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至死仍是处子之身，我们都逃不过生活的蹂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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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孕购买和售卖的对象到底是什么？如果代孕是委托父母和代孕母亲达成的租赁关系，应如何看待女性的身体？如果她可以“出租”自己的子宫，她与自己身体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代孕可否与被视为与其他形式的亲密劳动类似的服务？如是，参与各方如何理解这种服务的买卖？从社会正义的角度，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代孕？虽然代孕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已经成为合法实践，但是围绕着代孕的种种伦理问题仍暧昧不明；此外，单纯的伦理讨论当中常常也缺乏真正经历代孕的女性的声音。

《廉价的生命：印度全球代孕的代价》 （Discounted Life: The Price of Global Surrogacy in India）的作者沙弥拉·鲁德帕在代孕机构进行参与式观察，并访谈七十位代理孕母和二十对试图成为父母的伴侣（intended parents，即寻求代孕服务以试图成为父母的同性或异性伴侣），分析了代孕这一新兴劳动在全球化潮流下的兴起和发展。她的书尝试探究和回答以上这些问题。

虽然编辑总是盼望“重版出来”，但经常也有“初版出不来”的时候。我们将在这个栏目里推送一些“初版出不来”书稿的书摘。

英国《每日邮报》（Daily Mail）刊登了一篇有关印度代孕产业的文章，文章的标题十分生动：《高定婴儿工厂：东欧美女的卵子，西方富豪的精子，绝望女人腹中的胚胎》（“The Designer Baby Factory：Eggs from Beautiful Eastern Europeans, Sperm from Wealthy Westerners and Embryos Implanted in Desperate Women”）。文章的内容与典型的此类新闻并无二致。作者写道：

在德里（Delhi）北部一条嘈杂的街道上，有一间位于廉价手机店楼上的破落公寓，表皮剥落的墙面上装饰着慈爱的母亲照顾婴儿的照片。最大的照片上有正在哄孩子的白人女性，她外形美丽，生活优渥——与这间公寓的五位女住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们中有四人已经怀孕，还有一位已接受激素注射，正在备孕。这些光着脚的印度女性来自偏远乡村，她们没有文化，一贫如洗。鉴于她们即将面临情绪波动——盯着描绘生育之美好的图像度过九个月与世隔绝的禁闭生活，似乎是最糟糕的选择。

委托父母为了将在印度通过代孕服务产下的婴儿带回英国需要办理繁复至极的手续，文章描写了这一过程中他们遭遇的种种困难；另外，根据文章的描写，代孕母亲大多十分不幸，日后甚至会被她们的丈夫和社区所孤立。作者还写道：“这些大字不识的妇女大多听从不正规的中间人的安排”，她们被告知“可以整天躺着看电视，享用平常绝对吃不起的营养餐食，接受维生素和激素注射”。

我在这里详细引用这篇文章并非因为它是特例；相反，这种套路在以印度代孕产业为主题的报道中非常常见。这些报道都会涉及四个主题：寻求廉价代孕服务的西方有钱人；用“美丽的”白人女性的顶级卵子孕育的定制婴儿；委托人与不正规的代孕机构斗智斗勇，为了将孩子从东方带回西方在法律泥潭中奋力挣扎，为自己之前的决定付出代价；以及一贫如洗、食不果腹、备受压迫、没有文化的印度妇女被骗提供生育服务，成为全球生育产业的一部分。这样的女性不是寡妇就是因丈夫罹患重疾而需要承担巨额医疗费用，此类文章的作者对她们进行采访时，她们总是害羞地露出微笑，并表示家人和村里的熟人都对她们代孕赚钱的事情一无所知。

尽管各类有关印度代孕现象的文字及电视新闻报道采访了大量的相关人士，这些报道最终呈现的故事总是十分相似，根本不能反映商业化的代孕业务对实际参与其中的个体意味着什么。也就是，委托父母和代孕母亲如何看待怀孕和生产的市场化。此前，女性从未因怀孕及生产从陌生人处获取过报酬；父母付钱雇佣陌生人为他们完成生育也是全新的现象。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代孕依然是不可思议的现象，这也正是其具有新闻价值的原因。

