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
“老爷！”
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
鲁迅《故乡》中的这段经典描写，相信许多朋友还记得。鲁迅与闰土童年相识，尽管两人的出身有很大不同，但他们曾是极为要好的朋友，不分彼此。
鲁迅《故乡》中的“少年闰土”这一段，就是对两人友情的美好回忆。
然而到鲁迅多年后重返故乡，再次见到闰土时，却发现一切已经是物是人非。闰土虽然还在，但已经完全不是原来那个充满活力，要和鲁迅一起去捕鸟，一起去看贝壳的闰土了。这位命途多舛的老农民已经彻底被生活压弯了腰，变得麻木而畏缩。
在看到鲁迅这位多年未见的好友时，闰土一开始也是激动的，但已经成年的他无法再像童年时一样忽视两人的地位差异了。
因此他的神情是“欢喜和凄凉”的，久别重逢自然欢喜，但转眼想到自己的处境和两人间的差异，闰土还是不免感到凄凉。他终于还是向现实屈服，以“老爷”来称呼鲁迅了。
而这种称呼也使得鲁迅感到分外悲凉，意识到“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
后来鲁迅的母亲来劝说，让闰土放松些，闰土也只是说“那时是孩子，不懂事”。但即便如此，闰土还是保有着淳朴和善良，把自家的干青豆送给鲁迅作为礼物……
“闰土”虽然是小说人物，但并不完全是虚构出来的。他在现实中也是有原型的，这就是鲁迅的童年好友章运水。那么，现实中的章运水究竟是怎样的人呢？他的经历和闰土类似吗？他的后代又怎么样了呢？
章运水和鲁迅是同乡，家住绍兴城外60里的杜浦村。因为算命先生说他“五行缺水”，便在名字里加了个“水”字作为补充，他的小名也叫“阿水”。而“运”字则是运气的意思，代表着章运水的父母希望他能有个好运，也能给家里转运。
当然，鲁迅不可能在小说里把章运水这个原名写上去，因此对他的名字作了改动。由于绍兴话里“运”和“闰”读音相近，鲁迅就在小说中将他名字里的“运”改写为“闰”，而“水”也改成了“土”，“闰土”就是这么诞生的。
和小说中的“闰土”一样，章运水和鲁迅确实是小时候就认识了，两人友谊的源头还得追溯到他们的父辈。当时鲁迅的父亲还健在，家境也还不错，家里就经常会找帮工。
而章运水的父亲章福庆本行是竹匠，闲时也会给人帮忙种地以维持生计。因此每当鲁迅家里有事需要帮工的时候，章福庆就会过来，并经常带着儿子章运水一起。大人们一起工作，章运水和鲁迅这些孩子们就经常一起玩，两人也就渐渐熟悉了，成了最好的玩伴。
章运水比鲁迅大三岁左右，两人平常以兄弟相称，亲密无间。鲁迅叫章运水为“阿水”，他则称鲁迅为“大阿官”。虽然称呼有所不同，但此时的两人对地位差距并不敏感，经常毫无顾忌地一起出去玩。
而小说中闰土对主人公讲的各种奇特的农村见闻，比如捕鸟的方法，看瓜田和各种奇特的动植物等，也都是现实中章运水曾对鲁迅所讲的。
由于当时鲁迅常年生活在高墙大院之中，很难有体验这些奇妙经历的机会，因此反而会羡慕章运水。
不过，残酷的现实最终还是将两人分隔开来，而成年之时也成为了两人的命运“分叉点”。
尽管鲁迅后来家道中落，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教育的底子也还在，还是得以进入江南水师学堂学习，后来又东渡日本留学。
而章运水家完全无法供他读书，在章运水的父亲去世后，章运水不得不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两人的命运就此产生了巨大的不同。
而在多年后，鲁迅重返故乡绍兴时，他深感章运水的形象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此时的章运水不再是那个快活而健康的少年了，他被生活压弯了脊梁，变得疲惫而麻木。曾经那个活跃而充满想象力的“少年闰土”，已经消失不见。
而比形象变化更可怕的是思想上的隔阂，章运水已经不再，或者说不敢把鲁迅看成和自己平等的同伴了，而是将他称为“老爷”。虽然说鲁迅后来也家道中落了，但在章运水看来，他们终究还是“老爷”家的人，比自己高一等。
即便如此，章运水一家还是保持了基本的质朴和善良，还想着给鲁迅送些特产。鲁迅把一些旧家具留给他，他也是千恩万谢。可惜的是，在那个乱世中，有太多“好人没好报”的故事了。尽管章运水如此善良，如此努力，但他最后还是没有一个好的结局。
在鲁迅与章运水重逢后，章运水就曾向他抱怨现在的世道太乱：“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规定……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简而言之，由于官府和土豪劣绅肆意勒索，农民去卖自己辛苦种出来的东西，反而是赔钱，但不卖也一样是活不下去。
