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三贤创新《春秋》学派

本文选自《儒脉：中国儒家学派史》，韦力/文

唐大历、贞元年间，出现了新《春秋》学派，该派“舍传求经”，开辟了解经新思路，此学派有三位代表人物：啖助、赵匡和陆淳。啖、赵二人的著作已失传，唯有陆淳的《春秋啖赵集传纂例》《春秋集传辨疑》《春秋集传微旨》传世。陆淳在他的著作中多有引用啖助、赵匡的观点，后世乃是从这些书中来疏理啖、赵的春秋学思想。

啖助首先是揣测孔子修《春秋》的用意，对此研究《春秋》三传的学者各有各的解读。以啖助的理解，推崇《左传》者认为孔子修《春秋》是为了“考其行事而正其典礼，以上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推崇《公羊》的学者认为“将以黜周王鲁，变周之文，从先代之质”；推崇《穀梁》学者的理解则为“明黜陟，著劝戒，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使夫善人劝焉，淫人惧焉”。（陆淳《春秋啖赵集传纂例》）总之，在啖助看来，《左传》的着眼点在于典章制度，《公羊》和《穀梁》偏重于善恶褒贬，他认为《春秋》三传的说法都“未达乎《春秋》之大宗”，那么，孔子作《春秋》的深刻含义是什么呢？啖助认为，孔子的真实目的是“救时之弊，革礼之薄”。（陆淳《春秋宗指议》）

何以见得是如此呢？啖助的解释是：“夏政忠，忠之弊野，殷人承之以敬；敬之弊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僿。救僿莫若以忠，复当从夏政。”（《春秋宗指议》）啖助认为，夏崇尚忠，商崇尚敬，周崇尚文，到春秋时期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所以孔子作《春秋》是“以权辅正，以诚断礼”。孔子乃是用夏政来救周之失，所以啖助认为《春秋》一书乃是以夏为本，不全守周典。

赵匡的部分观点与啖助相同，但较啖助更为强调《春秋》的褒贬大义，在他看来《春秋》是为了“尊王室，正陵僭，举三纲，提五常，彰善瘅恶，不失纤芥，如斯而已”（《春秋啖赵集传纂例》）。赵匡认为，《春秋》中的“例”和“体”蕴含着褒贬之意，“故褒贬之指在乎例”。但是赵匡不赞同啖助的“变周”之说，认为《周礼》本身没有弊端，是人们不遵奉礼，才有了问题，所以《春秋》是在变乱的时代维护周礼。

陆淳不同意赵匡的观点，在《春秋集传微旨序》中说：“是生人已来未有臻斯理也，岂但拨乱反正，使乱臣贼子知惧而已乎？”在陆淳看来，如果把《春秋》理解为防乱之药，就贬低了孔子的思想。他认为，孔子思想高于礼，甚至在思想上高于天子。啖助和赵匡没有批评周天子的言论，而陆淳却有所批评。

三位学者都对《左传》《公羊传》《穀梁传》提出了批评，在啖助看来：“惜乎微言久绝，通儒不作，遗文所存，三传而已。”孔子的真言已不见流传，后世只能通过《春秋》三传去理解孔子思想。但是“传已互失经指，注又不尽传意，《春秋》之义，几乎泯灭”（《春秋啖赵集传纂例》）。他认为为《春秋》所作的传已经失去了孔子思想的原旨，而为传作的注，更是离主旨甚远，但真正的智者还是能通过原经来了解孔子思想，可惜这样的人太少了。

以啖助的理解，“故《春秋》之文，简易如天地焉。其理著明，如日月焉”。《春秋》一书写得极其简约，却又极其明白，该书所包含的道理有如日月般明了，遗憾的是：“但先儒各守一传，不肯相通，互相弹射，仇雠不若，诡辞迂说，附会本学，鳞杂米聚，难见易滞，益令后人不识宗本，因注迷经，因疏迷注，党于所习。”（《春秋啖赵集传纂例》）

人们难以读懂《春秋》中的精髓，原因就是“因注迷经，因疏迷注”，问题都是出在经和注的烦琐解释上，所以啖助提出，应当“剪除荆棘，平易道路”，才能使推崇儒家思想的人真正走上康庄大道。

赵匡也认为《春秋》“辞简义隐”，反对把《春秋》看作史书。陆淳继承和发展了啖助的观点，认为“《春秋》之文至简，故字皆有义”。总之，盛唐三贤认为要舍弃前人的传与注，直接从经文中探求大义，虽然那时《五经正义》已经颁布，经学表面归于一统，但还没有克服烦琐的经注，在三贤看来，尽管“三传所记，本皆不谬”，但更重要的还是探其本源，这正如啖助所言：“此经，《春秋》也；此传，《春秋》传也。非传《春秋》之言，理自不能录耳，非谓其不善也。且历代史籍，善言多矣，岂可尽入《春秋》乎？”（《春秋啖赵集传纂例》）

两汉以来，儒家经学始终以章句训诂为主要形式，义理淹没在训诂之中，三贤开创的新《春秋》学派对后儒影响颇大，尤其是宋儒继承了三贤的治学传统，他们弃传就经，以经求经，来寻求《春秋》大义。邵雍称：“《春秋》三传而外，陆淳、啖助可以兼治。”（邵雍《皇极经世》）元吴澄则夸赞三贤说：“唐啖助、赵匡、陆淳三子，始能信经驳传，以圣人书法纂而为例，得其义者十七八，自汉以来，未闻或之先。”（皮锡瑞《经学通论》引吴澄言）

但也有人对三贤的解经方式提出批评，《新唐书·啖助传》评价说：“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诎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臆决，尊之曰‘孔子意也’，赵、陆从而唱之，遂显于时。呜呼！孔子没乃数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啖助等人批评《春秋》三传，认为三传未尊孔子本意，那么孔子到啖助的时代已经过了一千多年，他们怎么能不借助三传直接了解孔子的思想呢？在主修《新唐书》的人看来，这种做法只会让人穿凿诡辩，凭己之意随便来解经，而这正是三贤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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