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彩票》第一章：人一诞生就面临出身和遗传这两种不平等抽奖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本新书《基因彩票：运气、平等与补偿性公正》。

《基因彩票：运气、平等与补偿性公正》，作者是凯瑟琳·佩奇·哈登，行为基因学家、临床心理学教授，曾发表100多篇关于遗传对复杂人类行为影响的科学论文。《基因彩票：运气、平等与补偿性公正》提出一个有趣的概念：除却家庭与社会环境的“卵巢彩票”之外，一个人还要经历遗传因素随机匹配机制的“基因彩票”抽奖。作者认为承认“基因彩票”的作用，才能更好地追寻一个在技术和生理上较为平等的社会。

近期我将会在网易号平台将这本书的各个章节分享给大家，感兴趣的网友可以去买一本实体书。

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认真对待遗传学“，今天分享的章节为第一部分的第一章。

第一章 导言

我对儿子的学前教育一直采用蒙台梭利教育法。我母亲对这种教育法表示怀疑，所以在我儿子上幼儿园之前的那个夏天，自告奋勇要帮助小外孙为她所谓“真正的”学校（有课桌的那种）做好准备。我对儿子向幼儿园的过渡相当有信心，但我还是抓住这个机会去度了一个“真正的”假期（不带小孩的那种）。我的孩子们和外祖母待了两个星期，而我在海滩上休闲了两个星期。

我母亲曾是教师。她受过语言病理学的专业训练，曾在密西西比州北部的一个半农村的学区工作。那里的学生往往有严重的学习障碍，而且都出身于贫困家庭。现在她已经退休了，她在孟菲斯的阳光房里装饰着她以前教室里的招贴画，有字母表、美国历任总统、世界各大洲，以及美国人的效忠誓言。我休完假回来的时候，我的孩子们已经可以自豪地背诵：“我谨宣誓效忠美利坚合众国国旗及其所代表之共和国，这个上帝庇佑的国度不可分裂，自由平等全民皆享。”

在这幅招贴画的压膜表面上，我母亲用紫色记号笔在效忠誓词上标注了一些更容易让儿童理解的词语。在“共和国”(Republic)上面，她写了“国家”(country)。在“自由”(liberty)之上，她写了“自由”(freedom)。在“平等”( justice)[严格来讲， justice 并非准确对应中文的“ 平等”，但中文世界里通行的美国效忠誓词一般都将justice译为“平等”。] 之上，她写了“公平”(being fair)。

“being fair”是对“justice”的一个很好的解释，让学龄前儿童更容易理解。任何看过子女为玩具争吵的父母都可以证明，儿童对公不公平有敏锐的感觉。如果让小学生给打扫自己房间的孩子分配一些彩色橡皮擦作为奖励，小学生宁愿扔掉一块多余的橡皮擦，也不愿让份额不平等。

就连猴子也有公平感。如果两只卷尾猴因为执行一项简单的任务而得到黄瓜片的“报酬”，它们都会高兴地执行任务，然后大嚼黄瓜片。不过，如果只付给其中一只猴子葡萄，那么另一只猴子就会把黄瓜扔到实验者的脸上，就像耶稣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注【见《马太福音》第21章第12—13节：“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作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 据和合本。】 一样义愤填膺。

作为成年的人类，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以及我们的灵长类亲戚一样，有着一种共同的经过演化的心理，即本能地对不公平现象感到愤怒。如今，这种愤怒正在我们周围涌动，随时都可能沸腾。2019年，美国最富有的三个亿万富翁所拥有的财富，超过了美国最贫穷的50%人口的财产总和。就像有的卷尾猴拿着黄瓜的工资，而它们的邻居却领到葡萄一样，我们中的许多人看到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会认为：“这是不公平的。”

收获属于受过教育的人

人生当然是不公平的，就连人的寿命也是不公平的。在许多物种（从啮齿类动物到兔子再到灵长类动物）当中，在社会等级制度中地位较高的动物，寿命更长、身体更健康。

在美国，最富有的男性比最贫穷的男性平均多活15年；最贫穷的美国男性的预期寿命仅有40岁，与苏丹和巴基斯坦男性相似。

我的实验室的研究发现，在低收入家庭和街区长大的孩子，从表观遗传学(epigenetic)来说，8岁时就显示出了更快的生物老化迹象。富人进入天堂之门可能比骆驼穿过针眼更难，但富人有一个安慰，即他们能够推迟审判日的到来。

收入的不平等与教育的不平等是密不可分的。甚至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流行之前，没有大学学历的美国白人的寿命就在缩短。 这种在历史上极不寻常的寿命缩短现象，在高收入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其原因是“死于绝望”(deaths of despair)现象的大流行，包括过量服用阿片类药物、酗酒的并发症，以及自杀。新冠肺炎大流行更是雪上加霜。在美国，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更可能拥有可以在家远程办公的工作，在家里他们更容易受到保护，感染新冠肺炎的可能性更小，被裁员的可能性也更小。

除了活得更久、更健康之外，受过教育的人的收入也更高。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处于顶端的0.1%的美国人的收入增长了400%以上，但自1960年代以来，没有大学学历的美国男性的实际工资没有增长。

1960年代！请想想，自那时以来，美国发生了多大变化。我们把宇航员送上了月球；我们在越南、科威特、阿富汗、伊拉克和也门打了仗；我们发明了互联网和基因编辑。但在这么长时间里，仅有高中文凭的美国男性没有得到加薪。

