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老夫少妻宣布婚讯，娱乐圈怎么了？

每年年初是日本艺人宣布婚讯的高峰期，今年尤其。

看客对此习以为常，但依然有一对夫妻的婚讯曝光，引发了不小的讨论——

「堂本刚 x 百田夏菜子」。

先介绍一下这两位。

堂本刚，杰尼斯旗下古早组合Kinki Kids出身的爱豆，今年44岁；而女方百田夏菜子，是女子组合桃色幸运草的成员，今年29岁。

之所以引发讨论，是因为这跟大众眼中的堂本刚简直截然相反。

他一直以流动性别的先锋姿态示人，提及便是“敏感纤细的艺术人格”“看起来这辈子都不会结婚”。

被不少粉丝视为心中有大爱的“艺术家”。

然而到头来，“大艺术家”却在大腹便便的40+、恰逢杰尼斯倒台之际投身家庭。

妻子还比他小15岁。

果然，站在择偶链上游的男性，无论姿态再好看，依旧大多会选择年轻女性结婚生子。

老夫少妻的搭配，早已见怪不怪。

日本娱乐圈，最不缺老夫少妻

还记得刘诗诗和吴奇隆公布结婚时，被不少网友嘲讽“十年之后刘诗诗要赡养五位老人”。吴奇隆比刘诗诗大17岁，这样的年龄差在内娱已经被玩梗出圈。

然而在日本，老夫少妻算是许多演艺圈夫妻的标配。

豆瓣日娱小组里盘点过相差十岁以上的老夫少妻恋，许多有口皆碑的国民级男明星都在列——

比如现年58岁的香川照之，在2022年开始第三段婚姻，女方是比他小30岁的圈外女性；

现年64岁的渡边谦，在2023年第三次结婚，据报道比女方小21岁；

50岁的浅野忠信和32岁的中天久留美，差了18岁；

阿部宽，2011年结婚，彼时47岁的他娶的妻子比他小15岁；

福山雅治比妻子吹石一惠大13岁；

西岛秀俊比妻子大16岁；

小田切让比妻子香椎由宇大11岁，两人认识时香椎由宇才19岁；

根本盘点不完，国民度高的男明星即使娶年轻的妻子，也很少被人诟病。

然而性转过来，女方比男方大十岁的夫妻，扳着指头数也寥寥无几，多的是美女配猪头、配厨子、配笑星。

广末凉子宣布

将于今夏和厨师鸟羽周作再婚

还有佐佐木希和渡部建，年龄差15岁不说，渡部建出轨182人，佐佐木希代为道歉。

如今非但没有离婚，还官宣二胎产子。

我承认论封建，内娱跟日娱比还是小巫见大巫了。

图源：新浪微博

我并不想抨击这些男明星有多爱“老牛吃嫩草”，毕竟婚姻自由。

但这样的夫妻大多结识于女方涉世未深的二十出头，彼时男方已是混迹娱乐圈多年的“老油条”，其间的权力结构不难察觉。

在日本社会，这些早已司空见惯。

普通人也在复刻着同样的择偶逻辑，在Quora网站上有人问：“在日本，人们能接受40+男性去date20+女性吗？”

回答区现身说法：“very acceptable”，答主本人有个比他小33岁的前任，还在东京交过好几个年龄没有他一半大的年轻女孩。

「老男人总能找到年轻女性」，是日本的社会现实，更是根深蒂固的父权体现。

每每看到诸如此类的社会现象，我都倍感诡异。

不禁好奇，日本到底是怎样一个神奇的国家。

这里既诞生了上野这样的女权先锋，对国内女权发展都影响深远。

但又维护着东亚最父权的一面，有着全球最发达的女性情色产业链、难以解决的女性贫困问题、《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146个国家中位列第125位的末位排名。

在中韩两国女性主义熊熊燃烧的当下，我们很少听到来自日本女性的声音。明明时间往前倒五六十年，日本女性也曾走上街头，挥舞着拳头为自己争取权利。

在这片土地上，女权主义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日本女权进程：

“元始，女性是太阳”

