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赐 | 三四年春节都不回家的农民工是不是农民，不种地的农民是农民吗？

张天赐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

首发腾讯新闻@新乡土

一、微妙的乡愁·序

笔者现在还在读书，2023年我一共回了一次老家，且只呆了三天。面对“回乡记”一词我略感迷茫。我本河南商丘人，不出所料，今年却又是去杭州陪父母过年。上次回家，房屋四周的道路布局和土地利用在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都发生了质的变化。村头和屋檐后蹲坐的大爷大妈也早已轮换了不同的面孔，家里的几亩地可能又被谁侵占了几分，老屋的地基旁又被谁种上了树，小学同学的谁谁谁娶了媳妇还生了女儿。每次回去都百感交集。

此处为家乡曾经集会最繁华的十字街头

随着学业的变迁与父母职业的选择，我回乡的次数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不知为何，每次与家乡拥抱，陌生感就会多一分，每次在家乡生活一段时间，童年的记忆就会淡去一抹。

对于家乡，人们都是饱含情怀与思念的，但我却是想接近但又没有理由留下，想尽力却又力不从心。听着本该熟悉却又陌生的乡音，走着原本泥泞现在却硬邦邦的小路，毫无“近乡情更怯”的惯俗意识，只有“不敢问来人”的主观行为。

学业的追逐使我陪伴父母的时间越来越少，父母劳动的投入使他们回乡的时间越来越少，二者叠加便促成了我回乡越来越少的客观现实。

当愁绪有所传递之后，对故乡生成的便只有敬畏，敬而远之与人言可畏。想来我也不算薄情寡义之人，毕竟，父母在何处，何处便是吾乡嘛。家乡今年是回不去了，那今年的回乡记便从父母及现居地着手。

此次春节团聚期间在我有意识的畅聊下，父母的生命历程、角色转变与角色扮演、职业选择与职业倾向、育儿观念与育儿期待、大事经历与性格成长简直是我迄今为止后知后觉发现的最为丰富的田野资料，奈何目前的我才疏学浅且时间有限，只能寥寥二三语以概之，实为憾事。

二、回乡见闻之我的民工父母

农民进城打工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而城市扩张、农村变为城市这种标准的城市化流程也是经典议题，但当进城打工的农民作为外来者一头扎进因城市化而由“村民”变为“市民”的本地农民群体后，又会浮现几多有趣的区分呢？

（一）杭州外来民工(我的父母)

1.父母人生经历

父母作为60后农村夫妻，一生中的大事屈指可数，父母结婚、生育、病痛、盖新房子、还清债务、姐姐们结婚、外公外婆去世、奶奶去世、我读大学、我读研究生。这些朴实单调但又充实明朗的关键词，便是父母实而不华的前半生，当然，也是我的全部。

我们家中三个姐姐，一个儿子，我就是那个儿子，最小的那个。大姐与二姐相差1岁，三姐与二姐相差4岁，我与三姐相差10岁。父母婚后的生活便围绕着我们姐弟几人紧凑底进行着。（从这里便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家是大众认知里较为典型的农村重男轻女家庭。当然了，我有3个姐姐这件事其实并非偶然，因为父亲，他甚至有5个姐姐。）

我家的情况可按时间粗糙地分为“姐姐们小时候”和“我小时候”两个阶段。据姐姐们描述，她们小时候，家中过活甚是艰苦，奶奶年迈，姐姐们年幼，父亲身体也不太好，母亲一人独木难支，很多时候吃饭都成问题，跑去街坊四邻借粮借钱借到人家害怕。大姐和二姐便是那个时候辍学的。

说来实在可惜，大姐二姐的学习成绩据说都相当优秀，三姐“学霸”的名头一度冠绝临近村庄乃至姑姑所在的村庄（为什么还有姑姑的村庄呢？见后文）。现在的九年义务教育在当时还是收费的，我们家的情况，这一定程度上加重家庭的负担，加上彼时颇具特色的生育制度，我们家门被掀过，院墙被推到过，部分家庭成员甚至一度过上了“东躲西藏”的日子（因为这个时候躲到了姑姑家）。当时是改革开放热火朝天的时候，村头巷尾席卷而来的时髦元素也时刻撩拨着姐姐的心。最后，我的出生，大概是姐姐辍学事件的终结性因素。后来原本该上学的大姐外出打工了，挣了钱大大缓解了家里的经济压力。不久后，二姐据说因为近视和其他模糊到差不多被遗忘的非经济性因素也辍学去务工了。两位姐姐的外出务工，客观上大幅提高了家里的收入。按理说，三姐本该顺利读书，可偏偏三姐身体弱不禁风，一上学就头痛（不是学不会，是单纯的身体不好），奇怪的是辍学后身体便好了起来，后来索性也外出务工了。于是家里便只剩了我一个孩子，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的降低使得父亲的身体也渐渐好转起来。姐姐们挣了钱补贴家用，后来出嫁，三位姐姐的彩礼父母也都分文未动，都留给她们。后来，姐姐们教育的事情还有后续，在此便不做展开了。

