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与民盟相关的往事

知道邓颖超和民盟的关系，还是在1986年1月8日的那个上午。

那时，民盟上海市委为12个应聘考进机关工作的青年人进行培训。8日上午，在听完副主委兼秘书长翁曙冠的开场白后，时任宣传部部长的尚丁为我们宣讲民盟历史。其中的一个细节我至今不忘：1946年10月4日，邓颖超在上海各界悼念李公朴、闻一多大会上，宣读周恩来亲笔撰写的悼词。在抑扬顿挫地背诵完这篇不到90个字的悼词后，尚丁强调说：邓大姐读一句便是一片掌声。是年3月，我参加《纪念上海民盟成立四十周年》一书的编辑，对陆诒撰写的《民主战士陶行知》一文中，邓颖超陪同周恩来赶到陶行知去世处，目睹周恩来拉着陶先生尚有余温的手，脱口而出的那段感人肺腑的排比句的描述印象深刻。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逝世，时值上海民盟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幕。第二天上午分组讨论前，第12组有人提议，为邓大姐逝世起立默哀一分钟。30年过去了，这个场景萦绕不去，历历在目。

两年后，我因参加编纂《中国民主党派上海市地方组织志》，看到了一条邓颖超和赵超构、陆诒交谈的信息。1984年5月22日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时，邓颖超会见老朋友赵超构、陆诒。她先问了两位的生活情况，然后认真说：你们有什么看法和意见，还特别提到反精神污染（1983年10月起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说“对你们有没有影响”。赵超构和陆诒说“平安无事”。随后赵讲了他因写了一篇《江东弟子今犹在》杂文，竟然接到过“四人帮”余党分子打来的恐吓电话。邓颖超说：上海是“四人帮”的根据地，不能放松警惕，这次整党要三年，要肃清“三种人”（即“文革”时期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还有不正之风也要整。中共有决心把党整好，才能使国家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邓颖超请两位对这次政协大会闭幕词提点意见。赵超构说替知识分子多讲几句话。邓颖超说：好，给知识分子打打气。

1996年是民盟上海市组织建立50周年。是年7月民盟市委宣传部着手编辑《肝胆千秋》画册。时值酷暑，我和宣传部的三位同事，从7月1日到7日加班加点，居然只用一周的时间拿出了初稿。在这本画册中有四张邓颖超的照片，其中邓颖超和周恩来等中共代表与黄炎培、沈钧儒等民盟人士的合影至今难忘。那是1946年11月17日，周恩来、邓颖超等负责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中共代表撤离南京前，在梅园新村设宴招待民盟朋友后的合影。1981年6月9日，89岁的张申府手持照片，神情激动地对采访者说：“看，这是周恩来和邓颖超，他俩多么年轻。”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刻，照片中的邓颖超面带微笑，她的泰然自若，让我想到此前黄炎培和周恩来的一次长谈。黄问：共产党打得赢吗？周答：对蒋介石打仗，我们共产党是有信心的。

说起邓颖超和民盟，李文宜和史良是绕不过去的。

1997年11月的一天，翁曙冠先生找到我，要我为他写一篇回忆李文宜的文章。在收集史料时，我读到了一篇《六十年交往的点点滴滴》，是李文宜在邓颖超逝世后写的。文中说，她和邓颖超相识于1928年的一个春日，两人一见面她脱口而出：“我一听到邓颖超这个名字，还以为是个身材高大的人呢。”邓颖超笑着说：“我也以为李哲时（李文宜的原名）是个高高大大的人呢。”

大革命失败后，李文宜和罗亦农一起前往上海，1928年元旦结为夫妻，他们办了四桌酒，邓颖超和周恩来前来祝贺。之前，杨之华曾主持一个妇女座谈会，会上宣布成立中共中央妇女委员会，推举杨之华为书记，称“大姐”，其他人则以年龄为序，蔡畅为“二姐”，李文宜为“三姐”，邓颖超为“五妹”。李文宜说当时她见周恩来笑称“五妹夫”。

罗亦农牺牲后，李文宜去莫斯科学习，还参加了中共六大，和邓颖超住在一个大房间，李文宜说：“小超早晚陪我到松林中散步，还教我唱歌”。1943年李文宜加入民盟，并于1945年在民盟一大上当选中央委员。那时邓颖超也在重庆，民盟一大时还到特园看望李文宜，亲切地称她“三姐”。1946年11月17日中共代表团宴请民盟代表以后，李文宜出席过邓颖超主持的妇女座谈会。邓颖超给每个与会者赠送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就是被收入《肝胆千秋》的那张中共代表团与民盟朋友的合影。

