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晓望｜略论明朝水师仿制欧洲火器及其击败荷兰军舰的火攻战术

来源：《台湾历史研究》2024年第1期，注释从略

作者：徐晓望，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内容提要

郑成功水师于1661年收复台湾的战役中击败荷兰水师，并击沉荷兰主力舰“赫克托号”，这是明朝水师对外战役中最杰出的战绩之一。自从葡萄牙舰队出现于闽粤海面以来，明军一直在研究和仿制欧洲军舰及其火器，在火炮、火枪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不仅如此，明军还研发了推送火船和抛掷火罐等火攻战术，并将其和明军传统近战战术相结合，这才取得在浅海攻击欧洲军舰的海上优势。因此，明军击沉荷兰主力舰“赫克托号”不是偶然的。

关键词

明朝水师　欧洲火器　荷兰军舰　火攻战术

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郑成功率领舰队前往收复台湾，遇到荷兰舰队的反击。荷兰战舰赫克托号、斯各拉弗兰号及两艘平底的小帆船白鹭号、快艇马利亚号，一起驶向郑成功的船队。而郑军迎战的是“宣毅前镇、侍卫镇陈广并左虎协陈冲等”。开战后，赫克托号凭借凶猛的火力，击沉郑军好几艘战船。郑成功则派出了五六艘战船包围着赫克托号猛攻，双方火力都发挥到极限。突然，赫克托号发生大爆炸，海上升起浓浓的烟雾，烟雾散后，赫克托号与周围的郑军战船都不见了。

赫克托号是怎么沉的呢？多数人以为这是一场意外事故。但若是知道明朝水师的传统战术，或许会有另一种想法。明朝曾经被研究者认为是近代中国落后的关键时代，明朝统治者也被人们想象为保守落后的一批人。实际上，明朝统治者非常重视学习欧洲殖民者的火枪、火炮等先进技术，也重视发展中国传统的火攻战术。1661年郑成功水师之所以能在台湾沿海击沉赫克托号，打败荷兰水师，与明朝军工技术的进步息息相关。

一、 闽粤两省对葡萄牙火枪的仿制和改进

关于西方火器如何进入明朝，以往的研究较多。尹晓冬在其著作《16—17世纪西方火器技术向中国的转移》中，概述了王兆春的《中国火器史》、刘旭的《中国古代火炮史》、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第7分册、成东和钟少异的《中国古代兵器图集》等研究成果。华觉明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出版的《中国兵书集成》汇集了大量古代要典，为这方面的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不过，在明代水师配置火器方面，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阐明。

明朝很早就有火枪之类的武器。明成祖时，北京成立神机营，以火炮、火枪为主要武器。郑若曾说：“今人胥言佛郎机鸟嘴铳传自番舶，若曾闻之参将戚继光云：昔署卫印时，尝发山东地窖，佛郎机乃成祖所蓄，年月铸文可稽。”明代宗景泰年间，“寇骑薄都门，京军随驾而出者过半。司马于谦以军器局神枪试之，火石所及，人輙成粉，一炮而敌死数万，血涌如川，遂解围去。可见兵器莫备于我朝，私习之禁莫严于我朝，承平久而民不习兵亦莫如我朝也”。后人之所以传言“佛郎机鸟嘴铳传自番舶”，是因为明朝官府对先进武器的控制太严，导致到明代中叶时，许多先进火器都失传了。那么明朝传统火器与葡萄牙人枪炮有什么区别？关键差别在于枪管的长度和枪托的设计。明朝十分流行的三眼铳，以一根铁棍为基础，顶端焊接三根较短的枪管。放铳时，火药分别从三个短管射出。三眼铳是明朝骑兵的基本武器。接敌时，骑兵陆续点燃三支枪管中的火药，可以射击三次，最多可以打死三名敌人。火药都打完之后，枪身还可用作长矛，用以将敌人捅下马来。这类三眼铳，因有效枪管太短，无法向远处射击，主要用于近身肉搏。而葡萄牙人制造的火绳枪，枪管长度近一米，后半部还有木制的枪托，将枪托抵于肩膀，便可瞄准射击。相对明代早期的火铳，枪管较长，可以加速子弹的初速度，因而射程较远，可以在一百米之外杀敌，比明军的火铳先进得多。