日本女权最早起步于明治维新。

彼时日本百废待兴，经历着从思想到科技的巨大变革。自由民权运动在日本风起云涌，日本妇女解放运动也开始发轫。

1878年，一位名叫楠濑喜多的女子在高知县医院选举时表示抗议，她说：“作为户主我是纳税人，但因为我是女人，就没有选举权，这种事简直太奇怪了。”

楠濑喜多遂向内务省提出抗议和斗争。1880年，政府终于承认了女性户主的参政权。而在当时的世界，只有极少数国家和地区承认女性参政权。

当时的女权运动代表人物岸田俊子，游走在关西各地参加女性运动演讲。她的《告同胞姊妹书》，被认为是“日本最早的女权论”。

还有福田英子，她在当时就指出女性受教育的重要性，她认为“日本女性的蒙昧是由女子教育的不完善和民权未扩张所导致的”。

这些活动家的声音，影响了最早一批女权主义者。

岸田俊子

然而，社会运动总是向前一步，退后一大步。

很快，天皇感受到统治上的威胁，明治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限制妇女权利的政策。

比如剥夺女性参政权、给女性灌输贤妻良母的教育、禁止妇女参与政治集会、剥夺政治自由，并且赋予男户主在家族中至高无上的权利。

在政府的打压之下，日本女权一度沉寂。直到1911年，平塚雷鸟创办青鞜社，开始发表刊物《青鞜》。

“新女性”，就此诞生。

在当时舆论管制的严冬之下，她们批判“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批判婚姻制度、讨论“堕胎”“贞操”“废娼”等问题，这在当时都是石破天惊的言论，也因此屡屡被禁。

还有那句“女性本是太阳”，更是时代最强音。

「元始，女性本是太阳，是真正意义上的人。

现在，女性是月亮，依靠他人而生存，依靠他人的光芒而闪亮，这轮月亮如同病人一样脸色苍白。

我们必须找回被隐藏的太阳。」

——《青鞜》发刊词

日本女性解放运动的再度兴盛，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那时，黑人运动、反越战、新左翼运动、学生运动等各种革命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上野千鹤子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加入了女性主义的浪潮中。

当时还是学生的她，跟男同学们一起参加学生运动、抗议示威。但很快，她便发现在左派组织内部，女性所遭受的一系列性别歧视和性暴力。

男性会将女性按照用途分门别类。比如在男性被捕时送吃送喝的是“救援天使”；拿着武器跟男性一起游行的，是不会成为恋人的“武斗罗莎”；在性方面比较主动的女性，被污名化成“公共厕所”；而做后勤捏饭团的，被叫作“枪的后妻”。

同样满怀革命热情，但对男性来说不过是捏饭团的女孩，这样的女性处境令上野为之愤怒。她后来谈到自己为什么会成为女性主义者，是出于“私愤”——

「他们脑子里装的都是革命，身体却是父权制的同谋。」

1975年后，日本的女性主义抛弃了左右翼阵营划分，决定建立一种只属于女性视角的理论学派，“女性学”。上野也开始了她作为女权主义斗士的征程。

经历了上百年的历程，日本女性主义运动有着丰富的理论思想和实践经验，但到了当代，却有种偃旗息鼓的态势。

提起当今的日本，仍然是牢不可破的父权形象；提起日本女性，仍然会第一时间想起给老公孩子准备便当的贤妻良母。更不用说政界、企业高管中的男女性别比例，基本是男性的天下。

令人失望的日本女权？

网上不乏一些男性大V盘点日本女权发展史，每盘点到这个时间段便长嘘短叹起来。

我们都知道，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迎来了漫长的「失落的三十年」。通胀紧缩，房地产泡沫破灭，平成一代成了躺平的“废物一代”。

