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张作霖被炸身亡，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流泪长叹：全都结束了

1928年张作霖被炸身亡，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流泪长叹：全都结束了

1928年6月4日凌晨5时，一辆庞大的列车庄严地抵达皇姑屯车站。这辆火车名为“泰山号”，昔日慈禧太后的专车，规模宏大，共有22节车厢。乘坐在第10节车厢的正是“东北王”张作霖。

负责接待的齐恩铭上车进行检查时，发现张作霖正在10号车厢的80号客房内休息。齐恩铭为避免打扰，没有开门，只匆匆下车。

出于安全考虑，齐恩铭安排手下在沿途设立检查岗，审查所有靠近铁路的可疑人员。一切准备就绪后，“泰山号”缓缓启动。

这时，齐恩铭敏锐地察觉到，10号车厢前方还有两辆“压道车”，这两辆车并无乘客，专门负责排除爆炸风险。齐恩铭不禁感慨，张作霖对安全工作的细致处理令人印象深刻。

然而，短短20分钟后，在凌晨5时23分，当列车经过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时，突然传来“轰隆一声”巨响。第10号车厢被炸毁，随车陪行的黑龙江督军吴俊生当场死亡，头颅破碎，而张作霖也被炸飞数十米，生命岌岌可危。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除了张作霖和吴俊生外，其他人虽有轻伤，但都不严重。这次爆炸显然是内鬼的“斩首行动”，成为历史上著名的皇姑屯事件。

爆炸案传到日本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大为震怒：“一切都完了！这些家伙！居然不能理解父母的心！”随后不久，田中义一黯然辞去首相职务。

爆炸事件的起因以及其影响，以及田中义一所谓的“父母心”究竟指何，这一切都与张作霖的人生经历有关。

张作霖，1875年生于奉天省（今辽宁省）海城县，出身贫寒。由于其生父沉迷赌博，张家破产，甚至无力支付张作霖的学费。

然而，张作霖得到了一位名为杨景镇的慈善老师的帮助，免费接受教育，同时还得到了一些文具。这段援助让他经历了一段短暂的幸福时光，也为他的性格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然而，1888年，张作霖的生父因赌债被害，使得张作霖不得不流浪街头，乞讨为生。尽管艰苦，他通过向一位兽医学习知识，掌握了一门手艺，最终开设了自己的兽医馆。

1900年，在岳父赵占元的协助下，张作霖组建了一个大团体，担任小头目，负责“治安”事务。治安实际上指的是向村民收保护费，呈现一种绿林土匪的形象。

张作霖不同寻常，他为人和善，守法守纪，甚至帮忙解决问题。渐渐地，他的声望迅速扩大，领地涵盖了20多个村子，成为他的发源地。

由于清政府统治末期，为了减轻负担，设立了招抚局，负责招抚地方武装势力。看到这个机会，张作霖决定利用自己的力量投靠官府，寻求更好的发展。

他通过大量贿赂招抚局高官，联合当地乡绅，同时消灭周围的竞争对手，成功地走上了与官府合作的道路，取得了“皇粮”供养。这一系列操作让张作霖成功地利用自己的势力谋取了更广阔的出路。

1903年7月，张作霖率领的民间武装被清政府吸纳，他被任命为管带（营长），由土匪头目一跃成为政府官军军官，生活轨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成为人生的关键转折。张作霖依仗这支武装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逐渐崭露头角。

张作霖在仕途中以武力为本，积极打压、吸收山贼，扩大自己的势力，最终发展到了近5000人，并直接掌握了奉天的控制权。

凭借强大的实力，张作霖开始审时度势，意识到等待一个适当的时机至关重要。命运眷顾有准备的人，而辛亥革命的爆发为张作霖提供了历史舞台的机会。

1911年11月，张作霖在奉天以“保安会筹备会”的名义召开会议，宣布准备独立，面对反对声浪，他亮出手枪，大声宣称：“我张某人有的是枪，有的是人，我现在天不怕、地不怕，今天你们一定要尊重（独立）意见！” 这一举动使得会场陷入寂静。

在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恢复帝制后，张作霖与袁世凯迅速建立关系，发誓支持帝制。由于其忠诚表现，张作霖被袁世凯视为亲信，并被任命为第27军军长，随后吞并28军，迅速掌控东北三省，成为备受瞩目的“东北王”。

在当时，任何一个军阀要想在一方称王称霸，与帝国主义进行勾结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而张作霖也不例外。在日本战胜俄国后，张作霖敏锐地认识到只有获得日本的支持，他才能在东北确立霸权。因此，他竭尽全力与日本建立联系，以示忠诚。

辛亥革命后，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约”时，张作霖在多个场合表达支持，认为该条约是新政府与百姓“肝胆相照”的证明，积极支持其执行。为此，张作霖不惜牺牲国家、民族利益，向袁世凯和日本展示了他的忠诚，双方对此感到满意，形成了一种圆滑的局面。

在袁世凯倒台后，为争取更多日本支持，张作霖答应了日本的无理要求，为其在东北提供修建铁路、开设工厂等特权。

然而，1919年起，国内爆发了“五四”等爱国运动，掀起反日浪潮。尽管国内出现爱国情绪，张作霖却采取强硬手段，镇压各地的爱国运动，甚至下令杀害许多共产党员，包括李大钊在内。

通过卖国，张作霖从中获得一些好处，得到了日本在关键时刻的支持。他不仅聘任日本人担任政治、军事顾问，而且有的成为他的亲信。每年，他还安排日本顾问回国“疏通关系”，以获取日本高官的支持。在当时，日本总一认为张作霖是一个完美的“木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