中国人何时见到葡萄牙火枪？至迟约在正德年间，闽粤两省的官民就已经注意到葡萄牙人带来的新式枪炮。正德十二年（1517）是葡萄牙人抵达广州之年，该年便有江西的宁王朱宸濠“遣人往广东，收买皮帐，制作皮甲，及私制枪、刀、盔甲并佛郎机铳”。这说明宁王很早就开始仿制葡萄牙火绳枪。正德十三年（1518），有一只葡萄牙人船只进入福建的漳州港贸易，他们的装备同样引起福建人的注意。因此，葡萄牙机铳很快在闽粤民间流行。嘉靖十四年（1535），朱宸濠在江西南昌造反，福建莆田人林俊听到消息，马上将莆田民间使用的佛郎机制成模型送给王守仁。林俊，字见素，是当时有名的高官。王守仁回忆：

见素林公闻宁濠之变，即夜使人范锡为佛郎机铳，并抄火药方，手书勉予竭忠讨贼。时六月毒暑，人多道暍死。公遣两仆裹粮，从间道冒暑，昼夜行三千余里，以遗予。至则濠已就擒七日。予发书为之感激涕下。盖濠之擒以七月二十六，距其始事六月十四仅月有十二日耳。世之君子当其任能不畏难巧避者鲜矣，况已致其事而能急国患踰其家如公者乎？

这件事在有关林俊的《编年纪略》中也有记载：

十四年己卯，推南礼部尚书。六月，宁庶人叛。三书速王阳明公守仁讨贼。制佛朗机铳，遣二仆间道以与阳明公。有《书佛朗机遗事》，议借南日水军勤王。

南日岛是莆田附近的一个岛屿，原是福建水师驻扎的一个水寨。林俊想到调南日岛水师去支援王阳明攻打宁王朱宸濠军队，表明他这时住在莆田。他派人将莆田一带出现的先进武器铸成锡范，绕道千里，送给王阳明，是对王阳明真实的支援。这件事说明早在葡萄牙人刚到中国海港，中国军事家便注意到佛郎机这种武器，马上加以仿制。

实际上，明朝早在嘉靖初年便开始仿制葡萄牙的火绳枪。“嘉靖七年用黄铜铸造鸟嘴铳。”“铳”这个词早在明代初年就有了，而“鸟嘴铳”则专指后来传入的佛郎机铳。这说明早在嘉靖初年，明朝工部已经大量制造葡式枪炮。然而，其时明朝工部所制东西，大都藏于工部仓库，而且不让民间仿造。官方史书记载，边将中曾有人想大批制造鸟嘴铳，被工部制止。工部的意思是：鸟嘴铳都集中在北京制造，以免这种技术被敌人学去。这就限制了鸟嘴铳在民间的传播。

东南诸省大规模制造鸟嘴铳是在嘉靖后期倭寇大规模入侵时期发生的。不过，由于明朝官府管制佛郎机，所以，嘉靖年间明朝工匠仿制的葡萄牙枪枝，多受日本火器影响。这种铳用火药线点燃，可以瞄准。唐顺之曾有如下记载：

国初止有神机火枪一种，而佛郎机、子母炮、快枪、鸟嘴铳皆后出，鸟嘴铳最猛利，以铜铁为管，木槖承之。中贮铅弹，所击人马洞穿。其点放之法，一如弩牙发机。两手握管，手不动，而药线燃。其管背施雄二臬，以目对臬，以臬对所欲击之人，三相直而后发。拟人眉鼻，无不着者。捷于神枪，而准于快枪。火技至此而极。是倭夷用以肆机巧于中国，而中国习之者也。

如其所云，嘉靖年间民间的鸟嘴铳似受到日本仿制枪枝的影响。叶权的《贤博编》也说：“鸟嘴铳，即佛郎机之手照。日本国制稍短，而后有关捩可开；佛郎机制，长而后闭。人持一支，如中国之带弓矢。最贵重者，上错黄金，可值银百两。乃以精铁先炼成茎，立而以长锥钻之。其中光莹，无毫发阻碍，故发则中的。非若中国工人卤莽，裹铁芯而合之，甚至三节接凑，然后钻剉，其中既不圆净，又忽断裂，万不及也。余亲见佛郎机人投一小瓶海中，波涛跳跃间，击之，无不应手而碎。恃此为长技，故诸番舶惟佛郎机敢桀骜。”叶权批评当时的工匠不认真制造，生产的火枪往往容易出事故，而日本的火枪制造较为精细，所以被中国民间仿制。

