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五大领袖”之一，1978年被捕入狱，晚年说：毛主席是正确的

2019年6月26日，成都华西医院一间病房里，78岁的王大宾走完了人生路程。家人低调地办完了身后事，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不收礼金。

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王大宾身份特殊。他和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四人，被合称为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

“五大领袖”之一

王大宾出生在四川省凉山地区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他的父母都是淳朴的农民，真心感谢共产党，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更是怀着无限的崇拜和热爱。不同于其他农民的是，王大宾的父母都有些文化，能够读书看报，因此很重视孩子的教育。

王大宾小时候天资聪颖，加上刻苦努力，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61年，他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探工专业 ，在校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文革”前夕，王大宾面临着大学毕业分配工作的问题。

可是当时受到历史环境的影响，大学生暂时不毕业分配，在本学校参加运动，这使得无数年轻人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

王大宾也狂热地投入了那场席卷全国的“造反运动”，并且很快拉起一支庞大的队伍。

他经常在首都高校乃至全社会抛头露面，很快被中央文革小组相中，成为当时的 “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地派头目”。

在此期间，王大宾曾经率领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数千人四进地质部，把地质部的领导班子打倒。这件事鼓舞了全国造反组织的造反热情，也给他们做了坏榜样。

从这一点来说，王大宾在 “文革”初期造成的恶劣影响并不比其他四位红卫兵领袖差。

他带领“东方红公社”成员，打着破“四旧”的旗号，在首都抄了许多民主人士、文化名人的家，抢走了许多文物，砸碎了许多商店和街道的牌匾。

此外，在揪斗刘同志、彭老总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活动中，也能看到王大宾的身影。

直到1968年7月，毛主席、周总理召见了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对他们的过激行为提出了严厉批评，才遏制住了这些人的疯狂。

在这种处境下，王大宾不再留恋北京，想到下边去做一点技术工作。

晚年的反思

1969年1月，王大宾趁着中央给应届高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机会，去了四川地质局所属的成都探矿机械厂工作。

临行前，周总理特意抽空接见了王大宾，嘱咐他下去后多学技术，少出头露面。这番善意的话，既是对他的关心，也是给他的提醒。

王大宾到探矿机械厂工作后，表现得很老实，工作认真，也不再参与地方派系斗争。但是他的历史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1971年，王大宾因“五一六”问题被押回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并被开除了党籍。自那之后，他的名字不再被人提起。这个昔日轰轰烈烈的“学生领袖”，一下子就销声匿迹了。

“文革”结束后，王大宾最终为年轻时的过错付出了代价。

1978年，他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9年，直到1983年才获释出狱。

出狱后的王大宾在有关部门的关照下，回到了成都探矿机械厂搞钎具研制，每月工资69元，过着平静的日子。

在入狱前，王大宾曾经有过一段婚姻。1983年，他和前妻分手，随后一直过着单身生活。

1987年夏，有人给他介绍了都江堰市妇幼保健站的医生刘素芬。

刘素芬人长得漂亮，事业有成。王大宾怕人家看不上自己的“黑历史”，因此一见面就给刘素芬送上了一份特别的“礼物”——自己关押受审的材料。

见他如此实诚，刘素芬决心继续和王大宾交往下去。她说：“历史已经过去，关键是现在的表现。”

1988年，两人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

婚后一年，在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张国榉的推荐下，王大宾借调到都江堰市筹建钎具厂，后来还担任了都江堰市都信凿岩钎具公司的总经理，公司产品出口到香港、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等多个地区。

当别人表扬王大宾的工作成就时，他表示：“我不过干了点实事，这远远弥补不了我给党和人民造成的损失。”

晚年的王大宾对自己往日的过错是有反省的。

他说：“毛主席是正确的，我们北京高校的五个头头，都让毛主席失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