当经济学家探讨收入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时，他们会使用“技能溢价”(skills premium)这个概念，即“技能性”劳动者（指有大学学位的劳动者）与“非技能性”劳动者（指没有大学学位的劳动者）的工资比例。此处的“技能性”概念忽略了电工或水管工这样的技工，他们可以通过学徒制而不是大学教育来接受长时间的专业培训。任何从事过所谓“非技能性”工作的人都会（很有道理地）对“这种工作不需要技能”的想法嗤之以鼻。例如，从事餐饮服务工作，涉及为他人提供情感能量， 为他人的感受服务， 并表现出自己的情感。

“非技能性”与“技能性”这样的术语反映出作家弗莱迪·德博尔(Freddie de Boer)所说的“对聪明人的崇拜” ，即有些人倾向于迷信在正规教育中培养和选拔的技能，认为它们比其他所有技能（例如手的灵活性、体力、情感调谐）都更有价值。

在美国，自1970年代以来，工资中的“技能溢价”幅度一直在增长。截至2018年，平均而言，拥有学士学位的劳动者的工资是只完成高中学业的劳动者的1.7倍。 缺乏更基本的“技能”标志（高中文凭）的人的收入状况更糟。在美国，没有高中文凭的人并不少。自1980年代以来，美国的高中毕业率几乎没有变化，大约每4个高中生中就有1个无法毕业。

技能溢价说的是单个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但许多人不工作，许多人也不是独居的。家庭构成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今天，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与其他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婚配，这使高收入潜力集中在一个家庭中。 同时， 受教育程度(educational attainment)较低的女性独自养育子女的比率和总生育率都较高。

2016年，只有高中学历的女性中，59%的生育是非婚生育，而拥有学士学位或更高学位的女性的非婚生育率仅有10%。因此，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挣钱更少，有更多的人口要供养，而且家里不太可能有其他人帮助她们养家。

这些社会不平等现象对人的心理有深刻的影响。收入较低的人报告称，与收入较高的人相比，他们感到更多的忧虑、压力和悲伤，幸福感也较低。注【卡尼曼和迪顿在2010年发表的一篇有影响力的论文发现，每天的负面情绪体验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而下降，但收入达到每年7万美元左右之后，这种影响就消失了；而在全球范围，人们对生活的积极评价（“我目前的生活对我来说是最好的生活”）随着收入的增加而继续增加，甚至可以超过每年7万美元的收入。基林斯沃思在2021年的一份更新的报告中使用了不同的策略来测量情绪体验：实验者向参与者的智能手机发信息，要求参与者报告他们在那一刻的感受，而不是在前一天是否经历了特定类型的情绪。与卡尼曼和迪顿的研究结果相反，基林斯沃思报告说，情绪幸福感随着收入的增加而继续增加，甚至在高收入者中也是如此。

低收入者更容易受到负面事件（大如离婚，小如头痛）的影响，甚至不太能够享受周末。另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即使在高收入者当中，生活满意度（“我现有的生活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生活”）也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上升。

人们的生活变得不平等的原因有千千万万，哲学家们一直在争论哪一种原因是最重要的。有的认为，货币资源的平等是需要我们担心的主要问题。有的认为，金钱只是获得幸福或福祉的一种手段。有的拒绝对不平等的原因给出单一解释。而社会科学家倾向于研究他们的学科重点关注的不平等类型。例如，经济学家可能会集中研究收入和财富的差异，而心理学家更可能研究认知能力和情感的差异。在考虑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不平等问题时，并不存在单一的最佳起点。但在今天的美国，一个人是“富人”还是“穷人”，越来越多地取决于他有无大学学位。如果能明白为何有些人的受教育程度比别人更高，这将开导我们对人生中多种不平等的理解。

出生时的两次抽彩

人们在教育、财富、健康、幸福和生活本身的水平上有极大差异。这些不平等现象是公平的吗？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2020年夏天，杰夫·贝佐斯的财富在一天之内增加了130亿美元， 而与此同时，32%的美国家庭无力负担他们的住房。我对这种贫富鸿沟感到憎恶。这种不平等似乎很恶劣、很可耻。但是大家的意见并不一致。

在讨论不平等现象公不公平时，美国人普遍认同（或至少在口头上认同）的少数意识形态理念之一，是“机会平等”。这个短语可以有多种解读。究竟什么才算真正的“机会”，要怎样才能确保机会平等？

而一般来说，“机会平等”是指，所有人，无论出身如何，都应该有同样的机会过上长寿、健康和满意的生活。

从机会平等的角度来看，严格来说，不平等的程度或规模本身并不能证明社会是不公平的。真正的不公平在于，不平等现象与孩子父母的社会阶层有关，或与孩子无法控制的其他先天条件有关。一个人是出生在富裕还是贫穷的家庭，他的父母受没受过教育、已婚还是未婚，婴儿从医院回家后是在一个整洁而有凝聚力的街区还是在一个肮脏而混乱的社区生活，这些都是婴儿自己无法决定的。机会平等的社会应当是这样的：先天条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从机会平等的视角看，关于美国不平等现象的统计数字很糟糕。在图1.1的左侧，我展示了这样一个统计数字：家庭收入对大学毕业率的影响。这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2018年，来自美国最富的四分之一家庭的年轻人完成大学学业的可能性，是来自美国最穷的四分之一家庭的年轻人的将近4倍：最富有的四分之一美国人中有62%在24岁之前获得学士学位，而最贫穷的四分之一美国人中只有16%。

