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喜剧大赛到春晚，“喜人”熬过漫长岁月

2004年除夕，一辆北京开往沈阳的绿皮火车上。12岁的张弛刚结束自己的初次海外之旅，独自在这趟回乡的列车上听完了整台春晚。那是他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春晚，也是他坐过人最少的一次火车。

二十年后的除夕，张弛站上了春晚的舞台，和《一喜》时的老搭档蒋诗萌合作表演小品。其实去年，张弛也有节目进入春晚初选，不过最后没被选上——不到节目单出现的最后一刻，一切都是未知数。

在除夕的前几天，我们在米未见到了登上今年央视春晚的四位“喜人”。

或许是经历过一次落选，张弛的状态看起来比较放松。对比之下，阿奇的紧张和激动尤甚，他用“光宗耀祖”这种略显夸张的词汇，形容自己的感受：“那可是中央电视台举办的联欢晚会，办到现在一共才几十届啊？我能参加一届，那我爸妈的腰板儿都硬了。”

跟阿奇与阿成合作《开不了口》的闫佩伦虽然是第二次登上春晚，但他非常能理解阿奇的激动，“这可是春晚呢，而且我们北方孩子对春晚都有情结在的，能上一个从小就梦寐以求的舞台，是多么荣耀的事儿啊。”

不仅在央视春晚，今年北京、安徽、江苏等各大卫视的春晚舞台上，都有“喜人”的身影，还有不少“喜人”陆续有电视剧、电影等作品上线。借由一个综艺节目，很多演员完成了从0到1的突破，开始被行业和大众所关注，进而有了更多机会，逐渐构建起了新时代的喜剧演员生态。

当然，机会的反面，是演员这个职业所自带的、让人无法停下来的紧迫感。对于这些“喜人”而言，《喜剧大赛》或许只是个开始，甚至春晚也只是个开始，至于未来如何，还要面临更多的考验。

不过，至少一切都已经开始了。

他们的“春晚”

今年是闫佩伦第二次上春晚。

去年准备春晚节目的时间，刚好跟《二喜》的总决赛撞到了一起，闫佩伦不得不在两个排练室来回跑：在《二喜》舞台上，他做着“抢眼”的助演；在央视演播厅，他和金靖、于奥、铁男等人一遍遍打磨本子，彩排节目。

春晚节目单最终确定的时候，闫佩伦他们还在排练厅里面，因为不让带手机，所有人都不知道结果。从排练厅出来后，他们还在互相安慰，“上不上都行，反正努力了。”而后才看到节目通过的消息。“知道自己真上的时候，情绪反而很平常，激动的情绪已经被磨没了。”

如今的闫佩伦的心态变得更加平稳，对第一次参加春晚的阿奇与阿成，他能传授的经验之谈只有三个字：平常心。“我告诉他们别期待太高，就是平常心，时刻根据意见调整本子，平常心地等到最后一刻，等名单出了之后，我们才算真正上了春晚。”

今年春晚，他们带着在《二喜》合作的原创作品《开不了口》登上了舞台。巧合的是，去年闫佩伦之所以被春晚选中，正是因为《开不了口》饰演的“三叔”一角。在节目中，它是全场票数最高的作品，获得了11800票，还帮助阿奇与阿成直接晋级了决赛。

《开不了口》对三个人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去年12月末的一个深夜，三人同时接到了春晚导演组的邀约。得知这个消息后，他们立马拉了个群，群名叫“这屋人真棒”，取自《开不了口》作品里的名台词——“儿你真棒”。

在《开不了口》里，阿奇饰演的那位“不善言辞的父亲”，原型正是他自己的父亲。“我都能想象到，如果我们真的上了春晚，我家里人看了之后，可能我妈会热泪盈眶，我三叔会热泪盈眶，我会热泪盈眶，但我爸不会，我爸肯定不会有反应。”

阿奇现在还记得，在大学的升学宴上，三叔喝醉了大哭，但爸爸却格外冷静。“我三叔抓住我一顿夸，人家都以为我是我三叔的儿子。”所以他也能猜到父亲看完这次春晚表演的反应，“他不会说一句‘挺好’，可能是说，‘别骄傲，你得继续努力。’”