当倭寇入侵中国东南沿海后，东南诸省民间才开始大量仿制日本的鸟铳。由于一直不知道明朝中枢机构早就有枪炮制造，所以明代史籍常说东南诸省的鸟嘴铳是从日本传来的，是佛郎机人的再传技术。实际上，明朝军队掌握佛郎机枪炮技术要比日本更早。

二、 闽粤水师佛郎机火炮的仿制和使用

比起佛郎机鸟嘴铳，佛郎机大炮更加引人关注。由于中国有很强的铸造技术，仿制葡萄牙器械成为较为容易的事。《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四月丁巳记载：“孝陵卫充净军南京内外守备魏国公徐鹏举等疏请，广东所得佛郎机铳法及匠作。兵部议佛郎机铳非蜈蚣船不能架，宜并行广东取匠于南京造之。诏可。”所谓蜈蚣船，就是一种多桨快船，数十只桨一起划动，就像蜈蚣十几只腿一起走路。这是很形象的说法。广东官员何儒很快被调到南京做官，主持仿制工作。“初，广东巡检何儒常招降佛郎机国番人，因得其蜈蚣船、铳等法，以功升应天府上元县主簿。令于操江衙门监造，以备江防。”“中国之有佛郎机诸火器盖自儒始也。”何儒主持的仿制工作其实分为两个项目：其一为佛郎机铳，即葡萄牙大炮；其二为蜈蚣船。这对明代水师的技术革新具有重要意义。

仿造佛郎机炮方面，很快看到效果。嘉靖八年（1529）十二月，“都御史汪鋐奏，先在广东亲见佛朗机铳致远克敌，屡奏奇功。请如式制造。兵部复议，诏铸造三百，分发各边”。尽管明朝官僚机构的效率很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工部仿制佛郎机的进步还是一点一点显示出来。《明世宗实录》记载，嘉靖十一年（1532）二月丁未，“命工部增造佛朗机铳，颁十二团营演习”。嘉靖十五年（1536）九月辛巳，“以铜铁佛郎机铳二千五百副分给陕西三边”。嘉靖十六年（1537）五月，“总督三边都御史刘天和、巡抚延绥都御史张珩，各以虏酋吉囊声势异常，奏讨马上小铜佛郎机铳，并召募新军盔甲器械，诏给与之”。明朝嘉靖年间的“北虏南倭”是两个大问题，然而，北方蒙古游骑南下，多次进抵北京城下，却很少能攻城掠地，这与明军城寨配备大量佛郎机有关。遗憾的是，当时的边兵文化水平较低，不能充分发挥火枪及火炮的作用。《明史·外国传》评论：“火炮之有佛郎机自此始，然将士不善用，迄莫能制寇也。”总的来说，佛郎机炮的仿制，给明朝边军提供了一种利器，嘉靖年间北边各要塞得以阻止瓦剌等游牧部落南下，主要是火炮的功劳。

明朝也曾经积极仿制葡萄牙人的“蜈蚣船”。火炮是海战利器，这是明朝战略家的共同认识。《兵志》及茅元仪《武备志》云：“其制以铜为之，长五六尺。大者重千余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长颈。腹有修孔，以子铳五枚轮流贮药安入腹中。发及百余丈。最利水战。驾以蜈蚣船，所击辄糜碎。”按照嘉靖年间明朝人的看法，佛郎机大炮一定要配备多浆蜈蚣船。“蜈蚣船，象形也。其制始于东南夷，以驾佛郎机铳。铳之重者千斤，小者亦百五十斤。其法流入中国，可驾诸火攻之具。凡海舟无风不可动，惟蜈蚣船底尖面阔，两旁列楫数十，其行如飞。”然而，明朝担任研制蜈蚣船的龙江船厂后来发现，所谓蜈蚣船，就是多桨快船，中国早就有了。实际上，不是多浆蜈蚣船才能配置佛郎机大炮，而是具有坚硬船身的船只才能配备大炮。因为佛郎机大炮的后座力强大，船身不够坚硬，就可能在大炮发炮的后座力之下崩碎。葡萄牙多浆快船从葡萄牙驶到南海，历经万里海程的考验，能到东方的都是船身坚硬的船只。勘透这一点，就不必一定要蜈蚣船了。