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些数据仅具有相关性。仅从这些数据中，我们不能知道为什么较富裕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完成大学学业，也不能知道，单纯给穷人更多的钱，是否会使他们的孩子学业表现更好。

但是，在围绕不平等问题的公开辩论和学术论文中，关于这类统计数字，有两点被视为理所当然。首先，关于儿童出生时所处的社会和环境条件与其最终的生活结果(life outcome)之间关系的数据，被认为有科学意义。如果研究者希望了解一个国家的社会不平等的模式 (patterns)，但看不到人们出生时所处社会条件的信息，那么研究将难以为继。有些研究者终生都在努力去理解“为什么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受教育程度更高”，并试图设计政策和干预措施来缩小因收入差距而产生的教育不平等。其次，这种统计数据被认为有道德意义。许多人对公平的不平等和不公平的不平等所做的区分是，不公平的不平等是那些与一个人无法控制的先天条件联系在一起的不平等，例如出生于富裕或贫困的家庭。

但是，还有另一种出生的偶然性，它也与成年人生活结果的不平等相关：不是你出生时所处的社会条件，而是你出生时拥有的基因。

在图1.1的右侧，我绘制了《自然—遗传学》上一篇论文的数据图。在这篇论文中，研究者单纯根据人们拥有或不拥有哪些遗传变异 (genetic variant) ， 创 建 了 一 个 教 育 多 基 因 指 数 （ education polygenic index，我将在第三章详述多基因指数的计算方法）。正如我们对家庭收入所做的，我们可以看一下位于这个多基因指数分布的低端与高端的大学毕业率。情况大致相同：那些多基因指数处于“基因”分布前四分之一的人，从大学毕业的可能性是处于后四分之一的人的将近4倍。

图1.1左侧的家庭收入数据，尽管仅具有相关性，但作为理解不平等的起点，仍然是至关重要的。社会阶层被视为一种系统性的力量，它决定了谁获得更多的教育，谁获得更少的教育。家庭收入的数据也被许多人视为不公平的初步证据，那是一种需要铲除的不平等。但是图1.1右侧的数据呢？

在本书中，我将论证，无论在实证层面还是道德层面，图1.1右侧的数据（显示基因和教育结果之间的关系）对理解社会不平等也是至关重要的。就像出生在富裕还是贫困家庭一样，一个人拥有某种遗传变异是“出生的抽彩”的结果。你没有办法选择你的父母：你既不能选择父母给你什么样的生活环境，也不能选择他们给你什么样的基因。而且，就像社会阶层一样，基因抽彩的结果是一种系统性的力量，它能决定，对于我们在社会中想要的几乎一切，谁会得到更多，谁会得到更少。

人们如何看待遗传学

如果你认为遗传跟教育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有关联，那么你就是在自找麻烦。这个想法似乎很危险。坦率地说，这似乎属于优生学。一位历史学家将那些把遗传与大学毕业等结果联系在一起的科学家跟屠杀犹太人的德国人相提并论，称这些科学家为“CRISPR技术的自愿刽子手”。一位同行曾给我发邮件说，因为我在做遗传学和教育方面的研究，所以我“并不比否认大屠杀的人好”。根据我的经验，许多学者持有这样的信念：讨论社会不平等的遗传原因，从根本上说是种族主义、阶级主义和优生主义的做法。

那些探讨遗传造成的个体差异的科学家，在一般公众眼中的形象如何呢？我们也有一些了解。公众的态度是非常负面的。

在一项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实验参与者被要求阅读一个关于虚构的科学家卡尔松博士的故事。

这个小故事有两个版本。在这两个版本中，卡尔松博士的研究项目和科学方法被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描述，不同的是卡尔松博士的研究结论。在一个版本中，实验参与者得知，卡尔松博士发现，遗传原因与数学能力测试成绩关系不大，遗传只能解释人与人之间成绩差异的4%左右。在另一个版本的研究结论中，遗传因素的影响更强，能解释成绩差异的26%。

在阅读了这些研究结论之后，参与者受到提问，卡尔松博士同意下列五项声明的可能性有多大。

1. 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应当与他们的先天能力匹配。

2. 我相信人们和社会群体应当被平等对待，不考虑其能力。

3. 某些人拥有天赋，所以他们应当被视为优于其他人。

4. 如果社会允许某些人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权力和成功，这没问题，因为这是自然法则。

5. 社会应当努力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社会变得公正。

这些声明旨在衡量“平等主义”价值观。《韦氏词典》对“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的定义是：“对人类平等的信仰，特别是在社会、政治和经济事务方面；一种主张消除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社会哲学。”当实验参与者读到卡尔松博士发现遗传与数学能力有较强关联的

证据时，他们认为他具有较差的平等主义价值观，也就是说：卡尔松希望将某些人视为优于其他人，对使社会更加公正不感兴趣，不相信人们应该被平等对待。

这项研究还发现，认为遗传对智力有影响的科学家也被认为是不太客观的，更可能是先有结论然后去找证据，而且更有可能在开始其科研生涯之前就持有不平等主义的信念。自称是政治保守派的人一律怀疑科学家的客观性，不管其研究结果如何，而自称是政治自由派的人，在科学家报告遗传对智力有影响时，特别容易怀疑他的客观性。

