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嵬亲随：南宋亲兵制度详解

随着去年的贺岁电影《满江红》上映，很多人观影后对南宋初年的亲兵制度产生了好奇。比如沈腾饰演的“效用兵”究竟是什么身份？“亲兵营”又是怎样一支部队？其实要弄清上述问题，首先要了解南宋的亲兵制度，本文就为您详细解读。

从禁军到亲兵

作为五代十国乱世的终结者，北宋自建立之初，便汲取了唐末乱世中武将通过手中兵权进而把持地方财政最终形成“藩镇”尾大不掉的教训。建立起“枢密院-三衙”的统兵体制，以实现“以文制武”“将不典兵”的制衡机制。

《满江红》剧照：沈腾所扮演角色即为效用兵

作为掌管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政令的宋代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与中书省“对持文武二柄”，并称东西二府。然而堪称古代版“国防部”的枢密院，不仅承担了传统“六部”中兵部职能，更是皇帝以密令形式直接指挥军事行动的“总参谋部”，甚至拱卫京师的侍卫班直、内外禁兵的招募、阅试、赏罚等事也要经由枢密院之手。

枢密院之下的“三衙”指的是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这三个禁军指挥机构。不过，宋代的禁军，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皇室卫队，而是中央直属军队的统称。根据“百人为一都、五都为一营、五营为一军”的编制模式，北宋“一军”的在编人数约2500人，而“三衙”下辖的禁军“军”级番号190个左右。也就是说，北宋的禁军总兵力约47万人，算上其他辅助部队号称“80万”还是相对合理的。

每逢战时，皇帝会授意枢密院的枢密使，以调令的形式，将“三衙”下属的禁军以“军”为单位派往战区。抵达战区后，再与邻近兵马司所指挥“乡兵”（地方部队）会合，统一开赴前线。“三衙”的军事主官，尽管也会在战时被皇帝派往各地担任军队统帅，但他们麾下的兵马往往不是自己直属部队，更不用说那些临时被委以重任的文臣武将了。为此，便形成了皇帝最喜闻乐见的“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现象。

北宋初年，禁军大多由各地选拔的精壮兵卒组成，武器装备也颇为精良。因此，以之为核心组建的野战部队战力强大。然而随着北宋政权日益腐败，禁军实际在编人数及兵员质量呈断崖式滑坡。随着战场上不断损兵折将，北宋皇帝们痛定思痛，逐步放开了被明令禁止的亲兵制度。

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贵族便已广泛豢养“私兵”，直至南北朝时期北周宇文氏政权推行“府兵制”才逐渐养成“将不典（养）兵”的政治惯例。隋唐时期，很多封疆大吏虽身边也有一些带有亲兵性质的“谦从”“别奏”用以护卫或作战，但数量并不多。如纵横西域的名将高仙芝身边的“谦从”，也不过30余人。

尽管唐末的乱世中，各藩镇的节度使为壮大声势一度“广置帐下亲兵”，但在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后“豢养亲兵”便成为北宋初年不可触碰的红线。然而，赵匡胤的禁令仅局限于汴梁城中，驻守边关的武将可凭借“回易”（跨境贸易）的丰厚收益，继续蓄养亲兵以为爪牙。直至宋太宗赵光义登基后，于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下诏禁止武将进行“回易”才基本铲除边防将领设置亲兵的经济基础。

其实，禁止武将设置亲兵的做法，并不符合中国古代军事规律。毕竟，在很难拉开武器代差的冷兵器时代，一场战斗的胜负往往取决于士兵的战斗志。在局势不利时，没有亲兵弹压，普通士兵极易溃散，而在混乱中，没有亲兵护卫的主将更是危险异常。北宋在与辽、西夏的战斗中，不断有高级将领战死或被俘，很大程度便与禁止设置亲兵有直接关系。