对于这种“北方男人的沉默”，闫佩伦也深有感触。去年春节，闫佩伦妈妈对他说，“你爸比你都忙。”因为从大年三十那天开始一直接电话，接到了初一晚上，所有打来的电话都在问，“是不是你儿上春晚了？”闫佩伦学着爸爸接电话的样子，阿奇在一旁用力点头，“真是这样，完全一样。”

谈起春晚，几位不约而同地都提到了家人。比起对自身职业生涯的帮助，借此获得家人的认可或是给他们带去自豪，好像成了春晚对他们更大的意义。

“从我6岁从艺那天开始，每年到春晚的时候，家人和亲戚都会跟我说，将来咱长大也上春晚。”张弛从小在戏台长大，之后去演了舞台剧，因为一直在剧场表演，家人很少有机会能看到。所以“能有机会让他们在电视上看见我的演出”，是张弛最开心的事儿。

张弛现在还记得第一次踏入春晚彩排现场的感受，因为和《星光大道》是同一个演播厅，让他感觉熟悉到有些亲切。2020年，他正是在这个舞台上，凭借一首《重整河山待后生》拿下了亚军。

虽然去年的节目没能入选，但张弛仍然交出了自己的春节成绩单。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满江红》里，张弛饰演左卫“陈亮”，虽然戏份不多，但对张弛而言，已经是过去不敢想象的机会了。

大年初一，全家出动去给张弛捧场，那天沈阳下着大雪，平时十分钟的路程要走将近一个小时。“我父母、我干妈、我大姨他们，一般晚上八九点就要睡觉了，但那天全家人都赶了晚上十二点的场去看。虽然戏份不太多，但是他们还是特别为我自豪。”

无论是有过春晚体验的闫佩伦和张弛，还是首次登上春晚的阿奇和阿成，在演员这个身份的背后，他们都是在外漂泊的游子。在除夕这个特别的时间，全家聚在一起观看春晚时，能看到他们的表演，这是一种最直接的、与家人的牵绊。就像张弛说的那样，“家人是真正知道我吃了多少苦的人，所以有回报的时候，他们比我还感动。”

“我自己倒没觉得什么，可能有的苦你吃过去，也就过去了。”张弛说。

只有一个答案

每年春节回家，都有亲戚问阿奇，“你什么时候能上春晚啊？”阿奇每次都说，“别想了。”“那个时候觉得红成啥样才能上春晚啊！”彼时的阿奇距离春晚和春晚所代表的“被看见”都太遥远，

2019年，阿奇一整年都没有工作，很多时候就在做一件事，等。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一周面了四五个组，都被拒绝了，“一个说我太显老，一个说我太显小。我当时就很纠结，我到底是老还是少？我到底该演什么？”

怎么想都得不到答案，阿奇决定“不管了”。“一开始面试我都去，演完我也不问，爱咋地咋地，反正也上不了。后来有面试我都不去了，就装病。”

但即便如此，阿奇也从来没想过放弃这条路。不仅是因为“别的都不会”，也源于小时候的一个目标：三四岁的时候，妈妈问他以后想做什么，他指着电视上正在唱歌的孙悦说，“我想上电视。”

如果《喜剧大赛》对于很多像阿奇这样一直在演艺圈摸爬滚打的人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那么获得这个机会的代价或许就是，要忍受一段艰难的、看不到前路的岁月，并且在每一次可以选择放弃的时候，都坚持了下来。

张弛18岁那年经历了倒仓（青春期发育时嗓音变低或变哑），没法继续唱戏之后，他选择了演话剧。因为属于“转行”，他没有签约公司，资源基本全靠朋友介绍，朋友没资源的时候，他也跟着无事可做。唯一的优点可能是乐观：“快交不起房租时，来了个戏，我感觉自己运气还挺好的。”