这项研究很重要，因为实验参与者并不是在遗传学、数学或政治哲学方面有特殊专长的科学家或学者。他们是大学本科生，参与这个实验是课程的要求；或者是在家工作的人，想通过填写调查问卷来赚外快。这项研究表明，人们，特别是具有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人们，十分普遍地相信，“关于遗传如何确实(do)影响人类行为的经验性陈述”与 “关于人们应当(should)被平等对待的道德信念”是不相容的。

优生学影响深远的遗产

很多人认为遗传学研究的结果与社会平等不相容，这当然是有充分理由的。一百五十多年来，人类遗传学一直被用来推进种族主义和阶级主义的意识形态，对被列入“劣等”的人造成了可怕的后果。

1869年，弗朗西斯·高尔顿（查尔斯·达尔文的表弟，发明了“优生学”一词）出版了《遗传的天赋》。这本书基本上由数百页族谱组成，旨在证明英国的阶级结构是由“卓越品质”(eminence)的生物遗传产生的。换句话说，在科学、商业和法律方面有卓越专业成就的人，必然是其他伟人的后代。《遗传的天赋》以及高尔顿在1889年出版的《自然遗传》。这种科学方法一直延续到今天，我将在本书中描述的许多研究都是这样的。

不过，高尔顿不满足于仅仅以族谱的形式记录亲属的相似性。他希望对这种相似性进行量化，也就是用数字来表示。量化是他的毕生爱好，他的口号是“只要能做到，就计数”。注【Kevles.】在寻找亲属相似性的数学表达时，高尔顿发明了一些基础的统计学概念，如相关系数 (correlation coefficient)。在发展统计学的同时，他还思考了如何在人类当中操纵遗传。在1883年发表的某著作的一个脚注中，高尔顿提出了“ 优生学”(eugenics) 这一新词， 以“ 指称改良种群素质的科学”，其目的是“使更合适的种族或血统有更好的机会迅速胜过不合适的种族或血统”。因此，从一开始，新生的统计学和运用统计学来研究亲属相似性模式的手段，就与种族优越性的观念以及为改良物种而干预人类生殖的提议纠缠在一起。

高尔顿于1911年去世，生前向伦敦大学学院捐赠了一笔钱，以设立高尔顿优生学教授讲席，这个讲席被授予他的门生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 ， 他也是伦敦大学学院新成立的应用统计系的系主任。

皮尔逊在他的岗位上继续为统计方法做出基础性的贡献，这些方法如今被普遍应用于科学和医学的每个学科。他用一种中立的语言来掩饰自己的研究活动：“我们高尔顿实验室的人并没有私利要追求。我们追寻真理的工作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我们也没有任何损失。”但皮尔逊在政治上并不是中立的。皮尔逊以“心理特征”（如教师对学生的学术能力的评估）的家族相关性的统计数据为幌子，认为进步时代的社会改革，如全民教育，是无用的。他还反对劳动保护，如禁止童工、最低工资和八小时工作制等措施，理由是这些改革鼓励“无能力者”的繁殖。注【Kevles.】在美国，查尔斯·达文波特(Charles B.Davenport)像高尔顿和皮尔逊一样，对家庭谱系数据的定量研究充满热情。达文波特在纽约长岛的冷泉港建立了一个优生学档案办公室。1910年，达文波特任命哈里·H.劳夫林为该办公室的主管，从而大力支持了美国历史上最强有力的优生立法倡导者。

新官上任之后，劳夫林差不多立刻就开始为他后来的著作《美国的优生绝育》做研究。该书最终于1922年出版。劳夫林在书中引用了强制疫苗接种和隔离检疫等法律先例，主张 “国家有权为改良种族而限制生育”。书中给出了“优生绝育法的范本”，供各州立法机构修改和采用，以防止“因遗传缺陷而不符合社会要求的人传宗接代”。“不符合社会要求”的人的定义是：任何“长期不能……使自己成为国家有组织的社会生活中有用成员”的人，以及 “精神不健全”、罹患精神病、犯罪、罹患癫痫、酗酒、罹患梅毒、眼盲、耳聋、肢体残疾的人，孤儿、无家可归者和“流浪汉与贫民”。 1924年，弗吉尼亚州通过了《优生绝育法》，该法直接使用了劳夫林范本的措辞。

急于确立弗吉尼亚州《优生绝育法》合宪性的优生学家很快在卡丽·巴克(Carrie Buck)身上找到了一个理想的试验案例。巴克的亲生母亲埃玛患有梅毒，巴克在被养父母的侄子强奸后，未婚生下了女儿薇薇安。 在“巴克诉贝尔案”中，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代表多数派意见，支持弗吉尼亚州的《优生绝育法》，并对巴克家族做出了一句臭名昭著的评价：“三代低能儿已经够多了。”在“巴克诉贝尔案”宣判之后，一直到1972年，有8000多名弗吉尼亚人被政府强制绝育。其他一些州效仿弗吉尼亚州的做法，导致大约有六万名美国人被强制绝育。

不过，对最热心的优生学支持者来说，绝育的速度还是太慢了。 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不久，德国通过了自己版本的劳夫林绝育法，这时美国优生学家大力敦促在美国扩大绝育计划。约瑟夫·德贾尼特哀叹道：“德国人在我们发明的游戏中打败了我们。”德贾尼特出生于南方邦联的奴隶种植园，曾在“巴克诉贝尔案”中作证反对卡丽·巴克，并在弗吉尼亚州斯汤顿市的西部州立医院担任院长，监督了上千例绝育手术。

