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饮酒之思，喝的是生活情趣，醉的是人间情态

文|谦语谈书风

唐代三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都迷恋酒，在他们诗篇中，也都极力赞美酒的功用。

不同于李白将饮酒作为通达大道的思想方法，亦不同于杜甫着力以酒抒发情志、排遣苦闷，白居易一直把饮酒放在生存层面做超越性思索，对酒的精神多有深刻领悟。

变寒为暖与转忧为乐

酒性味甘辛，大热，饮之可驱寒生温。白居易诗中常出现“暖冬酒”，正基于酒甘辛性味。如：“春雪朝倾暖寒酒”，“今冬暖寒酒，先拟共君尝。”

饮用暖寒酒来取暖，在寒冬或早春尤其必要。

在著名的《问刘十九》一诗中，白居易以浓浓的诗意写道：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天将飘雪，诗人既需要“红泥小火炉”来升温，也需要一杯“绿蚁新醅酒”来为脏腑取暖。

对于白居易来说，秋冬早起，饮酒抗寒更是常事。比如“秋寒有酒无”，“何必东风来，一杯春上面。”“加之一杯酒，煦妪如阳春。”

饮酒暖身，效果与阳春三月东风拂面一致，有酒的日子甚至不需要东风来。

在《酒功赞》中，白居易称使寒变暖为“孕和”：

“麦曲之英，米泉之精。作合为酒，孕和产灵。孕和者何？浊醪一樽，霜天雪夜，变寒为温。

……沃诸心胸之中，熈熈融融，膏泽和风。”

春风春阳之和气最适合生命的生长，使身体由僵化到和暖，也会使心胸由僵固到和融，由此生命更加健全。

酒对身心的改变不仅体现在使其“和”，更体现在使其“乐”。白居易描述饮酒带给人的是感官快乐：“纳诸喉舌之内，淳淳泄泄，醍醐沆瀣。”

“淳淳”，味道醇正，“泄泄”，舒坦快乐，“醍醐”酒美，“沆瀣”，仙人所饮美酒。

这些丰富的味觉语词与其说表达的是酒之美味，不如说表达的是白居易对酒高明的鉴赏水准。

这些味觉快感并非私人性的，它属于饮者的共同感觉。白居易爱饮酒，对酿酒技术也有研究。他自陈：“唯是改张官酒法，渐从浊水作醍醐。”

改进官酒酿造技术，酿出美酒，让更多的人得到享受，这被白居易视为河南尹（洛阳）任上一大功绩。白居易享受饮酒之乐，他也深知酒味。

他说：甘露太甜非正味，醴泉虽洁不芳馨。杯中此物何人别，柔旨之中有典刑。

“典刑”即典范、正法。不同于甘露“甘（甜）”而不“辛”，亦不同于醴泉洁净而缺乏甘辛之味，酒味甘辛，富有芳香之气，乃“正味”，可作味之典范。

白居易拟酒为“柔旨”，视甘辛酒味为正味，足见其知酒、爱酒之深。

白居易不仅知酒味甘辛为佳，同时也能够在实践上做出甘辛之酒。

所谓“瓮揭闻时香酷烈，缾封贮后味甘辛”，即用瓮、瓶储备一段时间，酒由薄而厚，就可得甘辛之酒了。

酒以热力活络血气，破除生理上郁结，化解心理上愁闷，使身心通畅。

在白居易眼中，酒是生理、心理最好的通畅剂、解忧药。

人生在世，心“醒”就会分判人我，就会与物对立。

继而执着世象而与他人、万物相互蛮缠，彼此刺激，忧虑则源源不断产生，苦恼也就随之而来。

醉消弭一切差异、对立，斩断世间各种瓜葛，也就不会为纷扰困惑。思虑自然排除，人也随之和乐。

故他说：“时到仇家非爱酒，醉时心胜醒时心。”

“面上今日老昨日，心中醉时胜醒时。”无酒难醉，因此，“非爱酒”只是虚语，其目的是强调“醉时”胜“醒时”，“醉心”胜“醒心”。

醉心无忧，醉时和乐，无思无为，堪比神仙，所谓“俱因酒得仙”是也。

“得仙”指快乐、自由的生存状态，而不是指具备长生不老、飞天遁地之超能力。汉代人称酒为“欢伯”，已经意识到酒可以使人“转忧为乐”。

不过，汉末以来，生民罹难，去日苦多之感充斥上下。

佛教传入“苦谛”而打动中国人，更让世人认同人生为苦，乐为虚幻之说。隋末唐初，王绩提出“醉乡”，虽其气和平，但其人却无爱憎喜怒。

白居易系统重提酒“转忧为乐”功能，而且颇为认同“醉乡”。

但是，他既不赞同醉乡之人无“乐”观念，也对佛教人生即苦、乐在西天而不在东土等观念不以为然。从白居易的字号中也可发觉他对三教的态度：

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居士”信佛，“醉吟”近于广义的道家，“乐天”则是儒家的基本信念。