那段时间里，张弛尝试见过影视剧剧组，试探性地踏入舞台之外的地方。但那种感觉让他感到陌生且痛苦，“我知道他不会用我，他也知道他不会用我，但是我俩都得走这流程。”

可能是因为长时间都在舞台上表演，习惯了和台下的观众互动，能接收到即时反馈。突然要面对镜头和选角导演的打量，张弛有些不适应，“我不知道他在干嘛，也不知道我在干嘛，我甚至连他看没看我都不知道，完全没有连接。”那是他参加《喜剧大赛》前第一次见组，也是最后一次。

相较于半路出家的张弛，阿成虽然是科班出身，但情况也没有好上太多。演员的收入总是不固定，工作也是有一搭没一搭。“我做了很多工作来维持演员这份工作。在工体摆过摊，在酒吧驻唱过，发传单、做零售、做服务员，都干过。”

阿成最接近梦想的一次，是参加了2019年山东卫视发起的“群演公社”活动，有4000多名演员报名，阿成走到了总决赛。他曾提到过，自己得到消息的时候，大哭了一场，之前一直都在怀疑自己做的事情，“群演公社”是第一个对他来说相对客观的认可。

“影视寒冬”的到来，让很多像他们这样的“底层演员”处境更加艰难，在苦等机会和兼职维生之间，时代也给他们留了一个生存缝隙：那段时间，恰好是电商直播、短视频的高速发展期，不少演员也选择利用自己的表演特长或者创作才能，换个赛道以求生存。

阿奇和闫佩伦都想过要不要转行去做直播和短视频。但短视频需要保持更新频率，闫佩伦又做不到推掉所有戏约，没办法让自己的短视频账号“不断更”。阿奇则是始终屏着一口气，放不下演员梦，“如果这口气卸下来了，可能我现在就是在做直播，但我卸不下来。”

在放弃和坚持间，每个人的心里其实早已有了答案。

赌的勇气，赢的可能

《一喜》有一段没有放出来的后采。在闫佩伦被淘汰之后，现场导演问他，“你觉得最对不起谁？”闫佩伦想了想，有点控制不住情绪地回答：“我最对不起自己。”

或许是因为在喜剧行业待了很多年，闫佩伦对《一喜》有种精确的直觉，觉得“这节目一定会火”，他对自己的期待值也因此变得很高。没想到，刚加入“Piu Qiu Pia Qia”战队，他就被淘汰了。

这次失败的经历，让闫佩伦觉得茫然无措。“快30岁了，还在北京摸爬滚打，而且那一年我爸妈也开始催着我结婚生子，那时候我啥都没有，爱情也好，生活也好，都是一塌糊涂。”几乎是在被淘汰的瞬间，闫佩伦就决定参演《二喜》。第二次回到这个舞台，他最大的变化就是学会放低期待值。

2022年，闫佩伦和搭档张祐维组队，再次登上《喜剧大赛》舞台，但只表演了一轮就又被淘汰了。

因为节目组修改了赛制，淘汰选手可以继续留在节目中参与共创，闫佩伦有机会成为节目助演，《二喜》里，闫佩伦一共参与了14个节目，每个角色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二喜》还被网友戏称为“一年一度闫佩伦大赛”。

那一年，闫佩伦刚好30岁。“我妈说，30年了，终于不用给你钱了。”

同样是在30岁那年，张弛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种变化更多是心态上的。之前，张弛总是喜欢呆在自己的舒适圈，而在30岁后，他选择尝试让他恐惧的事情或者有趣的事情，比如钓鱼，或是组乐队。他不觉得自己在走出舒适区，“我现在在扩大舒适圈，我可以在更多的地方舒适，那我干嘛不这么做？”

这种松弛感，在张弛30岁之前的人生里很少出现过，过去的他总是思虑很多，“很多人都跟我说，张弛你很优秀，你自信一点，我也一直强迫自己自信，但我做不到。后来我发现，对我来说，自洽可能比自信容易点，或者说更适合。”