后来便是“我小时候”这一阶段。在我的记忆里，家里虽然依旧清贫，但好在未曾为温饱为难过，在父母望子成龙的殷切期望下和姐姐们的细心呵护下，我应该算得上是一直在茁壮成长，一路顺利读书近20载至今。

相对于我，父亲的身世才是坎坎坷坷呢。据说父亲小时候，爷爷当时是村里的“木匠大户”，且极其仁义，爷爷在世时，半个村子的人都在我们家吃饭（当然这是老一辈人夸张的说法），可好景不长，爷爷去世时，爸爸才十三四岁，据说，四姑和五姑出嫁都是爸爸操办的。特殊的经历难免形塑出特色的人格和独特的观念，所以很多时候的很多做法与决定未曾经历过的我们自然是无法理解也无权苛责的。

3个姐姐和5个姑姑是农耕时代孤陋旧风的人口特色与香火执念，姐姐们的纷纷辍学是时代局限下经济制约的家庭悲剧，父母眼睁睁看着女儿们外出务工是客观社会背景下传统农村夫妻的无奈与妥协。父亲和我的出生，则不断承接着时代背景下旧观念中赋予的整个家庭后继有人的香火责任和不曾绝户的声誉重担。

家乡的油菜田

2.劳动类型及转变

父亲早年跟随爷爷学过木工，后来结婚后是在家乡边种地边做清水匠（盖房子），后来身体原因对重体力劳动有心无力就和母亲一起在集市上卖过衣服，再后来父亲身体好些了，便外出务工，母亲留守持家并种田，再后来，也就是现在，则是父母双双外出务工，家中农田全部承包他人耕种。

细数下来，我们家在短短几十年间经历过四个时期的变迁：半耕半工（非外出手工）、半耕半商（96、97年前后）、半耕半工（外出务工）和只工不耕（外出务工）。结合时代背景客观来讲，在所谓的半耕半商时期，是我们家实现社会阶层跨越式发展的最佳时机（历史唯心地讲也是我距离“富二代”最近的时候），遗憾的是我们家并未在市场经济的快车上坐稳便提前下站了。

半工半耕是时期最长也几乎贯穿我小时候的时段，都说大城市能成大事，父亲进城务工从事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融入我国城市化的光影之中。

只工不耕时期是现在，最具争议，最难定义，最具讨论价值，也最脆弱最易反转的时期。因为虽然父母现在完全脱离的田地的束缚，更换了工作场所，但并未在大城市购置房产扎根和变动户口。那么，将来养老时又将回到何处？（当然，以上讨论是在未考虑子女影响的前提下进行的。以我的例子来说，现在父母在何处何处便是家，今后作为家中唯一儿子的我在何处，何处便会是我们的家。）

3.劳动与养老的场所选择

还是以父母为例，在劳动时期，城市较高的收入是对农民工最大的吸引力，但当到了失去常规性劳动价值的时候，无依无靠无权无势的农民工显然不具备长留于大城市的可能性。这时，相较于大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回乡养老那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日常生活投入便是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当然，这也是不考虑子女影响的前提下）

影响农民工养老去留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生产生活惯习的适应和适应的退化。城市生活与工作，从节奏、形式到内容都大大迥异于乡村，长期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经过数年乃至十数年时间适应这种生活环境后再返回乡村，最直观地感受就是原先乡村生存惯习的退化与现在生存惯习的非适应以及社会关系的再适应。

至于医疗及其他各类社会服务，对养老的去留则基本无碍。因为在他们眼里，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都是花一分钱办一分事，甚至他们普遍认为在乡村开的药会更便宜(当然现在有医保，这点倒是没大问题)。那么城市的服务再好，跟我们农民工又有什么关系呢？民工群体普遍是无钱、无闲甚至都没有享受超自身收入水准相关服务的意识。

所以，在我的视角里，父母之前选择进入大城市务工并长期务工的唯一决定性因素，就是工资!也只有工资。因为较高的工资，是更高的收入的基础（收入来源一般不止工资，尤其是比较会过日子的农民工朋友们），更高的收入就为攒钱提供了可能性。为什么说是可能性呢？因为同样是在大城市里，假设同样的工资，老一辈能够赞得住钱，年轻人却往往攒不住，这里面同样有很多值得思考的情况，成长与生活方式、消费观念、攒钱的执念等等，这里并非主题姑且按住不表吧。

对于进城长期务工的农民工来说，具有劳动价值时决定其留下的因素最终也会成为其不具备劳动价值时离开的因素，所以，在不考虑子女这等影响因子的前提下大批农民工在有过外出务工经历后，其主观倾向为主导的劳动场所最终必然选择城市，而其客观现实为限制的养老场所最终必然是返回乡村。

