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代文物看龙纹变迁

今年是甲辰龙年，各博物馆举办了以龙为主题的专题特展。前段时间，古陶文明博物馆举办了“蛟龙呈祥”的展览，通过考古发现早期龙资料和古陶文明博物馆藏龙相关文物，对龙纹的变迁进行了梳理。

在距今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远古的人们带着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崇拜，创造出龙这一具有多元形象特征、富于变幻的灵异神兽。

闻一多先生对龙有过这样的描述：“它是一种图腾，并且是只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的生物，因为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

在几千年先民的生活中，龙深深地影响了中华民族。在不同材质不同器皿上，都有它的身影。如今，通过回溯不同时期的文物，能看到龙文化的发展历程。

▲陶寺遗址彩绘盘龙 山西省博物院藏

▲汉代四神瓦当拓片 古陶文明博物馆藏

▲战国燕国抵角龙纹砖 古陶文明博物馆藏

龙最早的形象是怎样的

关于龙的起源，说法众多，据统计有十七种见解，影响最大的是闻一多先生的“蛇身”说。从考古发现看，史前遗迹中的龙或神秘，或稚拙，差异极大，但多以蛇身为主体，反映出此时为龙的雏形阶段。龙纹富于抽象性，基本保持着爬行动物的特点，蛇身兽头，展现出神秘的威力。在上古的龙形纹，又叫“原龙纹”里，可以看到史前人对龙的真实想法。

那么，龙最早以文物形式呈现出来的是什么样的形态呢？位于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沙拉乡查海村西五里的查海遗址，给了人们答案。

查海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原始部落遗址，距今已超过8000年以上，它被考古学界称为“中华第一村”。1994年，考古工作者在该遗址发掘中发现了一条近20米长的石脉，经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及考古专家郭大顺等人认为，这是在我国发现最早的龙的形象。张忠培院长为其取名“石堆塑龙”。“石堆塑龙”全长19.7米，龙头部最宽处约2米，呈昂首张口、弯身弓背状，尾部若隐若现，给人一种升腾欲飞之感，堪称中国龙的原型。从此，查海遗址石塑被称为“中华第一龙”。

在此遗址还出土了龙纹陶片，龙的形象上有鳞状的表现纹饰，这些都已具备中国古代龙形象的基本特征，是原始的龙的雏形。

此后，龙的形象不断发生变化。在红山文化时期，“猪”也被看作是龙的可能始祖之一。在辽西地区发现距今5000年以前的龙文化遗存，俗称为“玉猪龙”，玉猪龙是红山文化的典型器物，上端兽首被认为是猪或熊的神灵化样貌。值得一提的是，人们熟知的、被称为“中华第一神龙”的“C”形玉龙，正是红山文化时期的见证，是目前发现玉器中龙的最早形态之一。“C”形躯体卷曲若钩，造型生动，雕琢精美，1971年出土于内蒙古翁牛特旗赛沁塔拉。

除了北方，位于南方的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文化遗址、安徽省马鞍山市凌家滩文化遗址以及浙江杭州的良渚文化遗址，都有玉龙的实物出土。

除了玉龙，人类社会早期的陶器上，也有龙纹的出现。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工作队在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一带发现了陶寺遗址，它属于距今5000至40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关键阶段。陶寺遗址出土的盘龙彩绘陶盘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这应该是一件祭祀礼器：龙盘曲身体，口部吐出类似树杈的芯子，或许和土地神祭祀相关。盘上的龙和蛇十分相似，无足无鳞，只在头部鼻框处有凸起，专家称为“陶寺龙”。

在四川德阳广汉三星堆文化遗址，也出土了众多龙形青铜器、龙形构件等，造型奇特、制作精美，表现出浓厚而神秘的宗教文化色彩，独具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

夏商周时期，龙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标志着龙开始和国家的权力结合。它长约65厘米，由2000余片形状各异、又细又小的绿松石片粘嵌而成。龙形器的龙头呈扁圆形，并伸出许多条龙须或鬓，吻部突出。龙身略弯曲，全身布满菱形鳞纹，尾尖内蜷。

在湖北武汉盘龙城遗址，也发现了商早期的镶嵌绿松石金饰件，器身主体以绿松石片拼嵌贴塑，眉毛、眼睛、牙齿、额饰、眉间饰由金箔片装饰而成。经研究复原为一首双身的浮雕龙形饰。这是目前年代最早的独体一首双身龙形器，也是二里头文化延续至商代的实物见证。

龙在商周时期获得了更多的神性。与新石器时期相比，商周龙纹增加了角和奔走的爪子，活动能力大大提升，这种变化无疑增加了商代龙纹的复杂性。

战国时龙纹定型

战国时期，龙纹从狞厉、诡异的抽象形象，逐渐演化出鳞、角、须、爪等元素。正如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说：“龙以蛇身为主体，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这一时期，不同地域文明（中山、楚、越、燕……）的龙纹纹样趋于大同，这是龙的定型阶段。

这一时期，在很多器皿上都能看到龙纹。比如，山东淄博临淄区稷下街道辛店二号战国墓出土的铜方豆，此豆柄部为虎状兽，前足握两龙首，龙身缠绕与盘相连，后足踏五龙，均盘卧在地，浅盘作方圆形莲花状，口沿外翻呈镂空莲花瓣。复杂的设计和精良的技术，反映了当时较高的青铜铸造技术。

