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移花接木的悬疑放火案

我曾在《 》提到一起匪夷所思的放火案，很多人想了解细节。其实，2024年1月23日，吕梁中院就薛某某放火案二审开庭，辩护人是申请了庭审直播的，未被允许。很多人想去旁听，尤其是一些山西的律师特别想旁听我的开庭，也未被允许，现场偌大的法庭只开放了五个名额供上诉人近亲属旁听。所以，有必要整理一份当庭辩护的意见，供特别想了解本案的朋友参考。因为事先并未有完整书面辩护词，是现场庭辩，比较口语化，见谅。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作为薛某某的一审和二审辩护人，首先感谢二审法院开庭审理，也感谢能允许专家辅助人出庭，这说明合议庭还是想查明案件事实。这个案件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是在有犯罪事实的前提下，争议案件的定性和罪名，而是根本就不存在犯罪事实。就如同最近媒体披露的迁西马树山案，没有犯罪事实就起诉了，所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才说要反思，我们的人民检察院是否站在百姓这一边。本案也是在没有犯罪事实的前提下，通过刑拘、逮捕、起诉乃至一审判决，要无辜的薛某某承担八年的有期徒刑。所以她坚决不认罪，我也坚决做无罪辩护。

一审判决书认定，在案发之前，薛某某跟所谓的被害人赵某某之间有纠纷。薛某某本人也承认，是有一个消费者权益纠纷，有过投诉，但那是一个很小的矛盾。无非就是买建筑材料买贵了，要去找商家维权，后来发现装修师傅中间吃回扣，最终这个问题通过消协解决了，在2020年的3月份就已经解决了。这个纠纷很小，争议金额可能也就百来块钱，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都会遇到。薛某某作为消费者，算是维权里面最普通最理智的人，没有做过任何过激的行为，而且矛盾早就解决了，这种情况下，几个月后她再去放火报复被害人的可能性有多大？她又不是社会上的混混，作为在小学工作多年，又是有良好家庭教育的人，她至少知道杀人放火是要负很大的刑事责任的。那她是否会在大女儿高中会考、小女儿小升初的人生关键时刻，丢下两个女儿半夜悄悄跑出去，绕过一百多个监控，凌晨放完火早上又回来做饭呢？二审的出庭检察员去提审的时候跟上诉人说，你比高科技还高科技，薛某某会有比高科技还高科技的手段犯下这样的罪行吗？匪夷所思，电影都不敢这么拍！那这个案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判决？我们二审法院肯定也不想在事实认定上出错，如果几年后发现放火的真凶，证明判错了，那是吕梁两级法院不可承受的。我认为合议庭应该关注本案中四个有争议的问题：

一、监控视频的问题

监控视频及其鉴定，是本案的关键，也是一审认定有罪的主要证据。出庭检察员认为现场监控视频与采集的薛某某的行走视频比对，可以认定同一人。但本案的三个鉴定其实都是有问题的。仅凭鉴定意见定案可能会产生错案，理由如下：

1、铁岭的两个鉴定第22003和22004号鉴定书，其实只是检材的摄像头编号不一样，其他内容都是一样的。他们没有对检材的真实完整性进行校验，然后用帧率完全不合格的视频（分别为8fps和10fps，正常应该是25fps以上），依据一种尚在实验室阶段的所谓人体动态特征个体识别检验方法，没有论证过程，就直接得出结论说支持检材和样本中的为同一人。而中国刑警学院的第0182号鉴定书，不敢根据委托事项直接认定为同一人，而是说“行走步态特点一致”，因为根本没法认定为同一人。这种方法，根本不是他们自己研究所宣扬的什么“生物特征检验识别技术”，而是动力定型分析。而动力定型分析，只是说特征的相似度有多少，相似度有90%，就能做同一认定吗？当然不能。测谎的准确率有90%，法庭也不敢采纳，因为容错率太高了。生物特征识别，像指纹像DNA像血迹鉴定，都是至少99%以上精度的，这个步态特征识别说可能有90%相似，就算更高，就可以直接认定同一吗？那如果万一是那10%呢？万一不是她呢？万一其他的人做的这个比对结果比90%还要高呢，没有参照组啊，其他的人嫌疑人也没有做啊。所以二审的专家辅助人以更为科学权威的意见否定了原鉴定的科学性、合理性，这种鉴定在业内是完全不被认可的。山西省做不了，我们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所做不了，公安部也没有这种鉴定，铁岭213所能做，还说国际先进，是因为它是宇宙的尽头吗？出庭检察员说它是国际先进，体现在哪？哪个国家认可了？十几年了，它至今只是一个科研成果，只是一个实验室的标准，还在自说自话说是国际先进，我国现有的任何法院判决里面都没有采纳过这样的鉴定。除了离石区法院这个尚未生效的判决，再找不出第二个，因为全国没有哪个地方的法院敢采纳这样的鉴定，根据它做出有罪判决。而且这个视频和鉴定至今无法排除可能另有其人的合理怀疑。