家乡的庭院

三、养老育儿二三事

虽然没有回老家，但最近还是听说了很多家乡的风闻故事。感触最深的便是养老和育儿了。之前在我们老家的村子里，一对夫妇的子女成家之后也基本都在一个村子或者附近的村镇（至少普遍在一个县域），所以，对父母养老问题，大概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独生子女家庭，跟随子女养老。二是一子无女或多女家庭，父母普遍跟着儿子养老，女儿看望看护较多，以及提供一些经济型支持。三是多儿子家庭，这种家庭在我们村及附近村庄是非常普遍存在的（这个“普遍存在”也很有讨论价值，暂且放到后文），这种家庭在面对父母养老问题时有以下几种做法，一是父母跟着其中一个儿子，其他的儿子女儿给予经济支持；二是父亲和母亲分别跟着不同的儿子，这种情况较为少见但在两个儿子的家庭确实是客观存在着的；三是父母在儿子们家轮流居住，这种情况往往是在父母只剩一个之后，且老人基本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乃至缺乏生活能力的时候，这个时候，女儿往往也会加入到“轮流”的行列而不只是尽照顾和提供经济支持了。

在村子里，以上的情况和模式因为普遍存在所以深入人心，但是，随着打工、长期打工、举家打工等现象的出现，这套模式和方式却不再符合现在的客观现实状况。

其实，在村子里，老、小、田地一直以来都是左右着一对夫妇是否外出务工以及是否外出长期务工的重要因素。

其中，起决定性的是老和小，尤其是老。因为很多时候，“小”是选择带去打工地区读书的，而“老”却很少带着的，当然了，也有例外。

以我们家为例，我的父母一起外出务工，是在我去外地读大学之后，在此之前，是母亲一人在家照顾我，父亲一人外出务工。而我之所以没随父母到外出地读书，原因则更复杂。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奶奶在家养老，父母亲是必然有一人在家的。后来奶奶去世，我再家上学也好几年，无论是出于到大城市上学的困难性还是上学环境的稳定性还是生活成本的考虑，我都不得不留在家里上学，一直到结束高中，读到大学，父母在没有了“老”和“小”的羁绊之后，终于实现了市场经济主导下的工作场所的更换。

以姐姐家为例，其公公婆婆尚还有农务劳动能力，出于与老一辈育儿经验和育儿观念的相驳，同时也为了减轻老人的生活压力，防止留守儿童的产生，所以将儿女带在身边，夫妻携女儿进城务工。进城打工带子女入学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户口。其次是学费等消费问题，另外还有转学对孩子的影响，以及更深刻的阶级性认知与参差的暴露对孩子造成的影响。（从最简单的基础设施来说，我们老家，是没有地铁的，所以我们此前都是不会乘坐地铁。乃至我们县都没有火车站站点，更不用说机场了。其余的超阶层的物质与精神产品与服务更是没有任何与之接触的主观意识倾向与客观条件。）一对夫妇外出打工之前，决定其外出打工的原因一般不会是为了子女教育。挣钱、收入是主要的，其他往往都是妥协性行为，而非前瞻性规划，子女教育并不能成为进城打工的主要驱动性因素，反而是副产物。但后来却往往变成其不想离去的重要原因。大城市的拉力或许成人能够使出浑身解数适当克服，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行为惯性在“穷什么不能穷教育，苦什么不能苦孩子”的固有认知加持下，最容易在教育环境方面出现且固化下来。

四、农民群体的地域区分——杭州本地农民的房东路

作者现在杭州所居住的小区据说在大约20年前，也是农区，在此地的居民，自然也是农民。但随着杭州城市的扩张与开发以及自然保护工程等的实施，本地居民在拆迁后摇身一变便成立坐拥几套房产的“房东”，之后便迎来了全国各地外出务工者为“租户”，由此，原本分散在不同区域的“农民”由于这种社会结构性调整来了个千里相聚，同时也呈现出不同的群体特征与性格。

笔者作为外地来过节的年轻学生同时操着外地口音，经常被小区门口的姐姐和大妈们拦下问“小伙子，租房子吗？”，经过几次闲聊之后，也对其有了一些了解。

据作者观察，原住民中出现了较多的以房产为中心群体思维以及行为模式。

比如，在职业选择的时候，男性较多选择稳妥性高风险性低的职业进行“转行”而较少投资做生意，而女性则较多是直接成为社会较为羡慕的“包租婆”。

再比如，在对待子女的婚嫁观念上，本地住户中，尤其是没有儿子的家庭（因为生了儿子的家庭早已被传统认知建构完整了），往往会将自家房产当作陪嫁，但前提是新人要在本地工作和生活。于是就会经常出现将房子作为婚嫁中重要考量筹码的行为和思想惯性。

关于缘由，我想大抵有以下几点。一是在大多数拆迁户家庭中，新分得的房产往往便是一家之中价值最高的财产了，加之职业角色从农民变成了房东，原先的土地性收入变成了房产（房租），房产在客观上便已经成为了家庭财产的重心。二是“拆一代”们在今天其实仍然具有传统农民的普遍特征，比如勤劳、节俭以及小富即安和安土重迁的心理。所以，在进行行为选择与逻辑思考时就很难将作为贵重且固定的不动产——房子的钳制绕过。如是，出现上述的社会现象和群体特征便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