在佛郎机的刺激下，明朝很快在战船上装上新式大炮。嘉靖十三年（1534），陈侃出使琉球，他的使船上便装了两门佛郎机大炮。俞大猷曾对浙福军门王忬说：“盖海上之战无他术，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铳，多船胜寡船，多铳胜寡铳而已。”“广船……所恃者，有发炮佛郎机，中敌必碎。以火球之类，从高掷下，敌舟必焚。福船亦然。”明军的仿制给葡萄牙人很大的震动。葡萄牙人记载：“对中国人来说——巴洛斯说——在海战的器械方面，他们并不羡慕欧洲的海战器械；当我们到达那里时，他们已经有了火炮；在看到我们的火炮的式样后，他们改进了自己的火炮，因为他们是优秀的铸造家。”以上史料说明，早在嘉靖年间明朝的水师已经开始配备佛郎机大炮。

万历年间水师对大炮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宋应昌的《议题水战陆战疏》说：“若虎蹲、灭虏大将军等炮，非遇急则不敢用，何也？以其气力重大，虽能碎彼船，恐于我船亦不免有伤。”尽管如此，明军还是积极配备火炮，而且主要使用闽粤大船。《明史·兵制·兵船》记载：“广东船，铁栗木为之，视福船尤巨而坚。其利用者二，可发佛郎机，可掷火球。大福船亦然。”广东船与大福船高大结实，因此可配置后座力强大的佛郎机炮。戚继光《纪效新书》说到水师的标准配备：“福船应备器械数目，大发熕一门，大佛狼机六座，碗口铳三个，喷筒六十个，鸟嘴铳十把，烟罐一百个，弩箭五百枝，药弩十张，粗火药四百斤，鸟铳火药一百斤，弩药一瓶，大小铅弹三百斤，火箭三百枝，火砖一百块，火炮二十个。”不过，海船所用火器自有特色，“夫神机、虎蹲、连珠、三眼，厥器维陆，今海船所用之药，则鸟嘴铳、佛狼机、大喷筒、大蜂窠、火砖、火罐、火飞抓、加火桶、红夷铳诸类是也”。船上士兵的配备，也有专门的炮手。周之夔提到船上有神器手：“神器手专发炮。”福船的士兵有“上用甲长五名，每甲兵十名。第一甲佛狼机，甲长专管放佛狼机，贼近管放火砖、烟罐等器”。可见，火炮是战船的基本配备。周之虁论大福船的装备时说：“福船每只，佛狼机六座，鸟铳十门，喷筒百个，火炮二十筒，药弩十张，粗火药三百斤，鸟铳药百斤，弩药一瓶，大小船弹二百斤，火箭二百斤，火绳三十根，诸他器称是。”其中佛郎机六座，就是指模仿葡萄牙人的火炮了。荷兰方面的文献记载，荷兰船舰袭击厦门，看到明军水师“约有二十五到三十艘大的战船，都配备完善，架有十六、二十到三十六门大炮”。可见，闽粤水师的一艘大船都配有大炮，多的可达36门。

明军的佛郎机大炮主要用于远程攻击：“其施放又有迟速远近之不齐。是故佛狼机红夷铳大砲，用以碎敌船。”隆庆年间，闽军的呼良朋“与巨寇曾一本大战海上。贼锋锐，公手发大炮，熛起声震，贼船沉，转战大捷，功第一”。叶向高为水师秦经国写的传记描述：“遇贼铜山、南澳间，大战竟日。士死伤过半，火燎将军鬓，伤其右股，将军气益奋，亲发大炮，焚其舟斩首百余级。”可见，隆庆、万历年间的福建水师已经能够娴熟地使用大炮。

郑成功军队亦擅长使用大炮。1660年的海门水战时，郑军就用上红夷大炮。阮旻锡的《海上见闻录》记载：

时赐姓坐熕船，继令何义督之；而下八桨船，往来督战。时满兵乘潮直进，海船渐渐退走，直压至厦门港口。将午，南风大发，海潮渐涨；黄廷、周全斌等奋力迎击，同正、副龙熕两船破而入。龙熕受大弹子一丸（重十余斤）、小弹子一斗；副龙熕照样新铸者，各以一船专载之。龙熕所及，船中之人顷刻不见形骸；遂夺满先锋昂邦章京红眼二船。

这里提到的“龙熕”大船，杨英《先王实录校注》里有记载其由来：

此灵熕重万斤，红铜所铸，系外国夷字。戊子年杪，定国府（郑鸿逵）入揭阳港，夜半发芒光，定国见而疑之，至次夜又见，定国随令善没者入捞之，出云：“一条光物，约丈余，有两耳，其大难量。”定国再令善没者详视，出回云：“系熕铳，两耳二龙。”随传令船中用索绞起，顷刻即进船上。定国即造熕船载运，教放。容弹子二十四斤，击至四五里远。祭发无不击中。揭中顽寨并门辟虏炮城俱被击碎，远近闻风，俱云神物，后送归藩，多助效灵。