2、案发现场监控视频未作正面人像识别鉴定。本案监控视频的检材是有正面人脸的，具备正面人像识别鉴定的条件。我们聘请的专家对检材进行审查时发现，按照正常速率播放、解析采集进行检验，在检出的涉案现场监控位置摄录画面中，存在着作案人由远至近多次行走活动轨迹中的人脸正、侧面像，输入图像处理系统，进行滤除噪波、增强反差、格式放大、角度校正处理，测量标注人体（身高、体态、步法、习惯动作等）与头面部像各部位结构特征，在其人体与罩脸裸露颜面五官形态（内外眼角、眼裂上下、鼻中线等）及局部结构关系等方面，检出特征12处以上。再将被鉴定人薛某某照片(见送鉴卷宗394页所附)，采集、测量标注特征，在其头面部像的脸型、颜面五官形态与局部结构关系等方面，亦检出特征12处以上。将检材与样本图像调整至等大、对正，进行特征对照、重合比较，见检材监控画面中出现的嫌疑人，与被鉴定人薛某某不是同一人的人像，二者头面部像的颜面五官形态与局部结构关系等相同部位特征形态、角度、位置、数量、相互关系均不相符，也就是说，涉案监控录像中的作案嫌疑人，与薛某某并非同一人。而一审放弃众所周知和专业公认的最直接、精确识别判定人体生物特征所具有的客观真实性、特异区别性的正面人脸识别成熟技术，而片面采纳了鉴定机构仅仅是根据背对着监控摄像头行走的人体行为方式动力定型分析、模板匹配相似度的概率统计算法得出的似然性结论，走入了事实认定的误区。人脸的正面像识别鉴定能够确定同一性，而背对着监控摄像头行走的概然性人体动态特征鉴定是不能确定同一的，一审法院的做法是舍本逐末、舍近求远。所以辩护人在二审阶段重新向合议庭提交了监控正面人像同一性鉴定申请。

3、案发后办案机关调取中央公园和美丽家园出入口相关监控视频，多次仔细审查，均未发现薛某某当晚出入小区的行动踪迹。案发时间是2020年7月28日晚7月29日晨，两个女儿都在家，即使她要跑出去放火，怎么绕过小区周边及沿途的监控呢？我去实地走了一遍，数了几遍，小区周边加沿途路上加商铺的监控总数有142个，她即使能避开一两个，也避不开所有的。案发后，警方是调取了所有的监控，并不是出庭检察员说的取证不力，他们也尽了最大的努力甄别和筛选，就是没有发现上诉人薛某某的身影，如果她去作案，除非是飞过去。而且案发当时，因为疫情原因小区是封控的，出门进门都有严格的审查，都有门禁和人脸识别，要查健康码和行程码，当时她那个小区没有人脸识别也根本进不来。在那个特殊时期，只要出门，大数据是很容易查到她的行动轨迹的。我去实地走访过上诉人薛某某所住的中央公园小区和案发现场的美丽家园，发现中央公园小区是封闭式管理的，而案发现场的美丽家园相对开放，我观察到监控视频中的作案人其实是从美丽家园装饰城的那个楼和楼之间出来，然后又消失在那个楼和楼之间。也就是说，最大的嫌疑是那个人就住在美丽家园的那几幢楼里面，不是从其他地方过来，所以周边监控就拍不到他的行动轨迹。

4、辩护人在监控视频看到作案人的穿着，不管是衣服裤子还是鞋子，携带的棍子，在本案中都没有被起获。如果薛某某是作案人，那办案机关是肯定可以搜查或起获本案的物证的，就算被毁灭了，也会对毁灭过程或者去向有一个交代，但很奇怪的是本案没有。所以薛某某可能并不是作案人，而是另有其人。根据当时办案人员提供的线索，当时的嫌疑对象是有4个人，包括了被害人赵某某的一个情人，姓高。那这几个人他们后来是怎么排除了嫌疑呢？他们被采集过样本做过人体动态特征识别的鉴定吗？鉴定的数据是多少呢？结论是什么呢？我们在卷里面没有看到任何材料，就像他们根本就不存在。而事实上，薛某某并不是唯一嫌疑人，而且她被刑拘后就因为不符合最初的人体动态特征识别标准而被不予批捕，后来因为赵某某跟某领导熟悉，走人情才把薛某某重新作为嫌疑人，作为追诉对象，这些案外因素的影响，上诉人的家属可以提供这方面的一些线索。