在参加《一喜》前，张弛一直是不自信的。节目组的邀约通过微博私信发送，看到私信的张弛，第一反应是以为对方是骗子，“我微博没多少人关注，而且我还是《奇葩说》和《乐队的夏天》的狂热粉丝，对方的第一句话就介绍自己是《乐队的夏天》的导演，我一看，这不明显是个骗子嘛。”

收到《二喜》节目组的电话时，阿成也一度以为对方是骗子。听到阿成这么说，阿奇问，“你这是对自己没信心？”，闫佩伦开玩笑地说，“他这是对行业没信心。”

阿成和阿奇都是在看《一喜》的时候，决定报名参加第二季。

《一喜》播出期间，阿成和一位朋友在排练话剧的间隙，偶然看到了《平行时空大饭店》，朋友问他，要不要去这个节目试试？阿成应了。“后来我们上了楼，我问他，是不是真去啊？他说那就去嘛。”他们扫了节目结尾处的二维码，在线上报了名。

在此之前，阿成已经萌生了“退圈”的念头，孩子马上要出生了，需要稳定的工作和收入。

收到节目组的面试邀约之后，他跟妻子说，“我最后再赌一次。”——类似的话，他2015年就跟妈妈说过，“你给我一年时间。”一年又一年，每次他都会安慰妈妈，“再等等，我现在可能快好了。”

这个机会对于正在跟公司谈解约的阿奇来说，同样像是一根“救命稻草”。他回忆起自己当时的情况，一部戏拍三个月，每年赚到的钱刚刚够交一年房租。

阿奇扫描二维码报了名，然后把希望都压到了《二喜》上。等了一个月，节目组打来电话通知他面试，他特意为自己挑了一个仪式感很强的日子，在自己生日当天去面试——2月15日，那天也是元宵节。

为了参加面试，阿奇那年没敢没回家过年，他担心不确定的疫情政策会让他错过面试，2022年的春节，他自己一个人在北京过了年。在《东七门》的采访里，工作人员回忆起了面试那天的场景：，一屋子几十个人给阿奇唱生日快乐歌，他一直在鞠躬，跟大家说着谢谢。

对于那一天，阿奇印象最深的是自己踏入大楼，看着小剧场的屏幕上播放着“大宇治水”、“皓史成双”等组合的影像，然后开始想象之后的自己，“当时我看着就想，什么时候能把我的名字挂上去？他们拿的那个奖杯，我要是能有一个……”

还有太多像阿奇这样的人，为了一个不确定的梦想笨拙地坚持，把《喜剧大赛》当成最后的希望。《喜剧大赛》九个月的创排期，每个人都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当中，一边打磨本子，一边琢磨演技，798老工业厂区的米未大楼里，总是灯火通明。

可是创作热情也抹不平残酷的现实，不是所有人都能坚持下来。闫佩伦表示理解，创排压力很大，也没有收入，最重要的是，结果是完全未知的。“准备好几个月，最后只选二十几个组，所有人都可能会面临‘白干’。”

马东曾在《一喜》里说，《喜剧大赛》是为了给“脚脖子演员”一个升到腰部的机会。对于这群“脚脖子演员”来说，这个机会背后的意义可能更为残酷——它是一场豪赌，赢了只是开始，输了就得从头再来。

一切刚刚开始

从“脚脖子演员”到“腰部演员”的道路上，如果说《喜剧大赛》是个开始，春晚是个阶段性的人生奖励，那下一个升级关卡何时将会开启，对于所有人而言，仍然是个未知数。

对于节目前后的变化，他们的回答都相同，那就是明显增多的机会，“之前是0，现在有个1，这都好很多了。”张弛说到。

《一喜》结束后的一个冬天，张弛在车里接到了于和伟发给他的微信，大概介绍了张艺谋要筹拍的电影。“我记得很清楚，最后一句他说的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我记得当时情感非常复杂，我还不能表现得太激动。”开拍前，张艺谋给演员们开会，一起聊剧本，为了在张艺谋面前“不露怯”，张弛做了很多准备。“觉得自己是个小崽子，提了些想法，导演认同了，还挺高兴的。”

