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慧斌：乡村教师地位的构成要素与提升路径

乡村教师是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乡村教育的基础支撑，乡村教师对乡村教育、乡村振兴、现代化强国、民族复兴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乡村教师依然面临职业吸引力不强、地位不高、流失率较高的问题，尚不能满足乡村教育为乡村振兴服务的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阻碍了乡村教师有效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了提高乡村教师的地位，真正实现乡村教师的价值，我们需进一步厘清乡村教师地位的构成及其内在机制，如此才能有效回应如何具体提升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的问题，也才能进一步推动高质量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有研究者基于社会学视角，在社会地位评价体系所包含的财产地位（经济地位）、权力地位和声望地位三个维度的基础上，结合教师职业的专业性，对经济地位、社会声望、专业地位、法律地位等乡村教师地位构成要素开展了研究，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现有研究中仍存在界限不清、相互交叉的问题，特别是对乡村教师政治地位及其重要作用的研究相对匮乏，尚未澄清乡村教师地位提升的过程机制。有鉴于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建构“政治地位—报酬待遇、专业地位、职业声望—地位提升”模型，并通过乡村教师主观对其社会地位的感知，检验乡村教师地位结构要素的合理性、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各要素对地位提升的影响程度，由此阐释提升乡村教师地位的有效路径。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乡村教师地位的结构要素

乡村教师地位涵盖了地位、教师地位和乡村教师地位三个概念。地位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是指个人或群体“所拥有的社会位置”。教师地位则是指教师这一群体的社会位置。1966年，国际劳工组织、教科文组织通过的《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对此做出了较为明确的说明，即教师“地位”蕴含了教师的重要性、教师的职业地位、教师的报酬与待遇三方面内容。从学理研究看，教师地位泛指教师的社会地位，其根源在于“衡量一种职业在社会上的地位如何，人们一般以经济待遇、社会权益和职业声望三方面作为评价标准”。据此，有研究者提出：“教师的社会地位是指教师职业在社会生活中实现的经济利益、政治待遇及社会声望。”从政策文本看，2015年出台的《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提出“提高地位待遇”。2018年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提升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2020年出台的《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出“提高社会地位”，即“涉及中小学重大事项时，应吸收教师代表参加，听取教师意见。为更多优秀乡村教师参与乡村治理、推动乡村振兴提供多种渠道”。可见，乡村教师作为教师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的构成既与教师群体具有同构性，同时也因其自身生活工作所处的乡村社会而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此外，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的颁布与修订，教师的法律身份“决定了教师在社会关系结构中的位置”。由此，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本研究中的乡村教师地位泛指乡村教师社会地位，其结构要素主要包含政治地位、报酬待遇、专业地位和职业声望四个方面，有关法律地位涉及的相关内容体现于上述四个要素之中。

（二）乡村教师政治地位对报酬待遇、专业地位和职业声望的影响

政治地位是“某一职业群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处的位置。一般来说，在政府和组织内部参与管理的程度愈高，就愈能运用政治工具，表达群体利益，从而提高群体的整体社会地位”。可见，一个群体的政治地位决定着其整体社会地位。但最基层的乡村教师的政治地位并不能简单地以所获得的政治权利来衡量，这是由于乡村教师的权利的特点不是“掌控”“制衡”，而是“参与”“分享”“自主”。因此，乡村教师的政治地位通过国家的重视程度、参与与之密切相关的乡村社会活动、参与学校管理来具体体现。经济地位是基础，国家对乡村教师价值和作用的重视表征为对激励保障性支持体系的不断健全和完善。专业地位体现职业的内在标准，是乡村教师整体地位提升的关键。有研究表明，在中央政策的引领与支持下，地方通过创新职称分配机制、关注乡村教师教学实绩贡献等举措，推进了乡村教师职称评聘制度改革并取得实质性进展。职业声望则“反映着某一职业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敬程度或社会公众对某一职业的期望”。乡村教师的职业声望既包含了乡村学生、家长对乡村教师的信任和尊重、乡村社会群体对乡村教师群体的认同，也涵盖了党和国家对乡村教师积极参与乡村社会建设、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期望。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1a：政治地位对报酬待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1b：政治地位对专业地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1c：政治地位对职业声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三）乡村教师的报酬待遇、专业地位、职业声望与其整体地位提升的关系

