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萍 | 彩礼问题及其区域差异

李永萍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一

每年春节返乡期间，彩礼问题总是一个热门话题，人们在茶余饭后会不自觉地聊起彩礼，媒体、学界也都在不断探讨彩礼。其中，高价彩礼是人们谈论的焦点。笔者的家乡在四川西南部的宜宾市，家乡的彩礼并不高，也没有彩礼的刚性标准，给不给彩礼、给多少彩礼都比较随意，主要是看男女双方家庭如何商量。在家乡农村，近几年的彩礼额度基本是在5万元以下，大多是两三万元，超过五万元的很少。此外，结婚不要彩礼的情况在家乡农村也非常普遍。当然，这几年回乡时也听说过给10万彩礼的，但这种情况极少。

今年回乡时笔者听家里人说到两起给高彩礼的情况，一个是笔者的远房表妹，去年结婚时男方给了10万元彩礼，表妹和表妹夫都是小学老师，男方父母是做生意的，家庭条件在当地属于中上层，因此给10万元彩礼对于男方家庭来说并不构成负担。另一个是笔者的一个远房侄子，去年结婚时女方家庭提出要10万元彩礼，否则就不结婚，侄子初中毕业之后去当兵，前两年退伍之后在家乡找了一个保安的工作，每月工资3000元左右，其父母在家乡城里打工，工资水平也不高，因此侄子家庭的经济水平并不好，10万元彩礼对这个家庭而言是较大的负担，但由于担心不给彩礼女方就不结婚，侄子的父母七拼八凑还是满足了女方家庭的要求（女方父母后来用这10万元买了一个小车作为给女儿的嫁妆）。对于这两个给高彩礼的家庭，父母和亲戚朋友的评价完全不同，对于表妹的高彩礼，评价是“男方有钱”，因此大家觉得可以接受，没什么不妥；而对于侄子支付的高彩礼，大家的评价则是“（女方）不该要那么多的”，大家的态度是不太支持，认为女方及其父母不应该在男方家庭条件不好的情况下还提出要这么多彩礼。整体来看，家乡人对于高彩礼是不太认可的，认为没有必要，因此，这些少部分给高彩礼的并不会成为主导，也不会形成其他人跟着要高彩礼的现象。

近年来，高价彩礼反复成为舆论热点，但是，根据笔者这些年在全国多地农村的调研情况来看，并不是每个地区都是高彩礼，有的农村地区彩礼很低，还有一些地区甚至不要彩礼。判断彩礼的高低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主要是结合当地农民的收入水平来看，除一些经济特别发达的农村地区以外，对于大部分农村地区来说，超过10万的彩礼对于农民家庭而言可能就是较大的负担了，而一些地区高达20万甚至几十万的彩礼，对于农民家庭来说就是巨大的经济负担，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

彩礼问题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高价彩礼主导舆论热点遮蔽了彩礼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基于此，笔者将结合在家乡农村的观察和在其余农村地区的调研，从整体上来梳理和认识彩礼问题，厘清影响彩礼要价的主导因素，并探讨相应的治理策略。

二

彩礼要价具有较大的区域差异。从笔者和团队成员的调研情况来看，高价彩礼主要集中于河南、皖北、甘肃等华北农村，其中黄淮海平原彩礼要价尤其高。在这些地区农村，从最近几年的标准来看，如果男方家庭只有一个儿子，女方的彩礼要价一般是10-15万元，部分地区达到15-20万元；如果男方家庭有两个及以上的儿子，女方的彩礼要价一般是20万起步。两个儿子的家庭之所以女方会提出要更高彩礼，主要是想通过彩礼提前分割父母的家产。在江西、广东、福建等南方宗族性村庄，彩礼数额总体不是很高。近年来新闻媒体报道的江西、福建等地的高彩礼实际上只是个别现象，这些地区总体的彩礼要价并不高。例如，笔者2016年在广东清远农村调研，当时当地的彩礼水平只有1-2万；2019年笔者在江西寻乌农村调研，当时当地彩礼水平普遍为2-3万。在川渝等西南农村，彩礼的数额也不高，且这些地区基本都没有关于彩礼的硬性规定和标准，给不给彩礼、给多少彩礼主要都比较随意，主要看双方家庭如何商量，以及看男方家庭的经济条件如何。也就是说，在川渝等西南农村，彩礼要价是弹性的，可以根据各个家庭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而并没有一个地方社会内部大家默认的彩礼标准，因此，在这些地区，彩礼对于大部分农民家庭而言并不会构成一个巨大的负担。而在华北农村和华南宗族性农村，在地方社会中都有一个关于彩礼的约定俗成的标准，因此当地农民都要大致按这个标准来支付彩礼，否则就可能面临儿子打光棍的风险。