二、手机搜索信息的问题

手机搜索信息是办案人员怀疑上诉人薛某某根本案有关，通过非法搜查方式获取以后，又重新编排后，增进一审法官心证导致误判的重要因素。但该证据材料与本案其实根本无关联：

1、搜索内容只涉及与“烧车”有关的内容，没有任何内容涉及本案对象。一审判决和二审出庭检察员都认为上诉人搜索了跟案件有关的内容，实际上她手机搜索的信息跟本案并无关联。辩护人把一审办案人员提供的上诉人手机检索信息Excel表格全部打印出来，一条条去复查和检索，发现搜索的内容其实只涉及烧车。她不是烧房子，不是烧店面，而是烧车。为什么要烧车？其实薛兰在一审和二审都解释的很清楚，她跟她老公的矛盾由来已久，她收到的离婚起诉书是2020年的5月9号的，这个在离石区法院可以查到，我们也提供给了一审法院。她收到离婚诉状后，就想要把她老公的车砸掉或者烧掉，因为那个车是他们合买用来接送他们女儿的，结果去送了别人。因此，那段时间她搜的内容其实都是如何报复一辆车，如何烧车，没有任何的内容涉及本案的对象，而店面和车的燃点是完全不一样的。

2、并不存在逃避侦查的内容。一审判决被侦查机关误导，因为搜索记录里有逃避侦查的内容，其实把所有信息打印出来发现并不是。上诉人薛某某只是在刑警队传唤她的时候，出于对未知的担忧和恐惧，顺手搜了一下关于刑警队的一些常识，但是里面没有一条内容是所谓的逃避侦查，结果被一审公诉机关和法院给归纳为“逃避侦查”，其实并不是。办案机关当时还对被告人以及她的家属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非法监听，这个在卷宗里有情况说明，这是严重侵犯公民的隐私权的。监听了三个月，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如果薛某某是真的犯罪嫌疑人的话，三天就能听出来，她没有犯罪，你别说听三个月，三年你也听不出来任何有价值的这种线索。这实际上从侧面验证了她根本就没有放火。

3、手机的搜索信息，也是当时非法取证获得的。2022年1月18日公安侦查人员去薛某某家里时没有搜查令，看到薛某某在吃早餐，直接从她家餐桌上拿了手机，就去做数据提取了。第二天补了一个《调取证据通知书》，还是薛某某的姐姐薛某二签收的。然后没有按照公安部有关提取电子数据规范的要求就把薛某某手机里的内容给拷贝了，没有及时封存手机，没有哈希值校验，如何保证电子数据没有被篡改？而这样不规范也不合法的证据，竟然也成了一审判决定案的依据。

4、手机通话位置的证据（一审判决书第10页第13项）其实能证明，2020年7月27日至30日，薛某某的手机通话位置是在离石区袁家庄，那个位置就是薛某某所居住的中央公园小区。也就是说，案发时，她一直都在中央公园小区的袁家庄基站，根本就没有去过案发现场所在的下水基站附近。而2020年7月28日晚上9点以后到7月29日上午7点之间，没有通话记录是因为她正在睡觉，两个女儿也都能作证。这其实是上诉人无罪的证据，却在一审庭审中没有举证质证，但直接写在一审判决书里作为了有罪证据。辩护人注意到，案发现场的视频监控上的作案人在放火过程中有一个拨打电话的动作，只要查那个时间点，美丽家园所在的基站信息，就可以查到真凶是谁。可惜我们的办案人员根本没有深入调查，而二审出庭检察员竟也是根据自己的主观推测说也许薛某某还有别的手机，这简直是欲加之罪！

