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华和宁浩的一个约定，现在实现了

距离大年初一《红毯先生》正式上映还有整整两周的时候，宁浩的日程就已经排得满满当当。采访地点在北京东五环外10公里，外墙挂着坏猴子影业的logo，除了周边几个村子，见不到多少人影。公司另一处办公点在望京，大部分人其实在那边上班，这里一般是用来写剧本、聊剧本的，因为足够清静。

上一个采访结束，宁浩才有时间吃饭，他说自己已经饿得不行了。午饭放在楼下，早就凉透，同事帮忙热了热，两个驴肉火烧，一碗汤。快速吃完，没休息，采访就又开始了，否则再后面的记者会等得更久。话说得太多，他手里抱着一个玻璃杯，咕咚咕咚喝个不停。

图/受访者供图

如此密集地接受采访，宁浩说他只是希望让喜欢这部电影的观众都能来看，因为“艺术必须经过交流才完整，作品最终是完成在观众的眼里和心里”。至于所谓票房，他倒没什么特别期待。用他的话说，《红毯先生》是一盘湘菜，很难让所有观众都从中得到满足。

甚至他觉得，在观众真正看到电影之前，宣传应该做的也许不是把有兴趣的人喊来，而是把没兴趣的人劝住：“你让吃粤菜的人非得去吃湘菜，他会辣得不行；让吃湘菜的人吃粤菜，他也觉得没味儿。”

而就在采访的两天之后，电影又发布了一款新的预告海报，上面写着这样一行字——“让观众自己选择？OK！”

沟通的困境

《红毯先生》这盘湘菜，有调味有配菜，料下得很多，以致于宁浩创造了好些说法来讲述它，比如“优雅喜剧”，比如“极简主义电影”。

“我只能这么说，我也不太好找一个东西能怎么概括这个电影，它本来就不是特别具体。一个类型片很好描述，但是当偏向艺术方向的时候都挺难描述，它就是一个感受。如果拿这里头发生的事件去概括，又不准确，想说的不是这东西对吧。”

类似的情况在宁浩这里倒也不算第一次出现了。从前他跟媒体聊《无人区》时，谈到了“宇宙的存在与扩大，夸克的自转与自我繁殖，雄性花粉与男人花心的联系，以及两个猴子偷桃与人性社会属性之间的比喻”；后来聊《黄金大劫案》时，他又谈到了“人生的四种境界，乔布斯的伟大，佛教的多样法门，木匠与椅子的做法，网络微博时代的道德败坏”。不过区别也有，那些讲的都是创作动机，不是电影内容本身。

《红毯先生》的创作动机没那么玄奥和复杂。外在的动机是一个约定：2006年刘德华的公司做"亚洲新星导计划"投资了《疯狂的石头》，让宁浩一举成名，之后俩人一直商量着要合作一回。内在的动机则是源自现实的观察与感受，这也是这盘菜最核心的主料：“关于沟通难的困境”。

图/受访者供图

“我觉得这些年最大的一种变化是自我意识的觉醒，整体上是好事，但有时候也会有一些过分以自我为中心的部分，产生了一些副作用。大家都以自我为中心，很难跳到别人的角度去理解别人，这时候就会产生不沟通，一探讨问题就情绪化，只站在自己角度说，最后就变成人身攻击了。互联网强化了这个东西，大家的自我意识会在网络环境下找到社群，间接得到了肯定，所以又变成了社群与社群之间的很多矛盾。”宁浩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当然，所谓内在外在并不代表两个动机孰重孰轻、孰主孰次。事实上，整个剧本的构想最先有的恰恰是形式，宁浩想拍的就是一个香港影星来内地拍戏的故事。因此从成片看来，两个动机像两条交汇的河流一样，融为一体，所有沟通引发的冲突都紧紧围绕着刘德华饰演的刘伟驰——与妻子的、与孩子的、与导演的、与经纪人的、与投资方的、与猪场老板的、与视频博主的、与网络舆论的、与公关团队的……

然而当一个又一个失控都纷至沓来地落在这样一个角色身上时，一种莫名的意味也便油然生出。刘伟驰的困惑与困境，其实亦是人到中年在世事更新面前的不解、不适、尴尬、慌乱和狼狈。而这又是否来自宁浩的某种自况呢？毕竟1977年出生的他，确实已经46岁了。