女性主义同样受到经济方面的巨大打击，企业裁员导致大量女性被迫回归家庭。

但在男大V的描述中，是第二轮女权运动的兴盛导致日本女性“昏了头”，人均拜金女，对日本男性提出高要求，这样的作死行为才逼得日本男性集体躺平。

好熟悉的口吻，简直和当下骂国内女性“既要又要”、不谈既得利益只聊彩礼问题的男性如出一辙。

但实际上，即便是女权运动的兴盛时期，也并未改变女性在社会中所承担的性别期待。

日本有着坚固而传统的性别角色范式，在二战后再次达到巅峰——勤奋的丈夫将一生奉献给公司，而全职主妇照料家庭。

当经济危机来临之时，社会会更趋于保守。一个稳固的日式传统家庭，成了抗风险的最小单元。

这样的范式延续至今，据2022年的调查显示，母亲做的家务仍然是父亲的3.6倍，导致女性在生完孩子难以兼顾职业。

根深蒂固的性别角色

图源：BBC

2015年，时任首相安倍晋三为了振兴日本经济、鼓励女性重返职场，提出了所谓的“女性经济学”的概念。

但呼吁是一码事，落到实处是另一码事。

一位女记者对此表示：“政府只是在推动增加女性领导人的数量，却没有提供任何根本性的改变或支持，这个负担是由女性来承担的。”

为了呼吁男性同样承担家庭劳动，劳动部推动陪产假计划，规定男性有权享有最长一年的育儿假。但2018年统计数据表示，只有6%的男性享受了这一优惠。

即便日本在公共育儿方面已经走在前列了，大量公共托儿所和保育园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女性育儿压力，但女性仍受母职所累。

很多婚前曾是职业女性的家庭主妇，在就业时却会遭遇来自老旧僵化的聘雇制度的重重阻挠。

于是，男性依然被钉死在工作岗位上，家庭依然是女性一个人的战场。

最典型的日本家庭构成参考《半泽直树》，一个当代武士似的丈夫，一个大和抚子式的妻子。

家庭身份和职业身份之间不可调和，也因此诞生了一个奇观，那就是日本超高的单身女性比例。

20世纪90年代的政府人口普查发现，每20名女性中就有1名女性终身不婚，而在2020年，这个比例已经变成了七分之一。

越来越多女性在职业女性/家庭主妇的二选一中，选择了前者。

不知不觉中，改变正在发生。

“日本还有女权吗？”

如今，当我们热烈讨论中韩两国女权时，总少不了声音预先宣告日本女权的死亡。

“日本女权已经消亡了。”

“连MeToo运动都没有在日本蔓延开来。”

但现实，并没有那么悲观。

2015年，记者伊藤诗织在被媒体人山口敬之强暴，她曾两次将自己被强奸的事件诉诸法律，两次被驳回。2018年，关于她的纪录片《日本之耻》一经播出，引发大规模反响。

如同平静的湖面被打破，越来越多日本女性决定，不再沉默下去。

2019年，日本有四名被指控强奸的男性被无罪释放，更是进一步点燃了女性的怒火。

一场名为#Flower Demonstration#的大型抗议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发生。女性们手持鲜花，公开讲述自己被性侵的历史。

这在日本这个以顺从和隐忍著称的国家是罕见的。日本当局对性犯罪男性无耻地包庇让女性忍无可忍，她们走上街头，分享彼此的痛苦，更分享彼此的愤怒。

最终，在各地女性的声援之下，伊藤诗织迎来了艰难的胜诉，日本政府修正强奸罪的量刑标准。

讲述有用，那些曾在职场中遭遇性骚扰而不敢声张的女职员、在列车中被痴汉却不敢报案的女学生、那些把性看作禁忌的传统女性，她们的观念正在松动。

去年的日剧不仅有关于女性友谊的《重启人生》，还有一部关于女性被性侵的《围栏》。

剧中讨论了性犯罪的量刑问题；

讨论女性的情色产业，划线金句“女人能够选择不做爱就是自由”；

还讨论了女性身份能否超越地缘民族政治。

我们能看到日本当代女性创作者们，在试图执笔推翻些什么，改变些什么，就像日本女权的百年进程中每一代女权主义者在做的。

有理由相信，这股席卷全球的力量正在日本形成一个个漩涡，女性们愈发勇敢、坚定、不再沉默地接受社会为女性设下的陷阱。

所以，“日本还有女权吗？”

我想说，她们从未消亡。

只是社会观念的改变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

那是一个无比漫长的过程，甚至可能长过我们的一生。

那是一个随时面临考验的过程，有时前进之艰难，倒退却可能是顷刻之间。

但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唯有踏着女性先驱的脚步，顶着飓风。

发出我们这一代女权主义者的呼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