1935年，纳粹政府通过了《纽伦堡法》，禁止犹太人和非犹太裔德国人结婚，并剥夺了犹太人、罗姆人和其他群体的合法权利和公民身份。这一年，劳夫林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纳粹同行欧根·菲舍尔(Eugen Fischer)。菲舍尔在“异族通婚问题”方面的工作为《纽伦堡法》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劳夫林给菲舍尔写信的目的， 是把他介绍给威克利夫· 普雷斯顿· 德雷珀(Wickliffe Preston Draper)，德雷珀是一位纺织业巨头和优生学爱好者，不久之后将前往柏林参加纳粹关于“种族卫生”的会议。

回到美国后，德雷珀与劳夫林合作建立了开拓者基金会(Pioneer Fund)，该基金会于1937年成立，至今仍然存在。基金会的名字是为了纪念最早在美利坚殖民地定居的“开拓者”家庭，宗旨是促进对人类遗传和“种族改良问题”的研究。其最早期的活动之一是发行一部关于绝育的纳粹宣传片《遗传病》(Erbkrank)，该片得到了希特勒本人的特别认可。

从20世纪初的这些优生主义者到今天的白人至上主义者，无论是在活动资金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他们都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例如，自称“种族现实主义者”的贾里德·泰勒认为美国黑人没有能力实现 “任何形式的文明”，他最近便接受了开拓者基金会的资助。泰勒继承了皮尔逊和劳夫林的意识形态传统，将遗传学当作反对社会平等和政治平等的宣传武器。他在对行为遗传学家罗伯特·普罗明（我将在本书中介绍他的工作）的著作《基因蓝图》的评论中称，遗传学的新发展将敲响社会正义的丧钟：“如果［这些］科研结论被广泛接受，它们将摧毁过去六十多年来整个平等主义事业的根基。

2017年，白人至上主义者聚集在夏洛茨维尔，参加“团结右翼” (Unite the Right) 集会 。穿着卡其布服装的男子挥舞着纳粹旗帜，高呼“犹太人不会取代我们”，游行穿过埋葬着卡丽·巴克的小镇。这提醒我们，将种族隔离时代的弗吉尼亚州与纳粹德国联系起来的那种“种族纯洁”的疯狂意识形态，并未完全消失，而且它给巴克这样的贫穷白人带来了恐怖的后果。

遗传学与平等主义：预览

在《遗传的天赋》出版之后的一个半世纪里，遗传学家查明了遗传的物理物质，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克隆了一只绵羊，对解剖学意义的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进行了测序，创造了三亲胚胎 (three-parent embryo) ， 并研发了CRISPR-Cas9技术来直接编辑 DNA序列。但在这一个半世纪里，人们对遗传差异与社会不平等之间关系的理解，与高尔顿最初的表述几乎没有什么不同：经验性的主张（“人们的遗传差异导致了生理、心理和行为上的差异”）与道德应然（“一些人应该被视为优于其他人”）混在一起，可能产生可怕的后果。

本书的目标是重新认识遗传学与平等之间的关系。我们能否将人类行为遗传学（从高尔顿的观察开始，一直到关于智力和受教育程度的现代遗传学研究）从几十年来与之纠缠的种族主义、阶级主义和优生主义意识形态中剥离出来？我们能想象一种新的合题(synthesis)吗？这种新的合题能否拓展我们对平等以及如何实现平等的理解？

为了帮助解释我们可以如何重新思考遗传学与平等主义之间的关系，在此不妨描述一下我与遵循高尔顿传统的一本书——理查德·赫恩斯坦和查尔斯·默里的《钟形曲线》的分歧之处。《钟形曲线》的书名是对高尔顿的统计学关怀的致敬。高尔顿观察到， 将人类特征不同数值的群体频率(population frequency)绘成图，会形成一个具有特殊数学性质的钟形“正态”分布。《钟形曲线》的副书名“美国生活中的智力和阶级结构”是对高尔顿的社会关怀的致敬，即阶级差异如何反映基因遗传的问题。

赫恩斯坦和默里关注的不是“卓越品质”，而是智力，并用抽象推理能力的标准化测试来衡量智力。与赫恩斯坦和默里一样（也与绝大多数心理学家一样），我也相信智力测试测量的是一个人心理的某个方面，这个方面与人们在当代教育体制和劳动力市场上的成功有关；并且双生子研究(twin study)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个体差异是有遗传原因的，而且智力是可遗传的（这是一个被严重误解的概念，我将在第六章中详细解释）。鉴于这些观点上的相似之处，难免会有人将本书与《钟形曲线》以及赫恩斯坦于1973年出版的关于智商和优绩主义的书进行比较。

因此，在此简要列举我与赫恩斯坦、默里的观点差异，不仅可以预先避免误解，还可以预示我将在本书中提出的观点。

在本书中，我将论证，研究人类个体差异的科学完全可以与强有力的(full-throated)平等主义相容。《钟形曲线》的最后一节提到，可以用遗传学来支持平等主义的论点，以实现更大的经济平等。“为什么［某人］的收入和社会地位要受到惩罚？……我们可以承认，这不是一个‘活该如此’的问题，而是一个经济实用主义的问题，即如何为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提供补偿性的利益。”

这短短几句话包含了两个重要的观点：(1)人们不应该仅仅因为他们碰巧遗传了某些特定的DNA组合而“活该”在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2)社会应该被组织起来，以便使社会中处境最不利的成员受益。在《钟形曲线》中看到这些观点，颇有些令人迷惑，因为它们听起来像是出自一本与之迥异的书：平等主义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