社会地位与社会流动之间存在明显关联。提高乡村教师地位的根本目的在于提升其职业吸引力，让更多优秀的人才加入乡村教师队伍。教师工资待遇是影响教师流动意向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表明，乡村教师的待遇始终未能达到应有水平，直接影响了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的提升。而构建具有劳动定价、差序补偿和微观激励作用的综合待遇保障体系和制度对乡村教师的职业选择、职业认同与职业发展方面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教师的专业活动对乡村教师的吸引和保留也存在积极影响。教师专业性体现在资格的认定、教育教学的自主性、持续不断的培训与学习、技术职称评审与认定等多个方面。也有研究者基于全国“最美乡村教师”事迹进行质性分析发现，“深厚的乡土情感和高度的教师职业认同”是新生代优秀乡村教师主动入职的两大动因。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2a：报酬待遇对地位提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2b：专业地位对地位提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2c：职业声望对地位提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四）乡村教师报酬待遇、专业地位、职业声望的内部关系

报酬待遇的提高是教师专业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促进手段。待遇保障不仅是职业社会地位的基础，也往往是人们对职业社会地位判定的直观依据。当乡村教师的报酬达到一定水平后，其职业吸引力才会提升，进而吸纳更多优秀人才扎根乡村，为其专业化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较好的办公条件和明确的制度保障有利于教师教育教学能力的整体提升。尤其在数字化、信息化的大背景下，针对村小和教学点教师面临的交通不便、经费不足、外出培训难等实际困难，建设良好的现代信息网络设施，有助于乡村教师提升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乡村教师综合素养和能力的提升，有利于他们为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发挥应有的价值和作用。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3a：报酬待遇对专业地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3b：报酬待遇对职业声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3c：专业地位对职业声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问卷设计

调查问卷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变量，包含性别、年龄、教龄、职称、身份特征、学校所在地域和区域；第二部分为问卷主体，量表在依据社会学评价社会地位三维度的基础上，结合现有研究以及当前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政策要求进行设计，包括5个潜在变量和18个测量指标（见表1）。所有潜在变量测量题项采用Likert 5级量表，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由低到高赋1～5分。

（二）数据搜集与样本概况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课题组于2019年9月至10月开展的“提高乡村教师地位的影响因素调查”，通过问卷星平台向东中西部9省65个县旗的乡村教师发放电子问卷，探查乡村教师对自身地位状况的主观评价以及他们对产生这一状况的影响因素的感知。回收问卷5256份，剔除无效问卷371份，剩余有效问卷4885份，有效问卷率为92.9%。被调查者覆盖乡中心区学校、乡村小学、教学点的教师，性别、年龄、职称、教龄、岗位分布比较均衡，调查基本能反映乡村教师的基本概况，样本代表性较好。调查数据通过SPSS 23.0和AMOS 24.0进行处理和分析。

三、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就平均值而言，乡村教师对自身政治地位的评价较高（M=3.98，SD=0.838），对近几年的整体地位提升（M=3.32，SD=0.790）和专业地位提升（M=3.31，SD=0.879）均较为认可。在整体地位提升的过程中，国家对乡村教师政治地位的高度重视，有助于其报酬待遇、专业地位、职业声望的提高，从而有利于其整体地位的提升。相关性分析的结果初步显示各变量之间呈现中度相关关系（见表2）。研究将进一步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来探索变量间具体的关系路径。

（二）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研究运用SPSS 23.0测量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按照特征值法提取5个公因子，因子载荷量在0.6～0.9之间，接近或大于标准值0.6，表明5个潜在变量可以有效地被各测量指标反映。各潜在变量的Cronbach's α值均大于标准值0.7，说明单个潜在变量各测量题目的内部一致性较好。组合信度（CR）在0.704～0.935之间，均大于标准值0.7，平均方差萃取量（AVE）介于0.456～0.782之间，均接近或大于标准值0.5，表明本量表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根据福尔内（Fornell）等学者的观点，当潜在变量AVE的开平方值大于与其余潜在变量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时，潜在变量间具有区别效度。本研究中各潜在变量AVE的开平方值均大于与其余潜在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表明指标变量所反映的潜在变量之间有显著不同，因此，测量模型具有较好的区别效度。