在大臣们不断进言下，宋仁宗赵祯最终同意恢复亲兵，但这些士兵不能是前线将领自行招募，只能由皇帝从禁军中选派。然而，这些来自汴梁的“中央军”战斗力普遍低下，除彰显一下皇帝对某位大臣或将领的恩宠外，难以挽回北宋在军事上的颓势。

北宋末年，大宦官童贯凭借宋徽宗赵估信任，虽首开豢养亲兵的先例——“招伉健少年万人，号胜捷军，以为亲兵”，但他所组建的这支亲兵武装却未在与辽、金的战争发挥多大作用，反而是在南逃时不断屠戮同胞，成为昏君和奸臣的爪牙。

敢死之士

“靖康之难”后，北宋政权覆灭。面对来势汹汹的女真铁骑，南宋朝廷不得不赋予各路抗金将帅较大军事自主权。大浪淘沙下，一度纷乱的南宋国防力量逐渐形成以韩世忠、岳飞为首的“中兴四名将”。

曾任兵部侍郎的陈良翰事后总结称：“中兴之初，诸将领兵者皆别选精锐数百人，自为一(军)，优其廪犒，以故骁勇竞劝，所向有功，韩世忠所谓‘背嵬’，张俊所谓‘亲随’，刘光世所谓‘部落’是也。”“背嵬”一词的本意，是指“大将之酒瓶必令亲信人负之”，其最早出现在与北宋敌对的西夏军中。因此，也有学者认为，“背嵬”一词是西夏语中禁卫军之意，而在与西夏的长期战争中，北宋西军中也出现了“背嵬队”的编制。

岳飞像

北宋西军的“背嵬队”与韩世忠的“背嵬军”名称虽相似，但性质却并不相同。北宋西军的“背嵬队”只是作为一个番号出现，而韩世忠的“背嵬军”却是其不惜重金打造的一支亲兵武装。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随着韩世忠被任命为江南东西路宣抚使，于建康府（今江苏南京）驻军后，便挑选军中精锐，编组为“背嵬亲随军”。

值得一提的是，韩世忠的这支“背嵬军”，并不是一些小说中描写的重甲骑兵，而是韩世忠用于对抗骑兵冲击的敢死队。在南宋学者孙觌为韩世忠撰写的墓志中，曾这样记述：“北方之俗，壮士善骑健马，被铁衣数重，上下山坡如飞，矢刃不能伤，故常以骑兵取胜。公（指韩世忠）在建康，搜集恶少年敢死士为一军，教以击刺战射之法，号背嵬。”

由此可见，韩世忠组建“背嵬军”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在战事不利时掩护自己撤退，而是在关键时刻作为突击队或敢死队用于关键战场。绍兴四年（1134年）十月，在大仪镇之战中，韩世忠便指挥各持长斧的“背嵬军”以“上堪人胸、下斫马足”的战术大败金军。事后，宋高宗赵构曾检阅过这支部队，并称赞此军“极骁健”。

与韩世忠的亲兵“背嵬军”相比，张俊的“亲随”和刘光世的“部落”却没什么像样的战绩。正因如此，作为抗金将领中的后起之秀，岳飞也参照韩世忠的模式组建了自己的“背嵬军”。只不过，岳飞的这支“背嵬军”多为骑兵，且更能打硬仗。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的郾城之战中，由于岳飞北伐中原的计划得不到宋高宗赵构的支持及其他将领的配合，岳家军成为一支孤军。金军统帅完颜宗弼（即金元术）得知这一消息，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一举在郾城端掉岳飞帅府。其时，岳飞手中主要是其子岳云率领的精锐亲兵“背嵬军”以及姚政率领的“游奕军”。面对来势汹汹的金军，岳飞命岳云率“背嵬军”冲击金军两翼的精锐骑兵。岳云领命，带着“背嵬军”的精锐骑兵冲入敌阵，很快便瓦解了对手的攻势。