“我相信每一个导演尤其原创型的导演，他写的每一个人物或多或少都和他的认识、观点、感受有着某种联系。但说它就是描绘的（自己），也不一定。”宁浩并没有承认这种映射的存在，他认为故事最终的走向和效果都是自然的结果：“故事一旦抓到基因，要怎么走是它的意志。除非你生掰，以生掰的逻辑打破叙事逻辑，让你明白我其实想说的是另外一件事。我经常跟编剧聊，往往一个创作者是发现一个故事，不是创造一个故事。”

依这个解释来看，宁浩是相信故事的，相信它的独立与力量。可是他接着又说到：“这也是我经常担心电影会被故事绑架的地方。电影有时候弄不好就会被绑架，变成一个流畅的、自然的、顺理成章的事儿，这也是要小心的，要不然电影本体的魅力就出不来了。电影的最大功能是弄一个世界，一定是故事完成不了的，很多电影没有故事也是好电影。戈达尔他们旗帜鲜明地提出来反对故事，黑泽明到最后就什么故事都行。”

无力的人生

严谨地讲，辣不是一种味道，而是一种触觉，热与痛的反应。一道以辣著称的湘菜，除了吃着刺激和痛快，同时也可能惹得涕泪横流。《红毯先生》这盘菜就有这么点后劲。电影的最后一幕是一间宽敞的办公室，两面落地玻璃幕墙，窗外是众生喧哗的世界，窗内空空荡荡。刘伟驰一个人骑着平衡车来来回回，刚开始小心翼翼，然后渐渐张开了双臂。

原本设计的结尾并不是这个样子，也按着剧本拍过一版，刘伟驰在家里办了一场聚会，很多小孩在一起热热闹闹。但后来宁浩找到一个景，在里面呆了很久，感觉突然从心里长出来：“玻璃墙有竖棱，看着很通透，但是又跟监狱似的，挺有一种象征感。”于是他给刘德华加了一段站在窗边接电话的戏，通过监视器一看觉得还是少了些什么。“他应该在这个空间里尝试点什么。平衡车是之前他经纪人骑过的，我觉得他应该试图跟他的经纪人有所交流，尝试一下别人的东西。”

刘德华其实不太会骑那个东西，电影里的小心翼翼是真实状态，反而呈现出了一种艰难维持平衡的意味。骑了几个来回，宁浩问他能不能加点动作，他便又摆出一个类似飞翔的姿势。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宁浩说他觉得很忧伤：“对我来说,突然有一种意义出现。在一个一无所有的世界里，我们蛮孤独的。你知道了需要沟通、需要交流，但找不到人，就是无奈感。就像我以前经常说猴子在晃树一样，你就是那个玩意儿，别无选择。”

“猴子晃树”的故事，他在很多场合讲起过很多次了。小时候，离家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动物园，他经常翻墙进去闲逛。园子里有狮子有老虎，还有一只很老的大象，他不喜欢狮子老虎，它们不搭理人，也不喜欢大象，总担心它什么时候死掉了。他喜欢看猴子，它有情绪，会冲着人呲牙，会扒着笼子吓唬人。看得多了，宁浩发现猴子每次都在那儿拼命晃树，不管有没有人看它。最初他还奇怪这家伙为啥这么干，再一想，它不晃树又能干吗呢。

这个无意的发现从此成了他的价值底色。他觉得人和猴子一样，活在这个世界里忙忙碌碌无非也是晃树，好像在为自己寻找意义，其实不过虚妄，却也别无他法。后来他开公司，便以“坏猴子”来命名，门口放了一件雕塑，是成为斗战胜佛后的孙悟空，盘腿而坐，金箍棒横在膝上，俯首闭目。

“我对那种无奈和无力的东西比较敏感。人生说到底就是没有什么办法，你控制不了什么，看似你在控制什么，实际什么都不是，你只能这样而已。”宁浩说，他以往的电影虽然没有落在这种对于人的怜悯和悲哀上，但人物在里面也基本不起什么作用，只是个棋子儿，被扒拉到这扒拉到那。“命运比你大，你什么都不是。”

在这个意义上，他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做喜剧的人，他做的是荒诞剧，不仅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而且非常严肃地面对问题。只是荒诞的部分往往会令人发笑，因为“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当你站在全局的角度，人物的命运就变得可笑，他越努力越可笑，他做的所有东西都是徒劳的。”

但他并不否认笑的意义：“讲笑话才能对抗，当你左右不了命运和结局的时候，可以选择姿势。”也因此，尽管悲观，宁浩留在公众面前的，却好像永远是一张顽皮的笑脸。

“我很小的时候，我妈老让我洗衣服。我对洗衣服深恶痛绝，拿个搓板搓得手痒痒，每次都是愁眉苦脸。然后有一个大哥跟我讲，愁眉苦脸也得洗，开开心心也得洗，你逃脱不了这件事，但是态度可以选择、心情可以调整。”

