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永生不死的人——爱因斯坦的秘密

一个永生不死的人

——爱因斯坦的秘密

（节选）

作者｜［德］于尔根·奈佛

译者｜马怀琪 陈琦

选自｜《爱因斯坦传》

出版｜中央编译出版社

版次｜2018年9月第2版

图源｜网络

编辑｜策山

（本文约3600字）

一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1955年4月18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病理学家托马斯·哈维（Thomas Harvey）来到大学城的医院上班。他看到在验尸间的解剖台上，停放着一具尸体，如同一位医生看见一个从来不认识的死人。一开始，这位42岁的病理学家所做的事情和每天上班时没有什么两样。他把医院自行印刷的表格拿在手中，将要求的数据填到相应的栏目里。

姓名：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性别：男；年龄：76；年份：55；本年度尸检号：33。

填写完毕，便开始对尸体进行检验。

他拿起解剖刀，从死者的一只耳朵后面开始，用力划过脖子和胸膛，穿透冰冷苍白的皮肤，一直切到腹部底端。然后，又从另一只耳朵后面下刀，将上述切割动作重复了一遍。最后，那个150年前由柏林医生鲁道夫·菲尔肖（Rudolf Virchow）写进解剖学的Y形标志终于展现在了他的面前。

血从死者的腹腔里渗了出来。哈维估计，死亡原因是主动脉破裂。正如稍后不久所证实的，他的这一判断完全正确。多年以来，爱因斯坦一直遭受着动脉瘤的折磨，腹腔动脉积血膨出。很显然，变薄了的血管壁在夜里发生了破裂，其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内出血。医生将这一结论通报给等候在医院门前的记者们，详尽的报道立刻传遍了整个世界。

二

在这位物理学家生前，哈维曾经多次与他不期而遇。普林斯顿是一个很小的城市，爱因斯坦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22年，所以，碰到他是一件极其平常的事情。但作为医生，他同这位鼎鼎大名的同城居民的真正近距离接触却只有一次：他代替一位女同事到爱因斯坦家里出诊。

那一次，当这位大夫刚踏进爱因斯坦的房间，他便开起了玩笑：“几天不见，您怎么连性别都变了？”看得出来，他更喜欢女医生来给他看病。他躺在他那张几乎占据了半个房间的床上，强壮的躯体上盖着一条鸭绒被，一头人们熟悉的浓发遮住了枕头。给他造成痛苦的仍然是消化功能紊乱，这种疾病从儿童时代起就一直折磨着他。

哈维要求病人伸出一只胳膊，脱掉衣袖。他找到一条合适的静脉，用针头刺穿皮肤，将血抽到一根针管里。他一面抽血，一面讲起他在战前如何同几个朋友一起，骑着自行车，利用几周时间进行了一次穿越欧洲的旅行，并且也到德国游览了一圈。这位移居美国的物理学家听得非常专心。

最后，哈维递给他一个玻璃瓶，请他留一下尿样。爱因斯坦从卫生间回来，把盛着尿液的瓶子还给他。尿液携带的体温还未散去，瓶子摸起来热乎乎的。此时，哈维的头脑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想法：“这可是来自一个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天才呵！”

三

而现在，这位最伟大的天才的冷冰冰的、已被解剖的遗体就躺在自己眼前。过一会儿就要把它送往火葬场，这是将其身体的某一部分据为己有的最后机会。应该留下点儿什么，它将引起全世界的瞩目！这位病理学家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机不可失，55-33号病例将改变自己的生活！

于是，他作出了一个后果严重的决定。

取下死者的部分器官（也包括大脑在内）进行研究，本来就是尸体解剖的常规做法。但哈维对爱因斯坦的遗体所做的事情，却既非出于他作为医生的誓言，亦非因为获得了授权和许可。他锯开死者的头颅，切下里面的东西。他将取出的大脑捧在手里，犹如哈姆雷特捧着那具骷髅。因为他坚信，在这个两磅半的神经组织中，肯定隐藏着解开那最伟大的精神创造力之谜的钥匙。如果能成功地揭示这一器官运转的秘密，那么作为病理学家的他，一定会赢得巨大的声望和荣誉。

他决定把它保存起来，永远不把它交出去。

四

普林斯顿医院，半个世纪以后。就像一个始终被作案现场吸引的犯罪分子，哈维再次来到当年的验尸间寻访故地。这是一个没有窗户的后间，被氖光灯照得很明亮，一半作为办公室，一半作为实验室，里面堆满了玻璃瓶、烧杯、冷藏柜、提桶、卷宗和淘汰下来的旧家具。房间的中央仍然摆着那张闪闪发亮的不锈钢解剖台，白发苍苍的老人站在台子前面等待着。他里面穿着一件运动衫，外面套了一件绣花坎肩。无情的岁月已经让他的脊背稍显弯曲——毕竟已经是九十开外的人了。

不等催促，一位身穿白大褂的年轻医生便走进了房间，把一个硬纸箱放到不锈钢台子上。哈维把纸箱打开，如同打开过上千次一般驾轻就熟。他先从里面取出几块揉成一团的软布，然后把两个沉甸甸的罐状玻璃瓶从箱子里拽了出来。瓶子里是一种淡黄色的、稍微有点浑浊的透明液体，满满的，一直达到瓶口。液体中浸泡着一层层稍带粉红的灰色块状物，用细纱布包裹着，并拴有微小的数字标牌。这就是爱因斯坦的大脑，被切割成碎块，浸泡在含有酒精的溶液里。