（三）模型拟合优度检验

本研究利用AMOS 24.0软件对模型拟合优度进行检验。判断模型拟合度时主要涉及如下指标及参考值：卡方自由度比值（X2／df）在0～3之间表示模型适配度较好；相似度指标（GFI，AGFI，TLI，CFI）大于0.900且越接近1时，表明数据与模型的适配度越好；差异性指标（SRMR，RMSEA）小于0.080时，表明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优度［４４］。经检验，本模型的X2／df＝2.961，GFI＝0.950，AGFI＝0.932，TLI＝0.947，CFI＝0.957，SRMR＝0.045，RMSEA＝0.059。因此，样本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优度（见表3），模型结果有较强的说服力。

（四）路径关系检验与结构方程模型

根据路径关系检验结果和模型结构图与标准化估计值（图1）可见，乡村教师的政治地位对报酬待遇、专业地位、职业声望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333，0.227，0.137，P值均小于0.001，假设H1a，H1b，H1c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假设路径获得实证数据支持。乡村教师的报酬待遇、专业地位、职业声望对其地位提升均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645，0.300，0.079，P值均小于0.001，假设H2a，H2b，H2c获得实证数据支持。乡村教师的报酬待遇对专业地位和职业声望以及专业地位对职业声望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414，0.533，0.164，P值均小于0.001，假设H3a，H3b，H3c得到实证数据支持。

（五）中介效应检验

在结构方程模型的基础上，本研究采用Bootstrap方法进行1000次重复抽取，通过偏差校正百分位，在95%置信区间（Bias-Corrected和Percentile）的设定条件下，对乡村教师的政治地位和整体地位提升的中介效果进行显著性检验。结果显示，乡村教师的政治地位与地位提升之间的总效应为0.469，报酬待遇、专业地位、社会声望的中介效应均显著存在（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P<0.01）。具体而言，通过报酬待遇、专业地位和职业声望传递的中介效应分别为0.299，0.095，0.015，占总中介效应的比值分别为63.7%，20.3%，3.2%。多重中介效应中通过报酬待遇和专业地位逐级传递的中介效应为0.058，占总效应的12.3%；依次逐级由报酬待遇、专业地位、职业声望传递的中介效应为0.002，占总效应的0.5%。

（六）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建构的“政治地位—报酬待遇、专业地位、职业声望—地位提升”模型，并通过对乡村教师实证数据的检验，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乡村教师的政治地位是其地位构成的核心要素，提高乡村教师政治地位对乡村教师整体地位提升的作用最为显著，其影响力占46.9%。且政治地位对报酬待遇、专业地位、职业声望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乡村教师普遍感知到政治地位在整体地位提升中的关键性作用，这主要是因为政策规章要求将乡村教师的重要作用与乡村振兴、现代化强国、民族复兴紧密相连。在具体实践中，乡村教师的重要性主要通过参与学校决策和乡村治理来实现。乡村教师感知到其报酬待遇、专业地位和职业声望的改善得益于自身政治地位的提高，从而促使其整体地位的提升，且政治地位的影响力更为持久。

其次，乡村教师报酬待遇、专业地位、职业声望的改善对其整体地位的提升具有显著直接效应。乡村教师工资的待遇水平、专业地位和职业声望的提高均能直接有效促进乡村教师地位的提升。其中，乡村教师对报酬待遇影响地位高低的感知尤为显著，这充分体现了经济基础的重要性。就对整体地位提升的影响力而言，报酬待遇（占比为33.8%）优于专业地位（占比为10.8%），专业地位优于职业声望（占比为1.7%）。

最后，乡村教师的报酬待遇、专业地位、职业声望在乡村教师的政治地位与地位提升之间具有多重链式中介效应。乡村教师政治地位通过报酬待遇对专业地位产生影响，以及通过报酬待遇和专业地位对职业声望产生影响，其影响力占比达到6.8%。这种多重链式中介模型补偿了直接影响的损失，增强了整体地位提升的效果。以往研究中较少考虑报酬待遇、专业地位、职业声望三要素之间的内部影响关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这三个要素对整体地位提升所产生的作用。

四、乡村教师地位提升的路径选择

锚定教育强国目标，提升乡村教师地位，进而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到乡村学校从教是推进义务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乡村教师地位提升模型，以及从实证数据检验中得出的要素构成、各要素对地位提升影响程度的基本结论，为提升乡村教师地位提供了新思路。

