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的和尚念歪经？洋大班“吃空饷”，首家华商银行给了下马威

文│邢建榕

清末洋务运动中，懂得近代科学技术的人寥若晨星，就像张之洞说的，“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才”。没有人才，无法进行近代技术革命，做不到富国强兵。曾国藩、李鸿章和张之洞等人均主张引进外国人才，为己所用，因而在上海的一些新式企业中，外国洋专家数量不小，作用也不容小觑。如以上海人熟悉的江南制造局为例，就是在洋专家的帮助下发展起来的。在洋专家的指导下，江南制造局成为一家全新的近代化军工企业，其造炮技术尤为先进，是中国最著名的兵工厂。厂中洋专家有100多人，来自美英法日德等技术先进的国家，为首的是美国人科尔，由他总负责生产技术方面的一切。另一家中国通商银行，则更无前例可援，只好大量聘用洋专家操持一切，结果一套运转流程，几乎与外商汇丰银行差不多。

江南制造局总局大门

洋专家良莠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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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来上海的洋专家大多兢兢业业，对企业发展和近代科学进入中国贡献很大，他们“艺事精敏，教授华匠，亦复不辞劳瘁”。也就是说，不仅责任心强，有敬业精神，精通制造技术，而且为人热诚，乐意传授专业技能，培养了上海第一代懂得西方科学技术的工程师和工匠。在洋专家中，许多人曾获得清政府颁发的宝星奖章。

不过从历史的角度看，更重要的，还不是洋专家帮助制造枪炮弹药，而是在于开化社会风气，启蒙近代中国人的思想。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洋专家，他们与中方人员一起，翻译的西书达160种，涉及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这样西学的大规模传播，使人知道在坚船利炮后面，西人还另有值得深究的学问，这肯定催发了近代先进思想的启蒙。康有为就从江南制造局购买了所有的译本，携回广东潜心研究。

自然，事物都有正反两方面的情况。近代来沪的洋专家，对促进上海社会变革和新式企业的发展，功不可没。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在洋专家身上也存在种种弊端，良莠不齐的现象很明显。

外国人在上海过着高人一等的生活

有些洋专家骄横专断和滥竿充数，自恃高人一等，却屡出洋相。还是在江南制造局，有一位洋专家，甚为可笑，研制火药不成，硬说“中国天气异于外洋，与造此药不相宜”，后来由华人工程师自行研制成功，洋专家无言以对，惭愧而去。有一个叫未士科的外国人，为引人注目，自夸可以研制出一种新式武器，但折腾大半年，花费数万元，仍是一事无成。他怕被人笑话，硬说厂内的“火炉烟囱”不符合要求，气得李鸿章来函大骂，并指示将火炉烟囱按此人的要求重新“拆造”，以“折服其心”。李鸿章的原函如下：

“未士科归咎于火炉烟囱等器，若不拆造，无以折服其心，既经改造，断不得再有推诿。自火炉工竣为始，限一月内，如枪炮不成，则令将所得薪工缴出……押回本国，看该洋匠尚要脸否。”（魏允恭：《江南制造局记卷3，第58页，上海文宝书局石印版》

有些所谓专家，其实并无真才实学，这当中有的是毛遂自荐，有的是经人介绍，有的是慕名聘请，总之缺乏有效的考核机制，引进之前的工作做得不够，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令人失望，好在数量不算多，借用句常用的话，就是洋专家们总体上是好的，功大于过。

薪酬高得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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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别墅、开洋车是洋专家的起码享受

引进洋专家，本来的意图是要通过在生产实践中靠他们的“传帮带”来培养中国自己的技术人才，引进人才毕竟是权宜之计，归根结底是要培养自己的人才这才是根本出路。洋务派们有此意图，外国人又何尝不知，他们偏偏到处留一手，有的本来就是为丰厚的酬金而来，有了接班人，他们的饭碗就不牢了。这当中斗智斗勇，少不了有现代情报战的影子，李鸿章就接到过这样的指令：“其如何用外国人而不致授外国人以柄，用中国人而能使渐窥外国人之秘，而又不致启外国人之疑，是在大才神明默运。”（石健：《中国近代舰艇工业史料集》，第10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可见从上到下，都有培养本国人才的打算，但实际效果并不好，能够动动手、给洋专家当下手的技术工匠是不少，可真正懂得近代科学技术原理的工程师就少之又少了，这当中的原因之一，是没有明文规定洋专家培养中国技术人才的职责，主要想依赖“偷学”的功夫，但实践效果并不好。

不过最为普通上海人看不惯的，深深刺激他们神经的，是洋专家高得惊人的报酬，或许正是他们的高薪，使他们愿意留在上海服务，但过高的薪酬，养成了他们在上海高人一等的生活方式，还有高高在上的自傲。

