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他的书之前，我给他的书打过差评

01

始于《漫长的星期六》

乔治·斯坦纳，这位在四年前的今天离开我们的文学批评家、翻译理论家，死后哀荣无限，被当作20世纪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供人追忆。刚好去年我责编了他的《思想之诗：从希腊主义到策兰》，便趁机谈谈我对他的印象。

乔治·斯坦纳（1929—2020）

最初接触斯坦纳，其实可以追溯到我刚入职做编辑那会儿，当时我抱着了解自家品牌的目的，挑了一些新近出版的书来读，刚好第一本读的就是《漫长的星期六：斯坦纳谈话录》。

书不厚，很快便读完了，愣头青时期的我转手就在豆瓣上发了篇差评《一本读来很生气的小书》，批评的矛头主要指向斯坦纳在种族问题上的幼稚。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从一开始就不应该翻开这本书……

作者: [美]乔治•斯坦纳 / [法]洛尔•阿德勒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 新民说

副标题: 斯坦纳谈话录

原作名: A Long Saturday: Conversations

译者: 秦三澍 / 王子童

出版年: 2020-9

除种族问题外，书评还涉及两点我对他的不满，当时未作展开，刚好可以在这里续上。

第一点便是标题“漫长的星期六”所揭示的基本态度。斯坦纳这个说法的含义是，基督死在周五而在周日复活，那么整个星期六就是救世主缺席的时间，他认为我们眼下就正在度过一个漫长的星期六：救世主确实死了，也没有人知道复活日什么时候到来，于是我们只有忍耐和等待。

虽然已相当不合时宜，某种共产存在主义情结仍让我始终不愿意放弃相信“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如果有，你的世界也只有你自己能拯救，你想要的未来体现在当下的每个选择中。对自诩对世界有些许了解的人而言，悲观似乎更接近本能，从经验或知识结构中轻易搜检出的吉光片羽，都可以被用来说明世界整体的腐化甚至其不可阻挡地滑向深渊的过程。相应地，乐观倒像是一种道德责任了：我们必须认为世界是可以变好的（当然从后见之明来看未必如此），且是可以经我之手变好的。斯坦纳这种生于星期六也死于星期六的生命形态是我绝对不愿接受的。

欧仁·鲍狄埃：1871年3月18日，巴黎，一个普通的星期六

斯坦纳在《漫长的星期六》中呈现的形象还是一位跟不上、也不愿跟上时代的老古板，他对孙辈沉迷智能手机感到不可思议，但自己用起个人电脑来倒是十分娴熟。英国科幻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提出过一个既戏谑又精准的科技三定律：“ ①任何在我出生时已经有的科技都是稀松平常的，是世界本来秩序的一部分。②任何在我15—35岁之间诞生的科技都是将会改变世界的革命性产物。③任何在我35岁之后诞生的科技都是违反自然规律要遭天谴的。 ”斯坦纳如此严丝合缝地符合了刻板印象，确实很难第一时间获得我的尊重。

总之，《漫长的星期六》让斯坦纳在我心中留下了一个食古不化的老学究的坏印象。

老学究：不得不说，小乔治长得跟我还怪像的咧

02

“老不死又来了”

我工作上有个习惯或者说怪癖，每次新接到一份稿子，在创建文件夹时会给它取一个不着调的名字，或许是为了保证在之后（可能）饱受折磨的漫长过程里，每次点开它时的心情都不会特别糟。在我经手的图书里，比如《当今为什么要研读马克思》的文件夹名叫“今日说马”，《伦敦日记》的叫“人在伦敦已经漂泊十年”，《发明人类》的叫“弗兰肯斯坦”……

斯坦纳在《漫长的星期六》中不满于贝克汉姆位列英国伟大人物榜单，我在书评结尾愤懑不平地写道：

“愿我们终能生活在一个更加平等、自由的智识世界中，可以为圆月弯刀发出由衷的赞叹而老不死的白眼也只能是白眼。”

于是《思想之诗》文件夹拥有了（暂时）最为大不敬的名字——“老不死又来了”。

没想到吧，我斯坦纳回来了！

作者: [美]乔治·斯坦纳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 新民说

副标题: 从希腊主义到策兰

译者: 远子

出版年: 2023-8

《思想之诗》当然不是一本容易编的书：大量的引用、涉及多种语言、表达兼具文学性与思辨性……但编校过程的辛苦繁琐其实不值一提，最出乎我意料的是，在《漫长的星期六》打下的优良基础上，《思想之诗》的阅读体验居然相当不坏（当然这也可能缘于一种常见的心理效应：人都不会倾向于承认自己的付出没有价值）。它讨论的是哲学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斯坦纳强迫症式地几乎收集齐了西方历史中思想与诗紧密依偎的全部时刻。