如引文所记，所谓“龙熕”，或曰“灵熕”，是一种西洋大炮。它长有一丈余，上面铸有夷文，郑鸿逵得之于潮州的揭阳港内。当时在中国沿海活动过的西洋大船，主要是葡萄牙船及荷兰船，他们也是在明代后期才铸造这类大炮的。郑鸿逵得到这门大炮，专门为炮建造了一艘大船，这是因为，西洋大炮的后座力强大，只有结构坚固的大船才能扛住。定国公郑鸿逵后来将这艘炮船交给郑成功，它大大加强了郑成功军队的火力。按照《海上见闻录》的记载，郑成功军中还有“副龙熕”炮船，应是照样铸造的。如此巨大的“龙熕”，全部用紫铜铸成，十分珍贵。郑军在关键时候用上两艘大炮船，起了重要作用。得益于此，郑军击败了清军来自漳州月港方面的进攻。

明代水师长期使用火炮、火枪，在某种程度上拉近了明军与葡萄牙及荷兰殖民者的武器装备差距。这是明军能够与葡萄牙、荷兰等欧洲列强对抗的基础。

三、 闽粤水师火攻技术的更新

自从三国时期东吴以火攻之术击败曹操八十万大军以来，火攻一直是中国水师研究的战术。这些技术被明军继承，因而明军在火炮、火枪之外，还有各种传统火攻战术。

明代前期的水战，已经出现了火箭之类的武器：“坏船之法，自来不过数端。如铁锁锥绠、火箭、纸炮、油荻、灰、豆之类，大率如此。”不过，这类火箭，应是在箭枝上绑上燃火物，点燃后射出，与隋唐时代的火箭没有什么区别。

火罐在福建的使用很早。据道光《福建通志》记载，早在正德初年，福建仙游县民兵在作战中已经运用了“佛郎机炮”。广东盗柳芳寇仙游县，被击败后逃窜。仙游民魏昇“遣子瑞周同乡勇雷法英等十数人，埋佛郎机砲数百于樟村东湖以待之。芳至中炮死，余党突走，烟火中，俱为乡兵所擒”。这是正德元年（1506）的事。正德五年（1510）九月，“汀漳盗犯仙游县……时贼初至，营垒未定，伐木为栅，昇同典史黄琯纵火焚其栅，以佛郎机炮百余攻之。风烈火炽，贼死者枕籍”。研究以上两条来自道光《福建通志》的史料，可知魏昇及其部下使用的是一种火药罐。这种火药罐可以投掷，也可用以当地雷。莆田民兵将其预先埋藏，敌人来时再引爆，因而大量杀伤敌人。不过，火药罐是宋朝以来的传统武器，只有中国有，其他国家不会使用。正德年间，葡萄牙人使用的武器是火绳枪和铜铸大炮，明朝引进的佛郎机，实际上就是火绳枪和大炮，葡萄牙人尚未使用可投掷的火药罐。所以，莆田民兵使用的火药罐不可能是从葡萄牙人那里引进的。那么它为什么叫佛郎机炮？明朝晚期的人，往往将火绳枪和大炮称为“佛郎机”，“佛郎机”已经成为一切火药武器的代称。戚继光就对他人说：“昔署卫印时，尝发山东地窖，佛郎机乃成祖所蓄，年月铸文可稽。”若仅从表面理解这句话，会认为明成祖时代就有佛郎机了。实际上戚继光只是说，明成祖时中国已经有火绳枪了。在这段话中，戚继光将佛郎机当作火绳枪的代称。晚明仙游人回忆魏昇所部民兵以火药罐攻击敌寇，将其称为佛郎机炮，应当也是一种嘉靖年间流行的称呼。后来这一称呼被转用于历史上的物件，他们甚至说永乐皇帝时期就有了佛郎机，此处的佛郎机就只能看成火炮与火器的代称了。道光《福建通志》有关正德年间仙游县使用佛郎机的记载，只能证明当时已经有人使用火枪与火罐。这类火枪，有可能是明成祖时期就有的中国传统火枪，也有可能是一种可以埋设的火罐。以上事实表明，早在正德及嘉靖初年福建省的战事中，已经出现了可以点火爆炸的火罐，并且用于战斗中。