从根本上说，代孕是两方签署的合同或达成的协议，一方会为另一方孕育并产下孩子。如果女性无法将胚胎孕育至成熟或被确诊为无法生育，如果男同性恋伴侣希望养育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孩子，他们都可以与代孕母亲签署协议。传统的代孕服务使用代孕母亲的卵子，这种操作侵入性小却较为少见，这是因为一旦代孕母亲与胚胎有血缘关系，她就在法律上对婴儿享有更大的控制权。委托父母使用自己的卵子和精子，如果配子“质量”不良，他们还可以从美国、印度以及世界各地的卵子和精子银行购买。卵子在培养皿中受精，随后在营养丰富的环境中培养最多五天。与此同时，代孕母亲会接受促进子宫内膜生长的激素注射。最多四个可能发展为胚胎及足月胎儿的囊胚（也称胚胎，但此时尚未发展成胚胎）会被植入代孕母亲的子宫。就妊娠代孕（gestational surrogacy）而言，两位女性接受激素注射才能完成一次受孕：一位需用合成激素对其卵巢进行刺激，让其产生尽量多的卵子以供收集。另一位备孕的女性则接受黄体酮及雌激素注射。这种模式被称为妊娠代孕，在印度及其他地方均最为普遍，这是因为代孕母亲与胎儿没有血缘关系，几乎不享有相关法律权益。

代孕涉及的相关流程均受金钱左右；委托父母需购买卵子或精子，并雇佣通过提供妊娠服务获取报酬（有些人坚称这种报酬应该被称为“租金”）的代孕母亲，代孕母亲在孕期结束之后需交付她们产下的一个或多个孩子。生育服务的交易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就用金钱换取九个月之后出生的婴儿的事宜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意味着什么？购买和售卖的对象到底是什么？是一个或多个婴儿吗？还有，代孕是印度新兴的“子宫租赁”产业吗？如果代孕是委托父母和代孕母亲达成的租赁关系，应如何看待女性的身体？如果她可以“出租”自己的子宫，她与自己身体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代孕可否与被视为与其他形式的亲密劳动（intimate labor）类似的服务？如是，参与各方如何理解这种服务的买卖？代孕母亲要放弃自己怀胎九月产下的孩子，她们如何面对这种别离？通过提供此类服务获得报酬对她们意味着什么？印度女性是怎么受雇成为代孕母亲的？毕竟，不是每一个穷困的印度女性都选择成为代孕母亲。用自己的身体孕育生命，最终却为了钱将孩子拱手让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难以理解女性为何会接受这种委托。是什么驱使人们聘请世界另一头的女性为他们生育孩子？从购买卵子到雇佣代孕母亲，再到把孩子“带回家”，他们如何应对代孕过程中的种种商业交易？代孕母亲产下的孩子可能一生都不会再次与生母相见，委托人如何看待这种别离？

这些问题驱动了这部作品的创作。2009年我在班加罗尔（Bangalore）的一家不孕不育诊所进行了两个月的现场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2010年到2012年，我在孟买（Mumbai）、阿嫩德和德里与8位（对）异性恋、12位（对）同性恋个人及伴侣进行了交流。这些家庭均长居于美国和澳大利亚。我采访了七位来自班加罗尔、孟买和海得拉巴（Hyderabad）的不孕不育专家。与三位在印度和美国促成代孕业务的律师进行了交流。我参加了一家孟买机构在达拉斯（Dallas）举行的代孕研讨会。2011年，我在班加罗尔采访了70位代孕母亲，31位捐卵者以及25位服装工人。这些采访和实地研究（field research）让我得以比媒体报告更加细致全面地呈现印度代孕产业的方方面面。

生育服务的全球化

直至最近，美国一直是全球代孕服务的领头羊。因生育无望而身陷压抑绝境的夫妇从澳大利亚、日本、德国、英国甚至印度前往美国追寻生儿育女的梦想，加利福尼亚州是多数人的目的地，也有人选择得克萨斯州。据社会学家苏珊·马肯斯（Susan Markens）所说，生育辅助产业在美国每年的产值大约是20亿美元。然而，如今印度已经取代美国成了“孕母目的地”。与美国8万到10万美元的代孕费用相比，在印度通过代孕生育一个孩子只需花费3.5万到4.5万美元。据此前预期，到2012年，印度代孕产业每年将产生23亿美元的商业利润。此前，印度政府对委托人的性取向和行为并未施加限制，但2012年出台的新法规改变了这一切。目前，同性恋、单身人士、结婚不满两年的夫妇不得签署代孕协议。自2013年初起，印度代孕行业只为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德国、西班牙和日本等国家的异性恋夫妇提供服务。

