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的代价：美国联盟责任分担压力的成败解析

作者：Brian Blankenship， 迈阿密大学政治科学助理教授，研究兴趣为国际关系、国际合作和美国外交。

来源：Brian Blankenship (2021) The Price of Protection: Explaining Success and Failure of US Alliance Burden-Sharing Pressure, Security Studies, 30:5, 691-724.

导读

为什么美国对其盟国的责任分担施压，有时能够成功，有时会失败？如何解释这一变化？既有研究大多都是关注于不对称联盟的特征和责任分担的结果，对大国对其盟友责任分担施压这一议题关注较少。本文认为庇护国向其盟国施压以增加责任分担努力的能力取决于盟国担心其退出联盟的程度。作者认为盟国的战略价值和威胁环境这两个要素会影响庇护国（patron）退出联盟的可信程度。当盟国的战略价值较低时，庇护国更容易抛弃该盟国。盟国的战略价值越高，庇护国就越有可能保护盟国。威胁环境方面，作者把对威胁认知具体划分为了对手的能力、对手的行为、对手意图的认知以及地理脆弱性这四个方面，认为对手的能力和行为能够同时塑造盟国和庇护国的威胁认知，但相比之下，盟国和庇护国对意图和地理位置的感知则各不相同。作者认为如果盟国与庇护国有共同的对手更有可能分担责任。而在地理方面，责任分担的差异取决于盟国与这些对手的距离远近。作者特别指出毗邻性的影响并不是线性的，与共同对手在陆地上毗邻的国家尤其脆弱。基于一系列的理论推导，作者提出了三（四）个假设。假设1a（H1a）:当盟国与庇护国有共同的对手时，盟国更容易分担责任。假设1b（H1b）:当盟国与对手共享陆地边界时，盟国更容易分担责任。假设2（H2）：盟国如果位于其庇护国对手周围的海上咽喉附近，就不太可能分担责任。假设3（H3）:当盟国的邻国中美国盟友较少时，盟国分担责任的可能性较小。接着作者的定量分析强有力地证明了H1b,H2和H3，而H1a得到的支持较弱。在具体的因果机制方面，作者不仅使用了量化的方法通过检验盟国的东道主支持这一替代因变量来区分了本文的理论与替代解释，还对比了日本和西德的案例证明了被抛弃的恐惧的高低对责任分担的影响。最后，基于本文的研究，未来的研究还可以通过研究庇护国何时要求责任分担，责任分担的其他手段以及导致责任分担成败的其他原因来进一步扩展这一课题。

引言

什么能够解释美国责任分担压力的成败这一变化？本文认为盟国在责任负担方面的巨大差异可以用庇护国（patron）利用盟国害怕被抛弃的心理的能力来解释。庇护国的被抛弃的威胁越可信，如果盟友被抛弃的情况更糟，那么庇护国越能有效地鼓励责任分担。这一威胁可以是明确或公开，亦或是暗示或私下的。本文发现了在怎样的结构性条件下盟友对庇护国的强制更脆弱，并更可能参与责任共享。本文认为当盟国的战略价值有限，并且庇护国的当地伙伴替代更丰富时，庇护国能够最有效地威胁抛弃盟友。为了检验这一理论，本文对美国盟国自1950到2010年的军事支持采用了统计分析。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两个。第一，本文填补了既有文献空白，对塑造联盟责任分担的讨价还价过程给予了关注。第二，本文的理论对理解大国如何管理其伙伴关系，威慑对手和维持在国际系统中的影响力具有启示。本文安排如下，本文首先回顾了联盟责任分担的既有文献并提出了理论。然后本文讨论了研究设计和政策含义并给出了计量经济学的结果。最后，给出了理论和政策含义的讨论以及未来研究方向作为结尾。