明朝水师的传统火攻战术大都用于近战，与火炮战术相互配合，就形成了远近火力的结合。“其施放又有迟速远近之不齐。是故佛狼机红夷铳大砲，用以碎敌船，火箭蜂窠用以烧帆，远则用飞天喷筒，近则用火飞抓、火砖，火罐用以抛掷，最近则用埋火药桶。扼要则用水底鸣雷，而神器具矣。”对于火炮的应用，明朝水师似乎比不上葡萄牙等欧洲军队。明军的长处在于还有一批近战火攻武器，喷筒、火罐、纸炮、飞火抓之类的火攻武器，在近战中作用颇大。

引入佛郎机等火器之后，水战便以火器为主，但明军并没有放弃传统的近战利器。“海上兵势不相及，火器最急，弓弩次之，石子又次之，如铁蒺藜、泥罐之类，皆不可少。”可见，除了火炮、火枪之外，明军还保有水军传统技术和战术。上引段落中的“泥罐”，应是指用陶罐装火药的引火罐。这类技术不断改进，就形成有较强引火能力的“火缶”。火缶的发明在万历年间。叶向高在描述秦经国将军作战经过时写道：“以所创火罂掷贼舟，贼披靡。”可见，“火罂”或称火罐，在明代后期已经是福建水师配置的武器。万历二年（1574）七月十四日，福建水师进入台南的盐水河的新港与海寇林凤部作战：“间遇有贼哨三船，追入港内，初不知为兵也，乃扬帆前进，迫近我船。蔡复春等船兵一时火器齐发，贼哨人船同时俱烬。”能让林凤部海寇三艘船“人船同时俱烬”，不止是枪炮的威力，无疑还有火罐之类引火器在起作用。

其时外国军队对中国的近战武器大多不了解，在与明朝水师交战时损失很大。万历二十七年（1599）明军在朝鲜半岛击败日本水师就是这个原因。明末，荷兰舰队也多次被明军的火攻战术击退。崇祯六年（1633）六月初一日，荷兰船舰突袭闽粤附近的南澳港。“夷犯南澳，至初六日，挟贼夹攻。夷船高大，我船低小，火铳交发，谢奇船先被焚，因而延烧四船，我亦焚夷哨三船。至夜，又计以五船焚其三船，夷寻遁去。是役也，把总范汝樛被弹重伤，官兵战死一十七人，夷之死者亦相当。”荷兰人进入厦门港之后，厦门水师的火船攻击术，极大地震慑了荷兰军队。厦门守卫战中，明朝水师火船攻击失利，但荷兰人也不敢在厦门港久驻。金门料罗湾大捷，胜在郑芝龙火船战术攻击成功。通常在海战中，远程交战是用火炮；近程交战，中国传统战术会多一些。

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战役中，遇到荷兰舰队的反击。荷兰方面记载迎战的郑军拥有60艘帆船，这些帆船队看来不是郑成功水军的主力，载重不大，配备的火炮也不多，大约在船头与船尾各配备二门大炮，其他是传统的喷筒、火罐等武器。开战后，荷兰战舰赫克托号凭借凶猛的火力，击沉郑军一二艘战船，郑成功则派出了五六艘战船包围着赫克托号猛攻。突然，赫克托号发生大爆炸而沉没。赫克托号是怎么沉的呢？多数人以为这是一场意外事故，但实际上却是与福建水师的传统战术有关。福建水师的传统战法是先用炮击，炮击不能取胜，便尽量迫近敌舰，抛掷火罐、火箭等武器，从而引发敌舰的大火，将其焚毁。荷兰人的郝克托号应是中了陈泽等人战船发射的火罐，从而引发炸药爆炸而沉没。

四、 结语

综上所述，明军在崇祯六年（1633）的金门料罗湾海战和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海战中两次击败荷兰海军。不久，又再次击败从巴达维亚增援的荷兰舰队。明军的胜利不是偶然的。自从正德年间葡萄牙舰队进入东南沿海之后，明朝就开始学习西洋舰队的火炮、火枪之类的军事科技，并且保留和发扬了中国传统火攻战术，发明了“火船”“火缶”之类实用火攻兵器。实战中，除了在火炮和火枪的对轰中与荷兰舰队对抗，还能以传统技术上改进的“火船”“火缶”攻击对手。明朝水师对荷兰海军的这几场胜利，使西方舰队不敢随意攻击中国的水师，因而保证了中国近两百年的海上安全。一直到道光二十年（1840）前后英国舰队的入侵，东西方海上武力平衡才被打破。换句话说，清朝前期近两百年的海上安全，受益于明代后期军工技术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