另一方面，他醉酒取乐，没有全从王绩“醉乡”义。

同时，他断言醒者多苦，限定佛教“苦谛”在“醒”时，也与传统儒家害怕“醉”的立场有异。

白居易坚持醉酒而乐的立场无疑具有独立的思想价值。

能销忙事成闲事

尽管白居易闻酒味而喜，但他更看中酒的味外之味——功与德。

他结合自己的饮酒体验，指出饮酒后“百虑齐息，时乃之德。万缘皆空，时乃之功”。“百虑齐息”即排除心中思虑、计较，“万缘皆空”即斩断在世因缘，断绝烦恼。

排除心中思虑可使人免除忧虑、断绝烦恼而得到快乐。但生于世间，操劳俗事，陷于人情世故之中却难以根本上排除思虑。

唯有从俗事中解脱，从人情世故中超拔，才能保证思虑不生。

白居易借用佛家的“缘”概念来表达人事纠葛，在他看来，斩断在世因缘可使人免除在世羁绊，消解各种恼人的牵连、牵挂，从而根本上实现身心自由。

酒使人忘，饮酒即可息百虑、空万缘。因此，白居易情愿学刘伶长醉，安心以醉酒在世。

在《咏家酝十韵》诗中，他深有体会道：瓮揭闻时香酷烈，瓶封贮后味甘辛。捧疑明水从空化，饮似阳和满腹春。

色洞玉壶无表里，光摇金盏有精神。

能销忙事成闲事，转得忧人作乐人。应是世间贤圣物，与君还往拟终身。酒味甘辛，其香酷烈，封存之后愈醇厚。

酒看似水，饮却能令人身心和畅，其原因就是酒中有“精神”。“精神”一词，先秦有之，指与形体相对的心神、意识。

“精神”即远离死寂，有生气、有生机、有活力。白居易这里说酒有“精神”，主要是就酒的奇特功能说，即酒中有生机与活力。

酒的精神的表现就是让人“转忧为乐”，更让人“销忙事成闲事”。

酒之“转忧为乐”功能早被人认识，但其使“忙事”变为“闲事”，这却是人所未道。

白居易这里对酒何以能够“销忙事成闲事”并无陈说，结合其他篇章，我们才能厘清其中脉络。白居易对“忙”的表述虽不成系统，但洞见随处可见，而我们也深有体会。

忙人一忙就闲不下来，但饮酒却会改变其惯性。忙人之饮，酒入身入心。身心为辛热之力穿透，各种现实边界被突破。但是，赖以忙事之理智却逐步弱化，以至昏昧。

意识逐步模糊，手脚不听使唤，才能发挥不出来，只剩下不切实际的想象力在飞扬。

饮酒至醉，人无力无能，想忙也忙不起来。“人道无才也是闲”，“无才”即上文所说“无长物”。“无才”想忙也忙不起来，“忙事”不成，遂有“闲事”。“

能销忙事成闲事，转得忧人作乐人”亦是互文，当“忙事”成“闲事”，“忙人”亦转为“闲人”。

闲人远离贤能效用，对是非也是漠然。白居易对此也有自觉，他说：“随分自安心自断，是非何用问闲人。”

“随分自安”是随自己性分，安于自己性分，而无关乎他人。闲人存心于自身，对他来说，“是非”无关乎己，也可说是身外之物。

白居易据此将酒赞为“世间贤圣物”，可谓精当。世间的问题并不需要世外神灵来解决，“世间贤圣物”就能解决世间的问题。

世间的问题无非是如何生存问题，而“忙”则是人生在世最大的问题，“忧”则是“忙”的衍生物。

白居易虽然与释氏亲近，但并未完全接受释氏的“四谛”说。

“人间到老忙”，这是他对人生、人世的总体性感受与认识。

“忙”是人世呈现的现象，至于现象背后有无更深层的支配者，白居易并无兴趣探究。可以看出，这已经有别于佛教“苦集灭道”之说。

白居易自觉以“闲游”作为解脱之道与归宿，显示出扎根世间的鲜亮立场，同时也将“忙”的问题拨到“苦”之上。

“富贵身忙不自由”直接点出“人间到老忙”的精神实质——不自由，与之相反的“闲游”之精神实质也就自然烘托出来——自由。

“忙”与“闲”对立，忙人与困境隔绝。所谓“始知天造空闲境，不为忙人富贵人”。“忙人”与“富贵人”并列表明，“忙人”虽为富贵，但不必成富贵人。

困境与忙人对立，原因是忙人忙得停不下来，不会认同困境，也无心思观赏困境。

当然，如果在两者之间挑选，白居易坚决果断地挑选“闲”（“忙校不如闲”）。

如果条件同意，他更会坚定远离“忙”，坚决不做“忙人”。对此，他多次表露：“忙人应未胜闲人”，“忙应不及闲”，“终身不拟忙”，“拟做闲人过此生”，“渐老渐谙闲气味，终身不拟作忙人。”

“应”是价值的判定。对“忙”“忙人”与“闲”“闲人”之间的价值判定，白居易鲜亮地扬后者而抑前者。“终身不拟忙”“终身不拟作忙人”乃白居易毕生的理想。

他终身不愿做忙人，不是害怕繁忙之苦，而是担忧“忙”之不自由，以及对“闲气味”——闲的本质的由衷珍爱。

结语

他要做“闲人”，也不吝夸自己“最闲”。“洛下多闲客，其中我最闲。”“洛客最闲唯有我”。

当然

有一事还是值得他去忙的，那就是饮酒：“忙多对酒榼”。

饮酒之“忙”不能算真正的“忙”，恰恰相反，饮酒正可使人远离不自由的“忙”，而入自由之境——闲。

“身闲甚自由”，饮酒使人闲，也是人获得自由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