就我个人而言，哲学与文学相互纠缠之处一直是我的兴趣所在，哲学思想的文学性本质、文学作品的哲学内涵足以让我肾上腺素飙升。做编辑之后我也想过攒弄一套文学哲学或写作哲学丛书，可惜适合的选题并不好找（在这里诚挚欢迎读者推荐相关选题！），又有大批其他任务堆在眼前，这个项目只能先和其他各种“奇思妙想”团聚，一起搁在大脑的角落里吃灰。

说回《思想之诗》，编校中我便时常在想，为什么这样一本在所有重要问题上都几乎一沾即走的作品能让我颇为喜爱，除了我对工作内容可能的病态的认同感外，是否有哪些属于这部作品的内在价值是我所看重的？结果还真的被我想出来了一些，并收集在另一篇发在豆瓣上的书评里：《如果一个人想问题不算深，但读书极多，他的作品可以提供怎样的价值？》（虽然标题起得仍相当不客气，但确实是篇好评）。列举一下这些价值大致是：复杂而丰盈的审美体验、扁平化的宽广视野，以及埋藏在角落里的颠覆性。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价值不仅来源于丰富的材料本身所必然携带的巨大力道，当然也有斯坦纳个人的审美趣味加持，比如在维特根斯坦处，即有勤勉之人对“天才”现象的某种骨子里的不信任。

哪有什么真帅哥，都是摆拍！

——乔治·斯坦纳，《思想之诗》，第231页

03

从书虫到人

智识价值诚然可以赢得尊敬，认同则还需要些许情感基础。回顾对斯坦纳情感的悄然变化，其间第一个关键转折点在于，我发现博学如斯坦纳也会讲“老段子”。因为编校中会有意无意地去读斯坦纳的其他作品，读到《大师与门徒》一书时（顺便表达一下对这本讲稿的版权已经名花有主的遗憾），我相当惊讶地发现，原来在《思想之诗》第6节临近末尾处似乎突兀地加进来的对于大师与门徒的讨论原来一直是斯坦纳心中之块垒。他在此处提到的苏格拉底、尼采和布尔热等人几乎不用卸妆地又在彼处粉墨登场。

《大师与门徒》，原版封面这性张力直接拉满，啧啧

目睹这种自我重复并未让我觉得斯坦纳的博学名不副实，倒是带来了更多的体谅：原来我面对的不是智识王国中一排落满灰尘、贴着“斯坦纳”标签的书架，而是一位有着自己无法割舍的，会一再回转、反复审视的情感郁结处的老人。他会在师徒之间暧昧而富有张力的关系间怅然徘徊，一旦话题进展到能稍稍勾起这股情绪的境地，他便会忍不住倒出同一番感慨：老师与弟子之间怎么可能是那样纯粹而明朗的关系呢？我真傻，真的……

这种人性的袒露在读到海德格尔与策兰一节时达到了最高峰，我大概也是在此处第一次与斯坦纳有了情感上的共振。《思想之诗》的开篇其实相当政治不正确，斯坦纳以一种确凿无疑的傲慢腔调高声质疑：非洲出过什么定理？他对时下反思欧洲中心主义的潮流不以为然，并且直白地表达了对“纯粹的思想”的推崇。接下来，便是国王志得意满的阅兵：柏拉图、卢克莱修、笛卡尔、但丁、黑格尔、瓦莱里、柏格森、维特根斯坦、博尔赫斯……在哲学与文学两边列队整齐的无数熠熠生辉的名字都是斯坦纳对他心目中伟大的西方智识传统的礼敬。

保罗·策兰（1920—1970）

那么这种伟大的传统会通向何处呢？巡礼的尽头分立着马丁·海德格尔和保罗·策兰。最能体会诗的哲人和最亲近哲思的诗人难道不应该为诗与思相互缠结的命运带来最清晰的神启吗？但这个故事拥有一个我们都早已知晓的悲伤结局。最令我动容的是，全书行文至此，斯坦纳第一次拥有了肉身，作为斯坦纳本人而非智识王国中传来的飘渺声音出场了。

“我拜访过他们的墓地，也去过一些在他们知觉中发挥过作用的地方：从黑森林到提洛岛，从乌尔姆街到耶路撒冷的杏树门。”

在无数文本中畅游无碍却在此处颗粒无收的斯坦纳终于还是压抑不住自己的执念，试图去到现场寻找那几乎不可能仍保存下来的二人交好或离弃的秘密。之前欢快、骄傲还带着点戏谑的声音戛然而止，斯坦纳本人的出场，其背后布景是满目疮痍的战后欧洲，他在大地上不甘地逡巡、呼喊，终于在疲累和嘶哑中失望地接受了沉默的结局。