2021年印度颁布了一项代孕法案（The Surrogacy Regulation Act of 2021），法案于2022年1月25日生效。该法案旨在规范印度的代孕行为。它允许利他代孕，禁止商业代孕。此外，它还规定了使用代孕作为替代生育选择的条件。

印度代孕行业的背后是一个宏大的全球现象。精子多半来自委托父亲。另一方面，卵子的来源则较为多样。委托母亲可以使用自己的卵子，但如果她的不可用，还可以选择美国大学生提供的人类卵细胞。如果委托父母对种族有特定的要求，甚至会采用格鲁吉亚共和国（Republic of Georgia）或南非女性提供的卵子。也可以购买印度工人阶级女性的卵子。哪怕此前的所有孩子都是顺产的，印度代孕母亲大多通过剖宫产分娩代孕胎儿，这个问题我会在后面详细讨论。为保证医生能够完全掌握分娩过程，手术一般会被安排在第36周到第38周之间，手术时间也取决于可能需要从国外赶来的委托父母的行程。婴儿的出生证明上写着委托父母的名字。文件上不会出现代孕母亲的姓名。

这些勇敢的全新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成因极为复杂，涉及生殖细胞的分享、购买、分娩，以及遗传物质及人类跨越国家和种族界限的转移。人类学家玛西娅·英霍恩将这种全新的生育机制称为“生育图景”（reproductive landscapes，或简称“reproscapes”），这一概念能够反映生育参与者、技术、身体器官、资金和生育想象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独特样貌。她认为，生育图景展现了一种全新的劳动力市场，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在其中通过接受激素注射和提供卵子等具有一定风险的方式帮助其他女性实现生育愿望。很多学者研究过这种生育模式造成的后果，为委托方提供生育服务的多是无依无靠的第三世界女性，更重要的是，她们如果想生养自己的孩子，就会受到外界的阻挠。

然而，这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也有可能带来非典型的亲情、深厚的友谊和稳固的盟友情义。人类学家雷纳·拉普（Rayna Rapp）在其极具突破性的作品《检测女性，检测胚胎》（Testing Women, Testing the Fetus）中提到了接受羊膜穿刺和基因检测的女性，与她们类似，尝试跨国代孕服务的个人和夫妇也是“伦理先锋”，他们借助“本地及正在发展的性别、世代、阶级/等级关系及宗教规则，为检视创新科技”、新现象及非典型的跨国交易提供了“长期可靠的视角”。比如，社会学家艾姆丽塔·潘德（Amrita Pande）描述了印度代孕母亲和她们的委托人不约而同地淡化代孕服务的商业性的现象，她们将整场交易看作姐妹之间相互馈赠礼物，或传教工作。也就是说，印度代孕母亲将她们付出的劳动作为礼物馈赠给无法生育的西方女性，帮她们实现生儿育女的梦想。另一方面，西方渴望成为母亲的女性将因代孕而发生的经济交易视为自己对条件不好的印度“姐妹”的搭救，或者说至少是援助。通过支付代孕产生的费用并最终获得代孕母亲产下的一个或多个婴儿，很多人认为她们在帮助印度代孕母亲为后者“自己的”孩子提供更好的条件，这笔钱可以让印度孩子拥有更好的教育、房屋和昂贵的物品。

通过追求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子嗣，委托父母们开拓了全新的伦理领域，这一切或许缘起于市场，但也与深厚的情感、毫无保留的父爱母爱以及愿为家庭奉献的决心密不可分。同性恋父亲正在澳大利亚和美国创造全新的育儿模式，尤其是在澳大利亚。有人以弱化澳大利亚及美国的国家结构为由对同性恋家庭横加指责，然而，我的研究显示，同性恋父亲堪称育儿模范，他们丝毫不逊于任何其他形式的父母，为生育自己的孩子并将他们培养成的快乐、适应性强的可爱年轻人而殚精竭虑。

