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一手创办南开大学，晚年想参加南开校庆，为何却惨遭拒绝？

1950年10月17日，75岁的张伯苓一大早就兴致勃勃地起床梳洗，吃完早餐后他穿上一身正装，打算去参加南开中学的校庆。

可没想到他刚要出门的时候，儿子在背后叫住了他，像是扭捏，又像是为难地说：“爸爸…你还是不要去了吧！之前学校有老师来过…说…说不希望您去……”

原本兴致盎然的张伯苓听了儿子的的话愣了一下，伸向门把手的手僵在了半空中盯着门看了好一会，转过头笑了笑说：“外面也下雨了，那就不去吧！”

说完这句话张伯苓看似淡定地走回房间，留下一个痛苦而落寞的背影。

作为南开的创始人之一，张伯苓为何连校庆都参加不了？这中间有着怎样的隐情？

一：弃武从教

张伯苓出生于光绪年间，他的父亲是一名晚清秀才。

熟悉历史的小伙伴都知道，即使是在晚清时期，秀才也是一个相当难得的功名了。

所以张伯苓的家人原本希望他能继续父亲的读书之路；考秀才，考举人，最终考上进士入朝为官。

少年的张伯苓也算是遵从了家人的期望，可遵从的却又不太彻底；张伯苓是去读书了，只不过目睹了晚清的军事暗弱的他，满怀壮志地选择了读军校，想要走强军强国的路子。

1891年，15岁的张伯苓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航海，第二年转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驾驶军舰。