完颜宗弼并不甘心失败，他想趁宋军援兵未到时夜袭郾城。傍晚，金军派出1000骑兵作为先头部队向城奔去，其他大军尾随跟进。这时“背嵬军”的骑兵首领王刚正带领50骑负责外围放哨、侦察敌情。王刚见金军来袭，一面迅速派兵回帅府报告军情，一面率部突入敌阵，斩杀金军裨将。金军偷袭的消息传到郾城，岳飞披甲执锐传令各军立刻出发。抵达战场后，岳飞更是身先士卒，直接驰入敌阵、斩杀金军的统帅阿李朵李堇。“背嵬军”借此良机，奋力杀敌。经三天两次作战，岳飞所部最终以少胜多，取得城大捷。

韩世忠、岳飞所部的“背嵬军”之所以如此英勇善战，除两位将领练兵、用兵有独到之处外，还源于南宋兵员结构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投充效用

唐代中叶后“募兵制”虽曾短暂取代了“征兵制”，但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军阀混战中能最大限度动员人力的“征兵制”还是得到全面恢复。赵宋王朝建立后建立起一套“征兵”与“募兵”并轨的动员模式，即不脱产的地方部队，采取“成丁以上皆籍之”的“征兵制”，而对于那些靠近边境的边防部队则采取“募兵”的方式。

南宋绘画中的金国重骑兵

表面看，这一制度兼顾了“征兵制”与“募兵制”的优势，但实则却两边不讨好。毕竟，相对太平的内地省份，士民都不愿意从军，却要以“五丁抽一”“三丁抽一”的方式强制服役。边境地区则人心浮动，招募来的大多是朝秦暮楚的亡命之徒，为避免其逃亡或重复应募，北宋官方甚至不得不在每个招募兵的左手背刺上“某州某君第几指挥”的番号。不合理的动员机制，极大影响了军队战斗力。正当北宋官方对此无可奈何之际，“效用兵”的出现，打破了原有“征兵制”与“募兵制”的桎梏。

所谓“效用”，即“效力听用”之意。若以现代军事术语来翻译，大体相当于“志愿兵”。有趣的是，北宋最早出现的“效用”不是武人，却是文士。面对科举内卷和官场倾轧，一些怀才不遇或因过失官的文士，选择投效军前，充当文职工作。由于不乏成功的案例，久而久之，一些官员子弟和门客也开始在军中挂名效用，以捞取实惠。

面对“效用”的泛滥，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提出“效用人徒费官赏，不如以其财专抚养斗士也。”意思是，“效用”这种制度是好的，但不能用来豢养早已冗余的文士，而应招募真正有爱国情怀的热血青年。为此，北宋制定《诸路勇敢效用教阅法》和《勇敢效用法》，明确为那些从军的青年才俊进行考核，并根据成绩给予军饷。

很早便立下“尽忠报国”(注：“尽忠报国”为《宋史》记载“精忠报国”则是小说《说岳全传》中的记载）志向的岳飞，早年便是一名“效用兵”。然而，北宋政府并未有效利用“效用兵”的爱国之情，对其只采取“不刺手，不置营，每季首赴经略司阅试；及本军注籍，遇有边事追集，给口食，借官马，给草料”的放养模式。最终导致这支有真正活力的武装力量，在女真入侵中不得不各自为战。

南宋时期军队中的“效用兵”越来越多。这些人虽没有岳飞那般的军事才能，却有着与侵略者搏命的勇气。因此，“效用兵”的员额大幅度增加，甚至出现了“效用军”的称谓，显示了“效用兵”已有单独编制成军的现象。

郾城之战会绘画

然而，在抗金战场上表现骁勇的“效用兵”，却随着宋高宗赵构及其臣僚沉醉于“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偏安中失去了“效用”。在岳飞含冤被杀、韩世忠被投闲置散后，南宋各支野战部队中的精锐亲兵被调入中枢，成为替赵构、秦桧等人看家护院的爪牙。与此同时，秦桧以“任将帅，必选驽才”的方针，不断在军中扶植自己的亲信。一时间，“恐其有谋起兵，问己之罪，故诸帅皆贪污，士气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