三

作为婚姻支付中的重要一环，彩礼现象自古有之。彩礼要价的高低既内嵌于婚姻家庭制度，同时也与地方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紧密相关。根据笔者的调研，可以将影响彩礼要价的主要因素总结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代际责任的厚重程度。在乡村社会中，男方家庭支付的彩礼大部分是由男方父母承担的，即父母是彩礼的主要支付者，这主要源于两个原因：一是从客观情况而言，大部分年轻人在结婚之前都是“月光族”，在结婚时并没有太多经济积累，因此包括彩礼在内的婚姻成本主要是由父母承担。二是在中国的家庭文化中，父母有帮助儿子娶媳妇的责任，即儿子的婚姻大事是父母的人生任务之一。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国的父母都认同自己有帮助儿子成家的责任，但是在不同地区这种责任感呈现出明显的强弱之分。

总体来看，父母对子女的代际责任越厚重，父母越愿意为儿子娶媳妇支付高彩礼；反之，则不是那么愿意。从调研情况来看，华北农村的父母对子女的代际责任很厚重，这来自于当地父母传宗接代的压力。在华北农村，为儿子娶媳妇是父母必须完成的刚性的人生任务，否则父母就会觉得愧对子女，同时父母在村庄社会中也会面临较大的舆论压力，抬不起头、做不起人。在华北农村，如果儿子不幸沦为光棍，村庄舆论主要是谴责父母没本事，没为儿子结婚做好准备，而不会谴责儿子自己没本事。在此情况下，只要是能够让儿子顺利结婚，华北农村的父母愿意承受一切，其中自然也包括支付高彩礼，在这些地区调研，经常听到中年父母说的一句话是“砸锅卖铁也要让儿子娶上（媳妇）”。与之相比，广东、江西等宗族性村庄以及川渝等原子化村庄的父母对子女的代际责任则不是那么厚重。虽然这些地区的父母也会操心子女的婚姻大事，但并不会像华北父母那样倾尽所有。因此，在华北农村，如果女方提出要高彩礼，很容易获得男方家庭的积极回应；而在宗族性地区和原子化地区，女方若是提出高彩礼，则不会那么容易获得男方父母的积极回应。例如，在笔者的家乡就有很多这样的案例，有的女方家庭提出要高彩礼，男方父母一般都不会同意，“大不了就不娶了”。

第二，彩礼归属主体的差异。彩礼归属主体的差异，即男方家庭支付的彩礼最终流向了哪里？是流向女儿及其小家庭？还是归女方父母所有？不同地区基于其不同的文化规定有很大差异。彩礼归属主体的差异也是影响彩礼要价的重要因素。