在北洋水师学堂学习期间，张伯苓的成绩遥遥领先，两年后继续遥遥领先前往北洋水师舰队实习。

根据当年的《美国海军年鉴》排名，北洋舰队最大主力舰7300吨，是全球排名第9，亚洲排名第1的强大舰队。

刚满18岁的张伯苓意气风发，一心想要在北洋舰队大展拳脚，做出一番利国利民的事业。

可惜张伯苓的热情越是高涨，被伤的也只能越深！

1895年甲午海战爆发，张伯苓引以为傲的北洋舰队不但没有打出风采，反而被当时还声名不显的日本海军打的节节败退，输掉了几乎所有精锐。

张伯苓满怀雄心壮志被当头浇了一盆冰水，满怀激愤地从北洋舰队回到学校。

北洋舰队的失利导致船舰不足，即使是张伯苓这么优异的学生，毕业后竟然也一度无舰可登，只能赋闲在家。

在等待分配船舰的这段时间，张伯苓时常痛苦地自问：明明我们有强大的舰队，又辛苦训练了那么年！为什么还是败的那么凄惨，那么狼狈？

在家赋闲一年多后，张伯苓终于被安排到了同济舰上当差，可这也很快给了他更大了精神打击。

1898年，英国逼迫清廷签订《中英订租威海卫专约》。

根据这份条约，威海卫的日本军队将退出，由清廷代表象征性接手威海卫之后，再转交给英国部队。

张伯苓所在的同济舰，担任的正是护卫清廷官员代表的任务。

张伯苓在短短的一天之内，看着威海卫降下日本军旗换上清廷的龙旗，然后再降下龙旗，换上英国的米字旗。

倍感屈辱的张伯苓明显看到，英国和日本的士兵魁梧强壮，动作整齐划一，而清廷士兵却面黄肌瘦，精神萎靡不振。甚至还有人在这种屈辱的时刻，还打着哈欠偷偷抽大烟！

如此强烈屈辱，如此鲜明的对比，让张伯苓强军强国的梦想开始崩塌了。

他意识到中国之所以打不过列强，不仅仅是武器装备的不足，更是重要的是缺乏应有的思想和精神。

意识到问题所在的张伯苓，愤然离开了海军，回到天津老家开始搞教育，希望通过教育强民强国。

二：艰难办学

张伯苓是一个优秀的军舰驾驶员，开船、出海航行，他都很有一套！可这些都跟教育没啥关系。

当时中国教育的主流还是私塾教育，新式教育该怎么搞？虽然众说纷纭，可实际上大家都在探索之中。

有人主张坚守传统教育；有人主张传统教育+西洋教育；有人主张抛弃传统教育全面引进西式教育。

职业搞教育的人都没个标准，张伯苓这个“半路出家”的海军军官，更是一头雾水。

为了搞清楚什么样的教育最有利于国家民众，张伯苓决定亲自去国外考察考察，总结出来最适合中国的教育方式。

让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张伯苓出国考察的第一站，竟是他最厌憎的日本。

甲午海战的失败，是张伯苓初出茅庐所受到的最大打击；号称亚洲第1的北洋舰队，竟败于这个亚洲的嘬尔小国！

这让张伯苓对日本深感厌憎的同时，也对他们产生了好奇——身为中国弟子的他们，到底做了什么改变？竟然能够打败我们曾引以为傲的北洋舰队！

1904年5月，张伯苓东渡日本，并在日本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教育考察，主要考察他们的教学内容和教学体制。

回国后的张伯苓对新式教育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开始寻找志同道合的人创办新式学校。

恰好这一年刚刚到任直隶学校司督办的严范孙，也是一个有志于教育改革的人，张伯苓和他一拍即合。

在严范孙的支持下，张伯苓把严范孙馆和王益孙馆两个私塾合并，募集资金改建为私立敬业中学堂，由张伯苓担任“监督”。

这所学校，就是南开最早的原型。

1904年“庚子国难”刚刚过去4年，国内的守旧势力还相当大，可有志之士却已经发现新式教育的必要性。

在严范孙和张伯苓的努力下，私立敬业中学堂为民众提供新式教育，为学生打开眼界，认识新生的事物，很快就获得了有志之士的青睐。

1907年为了安顿学生，私立敬业中学堂在天津城区南边的开洼地扩建校舍，民间因此称学校为“南开”，新校舍建成后校方干脆顺势改名叫“南开中学”。

到了1917的时候，南开中学已经成功办学十几年，培养了大量的优秀学生，在国内也有了一定的声名。

这时候的张伯苓并没有满足，他觉得中学教育所教授的知识毕竟有限。虽然中学教育可以强民，但却不能让学生成为世界发展第一线的人才。

张伯苓认为，国家要真正跻身于世界一流，需要更多经过专业深造的人才。

于是他就向校董严范孙提出，创办高等院校，在南开中学的基础上再办南开大学！

严范孙听了张伯苓的想法之后，立刻表示赞同，全力支持张伯苓创办南开大学。

1917年夏天，42岁的张伯苓远渡重洋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考察学习近代教育、教育行政、教育哲学等十几门学科，为筹建南开大学做准备。

1918年，严范孙也赶到了美国，张伯苓一边向严范孙讲述自己的所学，一边跟严范孙马不停蹄的考察美国各个私立学校的办学方式。

42岁的张伯苓和58岁的严范孙，在炎热美国经常汗流浃背地交流所学。相对年轻的张伯苓为了减轻严范孙的压力，只能尽量自己多学多留心，把自己学到看到的东西精简后汇报给严范孙。两人在美国不但考察了大量美国私立大学的教学方法和办学方式，还联络了许多优秀的留学生，为创办南开大学做足了充足的准备。在美留学多年的著名教育家凌冰，就是张伯苓在这一时期寻访到的。

1918年12月，张伯苓和严范孙从考察回国，准备着手筹办南开大学。

可一个非常现实的目的又摆到了眼前：钱从哪儿来？

不管是哪个时代，要办一所先进的大学，所需的资金都不是一样小数目。

张伯苓为了创办南开大学，不得已接受了黎元洪、徐世昌等北洋军阀的资助。

当时很多学生对此并不理解，认为张伯苓接受这些人的资助，玷污了教育的神圣性。甚至有人以此攻击他，批判他。

对此张伯苓不以为意，他以自嘲的口吻说：再美丽的花朵，也是需要粪水浇灌的。

在张伯苓和严范孙的多方奔走之下，南开学校大学部于1918年秋季建成。

在南开大学之前，国内的大学多以文、史、法、地等文科为主。

张伯苓聘请凌冰为大学部主任后，首开商科和理科，文学院、理学院、商学院三科并重，对我国的教育实践影响深远。

三：积极抗日

1932年日本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并扶植溥仪成立伪满洲国，对中国的野心可以说是昭然若揭。