不对称联盟的责任分担

关于不对称联盟的责任分担的相关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认为不对称同盟的特征是不对称的商品交换，即大国提供安全，小国提供自主性。第二类关注于责任分担的结果并借鉴了集体物品的逻辑。而还有一种替代解释没有在既有研究中得到充分的研究，即大国压力。庇护国并不需要简单地接受其盟友的努力水平，还可以试图说服他们做的更多。许多学者长期建议强国可以通过强制使其盟友在责任分担上做得更多。但什么条件下这一压力是有效的还没有被理论化，也还没有成为实证检验的对象。

有效责任分担压力的理论

责任分担是联盟管理中的核心部分。虽然盟国有搭便车的动机，但是庇护国可以利用盟友害怕被抛弃的恐惧来减弱这种动机。庇护国的杠杆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来塑造联盟的责任分担。首先，庇护国可以通过公开或私下的直接威胁，积极利用盟国对被抛弃的恐惧。其次，庇护国可以间接地利用盟国对被抛弃的恐惧，在庇护国鼓励盟国责任分担的同时，盟国对被抛弃的恐惧也潜移默化地发生作用。第三，盟国可以主动分担责任，先发制人，对冲和抵御被抛弃的威胁。国家避免被抛弃的主要策略之一是使自己更有价值。这三种因果路径都有可能发生，所以作者最终并不知道在特定情况下哪种因果路径会发生作用。但这三种途径都指向相同的经验预测，即当美国抛弃盟国的威胁更可信时，盟友会承担更多的分担责任。而本文则是探究在什么条件下，庇护国可以更可信地将盟国的责任分担作为其保护的条件。

庇护国向其盟国施压以增加责任分担努力的能力取决于盟国担心其退出联盟的程度。作为对其联盟的替代，庇护国有两种选择。首先，它可以单方面放弃承诺或减少提供的保护，无论是奉行更加自给自足、甚至是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还是寻求与对手和解。这两种方式并不相互排斥，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与对手缓和关系可以减少结盟的理由，从而促进削减的努力。第二，庇护国可以找到其他盟国。因此，庇护国在多大程度上有能力采取上述任一选择，决定了其威胁抛弃盟友的可信度。具体而言，作者认为盟国的战略价值和威胁环境这两个要素会影响这些外部选项的可信程度。

当盟国的战略价值较低时，庇护国更容易抛弃该盟国。盟国的战略价值越高，庇护国就越有确保其留在自己阵营中的意愿，因此庇护国就越有可能保护盟国。同时如果没有庇护国的保护，盟国的处境会更糟时，盟国对被抛弃的恐惧也可能更加突出。特别是，当盟国对外部威胁的感知程度较高时，盟国会更担心被抛弃，从而更容易受到庇护国的压力。盟国受到共同对手攻击越脆弱，没有庇护国的援助时的战斗成本就越高。因此，庇护国利用盟国担心被抛弃恐惧的能力，既取决于盟国是否认为其退出威胁是可信的，也取决于盟国对其保护的依赖程度。但这两种因素往往是相互交织的，许多导致盟国对被抛弃更脆弱的因素也能降低庇护国威胁的可信程度。共同对手构成的外部威胁不仅使盟国依赖于庇护国的保护，也使盟国在遏制和阻止对手扩张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因此，进行实证预测所面临的难题是联盟的共同威胁环境与盟国对庇护国的战略价值是密切相关的。要区分这两种机制并预测它们对盟国责任分担的净影响，有必要将威胁认知的各个组成部分区分开来：对手的能力、对手的行为、对手意图的认知以及地理脆弱性。作者认为对手的能力和行为能够同时塑造盟国和庇护国的威胁认知，但是地理和对手意图的认知则会在联盟中有所不同。庇护国和盟友对对手意图认知的不同难以衡量，影响威胁评估的因素又多种多样，因此本文只简单预计如果盟国与庇护国有共同的对手，并且认为对手的威胁程度较高，那么平均而言，这些盟国比那些与庇护国没有共同的对手，并且认为对手的威胁程度较低的盟国更有可能分担责任。这反过来证明地理因素在联盟责任分担中的重要性，因为地理因素既容易衡量，又因盟国而异。毗邻共同的对手既是脆弱性的来源，也是战略价值的来源。对庇护国而言，与对手相邻的盟国是遏制对手扩张的有用屏障，以免对手在未来成为更大的威胁，因为这些盟国既能实际阻挡对手的扩张，又能为庇护国提供领土，使庇护国可以从这些领土上投射力量以达到同样的目的。然而，对于盟国来说，毗邻对手会使其直接受到攻击。因此，盟国毗邻共同对手的效果取决于盟友是否很容易受到攻击，以至于其脆弱性超过了其为庇护国所带来的价值。

