速压向江边，准备对逃亡中的太平军实施致命打击。

头顶是倾盆大雨，脚下是泥淖滩涂，前方有大江拦路，身后是湘军追击，再加上两浦沦陷的噩耗传来，尚未来得及撤走的太平军将士顿时军心大乱，所有人都不顾一切涌向岸边，拼命寻找小船逃命。

六月的九洑州渡口，整个太平军队伍一片惊恐混乱，既无指挥抵抗之将，也乏断后掩护之兵，忠王也失去了对部下的约束，南渡之师完全形成溃败之势。

而湘军很快便掩杀而至，滞留渡口的太平军士兵，除少数人逃向九洑州孤岛，余者或在仓促奔逃间惨遭屠戮，或横死于枪炮之下，即使侥幸搭上南渡的舟楫，也难逃被湘军水师炮弹击中的厄运，最终卷入滚滚洪流，溺毙而亡。

渡江之前，李秀成兵团尚有十数万大军，过江之后，队伍仅存四、五万人，而且大量马匹、辎重还被统统弃在北岸，残部又因缺粮难以立足，各自散入苏、杭等地，以至于真正返回天京者仅仅只有一万五千人。

成功截击太平军渡江主力后，6月30日清晨，杨载福、李朝斌趁势督水师15营，对九洑洲守军发起猛攻。是日湘军“千炮环轰，片刻不息”，鏖战至二更，九洑洲失陷，岛上两万余守军悉数战殒。而九洑洲一失，太平天国在江北再无要塞据点，湘军水师往来水面，畅通无阻，而天京水上粮路却被彻底截断，至此开始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

匆匆而始，又仓促而终，洪秀全轻率鲁莽的“进北攻南”计划，最终以无比悲惨的方式落幕。

而作为太平天国后期唯一可恃的精锐兵团、李秀成所部在此役中惨遭重创，太平军整体实力被进一步削弱，天京解围的希望更加渺茫——7月酷暑悄然来临，而太平天国却即将在这个盛夏，步入最凌冽的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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