在《正义论》中，罗尔斯用“自然抽彩”(natural lottery)的比喻来描述人们在生活中的初始位置是多么不同。正如我将在第二章描述的，抽彩是描述遗传的一个绝佳的比喻：每个人的基因组都是大自然的强力球彩票的结果。

然后，罗尔斯用了几百页的篇幅来探讨应该如何安排一个公正的社会，因为人们在自然和社会这两种“出生的抽彩”中的结果确实存在差异。罗尔斯远没有把人们在“先天能力”上的差异看作将不平等正当化的理由，他谴责那些按照“自然界中的任意性”构建的社会的不公正。他的正义原则使他认为，源于自然抽彩的不平等，只有在它有利于社会中最弱势者的情况下才可以被接受。在罗尔斯看来，认真对待人与人之间的生物差异并没有损害平等主义；恰恰相反，生物差异是促使他倡导更平等社会的理由之一。

《钟形曲线》对罗尔斯思想的短暂提及，模糊地指向了一种探讨遗传学和社会平等的新方式。但是，赫恩斯坦和默里在花了半页篇幅以诱人的方式探讨平等主义之后，又退回到其根底里的不平等主义，并抱怨道：“说一些人比其他人优越，这种说法已经变得令人反感了……尽管我们对有些东西比其他东西更好的想法不会见怪——不仅根据我们的主观观点，而且根据持久的优劣标准。”（强调是我加的）读了500页《钟形曲线》之后，我们会清楚地看到，赫恩斯坦和默里认为什么样的东西和什么样的人更好。按照他们的说法，在智商测试中得分较高的人就是优越的；白人就是优越的；阶级较高的人就是优越的。事实上，他们把经济生产力（“对世界的付出多于索取”）描述为“人类尊严的基础”。

让我们将赫恩斯坦和默里认为一些人比其他人优越的油腻观点，跟政治哲学家伊丽莎白·安德森给出的不平等主义的定义进行比较：不平等主义主张，将社会秩序建立在人类的等级制度上，是公正的或必要的，而人类的等级是根据人类内在价值来划分的。不平等与其说是指商品分配的不平等，不如说是指优等人与劣等人之间的关系……这种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产生了自由、资源和福利分配上的不平等，并被认为是这些不平等的正当理由。这是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民族主义、种姓制度、阶级和优生主义等不平等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

换句话说，优生学意识形态认为，人类可分为三六九等，一个人的 DNA决定了他的内在价值和他在等级制度中的地位。根据优生学思想，由这种等级制度产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不平等（优等人得到更多，劣等人得到更少）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的、公正的和必要的。

对优生学意识形态的标准反驳，是强调人类基因的同一性。毕竟，如果人类的DNA没有差异，就不能用DNA差异来决定人的价值和等级。这种将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跟基因相似性联系起来的立场，在比尔·克林顿总统宣布“人类基因组计划”已经完成人类DNA序列第一份完整草案的措辞中得到了明确的体现。克林顿大力宣扬人类的基因同一性，认为这是一个支持平等主义理想的经验真理(empirical truth)：人人生来平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相信，从这次对人类基因组的胜利考察中得出的一个伟大真理是，从遗传学角度看，所有人类，无论什么种族，都有99.9%以上的相同之处。

克林顿在另一个场合承认自己“犯了错误”，而我认为将基因同一性与平等主义理想联系起来也是克林顿的错误之一。的确，与盘绕在每个人的细胞中的长长的DNA链条相比，任何两个人之间的遗传差异都是极小的。但是，在试图理解为什么一个孩子有自闭症而另一个孩子没有，为什么一个人耳聋而另一个人有正常听力，以及（正如我将在本书中描述的）为什么一个孩子的学习成绩很差而另一个很好时，我们之间的遗传差异就显得非常重要了。遗传差异对我们的生活有着深刻的影响。它们导致了我们所关心的事情的不同。把对平等主义的承诺建立在人类基因的同一性上，就是沙上建塔。

生物学家J.B.S.霍尔丹将卡尔·皮尔逊比作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皮尔逊的遗传理论在某些基本方面是不正确的。哥伦布的地理理论也是如此。 他出发去找中国， 结果发现了美洲。 ”我认为，将哥伦布跟皮尔逊及其优生学同行进行比较，确实是有道理的。哥伦布与皮尔逊等人在理论上的错误的严重性、他们给无辜人民带来的暴力和伤害的严重性，以及他们发现的东西的重要程度，都是相似的。我们已经有了相关的知识，所以不能假装美洲大陆不存在。同样，我们已经有了相关的知识，所以不能假装基因不重要。相反，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剔除优生主义者的科学错误和意识形态谬误，我们必须阐明如何在平等主义框架内理解遗传科学。

在本书中，我将论证，说人们在基因上有差异，并不等于优生主义。说人与人之间的遗传差异导致一些人更容易发展某些技能和功能，也不等于优生主义。社会科学家研究和记录教育体制、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如何以经济形式和其他形式奖励人们特定的、受历史和文化影响的天赋和能力，也不等于优生主义。那么，怎么样才算是优生主义呢？将人固有的劣势和优势、人类的等级或自然秩序的概念，与人类的个体差异以及造成这些个体差异的遗传变异联系起来，那就是优生主义。在遗传变异随机分配的基础上，制定和实施在资源、自由和福利方面造成或巩固人们之间不平等的政策，那就是优生主义。