在《满江红》上映的同一年，张弛参演的第一部电视剧《故乡，别来无恙》开播了，剧中张弛饰演的“刘枫”是一个胜负欲强的傻直男，被观众视为整部剧的“搞笑担当”。

张弛最爱看弹幕，对他来说，这很像舞台剧的观众直接的及时反馈，“我一般看两遍，一遍没弹幕，一遍有弹幕，最喜欢的是一长串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看到的时候很有成就感。”他接受自己的喜剧演员定位，并且享受其中，“他们肯定高兴才能打那么长的‘哈’。”

《故乡》拍摄期间，任素汐送给张弛一个1:1的奥斯卡奖杯。他就站在镜子前，模拟自己得奖的时刻，“刚开始是两个手捧着的，后来发现不行，显得我特别没有力量，我看人家都是一个手，就换成一个手在那儿练，照着镜子练，我都练好了。

“我好想拿奖啊。”张弛的回忆落在了一句玩笑里，而这句玩笑的背后，是张弛终于敢于向外界表露的野心。30岁之后，追求自洽的张弛意识到，“我得对自己诚实。”

然而，不是每个人的“第一次”都如张弛这般顺利，至少对于闫佩伦来说，“第一次”都不太顺利，《一喜》和初次登春晚后，闫佩伦的生活和事业都没什么起色，“好像我的人生第一次都没什么收益，总是得再接再厉，第二次好像才能获得点什么。”

《二喜》之后，很多人找到了闫佩伦，说很喜欢他的作品。在一些聚会上，他也能很快地融入进去，因为很多人都看过他的作品，“这减少了破冰时间。”

就在跟毒眸聊天的那个下午，闫佩伦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有人给喜剧演员的颜值排名，他排第一，“我没想到我会上榜，还是第一。我记得第一条评论说，这个人颜值虽然一般，但是看着很顺眼。”

《喜剧大赛》给了他们很多东西，但是对于这些演员来说，更大的变化是心态上的。

阿奇提到之前没参加节目前总是不自信，“我去面试，都在装自信，实际上也不知道怎么跟人聊天，参加完节目之后，有很多人会说，我看过你的节目，听到这些话就感觉有了底气。”

在阿奇看来，对演员而言，所谓“脚脖子演员”“腰部演员”这些概念，其实没有统一的坐标系，“要不就是默默无闻，要不就是在顶上发光，中间这个区间是很模糊的。”

在这个区间内生存，很多时候他们的选择并不多。《喜剧大赛》之后，很多找过来的角色都是喜剧类型的。“大部分找到我们的角色，都是想让我们塑造一个开心的人，但是一个人不可能24小时都开心。”阿奇说。

“开机前或者表演前我会很焦虑，因为他们说这个戏里只有我这么一个喜剧角色，这么重的担子压在我身上，我就会经常想，这么演他们会不会满意？演得不好他们会不会觉得，我也就那样？”

焦虑不止在对角色的诠释上。过去太久的工作空窗期，让阿奇始终难以摆脱潜在的焦虑。一旦闲下来，他就会陷入自我怀疑，哪怕一部戏只有三天没有他的戏份，他也会焦虑。张弛也一样，闲下来的时候，总忍不住想很多，“戏播了大家会认可吗？还会有人找我演戏吗？”

经历过这些之后，大家现在有了更平稳的心态，比如是否在意“喜剧演员”的标签会成为束缚，或是该如何面对不确定的未来，这些问题都逐渐有了答案。“大家对你的印象，一定会随着你的作品不断露出而更改的，当有一天我们能胜任别的角色的时候，这些类型的角色自然而然会找到我们。”

至少在现阶段，那些过去看起来遥不可及的机会，正在一个个成为现实，至于到底是“脚脖子演员”还是“腰部演员”，好像显得没那么重要了。

“我们能有机会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演员到现在这样有戏演，已经很好了，不然那些角色谁演呢？有脚有腰，才能组成一个人嘛，不可能永远只露那个头，对吧。”闫佩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