基于以上的讨论，作者认为可以做出两个预测。首先，与庇护国没有共同对手的盟国不太可能分担责任。其次，在与庇护国有共同对手的国家中，责任分担的差异取决于它们与这些对手的距离远近。作者进一步指出毗邻性的影响并不是线性的，与共同对手在陆地上毗邻的国家尤其脆弱，尽管它们具有战略价值，但很可能会受到其庇护国责任分担压力的影响。而与共同对手共享海洋边界的国家并不会比起更远的盟友在防卫上花费得更多或是更少。所以假设1如下，

假设1a（H1a）:当盟国与庇护国有共同的对手时，盟国更容易分担责任。

假设1b（H1b）:当盟国与对手共享陆地边界时，盟国更容易分担责任。

此外，作者认为当盟国靠近对手周围的关键海上咽喉时，它们不太可能分担责任。因为这些盟国在切断对手的力量投射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假设2（H2）：盟国如果位于其庇护国对手周围的海上咽喉附近，就不太可能分担责任。

盟友战略价值的最后一个要素是庇护国的替代选择的丰富性。其他条件不变，与被同样是美国盟友的邻国包围的盟国相比，庇护国更无力放弃一个孤立无援的盟国。因此，作者预计附近美国盟友较少的盟国的国防开支会减少。

假设3（H3）: 当盟国的邻国中美国盟友较少时，盟国分担责任的可能性较小。

替代解释

本文的理论预测与以下几种替代解释相反。第一种是“联盟的经济理论”（economic theory of alliances），预测更大的盟国会贡献更多的GDP用于国防。第二种是政权类型，认为民主国家会比威权国家对其人民更为负责，一些研究表明民主国家在国防上花费更少。第三，目前的研究表明美军的存在应该与盟友更低的国防开支有关。然而本文的理论认为，美国的驻军水平往往是共享的威胁环境或盟友战略价值等其他因素的内生结果。此外，美国政策制定者还可以利用减少部队人数的威胁来鼓励分担责任。最后，传统的均势理论会预测盟国的防卫努力是对其威胁环境的内部制衡。本文的理论并不否认这一观点，但是本文指出外部威胁影响盟国责任分担这另一种机制：使盟国害怕被抛弃，对庇护国的强制更为脆弱。并且本文的理论做出了一个新颖的实证预测：只有当盟国提供的战略价值不足以抵消外部威胁时，外部威胁才会影响责任分担，即当盟国与共同的对手陆地接壤时。而诸如对手能力及行为等指标可能对责任分担没有净影响，因为它们既使盟国更容易被抛弃，也使盟国对庇护国更有价值，从而削弱了庇护国的抛弃威胁。相反，均势理论则预测所有威胁指标都会对盟国军费开支产生一致的积极影响。

研究设计

本文利用美国盟友责任分担的跨国数据集来检验假设。分析单位为美国盟国-年。本文的样本从1950到2010年，包括了战争相关因素数据库（COW）所定义的所有与美国有防卫协议的国家。然后，出于威胁环境（远离美国的威胁），里约条约（Rio Treaty）的本质（并不是对抗外部威胁的协议而是管控成员国之间的冲突），美国与该区域国家关系的性质（美国把美洲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抛弃盟国的威胁在这些联盟中并不突出）以及本文的自变量缺乏变化这四个原因，本文排除了美国在美洲的盟友。