玉佩上也有龙的形象。淄博市临淄区商王村出土的一枚战国觿形玉佩，扁平体，透雕龙形，作匍匐状，龙首尾上端平齐，以阴线刻出龙的五官、羽翼和肢体结构。觿原本是古代用骨角制作的解绳结的锥子，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逐渐成为和佩饰结合的玉器。

值得一提的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陶质容器上刻龙者较多，此外，铜、玉、滑石等材质上的龙纹精彩纷呈。这在古陶文明博物馆里有非常充分的展示。燕国的建筑构件——瓦当和砖，承袭了商周青铜器艺术风格，并有着明显的地域特点：以双兽饕餮纹和山云纹、双龙纹为多见。纹饰精美巧妙，龙身多呈S形构图，动感十足，力量感极强，极具张力，细节刻划精致。

另外，古陶文明博物馆还有战国时期秦国的龙纹瓦当，为了解战国时不同地域的龙纹提供了载体。

汉代壁画出现龙

到了汉代，经过帝王刘邦的“神化”，龙的地位加速上升，从原本的四方神兽之一变成了众生的绝对统治者，龙也成了统治者的象征。这一时期，随着佛教开始流行于神州，龙增加了新的寓意：印度神话中本有“娜迦”，是一种蛇神，多头、剧毒且能行云布雨的怪物，在佛经翻译中，便将此物化为龙，龙成了佛弟子之一，辰龙在传统文化中增加了吉祥的意味。

汉代，龙纹广泛应用于各类器皿。淄博市临淄区大武乡窝托村西汉齐王墓五号陪葬坑出土的矩形五钮龙纹铜镜，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乃山东出土古代青铜器中的重器，是极为罕见的矩形，也是目前我国出土铜镜中最大的一面。

铜镜背面主体饰浅浮雕龙纹图案，花纹凸起0.1厘米，四周边缘饰半圆形连弧纹，在铜镜背面的四角和中间有五个环形弦纹钮。由于铜镜体量巨大，使用时需要用镜框、柱子和底座加以支撑。近年，江西南昌海昏侯墓亦出土了一件五钮大方镜(长70.3厘米、宽46.5厘米、厚1.3厘米)和配套的木制部件，其复原后的状态为这件龙纹铜镜的使用方法提供了参考。

在汉代，壁画上也出现了龙。河南永城市保安山梁共王陵出土的西汉四神云气图壁画，长5.5米，宽3.35米，位于墓室顶部。画面主体为一翘首飞动的苍龙，四周携朱雀、白虎与似鱼的怪兽，构成四神云气图。画面色彩鲜艳，线条流畅，栩栩如生，是我国目前发现时代最早且保存完好的壁画之一。

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强盛时期，也是瓦当艺术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图像瓦当中最为后人称道的便是四神瓦当，四神既能表示方位、季节，又象征祥瑞，有驱除邪恶、镇宅吉祥的含义，在汉代广泛流传。

宋代龙的艺术形象趋于完善

至少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十二生肖。或许是避讳，东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卷三的《物势篇》中提到了十二生肖中除龙之外的十一个，以十二干支“辰”表示龙。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带有龙的十二生肖被人们广泛接受，全民使用生肖纪年大概便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武汉博物馆藏的隋代十二生肖陶俑，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保存最完好的一套十二生肖陶俑。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唐代十二生肖陶俑，其生肖的造型作兽首人身，兽首分別为十二生肖的形象。人身直立，身穿交领宽袖衣，长垂至足，两手笼袖拱于胸前。早期的生肖俑形象较为写实，为陶质，见于北朝时期，形象是单纯的动物形，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生肖俑的艺术成分逐渐增加，成为以动物和人物相结合的形象，显得生动有趣。

到了隋唐时期，除了一般传统的龙形象外，又出现了一种龙首鱼身的形象，学者称其为“鱼龙变纹”。这其实来源于“鲤鱼跃龙门”的传说。该种现象除了受文化历史渊源的影响，与当时科举制的“一朝高中、平步青云”有类似效果，因而受到欢迎，视为祥瑞之符。

宋代，龙的形象已基本挣脱宗教的樊篱，而且出现了一整套画龙的理论——“三停九似”。宋代龙的形象更趋于艺术的完善，龙的体态灵健，气质雅俊，雄奇而不怪异，洒脱而不张狂，看后令人赏心悦目。

元代，龙的艺术形象更为完善，趋于一种协调和审美情趣的追求，显得轻灵飘逸，也更为世俗化和规范化。

明清两代帝王加强了对权力的垄断，为突出帝王的权威，龙饰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帝王的专利。此时，出现了正面龙首图像，这种图案中的龙双目圆睁、张牙舞爪，透出一股凶恶之气，以显示帝王的威慑之力。龙的图案在皇家器物以及建筑上多有呈现。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藏有隆福寺毗卢殿明间金丝楠木盘龙藻井。此藻井始建于明景泰三年（1452），清代雍正年间有过修复，其最大特色在于井芯，为珍贵的金丝楠木独木精雕而成的盘龙明镜，形象威严、体态生动。

孔子博物馆藏的奉天诰命盒，为鎏金木雕，中为竖方蓝匾，上书满汉双语“奉天诰命”，由底座、内盒、外盖三部分组成。底部为须弥座式，其上饰有卷云纹。正面有五龙，两侧与后面四龙，共九龙。此盒技艺精湛，装饰繁缛，富丽堂皇，专为保存皇帝圣旨之用。

纵观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玉器、陶器、砖雕、瓦当等处的龙纹，可以看到，龙这一最具神性的图腾，8000年来一脉传承。在不断的演变中，龙升华成一种民族精神。（完）

作者/董瑞 李秀梅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