我采访的很多渴望成为父母的伴侣——无论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相信自己创造了一种融汇不同血脉的全新混血儿（mestizo/a），并因此成了伦理先锋。一个在印度通过代孕出生的孩子可能源自双种族混血男性的精子，印度穆斯林捐献的卵子，他的生母可能是信仰印度教的代孕母亲，养父母却居住在美国或澳大利亚的白人社区。尽管有些到印度寻求代孕服务的人非常注重家族血脉的代代相传，但很多其他人为自己孩子多样化的遗传背景而倍感骄傲。我的受访者之一卡罗琳（Caroline，一位36岁的美国女性，曾于2008年到2009年期间与丈夫一同造访印度孟买，寻求代孕服务）曾带着笑意和爱意这样形容她10个月的孩子——“他是一个奇迹，真的。鉴于我们是犹太人，我们的卵子捐献者是印度教徒，我们的代孕母亲则信伊斯兰教，我们会开玩笑说我们的儿子是穆印犹。”正如卡罗琳所描述，在跨国生育辅助的大背景下，为通过代孕服务出生的孩子建立单一的种族身份是非常困难的，很多父母为孩子多种族的基因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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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孕母亲和委托父母一样，也是伦理先锋。他们在社群内常因为孕育其他男性的孩子被视为道德沦丧的社会个体。很多人认为怀孕一定涉及性行为。然而她们是勇敢的新型劳动者，亲身尝试相对缺乏测试的全新医学技术，通过体外受精怀孕，远离家人在代孕宿舍中与陌生人一同度过孕期，产下孩子并获得相应的报酬。她们是新兴的亲密产业的积极参与者，塑造了全新的关怀伦理，为婴儿和母亲身份的社会和经济价值赋予了全新的含义。

正如我在本书中解释的那样，跨国商业妊娠代孕无疑是具有剥削性的。然而，我从2008年开始研究跨境生育辅助以来，学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跨国商业需求带来了建立多种族家庭的新方法，从某种意味至今不明的角度拓展了母亲身份的内涵，在世界各地的婴儿、男性与女性之间建立了令人担忧又超常非凡的关系。这本书旨在剖析跨国代孕的复杂性，这项产业又被我宽泛地称为生命交易。

生命交易

我在生物经济（bioeconomies）概念的基础上，构建了生命交易这个词，生物经济指的是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前沿技术对生命体，如生物燃料和杂交作物，进行转化。这种全新的经济体系以生物学为基础，也就是说，生物经济存在前提是生物材料蕴含潜在的价值及巨大的商机。社会学家梅琳达·库珀（Melinda Cooper）认为生命创造剩余价值，让盈利成为可能。生物经济不仅是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新现象，也是政治项目。澳大利亚社会学家凯瑟琳·沃尔德比（Catherine Waldby）是生物经济研究的领头羊，她的大量研究表明，全新的生物技术能够对人体及人体部位进行重组以创造剩余价值，通过采收“具有微弱生命活性的组织——与胎儿相关、从将死之人身上提取的组织以及社会边缘人群的身体及身体部位”以“提升其他生物的生命活性”。

从生物经济方面的学术研究出发，我将生命交易定义为此前未被纳入市场的生命过程的初步商业化。生命交易的形成离不开各类机构，它们募集社会边缘人，引入科学家和医生，调动研究和医药产品，吸引来自全球特权阶级的客户，以售卖头发、血液、肾脏、人类卵细胞、精子等人体部分或组织。这种交易也包括商业潜力巨大的实验性干细胞技术。代孕是生命交易的一种，包含很多元素；如卵子和精子银行、不孕不育医生、安排跨国旅行的旅行社、医疗签证和委托人父母下榻的酒店；当然还包括雇佣印度工人阶级女性并让她们成为代孕母亲的代孕机构，这条帮助世界各地中上层家庭生儿育女的产业链被芭芭拉·卡茨·罗思曼称为“生育流水线”（reproductive assembly lines）。