因变量与自变量

本文的主要因变量是盟国军事支出占GDP的百分比，数据来自战争相关因素数据库的国家物资能力（National Material Capabilities, NMC）数据集 5.0 版。而直接测量抛弃的威胁是困难的，因为这些威胁极少是公开，而通常是间接的。并且盟国可能不愿意公开冲突，以免给对手造成联盟不团结的印象，或引起国内对联盟的不满。尽管如此，如果本文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仍然会根据盟国在自变量上的得分情况，看到盟国军费开支的系统性差异，无论是由于直接或间接的庇护国压力，还是由于盟国因害怕被抛弃而主动增加国防开支。

本文的第一组自变量使用两个虚拟变量来捕捉共同对手的存在和毗邻程度：如果盟国与共同对手国家有陆地边界的话，虚拟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如果盟国与美国有共同对手但没有陆地边界，则另一个虚拟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本文预计两者都会对盟国的军费开支产生积极影响，并且前者的影响会更大，因为在陆地上与共同对手接壤的盟国更容易受到攻击，因此特别容易受到美国责任分担压力的影响。在一些模型中，还分别加入了盟国是否与共同对手相隔四百英里或更短水域的虚拟变量，以及盟国是否与美国有共同对手但不靠近前者的虚拟变量。本文的预期是，这两者对盟国责任分担的影响大致相同。

共同对手有以下几个定义。第一，任何与美国及其盟友在外交政策上敌对的国家，包括俄国（1950-89，2007-2010）、中国（1950-72，1996-2010）、古巴（1959-2010），但是这排除了许多可以被当作共同对手的其他国家，因此本文也将冷战时期任何苏联阵营内的国家编码为共同对手。冷战后由于美国的盟友缺乏一个总体的威胁，盟国对美国的威胁更为多变，因此本文也将伊拉克、伊朗和朝鲜囊括在美国的对手之内。第三，本文设置了一个虚拟变量，如果盟友位于美国主要对手附近的重要海上咽喉要道400英里范围内，船只通过咽喉要道需要经过盟友才能到达开放水域，则该变量取值为 1。在实践中，本文将重点放在冷战期间包围苏联海军的咽喉要道上，以及冷战后包围俄罗斯和中国海军的咽喉要道上，因为在研究期间，在美国的竞争对手中，它们的力量投射能力是独一无二的。这并不意味着本文否认其他咽喉要道的战略价值，而是这些“前线”咽喉要道的价值在于，它们可以阻止对手从一开始就向更远的咽喉要道投射力量。最后，本文用与每个盟国毗邻的盟国数量来衡量附近其他盟国的数量，无论是陆路还是四百英里或更短的水路。

控制变量

本文首先控制了盟国的年度GDP 增长率（以占上一年 GDP 的百分比来衡量），因为我们预计，经济增长的国家会征收更多的税收，用于国防开支，而经济衰退的国家则会减少政府收入。第二，本文控制了盟友的经济大小，使用以 2005 年定值美元计算的盟国国内生产总值来控制盟国的经济规模，现有文献预计这将对盟国的国防责任产生积极影响。第三，本文用民主的二元指标来控制盟友的政权类型。此外，在安全环境方面，作者还考虑了每个盟国独特的冲突环境，控制了盟国卷入的军事化国家间争端（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s, MIDs）的数量，并根据MIDs的敌对程度进行加权，还控制了盟国在外交政策上与美国敌对对手的数量。其次，本文还加入了盟国是否拥有殖民帝国的虚拟变量。第三，作者对每个盟国境内的美军人数进行了控制。最后，作者在一些模型中还加入了盟国与美国的最小距离。

模型说明

本文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ordinary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对模型进行估算，并将标准误差按国家分组。此外，本文还加入了地区固定效应，在某些情况下还加入了年份固定效应（year fixed effects），以考虑未观察到的地区和时间变化。