在河南、山东、皖北等华北农村，彩礼主要是流向了女儿及其新婚小家庭。虽然男方家庭在支付彩礼时是给到了女方父母，但女方父母一般都会在女儿出嫁时将彩礼钱全部给女儿，女方父母通常不会将彩礼钱留给自己，否则会被认为是“卖女儿”。在广东、江西、福建等南方宗族性农村，彩礼钱则主要是给女方父母的，当地人认为女方父母养育女儿不容易，因此彩礼钱是对女方父母养育女儿的补偿，在这些地区农村，彩礼钱被当地农民称之为“育生钱”或“奶浆钱”。既然是留给女方父母，那么如何使用这笔彩礼钱也是由女方父母决定的。一般而言，当地的女方父母会将彩礼钱的一部分（一般不超过一半）用作给女儿置办嫁妆，其余钱则归女方父母自己支配，如用于给儿子娶媳妇、或者是用于女方父母家庭的其余日常开支。在川渝、湖北等原子化地区农村，彩礼钱也主要是给女儿的，并且女方父母在女儿出嫁时还会额外再给女儿一部分嫁妆（其数额通常不会低于男方家庭给的彩礼）。

彩礼归属主体差异影响彩礼要价的中间机制在于，是否分化出了女儿（甚至包括女儿的丈夫）这一要价主体，即女儿是否具有要价动力。因此，整体来看，当彩礼主要是流向女儿及其小家庭时，就更可能催生高价彩礼，因为女儿也加入到要价主体之中，且具有要高价彩礼的动力。笔者之前在华北农村调研是，就听说过女儿与其未来的丈夫合谋向男方父母要高彩礼的情况（这种现象在多子家庭中更可能出现）。当彩礼主要是给到女方父母时，女儿一般就不具有要价动力，不会加入到彩礼要价主体之中。此外，当彩礼主要是给女方父母时，如果女方父母还提出要高彩礼，就会背上卖女儿的骂名，因此这些地方的父母通常也不会提出要高彩礼。

第三，婚姻市场的开放程度。即是本地婚姻市场还是全国性婚姻市场。随着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全国婚姻市场也逐渐形成，但在一些地区农村，农民仍然更加偏好本地婚，对本地婚有着较强的执念。根据笔者的调研来看，本地婚姻市场更可能催生高彩礼，而全国性婚姻市场则可能抑制高彩礼。

本地婚姻市场容易助推高彩礼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大家都要从本地找对象，本地婚姻市场的竞争就比较激烈，所以就要看谁给的彩礼高，彩礼自然不断攀升；二是本地婚姻市场具有文化同质性，大家都要彩礼，这时如果哪个女方家庭提出不要彩礼，别人就会在背后猜测这一家的女儿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也即，在本地婚姻市场中，竞争会更为激烈，这种竞争包括两个层面：一方面是男方家庭要竞争女性资源，且为了在竞争中获胜就要竞相给更多彩礼；另一方面是女方家庭要竞争高彩礼，以证明自己比其余女性优秀（或者至少不比其余女性差）。与之相比，全国性婚姻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彩礼数额，对于男方家庭而言，其婚配对象可选择的空间更大；而对于女方家庭而言，因为自己嫁的是外地人，也就无须加入到本地的竞争文化之中。

从我们的调研情况来看，华北农村的本地婚姻市场最典型，当地农民都希望子女找本地人（通常是本县以内，最好是本镇范围）。因此，在华北农村，虽然年轻人平常都在外务工，但自由恋爱而结婚的还是少数，大部分青年男女都是在春节返乡时通过亲朋好友介绍或相亲的方式寻找婚配对象。

四

彩礼作为一种礼俗，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是高彩礼已经成为压在农民身上的沉重负担，在此意义上，高彩礼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并且，虽然很多农民都饱受高彩礼之苦，都痛恨高彩礼，但是作为个体又很难去对抗。基于此，政府层面的引导和干预就很有必要。

如何治理高彩礼，要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切不可一刀切。具体而言，治理高彩礼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对于已经发生的彩礼纠纷，需要一定的法律依据支撑，近期最高院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就是重要的法律依据。二是如何引导农民关于彩礼的观念转变。这一层次需要循序渐进，是一个持续的、长期的过程。要结合地方实际，充分发挥基层社会中的各种社会力量，如一些农村地区通过红白理事会来整治高彩礼并取得不错成效。

2024.2.7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