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他太失望了

今年的颁奖季竞争中，《花月杀手》刚好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

它获得的奥斯卡提名数量（10个）仅次于《奥本海默》和《可怜的东西》，在颁奖季初期的媒体榜单和影评协会奖项中也颇受好评。但它注定不是这次颁奖季的主角，就连掉了许多提名的《芭比》和《五月十二月》，在话题度上都要胜过这部苹果影业耗资2亿美元打造出的巨作。

这或许显示出了业界对《花月杀手》的评价——这部电影在技法上十分值得尊敬，但在感性层面实在让人爱不起来。它的制作耗费了大量金钱，在宣传期占据了人们大量的注意力空间，它的片长又占据了观众的大量时间（三个半小时！），台前幕后班底同样是业内顶级。但如此的奢侈配置，最终得出的成片却有些低于人们期待。这对于导演马丁·斯科塞斯来说，算是件罕见之事。

个人而言，作为多年来的马丁影迷，《花月杀手》让我有些无话可说。

它几乎像是上世纪50年代的特吕弗和戈达尔们最瞧不上的那类“优质电影”，技术上挑不出毛病，叙事、剪辑、调度技巧都炉火纯青。但它没有提供太多对于其拍摄素材——也就是1920年代美国奥色治郡原住民被大规模屠杀一事——的崭新洞见，而它的导演在讲述故事时，似乎也缺乏热忱与活力，更像是写了篇所见即所得的冗长命题作文。

许多人认为这部电影的最大问题出在叙述视角上。作为一部讲述美国原住民苦难的电影，你怎能把故事的焦点和视点都放在白人作恶者身上，而不是受苦受害的原住民身上？这难道不是犯了立场错误？

我不太认同这类阶级斗争式批评观点。一部描述罪恶的电影，当然可以从罪恶与邪恶的核心出发，当然可以立足于作恶者的所思所想，以便让人们理解邪恶是怎样生成的。

太远的范例我很难想起，但2022年的犹太人大屠杀题材电影《万湖会议》，便是另辟蹊径地完全从纳粹高官视点出发，讲述了骇人听闻的种族灭绝方案是怎样被一群军官、科学家和管理人员以理性、高效、缜密的方式制定出来。这类电影不一定能让观众获取即时可得的情绪价值，也不一定能劝人趋善避恶，踏上正途。但某种程度上，它们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人类可以对彼此做出如此残暴可怕之事，而这一点对人类来说非常重要。

《花月杀手》的叙述视角没有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对于一部揭示邪恶的电影来说，《花月杀手》对人性的呈现太浮于表面，而三个半小时时间所含的信息密度也太稀薄。

从戏剧性角度来讲，观看《花月杀手》是一次极其难熬的体验。

毕竟当看上去就不太灵光的厄内斯特（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 饰）和他一脸坏笑的舅舅威廉（罗伯特·德尼罗 饰）第一次出现在镜头中时，你就能明确知道威廉对原住民群体没安好心，而愚钝的厄内斯特注定会臣服在舅舅的控制下。至于片中那些天性善良的原住民，则对白人的祸心毫无防备。所以，在之后三个多小时里发生的一系列命案，对观众来说毫无悬念可言，即便马丁用尽解数，通过闪回、多重旁白以及叙述视点在不同角色间转换之类技巧，让叙事变得没那么枯燥，观众还是很难从本质上对这个结局早已写好的单调故事产生好奇心与投入感。

但情节不是一部电影的全部吸引力所在。

如果片中人物能勾起观众的足够兴趣，如果电影对人性的触碰程度足够深入，它依然足以打动对特定题材和人物有兴趣的观众。马丁之前那些情节松散但人物引人入胜的作品，便都是成功范例，即便它们呈现的主人公往往是混蛋，如《出租车司机》《愤怒的公牛》《好家伙》和《华尔街之狼》。

但《花月杀手》完全缺乏马丁这些成功前作所具有的人性剖析维度。

被白人迫害的原住民女主人公莫莉（莉莉·格莱斯顿 饰），几乎仅仅是一个指代“圣母”（取的不完全是此词语的简中网络含义，也包含它在文艺复兴艺术中的含义）与受难者的符号形象，马丁对她的塑造没有深入人物内心肌理。与马丁重点参考的经典影片《女继承人》中奥利维亚·德哈维兰饰演的富家女角色相比，莫莉一角非常单薄，它也没能完全激发出莉莉·格莱斯顿曾在《某种女人》中证明过的表演能量。