南开中学的学生，在日军司令亲自出席的华北运动会伤，高举“收复失土”“勿忘国耻”等爱国标语，齐声高歌爱国歌曲，让日军司令大为难堪。

运动会结束之后，日军以权势强压张伯苓，要求他处理那些在运动会上“闹事”的学生。

张伯苓丝毫不惧，义正词严回绝日军代表：“中国人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爱国活动，外国人无权干涉！”

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时，张伯苓带头为前线将士进行募捐活动，自己先捐500大洋作为表率。

日军对张伯苓强硬的抗日态度恨的牙痒痒，不仅专门成立了一个针对他的行动特科，还用把大炮推进南开学校、在南开中学与南开大学之间建军营等方式，武力威胁张伯苓和南开学生。

但无论是张伯苓还是南开学生，都没有被鬼子的胁迫所吓倒，坚定不移地表达着他们抗日立场。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得势的日军第一时间就炮击轰炸南开学校泄愤。

张伯苓数十年心血建立的南开学校，在日军的轰炸中很快成为一片残垣断壁。更加不幸的是，张伯苓年仅25岁的儿子张锡祜在对日作战中不幸牺牲。

62岁的张伯苓接连接受学校被毁，爱子牺牲的打击，满头白发的他依然没有被击倒。

南开学校被炸毁之后，他让南开大学部前往昆明，与清华、北大等高校联合举报西南联大，他本人则在重庆重办南开中学。

对于儿子张锡祜的牺牲，他表示：“我早就把他许给国家了，今日的事，早在意中，可惜他未能给国家立大功，这是遗憾！”

日军可以炸毁南开的学校，但炸不毁南开的抗日精神！

日军可以害死一个父亲的儿子，可无法摧毁成千上万父亲抗击敌寇的决心！

在抗日战争当中，张伯苓和南开犹如一面不倒的旗帜，鼓舞了很多国人守土卫国的信心。

四：恩怨牵绊

虽然张伯苓在抗日精神上无疑是合格的，可另一方面他与蒋氏的纠葛也很深，很多事情难以言明。

1948年蒋氏颓势已显的情况下，张伯苓出任了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

虽然张伯苓担任这一职务的时间并不长，但却一度成为了他无法抹去的“污点”。

1949年蒋氏败退之前，曾两次亲自拜访张伯苓，劝说他一起前往对岸。张伯苓经过一番衡量后，最终没有答应蒋氏，留在了大陆。

1950年9月张伯苓回到南开，这时候的南开情况较为敏感。一些师生不但不欢迎张伯苓，反而要求以“战犯”的身份审判他。

所以10月17日的校庆当中，南开中学部拒绝让张伯苓参加，校庆结束大学部也只愿意让他坐在后排不起眼的地方，听一听学校组织的演讲。

对于一手创办南开的张伯苓来说，这种精神打击无疑是巨大的。

自从参加校庆被拒绝后，75岁的张伯苓就开始郁郁寡欢，时常一个独坐叹息，以手击头。

短短几个月后的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便在孤独悔恨中与世长辞。

由于当时张伯苓还有“问题”没有说清，他去世的消息除了《天津日报》简短发了一篇启事之外，再没有其他报道。就连周总理前往吊唁一事，也没有进行公开披露。

倒是蒋氏得知消息之后，在对岸为张伯苓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而且此后张伯苓每十年华诞都会举行纪念活动。

根据蒋经国的日记记载，蒋氏在去世当天，依然关心张伯苓百岁华诞的纪念日准备事宜。以此来看，张伯苓与蒋氏的关系，似乎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

张伯苓去世之前曾有遗愿，希望能够葬在南开大学的校园里。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这个遗愿一度未能达成。

一直到1986年，在老一辈南开人的不断争取下，张伯苓的骨灰才被安葬进南开大学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