三、汽油成分问题

一审判决主观上推测，因为上诉人薛某某曾经购买过汽油，而现场火灾又与汽油助燃有关，所以不问青红皂白就认定是薛某某放火，这种逻辑是完全错误的。提请二审合议庭注意：

1、办案人员在现场是提取到了残留的汽油的，这是很重要的物证，可惜却没有进一步做汽油成分的鉴定。薛某某是在三交恒通加油站购买的汽油。经查，该加油站属于个体民营加油站，2020年卖的是国6的92号和95号汽油，2023年开始升级为国6B的92号、95号。当年买是乙醇汽油，还是普通汽油？抑或乙醇汽油和普通汽油混合的汽油，混合的比例是多少？现场发现的汽油残留物与三交恒通加油站卖的汽油成分完全一致吗？如果不一致，是否就排除了薛某某的作案嫌疑？还有，如果薛某某买的是乙醇汽油，第一次买的是20元的散装汽油，不过三升，十五天的保质期，不可能在几个月后使用到火灾现场，第二次买的是直接加到车里的50元，因为加油时多加了，几分钟后又补了3元钱，这实际上属于已消耗的。那火灾现场被放火者多次使用的汽油，怎么可能是薛某某几个月前买的已消耗汽油呢？

2、即使没有对现场残留的汽油成分进行鉴定，也可以把它与上诉人薛某某的车子里残留的汽油成分进行比对，或者把三交恒通加油站出售的汽油跟现场残留的汽油成分进行对比，就可以知道此汽油是否彼汽油。汽油和汽油也是不一样的，总不能因为现场有一滴血，然后发现嫌疑人手上有出血，然后就不进行血迹鉴定，就认定嫌疑人到过现场吧？辩护人在二审阶段提交了汽油成分同一性鉴定申请，就是希望对现场残留的汽油与其购买的散装汽油成分或者三交恒通加油站出售的汽油进行同一性鉴定，才能确定或者排除上诉人薛某某的嫌疑。

四、财产损失问题

放火罪的基准量刑是三到十年，本案一审之所以给上诉人量刑八年，主要是基于财产损失方面的考虑，而辩护人发现，这个财产损失，在整个办案过程中，是越加越多的，从二十多万到三十多万，到四十多万，非常随意。因此，这个财产损失的鉴定并不是一个客观结果，而是完全主观的结果，理由如下：

1、财产鉴定是根据所谓的受害人单方面提供的报案材料进行统计的。受害人都倾向于把损失估高一些，以获得更高的赔偿。鉴定书里是“假定理论价格与实际价格相符”，假设“价格认定标的按现有用途持续使用”、假定“标的物在基准日状况正常”，因此这是经推断测算的理论价格，有较大主观性。

2、财产鉴定是在没有实物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没有实物，同样的物品可能会有不同的价格，因此很多价格鉴定中心对于无实物鉴定是不予受理的，即使作出鉴定法院也不采纳，例如(2018)粤0904刑初76号判决书就是直接对无实物鉴定不予认可。即使有法院采纳无实物鉴定，通常流程也是先由司法机关向鉴定机构了解无实物估价需要哪些参数（例如物品的品名、款型、新旧等），然后通过审查判断证据确定上述参数并提供给鉴定机构，再由鉴定人员根据依法确定的参数估算价格，而本案中根本不是。

3、鉴定书有保留意见，结论不作为民事赔偿使用，意思就是这个鉴定报告，以此去提起民事诉讼都没有用，现在不仅作为刑事案件证据使用，而且作为定案的依据。辩护人认为，刑事案件定案依据的这个证据标准应该比民事案件更高。既然民事案件都不能用的证据，到刑事案件来作为定案依据，这完全不合理。

辩护人希望，我们二审合议庭更要关注事实真相的查明，我们为什么提出关于正面人脸识别的鉴定，关于汽油成分的鉴定，就是希望这个案件查得越清楚越好，查得越明白越好，因为查得越清楚，你越知道这个案件作案的另有其人，并不是薛某某。这个案件不是证据不足，是简直没有证据！我为此请教过国内图像鉴定方面的专家，优秀公诉人以及某些法官，他们对这个案件能定案都深感不解。离石区的侦查机关错了，把球踢给了公诉机关，公诉机关把球踢给了法院。现在明显一审法院也错了，原承办法官判决后当着我的面说他也知道“证据不足”。二审法院如果还是错误维持了，我们再通过申诉平冤了，那承担国家赔偿义务的是二审法院，本案的承办法官可能也难辞其咎。所以我们希望对这个案件应该慎之又慎，这是我做无罪辩护的一个初衷。这个案件没有犯罪事实，而且在证据如此不充分的情况下，完全不应该走到审判阶段。辩护人建议，在庭审后，等待合议期间，在最终作出无罪判决之前，可以先考虑给薛某某取保候审，可以本着人道主义原则让薛某某先回家过年，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无罪案件，少关一天，就少一天的国家赔偿。

（文中人名均做了处理，仅供学习和研究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