“没什么问题吧，哈维大夫？”年轻医生询问道。

“谢谢，艾略特，一切都完好无损。”

“还是应该再检查一遍，对吗？”

哈维用两只手把着一只瓶子，小心翼翼地转动着，在灯光下面反复观察。瓶子里的小方块闪烁着惨淡的微光。“哦，我的宝贝。”他轻舒一口气，然后从占有这些宝物的那个早晨开始，讲起了他的传奇生涯。

五

他讲道，自己如何把整个大脑切割成二百多个小方块，精心地把它们制作成标本，分装在两个瓶子里，以及如何因为这一行为而丢掉了自己的职位；这两个一直埋在塞满布团的硬纸箱里的玻璃瓶，如何陪伴他在全国各地漫无目的地游荡；他如何因为长期无法行医，只好到堪萨斯的一家工厂当工人；在那些穷困潦倒、同一个大学生合住一间宿舍的日子里，如何想尽办法将这两个瓶子四处隐藏，有时藏在冷却啤酒用的桶里，有时藏在衣柜里；四十多年以后，他又如何满怀悔恨，将这份劫夺来的、具有爆炸性意义的宝物归还给自己当年的工作单位保存。

艾略特·克劳斯（Elliot Krauss），病理学医生，他的第三任继任人，显然是经常听他讲述这段故事，所以接着说道：“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在这个房间里发生的，对吗，哈维先生？”“一点儿没错，艾略特！”

这位老迈的大夫一如既往，始终认为他的行为只能算是一种无损于名誉的小过失。

不过，即便爱因斯坦在原则上也许不会反对用他的大脑进行研究，恐怕也要对这种披着医学的白色外衣所犯下的罪行进行某种程度的谴责。在遗嘱中，爱因斯坦对自己死后遗体的处理作了明确安排：在其去世的当天，遗体就应该火化，并把骨灰撒在一个秘密的地方。而实际上，也确实遵照他的遗嘱做了。他不希望留下任何东西，让后人当作圣物或圣地顶礼膜拜。神都是没有坟墓的，他本人就是一座永远的丰碑。

然而，哈维对此却一无所知。

不过，有谁敢说，只有哈维一个人应该受到谴责呢？爱因斯坦的眼科医生、他多年的好友亨利·阿布拉姆斯（Henry Abrams），不也是刚一验尸完毕，就忙着把死者的头拿去，用极其娴熟的手法将两只眼睛从眼窝中抠了出来，送到一个保险箱里保存起来了吗？据说，那对制成标本的眼睛至今还存放在那里。

哈维的行为的确有些卑鄙下作，但从某种角度看也是符合人性的。大家都知道，卑鄙和人性往往密不可分。他说，他是为了科学事业才这么做的；至少在这些年里，他曾一次又一次把自己收藏的脑组织试样提供给研究者使用。他一直希望，他们能在显微镜下捕获这一天才。

六

对爱因斯坦大脑的研究不仅有望发表论文、出版著作，而且还意味着成功和出名，所以毫不奇怪，很多专家会把它看作蕴藏丰富的宝藏。所谓的神经胶质细胞的数量应该比较高，颅顶下缘的周长应该比一般人大；另外，某条沟纹的形状应该非常独特……

这些难道就是揭开其非凡创造力的第一步？纯粹是胡说！对爱因斯坦思维器官的所有研究，全都受到另外一些脑科专家异口同声的、程度不同的激烈批评，基本态度都是“劣等的论文”，“没有说服力的结果”，“错误的结论”。这颗头脑虽然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但这也是与其他许多头脑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脱离开它生活的这个世界，很可能一无所成。研究者们甚至不知道，爱因斯坦神经组织中的适当差异——按常理应该具有重要意义——是不是由于一直到高龄依然保持非常活跃的思维活动才形成的。至于所观察到的某些特点，即便不能说适用于千百万人，但至少在成千上万人身上同样找得出来，不知这些研究者又该将它们如何进行分类？

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对爱因斯坦的不同凡响作出解释，反过来却证明了：即使在科学具有巨大影响的20世纪末期，能够在肉体中重新找到作为映象的精神这一迷信，其魔力丝毫也未见减退。怀有这种迷信的研究者，表现出对一种简单公式的渴望：就连爱因斯坦这样一个永生不死的、极其重要的思想巨人，无论是其生活还是事业，都可以用这个公式加以说明。其实他们不懂：像爱因斯坦所提出的那种令人信服、具有永恒价值却又简单明了的公式，仅适用于死的物质。对于活生生的人，适用的应该是另外一种规律。

爱因斯坦是那些曾在这个星球上漫步的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位科学家拥有能够与之比肩的声誉，闪射出与之相近的神一般的光辉。围绕着他的令人困惑的不解之谜之所以越来越多，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那极大的角色跨度和多样化的性格。

爱因斯坦可谓人类天才的极致，他的一切创造都是由其力场供给的。但无论是他的大脑组织切片，还是他身体的其他残余部分，包括他的基因，都不可能告诉你其中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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