那么，反优生主义就是要(1)了解遗传的运气在塑造我们的身体和大脑方面所起的作用；(2)记录我们当前的教育体制、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如何奖励具有某些类型身体和大脑（而不是其他类型的身体和大脑）的人；以及(3)重新思考如何能够改变这些体制，使其包容所有人，无论人们的基因抽彩的结果如何。正如哲学家罗伯托·曼加贝拉·昂格尔所写的，“社会是人构建和想象出来的……它是人造的，而不是潜在自然秩序的表达”。本书将对自然界（通过遗传变现出来）的理解，视为“重塑和重新想象社会”这项事业的盟友，而不是敌人。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合题

遗传学对推进社会平等有助益，这种说法经常遭到质疑。我们都深刻认识到了优生学的潜在危险。将遗传与社会不平等联系起来，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好处。即使我们能够将遗传和平等主义综合起来，我们为什么要冒险？鉴于美国优生学的黑历史和恶劣影响，设想遗传学研究能够以一种新的方式被理解和应用，可能显得过于乐观，甚至幼稚。

但是，在考虑风险和利益的时候，很多人忘记了继续维持现状带来的风险。现状就是，学术界和非专业人士普遍认为，了解个体之间的遗传差异如何造成社会不平等，是一种禁忌。但这种现状已经无以为继。

正如我将在第九章中解释的，忽视人与人之间存在的遗传差异的普遍趋势，阻碍了心理学、教育学和社会科学其他分支的进步。 这导致我们在理解人类发展和施加干预以改善人类生活方面的成功率，远远低于我们原本可以做到的。并没有无限的政治意愿和资源可以用来改善人们的生活；并没有无限的时间和金钱可以浪费在不可行的方案上。正如社会学家苏珊·迈尔所说，“如果你想帮助［人们］，你必须真正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你不能简单地自信已经掌握了解决方案”（强调是我加的）。如果社会科学家要共同面对改善人类生活的挑战，我们就不能忽视一个关于人性的基本事实：人们不是生来就一模一样的。

忽视人与人之间的遗传差异，也留下了一个阐释的真空，而政治极端分子都很乐意填补。贾里德·泰勒并不是唯一对遗传学兴致盎然的极端分子。正如遗传学家耶底底亚·卡尔森和凯丽·哈里斯总结的，“白人民族主义运动的成员和附属机构是科学研究的贪婪消费者”。记者和科学家们都对“ 风暴前线”（ Stormfront ， 其座右铭为“ 白人骄傲全世界”）等白人至上主义网站如何剖析和利用遗传学研究敲响了警钟。

卡尔森和哈里斯分析了社交媒体用户如何分享科学家发布在bioRxiv资料库的论文，所以这两位研究者能够为上述现象提供可靠的数字。他们的分析显示，关于遗传学的论文在白人民族主义者中特别受欢迎。

我在自己的工作中也看到了这种现象。以我与别人合著的一篇论文为例，该论文论述了遗传差异与所谓“非认知技能”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认为“非认知技能”与正规教育的成功有关（我将在第七章详细解释这篇论文）。 卡尔森和哈里斯的分析发现，在这篇论文的六个最大的推特受众群中，有五个受众群，从他们的简介和用户名的措辞来看，似乎是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基因组学和医学领域的学者（图1.2）。而第六个受众群是由某些类型的推特用户组成的，他们的简介中包括“白人”“民族主义者”等词语，以及绿青蛙表情符号，反犹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群体会用这种表情符号表达仇恨。

这是一个危险的现象。我们生活在遗传学研究的一个黄金时代，新技术使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收集来自千百万人的遗传数据，并迅速开发出新的统计方法来分析这些数据。但是仅仅生产新的遗传学知识是不够的。随着遗传学研究离开象牙塔并在公众中传播，科学家和公众必须努力明确这项研究对人类身份认同与平等的意义。不过，创造意义的重要任务往往被拱手让给了最极端和充满仇恨的声音。正如埃里克·特克海默、理查德·尼斯贝特和我本人所警告的，如果具有进步政治价值观的人（他们拒绝接受遗传决定论和伪科学的种族主义臆想）自己放弃了在人类能力科学和人类行为遗传学领域教育公众的责任，那么公众传播界就会被那些不认同进步政治价值观的人主宰。

前六大受众群的推特关键词

A、博士，学生，遗传学，基因组学，研究(research)，生物学，大学，科学，实验室，科学家，博士后，生物信息学，生物学家，数据，分子，研究者，癌症，研究员，候选人，教授，计算的，研究 (studying)，人类，……

B、健康，医学博士，医学的，医疗保健，医药，护理，研究，医生，博士，公共，内科医生，主任，教授，科学，临床，作者，教育，家庭，营养，病人，新闻，研究者，激情的，倡导者，服务……

C、让美国再次伟大，白人，民族主义者，美国人，特朗普，保守，生命，世界，上帝，基督徒，人民，美国，自由，真理，爱，媒体，新闻，骄傲，时间，国家， 音乐，天主教徒……

D、研究，教授(professor)，健康，博士，社会学，大学，政策，社会学家，科学，研究者，教授(prof)，助理，学生，数据，公众，不平 等，研究员，人群，家庭，人口统计学，教育，联系，政治……