新中国成立后，李文宜与邓颖超时常见面，还在周恩来生日时，去中南海西花厅吃过一回汤包。晚年，最让李文宜感动是，邓颖超不忘故旧，仍称她为“三姐”。

我了解史良和邓颖超的关系是在2004年3月以后。当时中国首座“爱国七君子”群像在上海青浦福寿园落成，在筹办揭幕仪式过程中，我认真阅读了周天度主编的《七君子传》。书中说，抗战时期史良和邓颖超是妇女指导委员会委员，形式上受宋美龄领导，但实际上史良和邓颖超关系密切。为此，宋美龄留美读书时的同学、妇女指导委员会副总干事陈纪彝曾说邓、史二人“阎王好见，小鬼难缠”。通过这本书，我还知道有一本《史良自述》，为这本自述作序的就是邓颖超。邓颖超在序文的开头，便点明了她和史良的关系：“史良同志是我的老朋友，远在三十年代，我们就已相识了”“从救国会到民主同盟，从战争到解放，我们始终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大旗下合作共事，我们共同经历过欢乐和患难，是互相信得过的朋友。”这篇700多字的序言，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没有居高临下的颐指气使。难怪史良在她家客厅摆放着邓颖超和周恩来的合影，逢人便说这是她最心爱的照片。

讲到史良和邓颖超，有一事不能不提。上海刚解放，史良去看望宋庆龄，建议她参加新政协会议，宋庆龄说她身体不好去不了。史良说那就参加开幕式吧。后来邓颖超受中共中央委托来沪邀请宋庆龄出席新政协会议，就是史良建议的。这个史料群言出版社出版的《史良》没有收入，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2008是“五一口号”发表60周年。作为民盟上海市委研究室主任，我不仅在民盟市委常委会上宣讲，还多次为基层宣讲。收集史料时，刘清扬和邓颖超的交往引起了我的注意。早年她们曾共同发起成立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后来还一起创办过《妇女日报》。抗战期间，她们在妇女指导委员会有过很好的合作。1948年10月23日，刘清扬的丈夫张申府在《观察》杂志发表《呼吁和平》，引发了一场风波。此时，刘清扬已经来到李家庄。其他民主人士都去西柏坡见毛泽东，她左顾右盼就是见不着，于是跑去问邓颖超。邓颖超严肃地说：你先生写的那篇文章，让毛主席很不高兴，你总得有所表示吧。刘清扬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在12月26日《人民日报》显著位置刊登了标题为“张申府背叛民主为虎作伥，刘清扬严予指责”的启事，宣布“刘清扬致函民盟沈钧儒和章伯钧，对张申府的思想堕落及其背叛人民的立场，表达无比愤慨”。信中表示她要与“张申府断绝一切公私关系”。

2012年7月25日，我到常州讲盟史，在参观华罗庚纪念馆时，对华罗庚和邓颖超的交往有了了解。华罗庚1951年加入民盟，担任过民盟中央副主席。1979年6月，年近八旬的华老加入中共，邓颖超亲笔题词：“老同志，新党员。”华罗庚赋词一首，曰“沧海不捐一滴水，洪炉陶冶沙成金，四化作尖兵。”《北京支部生活》记者把这首词转交邓颖超，邓颖超说：“他的诗，使人读了很受教育，很受鼓舞。科学家的态度，雄心壮志的誓言，跃然于词句中。”1985年6月12日，正在日本讲学的华罗庚突发心梗病逝。邓颖超得知后，立即安排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杨拯民飞抵东京，从验证到火化，从运送回国到骨灰安葬，仅用了36个小时。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发现了张若名这个名字。1919年9月16日觉悟社成立时，她和邓颖超都是成员。当时他们用抽签定号，邓颖超抽到1号，化名“逸号”；周恩来抽到5号，化名“伍豪”；张若名抽到的是36号，化名“衫陆”。1920年张若名与周恩来等人赴法国勤工俭学，并于1922年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后退出）。1923年获法国里昂大学文科博士学位。1948年4月被云南大学聘为中文系教授。云南解放后，任云南大学文艺批评教研室主任，并加入民盟。反右运动中遭受冲击。1958年在所谓“交心”运动中不堪高压，投河自尽。1980年在邓颖超的关心下，云南大学终于为张若名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民盟组织也恢复了她的盟籍。

在结束这篇文章之际，我的眼前又出现30年前上海盟员为邓颖超逝世静立默哀的那一幕，联想到她为《史良自述》作序时写下的“我们共同经历过欢乐和患难”的文字，瞬间，百感交集，一言难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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