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在全盛的时候,他一身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受封东平郡王。他有十一个儿子:大儿子安庆宗,任太仆卿;小儿子安庆绪,任鸿胪卿。安庆宗又娶皇太子的女儿为妻。东平郡王。后来之所以造反,很大程度是因为封无可封。
当安禄山造反之后,李隆基一个劲哀叹,我子王训若在,安禄山焉能如此猖狂,但此时这个叫王训的人已经去世六年了,与其说李隆基哀叹王训,不如说是懊恼王训死的太早,况且王训还是他李隆基给逼死的,如果历史可以重来的话,王训的结果也是一样。
王训是典型官二代,军人世家出身,其父王海宾为太子右卫率、在和吐蕃作战中屡立战战功,后为国捐躯,李隆基追封王海宾为左金吾卫大将军,而此时其子王训不过九岁,授封尚辇奉御。入宫拜见李隆基,李隆基安慰他说:“这相当于霍去病的遗孤啊。于是赐名“忠嗣”,收养在宫中。
长大之后王忠嗣并没有躺在老爹的功劳簿吃老本,而是从军为国征战四方,最强盛的时候王忠嗣坐镇西北时,独领朔方、河西、陇右、河东四镇节度使,统辖万里,手下精兵强将如云。是太子李亨最大助力,哥舒翰与李光弼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在任期间多次上书弹劾李林甫乱政,因此反遭李林甫、安禄山“欲奉太子”的诬陷,“几陷极刑”,多亏部下哥舒翰上书求情,才免于一死。被贬汉阳太守,不久后暴卒于贬所。
当然,王忠嗣的结局也有他个人的原因,首先就是没有政治头脑,史书评价,王忠嗣“工谋于国则拙于身”。就是这个意思,也许就是从王忠嗣身上安禄山看到了自己,使得安禄山觉得,如果不造反自己的下场肯定不如王忠嗣,要知道王忠嗣可是李隆基的干儿子啊。多年以后,在平定安史之乱时战功第一的李光弼,也陷入政治旋涡之中。最火居然活活窝囊死了,不知道他是否会想起老领导的王忠嗣悲剧,和安禄山为何造反。
唐朝这个王朝之所以武力发达,很大程度上因为是唐朝底色是胡族,任用蕃将是唐朝的特色,蕃将即少数民族将领。这个群体在唐朝武将体系极具特色,李光弼,哥舒翰,安禄山,安思顺,阿跌光彦,高仙芝,阿跌光进都是唐朝武力超值的 武将。
王忠嗣在李隆基的刻意安排下被派往鄯州。现在看来就是刷一下资历。但谁也没有想到是 ,公元738年,就在33岁王忠嗣到达鄯州不久,吐蕃突然犯边,三万大军迅速将鄯州团团围住。
由于当地官员没有任何思想准备,而驻守兵力又缺乏军械,守城将军杜希望都被吓破了胆,居然要弃城而逃,而就在这种情况下,王忠嗣和他所属部队则是斗志昂扬。
王忠嗣带着自己的兵马杀出了城,在吐蕃的大军之中横冲直撞,谁敢阻拦就当场斩杀,来来往往数次。只是一个照面,就有数百名吐蕃士兵被杀得七零八落,最终吐蕃大军也只能在王忠嗣的攻势下仓皇逃窜。之后的若干年里,王忠嗣数次前往北方镇压各民族的反叛,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立下了赫赫战功。
没过多久,王忠嗣因为战绩显赫得到了朝廷的赏识,被封为陇右节度使,执掌四国将印,统辖十几万兵马,成为大唐的第一大将。王忠嗣掌控着方圆万余公里的区域,麾下兵力超过二十三万,兵力几乎是唐代军队的半数以上。
王忠嗣担任节度使期间,在边塞上建立起上千里的防御体系,对周边各部实施经济战、谍报战,仗随心所欲,不按套路出牌,原本喜欢经常来打劫的游牧民族,因为王忠嗣的存在,不敢越过唐境半步。王忠嗣在位期间的大唐边界几乎是“零战事”,此时的王忠嗣对李家人可谓是真心实意,为了回报唐玄宗的养育之情,他甚至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回报。
唐玄宗对王忠嗣也很看重,将他当成了另一个“霍去病”。个人武艺高超、既能指挥小军团进行战斗,又能指挥大军团进行会战,,最关键的是王忠嗣还经常打出全歼的战役。可谓是全能型武将。
《旧唐书》评价王忠嗣:“忠嗣佩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归掌握,自国初已来,未之有也。”
王忠嗣更厉害的是,他还会打贸易战。王忠嗣主政朔方时,利用朔方靠近突厥的特点,通过提高边境互市马匹价格的方法引进良马,积极扩大唐朝军马储备和改善马匹质量,提高了朔方军骑兵的质量,也为后来朔方军成为安史之乱的中流砥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史载:“初,在朔方,至互市,辄高偿马直,诸蕃争来市,故蕃马浸少,唐军精”。他是一个具备战略眼光的统帅之才,绝非一般的名将可比,盛唐至安史之乱期间,像哥舒翰、李光弼这种赫赫有名的名将,都曾经是王忠嗣的部下。天宝元年,35岁毫不起眼,默默无闻的李光弼遇到其军旅生涯的贵人王忠嗣,就此一飞冲天。可以说,如果不是安史之乱导致玄宗时期的武功被后人忽视,王忠嗣其实是有成为中国顶级名将的资格的。
尽管后来郭子仪和李光弼并称中兴名将,但郭子仪无论战功,名声,地位乃至于后世评价都远高于李光弼,实际就军功而言,李光弼实际上却高于郭子仪,而李光弼不如郭子仪很大程度上在于,李光弼是王忠嗣嫡系,二人在朔方任职时却形同陌路。安思顺当节度使时,郭、李在军中几乎却无交往,史载两人:“虽同盘饮食,常睇相视,不交一言”。这依然与王忠嗣案有关。
李光弼是王忠嗣一手提拔的下属,而郭子仪与安思顺的关系非同一般,郭、李二人属于不同派系,另外,郭子仪和李光弼的治军之法也截然不同。李光弼是王忠嗣手把手教出来的,李光弼军规甚严,“军中指顾,诸将不敢仰视”,手下将士对他更多是敬重,而不是敬爱。
郭子仪却以“事上诚,御下恕”闻名,对上能讨领导的欢心,对下也能宽以待人,所以部下都对他感恩戴德。相比之下,郭子仪更懂人情世故,而李光弼不太注重人际关系。后来,同样是统领朔方军,诸将却“承子仪之宽,惧光弼之令”。这也就造成了后来郭子仪和李光弼截然不同的结局。
对此,学者范文澜认为,唐朝“对顺从朝命的功臣,按照功绩和威望的程度,给予轻重不等的猜忌。……功臣们因此对朝廷有所顾虑,不肯轻易脱离兵权和防地。”如此一来,各地藩镇更加图谋割据。
可以说,王忠嗣无敌于当世,他若不死,安禄山只有被打的份,安史之乱根本不需要打8年,很可能一年之内就得被王忠嗣平了,李隆基之所以要逼死王忠嗣,就是帝王的阴暗心理。李隆基见多了各种政治斗争,武则天的手段、神龙政变、唐隆政变、先天政变,他都经历了。内心对太子结党、臣子政变这类事情十分敏感。李林甫正是抓住了这一心理,才顺利搞垮了王忠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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