E、经济学，博士，经济学家，教授(professor)，研究，发展，学生，大学，政策，助理，经济，健康，候选人，公众，教育，数据，研究员，政治的，经济的，教授(prof)，助理，劳动力，实验室，科学，研究者

F、博士，研究(research)，心理学，遗传学，科学，大学，健康，学生，教授，心理学家，研究者，神经科学，认知，精神，临床，医生，大脑，科学家，研究员，人类，博士后，助理，数据，研究 (studying)……

本书的目标

那么，关于人类能力的科学和人类行为遗传学对社会平等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书分两部分进行探讨。在第一部分，我希望能说服读者相信，遗传学对理解社会不平等很重要。对这一观点的常见反驳包括： 双生子研究存在无可救药的缺陷； 对遗传率 (heritability)的估计毫无用处；被测DNA与人类的后天表现仅具有相关关系，并不能证明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或者基因可能与人类的后天表现有因果关系，但如果我们不知道其中的机制，那么有无因果关系就不重要了。所有这些反对意见在仔细检视之下都站不住脚，但为了解释原因，我们有必要深入探讨行为遗传学研究的一些方法论细节，以及一些关于这些方法取得的成绩的科学哲学。

在第二章，我首先会更详细地解释基因彩票的比喻，并引入一些生物学和统计学概念，如基因重组(genetic recombination)、多基因遗传(polygenic inheritance)和正态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在第二章，以及在整本书中，我会重点关注由偶然（chance，即通过遗传的自然抽彩）而非选择（choice，如通过胚胎植入前遗传诊断或其他生殖技术）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遗传差异。

在第三章，我会解释一些常用的方法，特别是全基因组关联分析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和多基因指数研究，如何用于检验个体遗传差异与生活结果差异之间的关系。然后，第四章会解释全基因组关联分析的结果不能告诉我们群体特别是种族群体之间的差异的原因。关于“先天性”种族差异的书籍和文章不断涌现，固然热闹，却毫无意义。关于社会不平等的遗传学研究，包括双生子研究和DNA的测量研究，则几乎完全集中在个体差异上，而这些个体近期的遗传血统完全属于欧洲，绝大部分都有可能被认定为白人。

研究范围的这种缩小，为我在本书中描述的所有经验性结论提供了一个基本的限定。对社会表型和行为表型(phenotypes)的遗传学研究，由于其目前集中于欧洲遗传血统的人士，所以不能有意义地帮助我们科学地理解种族和民族群体之间的社会不平等。不过，正如我在第四章中描述的，我们对“人们为何一再回到毫无科学意义的遗传种族差异问题”的考虑，揭示了某些人如何以遗传学的解释为借口，拒绝社会变革，否认人们肩负着推动变革的社会责任。这个借口将遗传视为否定社会责任的理由。无论基因在社会构建的种族群体之内或之间如何分布，我们都必须消灭这个借口。

考虑到群体差异和个体差异的区别，第五章首先讨论关于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和多基因指数研究结果的一个基本问题：这些研究能否解释遗传原因？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会退一步，先回答一个更普遍的问题： “什么是原因？”明确了什么是原因（以及什么不是原因）之后，第六章将探讨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和遗传率研究的结果。在这里，我也审视了大量的证据，它们表明基因会导致重要的生活结果，包括受教育程度。第七章是本书第一部分的结尾，描述了我们如何理解基因和教育之间的联系机制。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会探讨这样的问题：既然我们已经知道遗传学对于理解社会不平等很重要，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运用这一知识？一旦我们抛弃了优生学的提法，即遗传差异构成了人类先天优劣等级的基础，那么还剩下什么？在第八章和第九章，我会探讨理解人与人之间的遗传差异如何能够帮助我们通过社会政策和干预来改变世界。在第十章，我会探讨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人们会拒绝接受有关人类行为之遗传原因的信息，以及为什么认定基因是人们生活中运气的来源，实际上会减少在教育和经济上“不成功”的人受到的指责。在第十一章，我会探讨为什么很难将“遗传对智力测试分数和教育结果的影响”从人类优劣的概念中剥离出来，并将“我们如何看待关于人类心理这些方面的遗传学研究”与“我们如何看待关于其他特征（如耳聋或自闭症）的遗传学研究”做一个比较。最后，在第十二章，我会描述反优生的科学与政策的五项原则。

在整本书中，我不会试图掩盖我自己的“左”倾政治立场。但我真诚地希望，即使是政治立场与我截然不同的读者，也会相信我在本书中思考的问题是重要的，即使他们坚决不同意我给出的答案。我请我的保守派读者记住，古希腊人、《圣经》作者和美国开国元勋也关注“正义”这个理念。在一个技术变革加速、遗传学知识激增的时代，我们如何像先知弥迦劝诫的那样“行公义”注【《旧约·弥迦书》第6章第8节：“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据和合本。】 ？我相信，不管我们属于哪个党派，“正义”都是一个对我们所有人都有重大影响的问题。

写一本关于平等的书需要勇气。作为心理学家和行为遗传学家，我自己的专长和学术研究领域是儿童和青少年时期人类行为的遗传学。关于平等的理论很少谈及基因。不过，关于平等的理论确实谈到了技能、天赋、能力、禀赋、才干、雄心、竞争、优绩、运气、先天性、偶然性和机会。而且，我希望通过本书告诉读者，行为遗传学领域对所有这些问题都有很多话要说，尽管遗传学能（和不能）告诉我们的东西比乍看起来要复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