而在此之后，章运水的生活更是一日不如一日。尽管1927年蒋介石成立了所谓“南京国民政府”，宣称要改善农民的现状，但实际上这些宣传不过是一纸空文，章运水这些贫苦农民的生活反而还越来越差了。因为这个南京国民政府实际上就是在大地主和大资本家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他们只会和乡间地主勾结起来欺压章运水这些农民。
因此章运水身上的苛捐杂税不仅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重。不但要交各种“公粮”，还要应付土豪劣绅的勒索，往往一年到头辛苦忙下来，收入还没有支出多，可以说是“赔本种地”。并且这种经历并非个例，而是当时中国贫农的普遍现象。
据统计，在1935年的浙江嘉兴，普通农民年收入为183元，支出则为301元。而在浙江平湖，农民年收入141元，支出却为171元。也就是说农民每年面朝黄土背朝天，付出这么多辛苦，最后还得倒贴钱，完全是给别人干活。
支出这么多可不是因为农民贪图享乐，而是因为苛捐杂税实在太多。除了要交“正税”外，还得应付各种名目的“加征”。当时的各级官吏也会趁机勒索加派，而农民只能默默忍受。江浙一带已经算是富庶之地了，这里的农民尚且过着这样的生活。那么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农民过的是什么日子，也就可以想象了。
那不种地行不行呢？也不行，因为此时中国的工业化程度还很低，农民即便想进厂，也没有那么多工厂。并且当时工厂的剥削也不比农村好到哪里去，工人生活同样是困苦的。
在这重重压迫之下，章运水被彻底打垮了。1934年，浙江遭遇了一场大旱，章运水的地几乎颗粒无收。但官府的人可不管这个，照常上门收税，而章运水之前生活就不好，为了种地还不得不借债。此时官府和债主一起上门，章运水只能含泪把自家的六亩地给卖了。他彻底失去了自己的土地，从此成为了佃户。
失去土地对于一个农民而言会造成多大的打击，相信大家都明白。章运水本就积劳成疾，又受到了这样的打击，不久后背上就长了一个毒疮，一病不起。他本就欠了债，自然更请不起医生，买不了药，只能躺在床上等死。尽管章运水的女儿章阿花细心照料，但终究还是没能挽回他的性命。就在1934年，章运水去世了，结束了自己多灾多难的一生。
而直到弥留之际，章运水依然惦记着他的童年好友鲁迅。虽然他自己已经被生活压弯了脊梁，但他依然保持着善良，记得鲁迅的好。他在去世前交代子女们说：“想办法给周先生带些干青豆去，他是个好人。”可惜的是，此时鲁迅的身体也不太好，两年后他也去世了。
章运水有五个子女，长子名叫章启生。1919年鲁迅回故乡那次，章运水就曾把章启生带出来介绍给鲁迅，他就是《故乡》中水生的原型，只不过在小说中被改写成了闰土的小儿子。章启生小时候就如同少年闰土一样有活力，但最后还是跟他父亲一样被生活压垮了。章启生积劳成疾，又在1940年不幸染上瘟疫，因为无钱医治而去世。
章启生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叫章贵，在父亲去世时才三岁，被寄养在亲戚家里。章贵童年时，许多人以为他未来的生活将会和他的父辈一样，不会有什么改变。毕竟贫苦农民都是如此，章贵的曾祖、祖父和父亲都是这样过来的，一辈子辛苦却依然贫困。
但在章贵这里，命运出现了转机，因为新中国成立了。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展开了扫盲运动，就是要给章贵这样的人普及知识。章贵顿时如同发现宝贝一样，立即报名了扫盲学校。而新中国对农民的解放也使得章贵在劳作之余也能够有时间学习，他抓住这个机会拼命读书，终于读出了名堂。
1954年，章贵因为刻苦学习被党组织看中，被安排在绍兴鲁迅纪念馆工作，章贵也趁机报名了职工夜校，开始了进一步学习。不得不说“闰土”家和鲁迅确实有缘，而章贵也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在辛勤工作了二十多年后，章贵被提拔为了鲁迅纪念馆的副馆长。
晚年的章贵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和鲁迅的儿子周海婴依然保持着密切联系。每次周海婴来绍兴，两人总要见上一面。自己有一儿一女，他们也和周海婴的子女关系很好，两家人经常往来。即便是平时，周家也经常打电话过来。就在他接受采访的时候，周海婴还打了个电话过来，两人聊起天来毫无隔阂，就如同兄弟一样。
鲁迅在《故乡》中反思道“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也就是希望自己的子女和闰土的子女能够摆脱这样的循环，过上一种全新的生活，一种能够真正平等相处，不再有所谓“老爷”的生活。
而鲁迅的这个愿望至少在章贵和周海婴身上实现了，他们确实是平等相处，就像少年时的鲁迅和章运水一样。如果鲁迅能看到这一幕，想必也会感到欣慰。
正如他在《故乡》的最后所写的那样：“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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