内心的状态

宁浩开始动笔创作《红毯先生》的剧本，是在《疯狂的外星人》之后。那部电影上映于2019年的春节，7天累计票房14.48亿，位居同档期第二，创造了属于他自己的一个纪录，但豆瓣评分只有6.4，在他的所有长片里最低。彼时他接受《博客天下》采访，说这将是他最后一部作者电影，下一部他要试试工业化，拍点无情的电影。记者问他是玩笑还是正经话，他眯缝着眼，笑对所有诘问。

如今看来，《红毯先生》并不无情，更不工业化，仅有380多个镜头的节奏甚至有点“反”工业化。宁浩觉得，在一定意义上这可以算是一次自我回归，因为他成名之前的两部早期作品《香火》和《绿草地》就都只有400多个镜头，他怀念那种简洁地讲故事的语法。当然，《红毯先生》的容量比那两部电影要大，所以同时也是挑战。

不过当初的话却倒不全是玩笑。宁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候他确实有点想拍一部大片，但最终没下去手：“我以前觉得能在大片里找到一个东西，但是后来发现还是不行，老写不动。我总得装一个我特别感兴趣的东西，如果在里头找不到就挺困难的。”

图/受访者供图

倘若不算2019年的《我和我的祖国》、2020年的《我和我的家乡》两部参与的集体作品，从《疯狂的外星人》到《红毯先生》，宁浩已经阔别大银幕五年了。而从《疯狂的外星人》到再上一部的《心花路放》，中间也隔了五年。这十年，他只拍了三部长片，比起上一个十年，数量少了整整一半。

这十年，宁浩看上去扮演了更多角色，从一个单纯的导演变成了全方位的电影人。从《心花路放》起，坏猴子影业从制作逐渐向出品、发行、营销的电影生产全链条扩展；2016年“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公布，宁浩又开始扶植文牧野、路阳、申奥等一众青年导演，帮他们完成立足影坛的奠基作品。

尤其随着《我不是药神》《孤注一掷》两部爆款的出世，加上之前《疯狂的石头》创造过的小成本奇迹和《心花路放》的年度国产票房冠军，事实似乎不断证明着，在市场面前，宁浩总是表现敏锐。

但宁浩说，一切实际都并非刻意而为。“一开始是一个导演工作室，然后会发现你想下一次（拍摄）再找一些人来就很困难，那你就想把团队固定下来。固定下来得有事干，就弄个公司接点别人的活。以前遇到过一些困难的问题，那是不是有个公司就能去融资，发行是不是有点话语权。公司既然都有了，反正也得干活，那挑点有价值的干吧，做青年导演是有价值的，就做了‘72变’。”而且说到底，他光管创作的事情，经营都交给了合伙人，所以很多电影的片头里，他的名字都只是监制而已。

至于几部电影在商业层面的成功，他则归功于了时运：“很多时候是运气比较好。拍《疯狂的石头》时，时代选择了你；弄公司也歪打正着，青年导演们需要一个这样的平台，市场又需要新鲜东西，赶上了。（当然）产品这种事要靠对技战术的了解，还是要想办法把手艺活干好。”

宁浩形容自己是一个“中等生”，单看票房不算成功，观众也没那么广泛，艺术上更没什么成就，A类电影节的奖一个没拿过。“（表现）突出的就是中庸之道吧。”说完，他自己也呵呵地笑了。

把“中庸之道”换一个词，即为“平衡”。在宁浩这里，平衡不是杠杆两端的对等，而是一个三角的稳定，一角是自己，一角是作品，一角是市场。“市场不能不尊重它对吧，作品本身的完整性也不能不探讨，还有（就是）自己喜好的东西。电影就得有一个电影的样子，必须得平衡。如果仅仅是一个叙事工具，干吗不写小说，这成本多低。”

尽管这种平衡可以被称作宁浩的电影生存之道，或者说是他这只猴子选择的晃树姿势，却不意味着他全然乐于此道。算上去年已经拍完的下一部新片，宁浩的履历总共有十部电影，但他觉得这十部都只是作业，而非作品。有一天，也许当自己把平衡扔掉去玩一把时，那可能才是作品。

“其实我还挺尊重自己的内心的状态。我必须要找到我爱的那个部分，阈值可能会调高，不是说对什么都充满激情，但还是有喜欢的东西。拍电影太难了，如果我不爱，我就坚持不下来。”宁浩说。

作者：徐鹏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