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秋玲 | “不结婚，痛苦的只是父母”：湖北中部江汉平原农村春节返乡观察

尹秋玲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

（首发腾讯新闻@新乡土）在全国3000万男性光棍定局下，江西的父母与儿子因没考虑到借钱填彩礼而后悔不已，河南父母与儿子血拼40万也要把二婚媳妇娶回家，北方亲族和南方宗族地区父母和儿子都在齐心协力搞定天价彩礼把媳妇娶回家。然而，面对全国紧张的婚姻形势，笔者家乡中部湖北江汉平原的农村地区，因子女婚姻观念理想化、理性化转型，以及少部分丁克、同性恋等多元婚姻模式出现，则出现父母无比着急，子女十分淡定的情况。

1、父母无语又无奈的择偶理想化

理想化表现为不论男女，择偶条件必须有感情与物质，家庭条件与个人素质，感情是双方看对眼，聊得来，物质条件是房车，婚姻不能吃苦，也不能受气，还必须要幸福。比如，除了少部分条件明显劣势的男性会因为父母逼迫选择一些条件较差女性，全国婚姻市场挤压以及农村男性婚姻劣势并没有让本地青年男性慌不择妻，即便男性条件一般，其择偶观相当理想化，希望女性长得美、会家务且以男性为尊。

例如，笔者去年春节撮合28岁远方亲戚刘某（男）与29岁邻居朱某，刘某外形不错但工作不稳定，父母给其在地级市和省会城市都买了房子，朱某长相靓丽、在武汉有房有车且工作稳定、能力较强，双方父母都很喜欢，条件匹配且非常合适，但两次见面后此事便不了了之。其实，女方对男方印象较好且主动过，但刘某一直不主动，借口是工作不顺利，真实原因是男方无法接受女方条件比她好一些，“她一见面就跟我谈以后婚姻生活，我知道她条件好，我也是要强的人啊”，在刘某看来，女方跟他谈婚后生活不是婚姻橄榄枝，而是女性对男性强势与霸道，后来刘某父母气的要命，让他自己能力一般就老老实实当家庭妇男，刘某不理睬父母。26岁齐某也是如此，身高180但比较胖，在武汉送外卖但赚不到钱，无房无车，昨天第一次去相亲，一看到女孩长的不美就隔老远对其母亲说：“你看这长得这样，你觉得能行么？”，把女孩气走了，媒人气的哑口无言，父母也气要命。

正如，一个23岁的男青年说“我能接受女性条件比我好很多，比如富婆，那我可以放弃面子，但不能接受她只比我好一点，这就不行”。对此，本地的父母真是无语，既要到处找媒人给儿子说亲，还要按照儿子标准找儿媳妇。

2、父母头疼又认可的理性婚姻观

相比于理想化的择偶标准，湖北父母更为头疼的是更为婚姻观理性化，其是青年男女对现实生活工作发展条件、未知的家庭婚姻风险与人生责任的终极考量。比如：“我不会为了结婚而结婚”“不幸福结婚干啥”“没有感情怎么结婚”“也许我会随波主流最后结婚，但是我还是不想去相亲”“我不确定是否要结婚，婚姻目标很模糊”“不是我不结婚，我没遇到合适的，你让我咋结婚”。

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农村出身但在一线大城市打拼的大学生。笔者1992年同龄女同学中，虽然大部分都已结婚，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从本科毕业工作后尚未婚配，她们条件都不错，工作稳定，经济独立，在父母支持下，相当一部分已经在省会城市或者大城市买房，或已为婚姻储蓄资金。她们并不拜金，但就是没有合适婚姻对象，主要原因是相亲交友不顺。首先，社交圈又窄又散，父母家乡的社会关系、不同阶段的同学关系、当下工作同事关系相互脱嵌、并不重叠且信息不对称较高，家乡条件匹配的对象在不同的城市工作，在同一城市工作的对象又是跨省远嫁或异地婚。其次，接受了高等教育且经济独立的女性，有情感爱的需求，但这很难在机械和不确定相亲过程中得到保证。比如，30岁王某说：“相亲男对象一上来就报自己条件，然后命令我说按照我的模版，你把你的条件给我汇报一下，我是来找对象，又不是找老板”，31岁李某说“我在深圳也相亲了很多个，但是要么未来发展方向不一致，要么就是只是微信聊一聊，很少有人主动找你深入发展”。31岁的张某说：“他什么话都不说，啥都让他妈说，还非要来，我真是不知道怎么说”

最后，如果恋爱对象和自己工作生活发展观不一致，更容易伤心、又耽误相亲，影响个人工作发展，恋爱试错的成本极高。31岁刘某研究生毕业后在珠海一建筑公司工作多年，因建筑公司破产和父母需要，其想带男友回湖北武汉发展，但其男友却想带其回贵州地级市躺平，两人都不想分手，但又都难妥协。31岁吴某则说：“我已经为前男友争取一切机会返回了武汉，丧失了较好的工作机会，但他还不肯为了结婚把房子买在武汉，我自己出装修费他都不愿意，只能分手，不然耽误下去耗不起”