汽车工人通过制造汽车获取报酬，但对自己生产的汽车并不具备所有权，我们大多不会质疑这种现象。我们也能够理解儿童护理员通过照顾和关怀婴儿及儿童换取工资。尽管众多各式各样的工作——老人护理、服装制造、家庭清洁、培训——已被纳入市场，我们对新型的雇佣劳动（wage labor）形式知之甚少。将市场逻辑延伸到怀孕和生产上意味着什么？粗略地借用马克思19世纪对资本主义的描述，生育的市场化将会释放什么样的新势力，在全新市场流程（market process）的影响下，什么样的新群体将会掌握主动权？这些群体与将生育与性行为分离的医学及技术创新一样，是时代的产物。通过对母亲、怀孕、生产、婴儿以及家庭的描写，本书讲述了生命过程的市场化，这些过程的商品化甚至全球化在此前几乎都是无法想象的。

《别让我走》剧照

在本书中出现的代孕母亲和委托父母对生育市场都心存疑虑，然而这种市场正是他们的诉求所催生的。通过对班加罗尔的代孕母亲进行重点研究，我认为我们应该探索她们对代孕模棱两可的认知（既是礼物馈赠又是市场交易）与社会大背景的关系，其中涉及生育的内涵、女性身体的流通、女性价值以及女性参与雇佣劳动等话题。

对于印度中产阶级及民族国家，工人阶级女性的身体既能造成恐慌，又能带来希望。国家发展、经济发展指数以及现代化引起的焦虑都在这些女性的身体上有所反映，因此对于代孕的讨论不能与这些话题、政策以及国家干预相分离。代孕是人口控制政策之后，以工人阶级女性身体为对象的新型生育干预。以前，工人阶级女性的身体被视为恶性人口过剩及贫困问题的源头，印度政府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制定了以前的政策，如今，同样的身体因生育流水线的存在而被寄予了带来新收入的期望。工人阶级女性的身体是卵子采集、代理妊娠的素材，是生物及医药领域最前沿技术的作用对象。女性绝育和代孕之间还有其他联系，我所采访的大部分代孕母亲选择通过绝育进行避孕。这些女性不会为自己的工人阶级家庭生育后代，却通过为中产阶级家庭生儿育女获取报酬。我认为，人口控制项目对目前的不孕不育产业也有影响，这是因为很多现在提供不孕不育治疗的医生是通过为工人阶级女性进行绝育精进自己的医术的。在成百上千的女性身上实施绝育手术，让他们为实施另一种生育干预，也就是代孕，做好了准备。在印度，代孕产业与人口控制项目密不可分。医学技术干预让部分人的身体，尤其是工人阶级印度女性的身体，成了生育流水线的基石，对以代孕为代表的生命交易进行讨论时，不能忽略这样的大背景。

还有这些女性本身，她们的身体是让生命交易得以进行的原材料。捐献卵子及担任代孕母亲的女性如何看待代孕？如果她们将代孕看作一种雇佣劳动，那么就可以用成为代孕母亲之后的状态与她们之前的工人生活做比较。这些女性是劳动力市场的一分子，多在班加罗尔的外贸服装厂工作，她们试图从雇佣劳动的角度理解代孕的工作。代孕工作更好、道德更高尚吗？如果是，为什么？

尽管她们认为代孕是一种雇佣劳动，这些女性也同时将代孕视为一种礼物交换，这种做法类似将孩子送给直系亲属或亲戚抚养的普遍社会实践。如果一对印度夫妇无法生育，他们的兄弟姐妹或表亲可以将自己生育的孩子“送”给他们。这种情况类似亲生父母、孩子、养父母都互相认识的公开领养。双方不会办理正式的法律手续，整个领养过程完全取决于两对父母之间的社会关系和家庭义务。代孕母亲对代孕模棱两可的认知与这种更加古老的常见现象密不可分。如今，以“礼物”的形式赠送孩子所涉及的复杂交涉被转化为了陌生个体之间的商品交换。