策兰埋骨地，巴黎东南郊提埃墓园

斯坦纳试图抓住所有他们相遇的时刻：海德格尔曾参加策兰最后一次朗诵会；策兰曾主动拜访海德格尔，他们还一起在高地上久久地散步……但留下的，只有沉默，我们不知道伟大心灵是否和解，也不知道他们各自拥有的世界本质是否水乳交融，我们只知道他们的沉默。

曾拥护纳粹的海德格尔与犹太人策兰，无论他们都是多么伟大的诗哲，无论有多少适宜的场合供他们交往，无论他们可能多么彼此投契，他们在战后欧洲的相遇就是无法给斯坦纳提供一星半点值得咀嚼的材料，正如我选择放在图书封底的那句——“至高之哲思与至上之诗，并立于有着无限意味，而又无法解释的沉默之中”。

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

虽然我并不认同斯坦纳旗帜鲜明的西方中心论，但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复杂而恢宏的文化传统、一个深深吸引着我的美丽问题在最应该实现其潜能、最可能寻到其答案的时刻戛然而止，这不得不让我分享到斯坦纳的叹惋。这种叹惋当然是超乎斯坦纳所牵肠挂肚的欧洲大陆的：人类共有的一笔近在咫尺的巨大财富却陡然变作沙子从指缝间滑走，不升起些历史的悲感倒显得反常了。

其实《思想之诗》并未结束在海德格尔与策兰处，除了惯例般感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外，斯坦纳其实在最后一节还报出了杰弗里·希尔、安妮·卡森、博纳富瓦等当代大家的名字，他清楚地知道，在海德格尔与策兰之后，仍有人在探索诗与思神秘的共同根源，但他好像已经没有心力理解下去了，他的全部气力好像已经在攀登托特瑙山的过程中消耗殆尽了。王德威称朱天心是“老灵魂”，这个词用在1929年出生的斯坦纳身上也十分贴切，在他向往的欧洲大陆，鲍德里亚与他同年，德里达比他小一岁，甚至福柯还要年长他三岁。在又一次重估一切价值运动如火如荼的同时，斯坦纳执拗地将目光投向最遥远的过去和人们刚刚摆脱的废墟，似乎随着策兰与海德格尔的相继离世，斯坦纳的世界被永远冻结在了20世纪70年代。但此时我已经不忍心苛责他了。

此时回头再看《漫长的星期六》中斯坦纳念念不忘的犹太性，其实那是西方性、欧洲性，或者更准确地，精英主义、人文主义的智识性。《思想之诗》的编辑推荐语最末一句写的是：“斯坦纳深厚的学养和如今已显得稀罕的博雅气质或能让敏锐而不失温柔的读者心有戚戚”。这个读者形象当然是我自恋的产物，虽然我也的确希望有更多的读者能理解、原谅，甚至欣赏斯坦纳的“狭隘”。

斯坦纳与斯坦纳的合照

04

另一种代际正义

代际正义的常见议题是上一代对下一代资源的过度挤占与掠夺，是当下对未来的挥霍。那么当下对过去又如何呢？我们是否对上一代作出了足够公正的评价呢？当下对过去的滥用并不是指“改编就是乱编，戏说就是胡说”，而是指我们似乎早就习惯于理所当然地视过去为我们的“财富”，认为自身拥有对于过去的近乎无限的裁定权。体现在目下的语境中，便是专业主义自由派与取消文化新左翼的对抗，这在前述对斯坦纳的批评中其实已经以并未太野蛮的方式体现了出来。如果说《漫长的星期六》被我相对轻松地取消掉了，那么《思想之诗》以（我目前）无可撼动的重量提醒我去尊重这位已逝去的老者的完整生命。

其实于我而言，更为赤裸的不安是，我们这一代人可以拿出比斯坦纳更好的东西取代他吗？这个问题着实令我悚然一惊，背上冷汗直冒。对前辈学人的局限大放厥词的我或我们真的准备好作出属于自己的贡献了吗？美国哲学家罗伯特·布兰顿曾在采访中说，所有社会机构的终极目标均在于滋生和支持伟大的人类会话。把这个信条放在人生价值上，倒是相当贴合斯坦纳的追求。他对自身所处历史时期和文化形态的智识处理，确实有力地滋生和支持了伟大的人类会话。当人类会话拥有了“伟大”的前缀时，我们能保证自己可以置身其中吗？“老不死”确实已经离开了，把世界交到了我们手上，但我们能让世界变得更好吗？

不知不觉间，大胡子布兰顿也老了……

在深切的不安中，谨以此文献给已前往伟大的人类智识之天国的乔治·斯坦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