（一）增强乡村教师政治地位核心要素的统领力量，促进整体地位提升的可持续性

教师政治地位的提高依赖于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需要从国家层面突出乡村教师在乡村教育、乡村振兴、现代化强国、民族复兴中的重要作用和使命。促进社会共识和价值理念的形成，既有利于乡村教师树立自身职业的崇高感、使命感和责任感，也有利于全社会形成尊重乡村教师的风尚，进而提升乡村教师职业的吸引力。例如，在芬兰，教师地位较高正是因为政府将教师的价值和作用提升到事关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高度，并使之成为全社会共同体认的一种价值理念。在具体实践中，乡村学校应不断完善学校的工会组织和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以充分保障乡村教师参与学校管理和监督的权利。

（二）完善乡村教师报酬待遇保障机制，充分发挥报酬待遇的经济基础作用

提高乡村教师的报酬待遇可通过建立和完善具有保障、支持、补偿等措施的综合的权益体系来实现。货币型收入是乡村教师报酬待遇的核心要素，相关部门应健全乡村教师工资收入的增长机制，包括在核定乡村教师工资标准时，应充分考虑乡村环境，因地制宜，调整绩效工资结构；不断优化、定期调整津补贴额度的分类标准，扩大津补贴发放范围；建立更加有层次性、激励性和差别化的津补贴政策体系。在乡村教师住房保障建设方面，相关部门还应建立并完善乡村教师周转房标准和乡村教师宿舍标准，尤其对不同群体乡村教师，可采用不同的单身宿舍标准、家庭宿舍标准，以满足乡村教师不同的住房需求，并依据经济发展和环境变化，适时提高标准，为乡村教师创设良好的生活环境。乡村学校在改善办学条件时，应优先改善乡村教师的办公条件，为乡村教师安心从教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

（三）不断提升乡村教师的专业能力，培养其乡土情怀和公共服务意识，实现其专业地位和职业声望共同提高的目的

基于人的成就需要理论，社会性成就更有利于提高人的目标追求效率。提升人的职业成就，更有利于提高其专业地位和职业声望，而专业性则是其职业成就获取和提升的根本。乡村教师主要来源于地市级师范院校，也就是说地市级师范院校的教学质量直接关乎乡村教师的专业质量。因此，依托“优师计划”，加强省域内地市级师范院校建设，开展不同层级的师范专业认证，不断提高师范教育的质量，才能培养出优秀的师资。在师范生的培养过程中，师范院校应注重对优质专业课程、教学方法课程的开发，在强化学生的专业知识学习的同时，培养他们的乡土情怀和服务乡村社会的意识。乡村教师的在职培训，一方面要加强对他们数字能力的培养，提高他们应用信息化平台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的素养；另一方面要培育他们的自治精神，促使他们将对教育的使命感和对乡村社会的使命感融为一体，从而实现自身专业地位和职业声望共同提升的目的。

（四）深化管理改革，激发乡村教师活力，为其报酬待遇、专业地位和职业声望的提高提供制度保障

加强乡村教师编制管理，从编制上保证乡村教师“政治人”的特殊身份。按要求定额配置乡村教师编制，不得挪用、截留，严禁空编、有编不补和编外用人等行为。优化乡村教师“县管校聘”制度，健全“义务均等”的教师流动公共治理机制，使校际流动成为教师的基本义务。落实城乡学校一体化的办学标准，保证教师在不同学校获得同等标准的岗位体验，以达到认可交流轮岗这一常规工作机制的目的。同时进一步推进乡村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向村小教师和教学点教师倾斜，缩小城乡差距，确保乡村教师高级职称比例不低于城镇教师。

本研究还存在一定不足，有待今后进一步完善。本研究注重于乡村教师主观自我感知地位提高，而在我国当前的环境下，主观社会地位一般低于客观社会地位，这种对社会地位的认知错觉不利于社会公平，会影响人们通过自身努力来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积极性。因此，在后续的进一步探索中，应完善客观评价标准，将主观评价与客观评价有机结合，综合地呈现提高乡村教师地位结构方程模型，以期使相关研究结论与建议能够在提高乡村教师地位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来源 | 《教育科学》 2023年第5期

作者 | 高慧斌（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师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徐金海，王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