生命市场化问题并不是全新的研究对象。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有大量以“商业化时代亲密生活”的不幸状态为主题的著作。相反，社会学家维维亚娜·泽利泽（Viviane Zelizer）则指出亲密关系与金钱交互的历史由来已久。商业交易不会破坏亲密关系；相反，它可以代表、助长以及修正影响社交活动的种种亲密关系。受社会学家艾琳·鲍里斯（Eileen Boris）和罗塞尔·帕雷纳斯（Rhacel Parrenas）（2010）启发，我将印度的生育流水线看作亲密劳动的一种形式并梳理了其兴起的过程。亲密关系指的是移民女性通过担任保姆或护士所承担的雇佣劳动，以及全球化的服务贸易，如色情观光业及电话中心等深化情绪及其他情感状态商业化进程的行业。亲密劳动是通过满足被关怀对象的身体需求或渴望以建立、维护并管理人际关系所进行的有偿劳动。这种亲密的需求及渴望包括“性满足、身体保养、对所爱之人进行关怀、建立并维护社交和情感纽带，及健康和个人卫生维护”。亲密产业是亲密劳动的制度化，以及亲密交易所涉及的不同个体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亲密产业是全球化的，在我研究的具体领域——不孕不育及代孕——成千上万的个体为了追寻生育辅助、人类卵子和精子以及代孕服务在世界各地之间穿梭。

在印度班加罗尔采访代孕母亲

我没想到自己会研究代孕，尤其是因为我自以为对这个主题几乎无所不知。读研究生时，我曾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担任过南希·伍斯特教授的著名课程“健康与疾病中的女性及女性身体”（Women and Their Bodies in Health and Disease）的助教。然而，我在尝试怀孕时经历了很多困难，并随后意识到自己此前的自信是毫无根据的。有关生育问题我还知之甚少。经历了无数次流产之后，我终于在2007年生下了我的女儿，一年之后的夏天，我带着一岁的孩子回到了我长大的故乡班加罗尔。当时我已经有了大概的研究意向；2007年10月我在古吉拉特邦（Gujarat）的阿嫩德（Anand）小镇观看了一期以代孕为主题的《奥普拉脱口秀》，并想要以代孕研究为主题推出一本新书。也许我之前没有注意到，班加罗尔新开了很多不孕不育诊所——剑桥不孕不育诊所（Cambridge Infertility Clinic）、班加罗尔辅助受孕中心（Bangalore Assisted Conception Center）、幼苗不孕不育诊所（Ankur Fertility Clinic）、古娜谢拉试管婴儿中心（Gunasheela IVF Center）及阿波罗医院（Apollo Hospitals）的不孕不育诊所。在一个曾经为了控制人口数量花费大量精力降低女性生育率的国家，私人生育辅助机构的飞速发展令人难以想象。拥有850万人口的班加罗尔是信息技术产业的外包中心，2013年，这座繁华的都市的黄页上有二十多家生育辅助机构。这些机构都是在此前十年出现的。

不知从何下手的我只能采用老办法，利用我的家庭关系。我父亲是一位耳鼻喉科的外科医生，从,70年代中期开始就一直在班加罗尔行医。他在班加罗尔医药行业的人脉很广。很多人都是他的同事、同事的朋友以及他早年在班加罗尔医学院（Bangalore Medical College）任教时的学生。尽管托我父亲的福不少不孕不育专家愿意与我交流，但他们都表示自己不认识代孕母亲。我甚至去海得拉巴见过不孕不育专家，但也没能接触到代孕母亲。2009年夏，我再次回到印度，希望能打通一些门路。班加罗尔最著名的妇科医生和不孕不育专家——已故的苏露查娜·古娜谢拉医生（Sulochana Gunasheela）帮助了我，她对我进行辅导，教我有关生育辅助的基础知识。连续两个月，我每个工作日都去她的诊所待四个小时以上；我对她的病人进行采访并旁听她与病人的诊疗会面。她把我介绍给了她的同事们，她们多是三十多岁的女医生，非常关心自己的病人。尽管古娜谢拉试管婴儿中心的工作节奏极快，这些年轻女医生耐心地回答病人的问题，时时刻刻关注病人的安危，也会对我倾诉在病人因无法生育而感到痛苦焦虑时她们为病人担心的心情。然而，整整一夏天，我还是没有见到代孕母亲。只有委托人将一切都安排好，古娜谢拉医生才会接受代孕业务。她不信任中间人或代孕中介，拒绝与他们打交道。