洋务派主张高薪养才，李鸿章说，洋专家“不远数万里而来，所图者利耳，惟饵以重利，彼方挟所长而乐为我用”。江南制造局的洋专家，其薪水与同级别的华人工匠相比，约为16倍。另据统计，在1874-1875年，每个洋专家年薪达2500两左右，华匠仅有70两，两者相差悬殊。而且他们的地位、待遇非华人工程师能比，比如提供住房、交通工具甚至生活用品等，在江南制造局内，就有好多洋专家的公馆。洋专家的休假期也长，不时可以回国探亲，或携妻儿来华度假。

中国通商银行大楼

中国通商银行是中国第一家华商银行，由于没有营业经验，一切规章制度都参照英商汇丰银行的办法。银行内各主要部门负责人均为聘请的洋专家，其中洋大班（相当于总经理）美德伦的待遇之高，可想而知。银行每年的开销总费用约7万两，而美德伦及其一班助手的费用，总计约在3.5万两，占去半数。当初聘请美德伦时，讲好的年薪是9000两，按月付给，两年后若银行效益良好，其工作为董事满意，则加薪至12000两。

但洋专家们的薪水太高，在一些企业就成为严重的负担，甚至引发华洋员工矛盾。中国通商银行在美德伦的待遇问题上有过一场纠纷，颇为耐人寻味。

银行创始人铁腕减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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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商银行聘任美德伦为上海总行洋大班 时双方签订的合同

美德伦原系汇丰银行天津分行大班，在早期外商银行界是一个不容小觑的人物，而且与李鸿章私交甚厚，来到中国通商银行任职后，自是趾高气扬。美德伦有秘书、翻译、仆役等6、7人协助，费用都由银行支付。又另租别墅一栋，与家人住在一起，每月租金三四百两，还不包括其他购物、应酬开销在内。美德伦并不因此满足，还于1904年春提出加薪，在未得到同意的情况下，竟然自己给自己加了工资，每月增加500两。不久，美德伦又自说自话，聘请了一名秘书，而这名秘书忽支医生费100两，忽添木器费200两，任意开支漫无限制。

面对这种被动情况，银行董事会感到忍无可忍。为了银行不被掏空，就不能怕得罪这个洋专家。他们召开董事会后，商定“美德伦之薪水仍按例每月支付1200两，其所用之翻译、跑楼等均归其自己开销，若其不允，则只可另觅他人”。（陈礼茂：《中国通商银行的创立与早期运作研究》，未刊稿）一名叫顾润章的华董提出，银行洋大班的责任，只是在钞票上签字，如此而已，不要也罢。他计算出，如果辞掉洋账房（即那一大帮跑腿的人），只让美德伦负责在钞票上签字，则一年可省2万两。

盛宣怀

银行创办人盛宣怀立即着人来沪进行调查，结果发现美德伦所做之事有三，其一为在钞票上签字；其二为遇有中外交涉时出面调解；其三为对所做押款单核对洋栈单。其他无关轻重。美德伦在三个方面违反了合同：1、每月擅自增加薪水500两；2、合同没有规定美德伦的家眷可以住在行中，但他们不仅住在行中，而且又借住隔壁洋房，由银行代付房租；3、以前尚有三笔押款没有收回，且有其他违背银行章程的做法。

鉴于以上情况，盛宣怀与银行其他董事商量后，认为洋员薪水的确太高。用外人不过“以作面子”，美德伦虽可留用，但必须减少薪水、退出房屋。遂决定：所有洋账房一概不用；美德伦仍每月支银1000两，一切用费均包括在内；专办钞票上签字、交涉出面、核对洋栈单三事；其房屋即行让出另租。

据统计，此一铁腕举措，每年可节约经费2万3千多两，具体数目为：美德伦每年多支之银6000两；账房二名每年薪水6900两，文书三名每年薪水1380两洋；洋大班家眷所住房屋每年租金约6000两；巡捕捐每年多支约600两；纸笔账簿每年多支约600两；信资账簿电报每年多支约400两；津贴每年多支约250两；电灯煤气每年多支约600两，以上总计共2.363万两。

尽职尽责，报酬恰当，是当时新式企业对洋专家的基本要求。在银行作出处理后，美德伦也只得继续留任，他也知道，银行方面要他做的事并不多，更多的是出于对外形象的考虑。因此，银行的运作并未受到丝毫影响。相比之下，江南制造局对洋专家的过高待遇，一直缺乏行之有效的措施加以约束，或许缘于他们更加财大气粗的原因吧。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