个体理想化、理性化婚姻观，与流动社会相遇，必定带来：

第一，适婚条件的艰难匹配，很多人不得不进入到漫长艰难的相亲过程中，超长待机的婚姻进程以及注定攀升的婚嫁成本是湖北农村地区命定的现代化结果。由此带来的人生任务完成难度增加、时间延长是湖北父母痛苦厚重的一大原因。

第二，婚姻缔结的成本与个体发展空间的冲突增加，尤其是对于获得了高等教育以及事业稳定发展的农村女性而言，婚姻成本与个人发展的冲突从婚后前置于婚前。青春，工作，婚姻，生育注定难齐全。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大城市打拼的农村大学生和女大学生，除了没结婚，她们的工作、生活和发展状态都还不错。日常较为焦虑的多是父母，只有一个31岁的赵某因为在家乡工作与父母住在一起，每天都被父母催婚而出现较多的精神与社会性焦虑。

3、让父母痛苦的单身、丁克与同性恋萌芽

一些超现代的婚姻生活模式在湖北农村已经萌芽，且去道德化与公共性。笔者一对高中同学情侣，已经恋爱工作多年，收入稳定，虽在大城市难以立足，但成家立业不是问题，因不想生育，决定不结婚，彼此都与双方父母经历了近乎生死诀别的斗争，但依然难以改变，他们准备等待自己完全丧失生育能力后让父母自动放弃，为了规避双方父母对自己的任务期待，要么匆匆过春节，要么选择不返乡。而另一高中男同学和同村一个男青年已经确定都是男同，父母和同村同龄人可能已经知情，同村人以及一些年轻的长辈也并没有对此显现出过多的关心与道德谴责。一个女同学因一个潜在的身体风险，决定单身。可能除了当事人的父母，村庄的公众和社会舆论都静悄悄。这些情况不多见，但已经成为农村社会的一中现实。

4、消费父母婚姻焦虑的乡镇相亲贩子团伙出现

一面是高度现代化的婚姻观，另一方面结婚的同学中，不论是有没有获得很高的学历，因自由恋爱走入婚姻的不多，大部分都是相亲。事实上，相亲作为流动社会婚姻市场供需匹配的一种机制，其逐渐成为青年男女进入婚姻的重要方式，相亲途径主要有三种：其一，熟人介绍。这是大部分家庭采取的方式，拼的是亲戚朋友的关系圈，不收钱，且信息深入性较高，但供给有限。第二，专业规范的婚姻介绍所，一收费200，如果结婚领证则给1000-2000元的收费，不成功的话继续介绍一些后不退费。一部分人采取这种模式。第三，依靠以本地人中老年人相亲贩子。

乡镇已经出现了兼职性的相亲贩子团伙，他们大部分都在乡镇集市有自己的生意，或卖菜、或做餐饮，平时专门搜集单身男女信息，然后春节期间像传销一样通过乡土熟人介绍，拼命给着急的男方父母打电话，组织其相亲，相亲当天便要钱，光介绍两个陌生人见面，不论事情成不成，两个媒人都要各自收200，然后还要求烟和组织吃饭，男方光去相亲一次都要花费四百到上千元之间，后面根据男女交往情况不定期收费或收礼，本镇一个80岁的老太太靠此牟利颇丰。男方父母往往因为着急、又是儿子的婚事，往往会任其宰割，不然会感觉极为没面子，一场相亲下来，还不知道对方什么情况，钱已经花了好几百。

社交封闭、信息真空、着急的父母催生了巨大的相亲婚姻急症市场，相亲贩子、婚姻掮客的出现注定农村婚姻市场秩序的异化在所难免。

总之，全国婚姻挤压的社会形势、子代婚姻理性化观念转型以及艰难的婚配过程、多元甚至有悖传统的婚姻观折磨着湖北江汉平原的父母。他们是最后一代传统观念父母，面对最具现代理性意识的子女。男性过了30岁，父母急的发疯，女孩过了35岁，母亲急的要命。不仅着急天价彩礼，还要着急到哪里去找人给子女说亲，更担心婚姻子女不幸福与个人发展陷入困境，还要恐惧万一小孩不结婚自己无法面对祖宗。一个50出头的中年妇女，前几年愁其20出头的儿子网贷创业失败的欠债如何还，中间几年愁其儿子无房无车工作不稳定来相亲女孩都无疾而终，这几年好不容易与丈夫外出血拼几年还完所有债并买了房车，其子已过30，无人与其说亲。

有趣的是，面对父母精神焦虑与人生价值崩盘困境，越来越多的湖北子女选择了做父母的思想工作，正如笔者在与确定不结婚不生育的同学交流时有感而发，在本地“不结婚，痛苦的只是父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