2008年和2009年的夏天，我在班加罗尔见到的所有不孕不育医生都表示，他们不接代孕业务是因为担心其中隐藏法律风险或病人的隐私得不到保护。一位著名的不孕不育专家告诉我，因为担心病人的隐私被泄露，她不希望有社会学家在“在一旁问东问西”。我放弃了与代孕母亲见面的想法，遵从古娜谢拉医生的建议，转而研究印度的不孕不育现象。古娜谢拉医生告诉我代孕是无法生育的人直到万不得已才会选择的生育方式，理解无法生育对于此类病人意味着什么是研究代孕的前提。她说得没错。

我回到了得克萨斯州奥斯汀（Austin, Texas），计划下一年再去班加罗尔继续我的研究，在不孕不育诊所做实地研究。但我的计划被打乱了。我发现自己意外怀孕了，几个月之后，我生下了我的第二个孩子。我忙着换尿布，每天夜里起来至少三次，用白天的时间补觉，与此同时暗自感叹年纪不饶人，再生养一个孩子太不容易了。2010年的大部分时间，我在得克萨斯的家里带孩子，只能在网上阅读为了代孕前往印度的委托父母的博客。这些记叙在印度的所见所闻的文字读来很有意思；作为一位新妈妈，我喜欢小小的脚趾、圆圆的脸蛋和宝宝温柔甜蜜的呼吸，对同时养育多个孩子、儿童汽车座椅、如厕训练、儿童房之类的话题很感兴趣。他们发在博客上的宝宝照片令我充满幸福。代孕宝宝从脆弱的初生儿成长为长着酒窝、自信满满的幼儿的过程令人震撼。世上还有比小宝宝更可爱的研究对象吗？对他们，我除了喜欢，还是喜欢。成为母亲也给我带来了无尽的喜悦。我联系了许多撰写博客的委托父母，部分人接受了我的采访邀请。最终，我在美国和澳大利亚采访了20对异性或同性伴侣。我和有些夫妇至今仍有联系；我还上门拜访过三户家庭，见过他们的代孕宝宝。有些父母支持我的研究，因为代孕是他们以及他们的孩子人生的一部分；他们希望让孩子长大之后阅读我的作品。

至此，我个人生育方面的经历对我的研究有着深刻的影响，随后，2011年1月，我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班加罗尔的电话。是我父亲打来的。他告诉我他的一位病人萨里塔（Sarita，她三十岁出头，是卡纳达[Kannada]剧院的一位戏剧演员）在为班加罗尔当地一家名为女性创意选择信托基金会（Creative Options Trust for Women，简称COTW）的代孕机构招募代孕母亲。她愿意与我交流，把我介绍给她的老板什提先生（Mr. Shetty），并允许我接触住在该机构旗下代孕宿舍里的代孕母亲们。

COTW与班加罗尔和金奈（Chennai）的很多不孕不育专家都有合作，主要负责为客户招募卵子捐献者和代孕母亲。基金会也为代孕母亲提供宿舍，在协议怀孕期间对她们进行监控。来自印度以及全球各地的同性或异性伴侣来到这里，通过COTW寻找代孕母亲，借助班加罗尔各机构的相关技术生儿育女。2011年3月中旬，我来到了COTW的代孕宿舍。宿舍周边全是杂乱无章的楼群和汽车几乎无法通过的窄巷。这幢平淡无奇的建筑唯一特别的地方是周边有大量二十岁出头的男性。外墙下停着很多摩托车。其中一辆上贴着一张贴纸，贴纸上写着：“无人至死仍是处子之身。我们都逃不过生活的蹂躏。”

一家印度代孕机构网站的图片

连续访问代孕宿舍一周之后，什提先生表示我该了解的都了解了，以后不要再来了。代孕母亲们则被禁止与我说话。进行正式采访的计划又泡汤了，我非常沮丧。为了与代孕母亲直接接触，三年来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眼看就要成功的时候却再次被拒之门外。这样的遭遇令我十分失望，但同时也坚定了我打入代孕行业内部网络的决心。我在代孕宿舍认识的女性相互之间似乎都十分熟络，有些甚至是姐妹或表亲。