而莫莉远远不是《花月杀手》中塑造最失败的角色。

两个白人男性作恶者厄内斯特和威廉，本来应该是最属于马丁·斯科塞斯安全区的角色，却也意外地被他呈现得味同嚼蜡。厄内斯特绵延三个多小时的撇嘴皱眉表情，引发了全网对小李子演技的（再一次？）热议。

但在我看来，德尼罗的表现也没好到哪里去。威廉本应是一个混迹于原住民人群中城府极深的伪装者，本应维持一个忠厚长者的表象，但德尼罗全程笑里藏刀的演法，不由得让我猜测，如果我是片中那些与他打交道的原住民，我不会对他想弄死我一事有任何怀疑。

小李子和德尼罗的表演都有不少缺憾，但如果要客观评判，导演与编剧对此应付的责任，大概比演员更多，毕竟他们实在没什么实质性内容好演——

厄内斯特一角被塑造得太过愚钝，以至于他既无力质疑舅舅对他的命令，也无力反省自己对莫莉究竟有没有爱，但这个傻子偏偏是这部三个半小时巨作的男主角，于是受苦的终究是观众；而威廉则全片从头到尾都是一副“我爱印第安人，但在我看来，他们不会花钱，而且早晚都得死，由我来替他们花更好”的逻辑，没有任何心理层次，没有一丝犹疑挣扎，也没有策略转变，以至于当参加影片宣传活动时，面对记者关于角色的问题，德尼罗直接回答：“我不理解他（威廉）。”

德尼罗的回答可能是开玩笑，但我倾向于认为他讲出了几分事实。

你很难想象德尼罗对于特拉维斯·比克（《出租车司机》）、杰克·拉莫塔（《愤怒的公牛》）、鲁伯特·帕金（《喜剧之王》）和弗兰克·希兰（《爱尔兰人》）之类角色说出类似的话。与上述那些偏执病态却复杂真实的角色相比，威廉·黑尔只是一个恶的符号化身，他只有行为，没有动机，没有心理呈现，这样的角色在短于两小时的电影中或许能成立，但在一部超长电影中，他既难以让演员在表演时找到情感抓手，也很难让观众获得任何超出表面之外的启示与体验。

马丁之所以如此塑造两位白人反角，也有伦理层面的原因。

如果说他在处理原住民角色时有所保留，是因为他身为原住民文化的局外人，不愿僭越身份替原住民发声，那么他将白人反角塑造得扁平单调，大概就是因为在伦理层面上，观众并没有必要了解恶的缘由和背后逻辑。毕竟原住民的苦难还历历在目，原住民的创伤在百年后依然未能完全弥合，在这种前提下让观众理解作恶白人的心路历程，会显得既不合时宜，又有几分在受害者伤口上撒盐的意思。

在这种于两方面都束手束脚的情况下，要想拍出一部真正给人带来洞见和启迪的电影，可能性近趋于零。

我们只能说，即便杰出如马丁，也难免会在创作中被议题吞噬。《花月杀手》是一部意图可敬且十分有必要出现的电影，但它的存在所具有的社会意义，远高于艺术价值。

不过，如果换个角度思考，《花月杀手》也算是解决了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马丁的批评者常说，他在电影中对恶徒有“浪漫化”和“美化”倾向，并认为他的电影对恶人和边缘人格患者过度共情，以至于会对观众造成不良影响，愈发偏离对社会的正确认知。

我不觉得批评者的观点完全没有道理。但问题在于，不论对其表现与否，恶徒都的确存在于这个世界，而恶徒的人性亦是人性。更有甚者，在某种程度上，恶徒的生活中的确存在诱人一面，任何试图否认以上事实的人，本质上都有些伪善。

马丁的批评者或许在寻求一部完全不“美化”恶徒，也完全不为恶徒赋予个性和人性的电影。那么在2023年，他们已经找到了答案。时长206分钟，全球票房1.56亿美元，获得10项奥斯卡提名的《花月杀手》，已呈现在大家面前。至于个中成败，便留待大家自行评判。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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