结果与稳健性

图1的结果为本文的假说提供了极强的支持。总的来说，H1b(与共同对手陆地毗邻)，H2（邻近海上咽喉要道）与H3（替代的美国盟友）得到了有力的证实。研究结果一致表明，与那些与对手陆地毗邻的盟国相比，那些与敌国有共同对手但没有陆地毗邻的盟国，或者根本没有共同对手的盟国，国防开支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更高。此外，靠近具有战略价值的海上咽喉要道的盟国以及周边其他美国盟国较少的盟国的国防支出也较少。H1a（没有陆地毗邻的共同对手）得到的支持较弱，仅在某些模型中具有在 0.1 水平上显著的正效应。本文还对邻近海上咽喉要道和美国的共同对手这两个主要变量进行了广义和狭义编码，以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其结果与原有结果一致。

图1:主要结果

注释：括号内为按国家分类的标准误差。FE：固定效应。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因变量为各盟国的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探索因果机制：被抛弃的恐惧vs内部制衡

对评估本文理论的潜在挑战在于H1a与H1b的预测与纯基于盟国对外部威胁认知的预测一致。为了把本文的理论与替代解释区分开，本文首先运用了一个替代的因变量，盟国对美国军事存在在其国家的东道主支持（allies’ host-nation support, HNS)。因为这是盟国的东道主支持是对美国的补偿，更有可能是美国压力的结果而非内部制衡的回应，如图2和图3所示，结果证明，与美国有共同对手并与其陆地毗邻的国家会提供更多的东道主支持。其次，本文提供了自1960年代到1970年代西德和日本的定性证据。在案例选择方面，本文尽量关注于威胁环境的变化，尽量控制其他的变化，两国在大小，政权类型、战略价值、让美国担心军国主义会卷土重来的二战遗产方面比较相似，并且都有比其他美国盟友更多的驻军。选择这一时期目的是因为当时美国盟友的经济在恢复，但与此同时美国的主导地位在削弱，越南战争限制了美国的资源，美国官员面临国会要求分担更多责任的压力。通过比较日本和西德的案例，作者发现西德的被抛弃的恐惧要高于日本，这一恐惧导致了其防卫努力，使得其回应了更多美国责任分担的压力。

图2：盟国对东道国支持的结果。

因变量为每个盟国对东道国的支持（占 GDP 的百分比）

图3: 盟国对东道国支持的结果。

因变量是每个盟国对东道国支持的残差。

启示与未来研究的路径

本研究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许多路径。首先，尽管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担心被抛弃的恐惧作为责任分担差异来源的影响，但进一步的研究可以调查其他手段的有效性。这些手段包括但不限于经济胁迫、诱导以及“点名羞辱”（naming and shaming）责任分担不足的国家。与此相关的一个研究方向可以关注盟国出于与讨价还价或其他盟国的贡献无关的原因（如规范性考虑和价值观）而为集体利益做出贡献的意愿。此外，由于本文的自变量每年都相对固定，因此还可以对庇护国何时真正希望其盟国为自己的防务承担更多责任，以及如何解释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进行更多研究。

最后本文对美国大战略的讨论有以下启示。本文认为如果美国官员希望盟国承担更多责任，那他们应该对盟国对被抛弃的恐惧抱有浓厚兴趣。作者认为即使美国不遗余力地安抚盟国，其在影响盟国分担负担方面也并非束手无策，因为其可以有效地将安抚与被抛弃的恐惧结合起来。因此，安抚盟友与鼓励责任分担之间的权衡并不是绝对的。但是，美国的操作空间会被其不可控的因素所限制。并且美国还可以通过扩张联盟前线，把更大的盟国从共同对手隔绝开来，来削弱责任分担（例如冷战后的北约东扩）。此外，共同的外部威胁并不能保证成功；尽管盟国对威胁的认知度提高可能会倾向于更多的责任分担，但美国对威胁的认知度提高可能会降低盟国更多分担责任的积极性。最近十年的趋势是美国权力的相对衰弱和中国的崛起。如果美国可用于对外承诺的资源减少，而盟友又担心中国的崛起，那么他们可能会愿意分担一些责任。然而，美国成功的程度可能会受到其自身威胁认知的影响，从而降低盟国责任分担的积极性。

原文标题《保护的代价：解释美国联盟责任分担压力的成败 | 国政学人》，文章来自公众号“国政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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