幸运的是，,2011年夏再次回到班加罗尔时，我通过萨里塔的介绍认识了卢帕（Roopa）、苏玛（Suma）和英迪拉妮（Indirani）三位代孕母亲，并通过她们采访了很多代孕母亲，这些采访对象有些是卢帕、苏玛和英迪拉妮招募代孕母亲时认识的，有些则是她们在COTW时的同屋好友。我寻找采访对象的方式与班加罗尔的代孕产业招募代孕母亲的方式十分类似。每成功介绍一位采访对象，我付给中间人4美元，付给采访对象本人20美元。除了卢帕和萨勒玛（Salma），其他中间人还会以介绍费为由向采访对象收取4美元。尽管什提先生不许我去COTW，并禁止那里的代孕母亲与我说话，我最终还是得以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采访了70名代孕母亲和31名卵子捐献者。我还认识了九位因贫困将孩子送人或孩子被偷的女性。

我向受访对象及介绍人支付报酬的方式与什提先生的COTW也很相似；每成功介绍一个卵子捐献者或代孕母亲，他会向介绍人支付最多50美元和100美元。如果代孕母亲成功分娩，他会向介绍人支付最多200美元的津贴（bakshish）。萨里塔对我的研究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她告诉我这种模式是合理的，如果没有中间人的介绍，女性要怎么得到这种“机会”呢？前代孕母亲是理想的中间人，她们能很好地介绍整个代孕过程；而且，由于通过代孕获得的报酬十分微薄，而且还要与中间人分享，她们希望通过做中间人获取更多的收入。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做中间人比做代孕母亲收入更加稳定，但必须做过卵子捐献者或者代孕母亲才能成为中间人。

为雇佣代孕母亲，委托父母需要承担8000美元的费用，但什提先生只会支付4000美元给代孕母亲本人，这种做法是有目的的；压低代孕母亲的收入会促使她们成为介绍人，帮助代孕行业招募大量的新人。而且，中间人还是对代孕母亲的良好约束，因为她们时常来自同一个地区，有共同的亲属网络。

我曾担心无法采访到足够数量的代孕母亲，然而，实地研究即将告一段落时，我又产生了新的忧虑。我已然成了代孕“专家”。不少熟人——儿时的朋友、我父亲的病人以及远房亲戚——都来向我征求有关代孕的建议。另一方面，代孕母亲问我能不能帮她们寻找新的客户。我并非不愿提供帮助，但我对于进一步参与班加罗尔的代孕产业有所迟疑。我无意成为代孕中间商，也不具备相关的技能，因此，我刻意与潜在委托人和代孕母亲保持距离。

我是一名女权主义劳动社会学家，也只具备相应的技能。我所能做的只有描述在全球化的亲密产业中本地市场是如何形成的，揭露代孕母亲的招募模式，解读这种跨国礼物/商品的交易，并展示各方如何在逐渐瓦解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争取影响力和权力。相关法律及劳动力市场的组织方式导致印度代孕产业不仅缺乏对女性的尊重，还试图控制她们并削弱她们的力量。但同样不能忽视的是代孕母亲们一次又一次向我传达的信息——在她们看来，在班加罗尔提供代孕服务是一次积极的经历。因此，我志在探索：如何理解很多代孕母亲在班加罗尔的真实经历，她们接受大剂量的合成激素注射和例行经阴道超声检查，在可以顺产的情况下全部通过剖宫产进行分娩，然而这种身体被商品化的现象在她们看来竟是积极的人生经历？我勾勒了在以全球劳动力市场为基础的不平等世界中，代孕母亲的选择、能动性（agency）和赋权（empowerment）是如何作用的。

本文作者 沙弥拉·鲁德帕(Sharmila Rudrappa)在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任社会学副教授，也是女性和性别研究中心（Center for Women’s and Gender Studies）的核心教员。此外，她还兼任亚裔美国人研究中心（Center for Asian American Studies）主任。她此前出版过的著作包括《成为美国人的民族路线：印度移民和公民文化》（Ethnic Routes to Becoming American: Indian Immigrants and the Cultures of Citizenship）。

本文译者 邵逸，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英语专业及美国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东亚研究中心，热爱翻译和生活，译有《八卦摇滚史》、《摇滚天堂》、《有生之年非看不可的101部动作电影》、《无法上映的54部电影》等作品。

编辑｜艾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