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本文转自：人民日报客户端
武少民
由天津教育出版社近期推出的新书《朝鲜半岛古代诗人追和中国诗歌辑考》，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朝三千年诗歌交流系年》的研究成果，是一部自出机杼、别开生面的大型文献著作，从一个新鲜的角度梳理了中韩诗歌交流的特殊形式——追和诗。
据悉，朝鲜半岛古代汉诗作为域外汉文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是中国文学的辐射与扩展，是博大精深的汉文化不可分割的肌体，记载着中华文明的光辉历史及其对东亚世界的深远影响。《朝鲜半岛古代诗人追和中国诗歌辑考》以域外汉诗文献整理的方式，为中华文明曾经对世界文化的影响贡献，提出有力的学术佐证；对当今重塑中华文化的辉煌，增强各中华民族内部，尤其是汉族与朝鲜族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在东亚地区，借此得以重温东亚汉文化圈形成历程，唤起周边国家人民的文化共鸣和温暖回忆，促进地区和谐稳定和睦邻友好关系。
全书共6册，汇集自高丽时代以来，十世纪至十九世纪近千年中古代朝鲜半岛历代诗人四百余种别集中追和中国诗人之作，本书所收朝鲜半岛古代诗人的上限是高丽王朝，下限是1896年朝鲜王朝结束，不涉及当代朝鲜半岛问题。与传统汉诗文献整理不同，本书在每首汉诗下附有其所追和中国原诗。
本书是东亚汉诗研究领域中关于追和诗唯一著作，也是追和诗最为全面的百科全书。
据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 副研究员叶跃武介绍，域外汉籍是指海外使用汉字书写的古代书籍。它包含大量尚未被深入研究的珍贵历史文献，具有多重研究价值。例如，对研究中国的学者而言，域外汉籍不仅能揭示中国古代文化在域外的影响，也能通过域外视角来反观中国自身文化。对东亚文明研究者而言，跨国别的汉文字交流和书写，是研究区域文化共同体及其内部差异的独特材料。《辑考》所收录的作品固然属于域外汉籍，但并非我们习见的由中国外流到域外的文献，也不是域外学者对中国古籍的传抄注释(如日本僧人释廓门贯彻的《注石门文字禅》)，而是由域外文人用汉字创作的作品。本书以“追和诗”为标准，从六百余种域外文集中，辑录朝鲜半岛古代诗人追和中国诗人的诗作四千余首，时间跨度从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可以说，这是一部基于主题辑录而成的域外文献总集，从中能一览古代朝鲜半岛追和诗的概貌。为方便读者对照参考，编者还附上被追和的中国原作。这些都可见“辑”背后的苦功夫。
叶跃武认为，由于追和诗属于文学领域，故它有文学史价值，便不难理解。编者就在“前言”中认为，这类追和诗是“汉诗”文学史在朝鲜半岛的一个分支，它们有自己内在的演变脉络，而且它们内容丰富，能反映当地的社会变迁，折射人们的社会心态。这其实是文学史价值，也是文化史价值。此外，它还有文献学价值，包括辑轶和校勘等方面，例如高丽朝诗人李奎报有《次韵梁阁校和潘阆春游篇》，编者校注该诗时说：“潘阆《春游篇》今不存。”因此，李诗具有存目辑轶的价值，即可暂认为潘阆原有《春游篇》一诗，后来散佚，以俟后考。这其实也是本书“辑考”之“考”中所蕴含的文献价值。
在中国古代，追和诗经常被视为文字游戏，不被赋予严肃的意义。叶跃武认为，这其实并不公允。事实上，即使它仅仅只是一种游戏文字，那么这种游戏形式的创造，也是人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体现，是人类娱乐形式的一种，它也能体现出中华文明的创造力。从朝鲜半岛诗人广泛采用这种诗歌形式，就可见它的魅力之大。而对读者来说，阅读追和诗，也是一种领略语言游戏及汉字韵味的愉悦体验。中国是追和诗的发源地，本书对“域内”（本土）追和诗乃至唱和诗文献的整理，也具有借鉴意义。《辑考》在资料广度上虽尚不完备，但它以扎实的方式，推进了中华学术和东亚学术的积累。其价值不仅在于对历史文献的整理，也在于通过主题辑录的方式，构建起中朝古典诗歌明确系联的大量资料。它不仅具有丰富的文献学、文学史和文化史价值，也在域外汉籍整理方式和编纂体例上具有示范意义。书中所蕴含的多方面学术价值，有待学界更深入的挖掘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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